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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拉萨尔的信里有几点我要严加驳斥。首先,这个小子谈到他“必须为我做”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事,只是要他(因为整个这件事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我一直在《新闻报》上看到他的通讯)给我解释维也纳的令人迷惑的沉默。这是分内的事情。其次,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是经过一再推辞之后,由于“我的”坚持才给《新闻报》写通讯稿的。但是他在这一封信中的一个地方承认,还在我表示意见以前他已经开始给维也纳写通讯稿了。但他随后把“事情的关系”颠倒了。当他写信告诉我弗里德兰德的建议时,他用两页的篇幅大谈他应不应当给维也纳写通讯稿,并且说这取决于我的决定。首先,不言而喻,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给《新闻报》撰稿,那末我就不会认为拉萨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我从他的信里看出,他多么渴望得到我的“同意”。那末现在这样彻底粉饰自己而颠倒因果关系是为了什么呢?拉萨尔关于“倾向”(他来信说,他为此“严厉斥责了”弗里德兰德)所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谈。维也纳《新闻报》是在现存的条件下编得巧妙而十分高明的奥地利报纸,它的编辑手法比拉萨尔所能表现的要策略得多。最后,我没有请这个小子教训我,什么对我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向我作暗示未免太狂妄了。如果弗里德兰德能够解决钱的问题,那我将坚持自己的决定,决不会由于拉萨尔的通讯稿似乎不合弗里德兰德的口味而作罢。我从最近几号《新闻报》上获悉,它的订户增加到二万七千户。
  拉萨尔的小册子[351]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你的“匿名”小册子[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的出版使他睡不着觉。目前德国革命党的地位的确非常困难,但在对情况进行某种批判性的分析后,它也是清楚的。至于“各邦政府”,那末显而易见,从一切观点来看,即使为德国的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保持中立,而象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要保持爱国的立场。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革命的尖锐性,完全是由于对抗俄国将被强调得比对抗布斯特拉巴更要厉害些。拉萨尔本来会这样做以对抗《新普鲁士报》的反法叫嚣。同时,恰好是一点会在战争过程中实际上使德国各邦政府背叛帝国,那时它们将被人揪住衣领。总之,如果拉萨尔竟然敢于以党的名义讲话,那末他将来或者是必须准备我们公开驳斥他,因为情况十分严重,不能讲客气,或者是必须预先同持有其他观点的人达成协议,抛弃火和逻辑交织的灵感[352]。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从巴黎领取现金的背叛帝国的“帝国摄政”。梅因先生在汉堡的《自由射手》上大肆吹捧福格特的小册子[353]。有一种庸俗民主派(他们当中一些正直的人认为,奥地利的失败,再加上匈牙利和加里西亚等地的革命,会引起德国的革命;可是这些笨蛋忘了,现在德国的革命,即瓦解它的军队,并不对革命者有利,而对俄国和布斯特拉巴有利),对这些人来说,能够同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匈牙利人(全是班迪亚之流)、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先生前几天在普鲁士议院中把尼古拉称为波兰人的“伟大的斯拉夫盟友”)和意大利人一个鼻孔出气,自然是一种欢乐。另一帮希望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布林德,由于既要求同奥地利一起对布斯特拉巴作战又要求召开帝国议会,而使自己大出其丑(包括老乌朗特在内)。首先,这些蠢驴没有看到缺乏实现这种卑鄙愿望的任何条件。其次,他们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不知道:在德国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普鲁士,资产者以他们的议会两院自豪,而两院的权力必将随着政府的困难的增加而扩大;这些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正如最近的议院辩论表明)根本不愿在“议会”的幌子下听从巴登人和维尔腾堡人的指使,这正如普鲁士政府不愿在“联邦议会”的幌子下受奥地利的统治一样;这些资产者从1848年以来就知道,议会同他们的议会两院并存,会消除两院的权力,而议会本身也要成为纯粹的幻影。实际上,从普鲁士议会两院(它们表决预算,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一部分军队和柏林平民的支持)人们可以得到的革命支持,要比从称之为“帝国议会”的辩论俱乐部得到的多得多。巴登人、维尔腾堡人和其他的平庸之徒由于意识到本身的重要性而持有相反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朋友和其他正直的革命者中间充满着真正的恐怖,他们以为同布斯特拉巴作战就会回到1813—1815年的时期。最后,动产信用公司[47]在德国的代表们(《科伦日报》和富尔德—奥本海姆等)自然赞同民主派的顾虑并利用墨守成规和目光短浅的普鲁士王朝的背信弃义(巴塞尔和约[354]等)进行投机。另一方面,民主的和革命的党的一部分人认为必须从爱国主义出发象扬—阿伦特那样表明态度。鉴于这种混乱情况和(据我看来)目前正处在解决德国命运的关头,我认为,我们两人有必要共同发表一个党的宣言[355]。如果维也纳的事情办妥,那你应当为此在圣灵降临节到这里来,否则,我将去曼彻斯特。
  这些一般性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伦敦的(德国)各党派的情况,在这里我必须谈谈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它们还没有完结以前,我认为告诉你是很乏味的。
  首先,你记得,正当我同小丑埃·鲍威尔公开决裂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却把他引进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协会[注: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而且小丑担任了《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这个不学无术的笨蛋在报上夸大从谢尔策尔那里拿来的一些共产主义的语句,使我们的党遭到耻笑。我对此事极为不快,这不是由于伦敦的几个大老粗,而是由于民主派那伙人的幸灾乐祸,由于被巧妙地寄到德国和美国去的一些肮脏小报在那里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由于小丑知道了党的可怜的状况,最后,由于他同这里的国际委员会[356]建立了联系。当小丑在国际委员会里发表演讲和编辑《新时代》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始终在该协会里;此外,李卜克内西还胡说八道,说什么他不得不在那些工人(即大老粗)对我极端仇视的情况下为我辩护等等。当《新时代》由于缺乏资金,只出半张(我给你寄过)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担任了为挽救该报而举行的、邀请各个社团参加的会议的主席。[357]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在这场戏之后,我召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普芬德、罗赫纳等以及几个新人,自从我迁出城[358]以后,李卜克内西把他们看作是他旧时的私人俱乐部的人),趁这个机会严词谴责了李卜克内西(这不会使他好受),直到他宣布自己是后悔了的罪人为止。他说,曾经有人试图重新出版《新时代》,但由于极力干预没有成功。所以,几天以后,当我收到以《人民报》[359]为名的、似乎是《新时代》续刊的刊物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但事情被可笑地解释成这样(还可参看附上的信):
  小丑先生最后写信给比斯康普(你那里有比斯康普给他的信)说,金克尔用阴谋手段毁灭了《新时代》;他装作渴望报仇的样子等等。很好。比斯康普到了伦敦,他首先惊奇地发现,在他自己原为《新时代》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抹去了棱角发表在《海尔曼》上。他跑去找小丑。可是小丑看来对他的光临极不欢迎,佯称患病,装出一副厌世的样子,最后对他说,这一切都是肮脏的勾当,他(比斯康普)不应当陷入这个泥坑,金克尔的势力太强大等等。但是,比斯康普注意到,金克尔放弃了自己旧的印刷所而在《新时代》的印刷所里出版自己的《海尔曼》,而且金克尔在印他的手稿,便跑到印刷所去找希尔什菲尔德,在那里发现了埃德加尔·鲍威尔亲笔加了批注的一份校样。总而言之,埃德加尔先生利用了《新时代》,以便卖身投靠金克尔,同时——为证明一个人的多产——把比斯康普的手稿冒充自己的著作出版。金克尔这个笨蛋!为了毁灭《新时代》,他收买小丑(这个小丑在担任编辑期间一直躲避任何论战),而不给他钱,也不让他继续担任《新时代》的编辑。但是哥特弗利德决定要永远消除任何竞争,哪怕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竞争。关于这个哥特弗利德的活动还要说一句。这里出版了第三家德文报纸,最初叫做《伦敦德意志报》,后来叫做《日耳曼尼亚》。它的编辑是一个叫埃尔曼尼的人,报纸具有奥地利倾向。哥特弗利德发现编辑犯了某种刑事罪,便通过尤赫博士对他进行威胁,用极少的钱买下了他的报纸和印刷所(是用革命的基金还是用普鲁士大使馆的钱,不得而知),据说,他将以别的名称在尤赫的领导下继续出版这个报纸。金克尔的报纸有一千七百家订户,成为摇钱树,所以这个家伙想使它免于任何竞争和论战。
  小丑背叛以后,比斯康普等人创办了《人民报》,当时他和另外一些大老粗先通过李卜克内西同我接洽。后来比斯康普亲自来找我。
  我说,我们不能直接给一个报撰稿,而且根本不能给不是由我们自己编辑的一个党报撰稿。而要自己编辑,现在还没有任何条件。至于李卜克内西先生,就让他去协助比斯康普吧。无论如何,我赞成不把活动的地盘让给哥特弗利德,让他的肮脏打算破产。我告诉他们,我所能答应的一切不外是:有时供给他们《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章;劝说自己的熟人订阅这个小报;最后,口头报告我所掌握的简讯,同时就各种问题给他们提出“意见”。另一方面,我说,比斯康普必须立即(这在最近一号上将会做到)确凿地叙述鲍威尔和金克尔的卑鄙勾当[360]。(这样一来,即使报纸停刊,我也是一举两得。)我说,必须把小丑从客观立场的台座上打下去,应当在各方面发动进攻和进行论战,同时尽可能使用最轻松的语调。
  因此,请你叫鲁普斯、龚佩尔特和你们能拉到的一切人同你都来订阅《人民报》(不过只说明这东西是反金克尔的,但不是我们的)。营业处: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三个月的订费是三先令六便士,免费寄送)。龚佩尔特和比斯康普两个人都是库尔黑森人,而且如果前者突然脑子开窍,他会把报纸转寄给他的同乡的。最后,请告诉我曼彻斯特有没有能推销《人民报》的书商。(还要写信告诉布莱得弗德人[注:施特龙。——编者注]。)
  我把《人民报》看作类似我们的《布鲁塞尔报》或《巴黎报》[361]那样的流亡者的报纸。但是我们可以不公开参与其中而借助这家报纸把哥特弗利德等人气死。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斯康普的工作是不取报酬的,尤其值得赞助。
  最妙的是,小丑在《海尔曼》第十八号上写了一篇极端愚蠢而拙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证明”,“英国的中立”使现在的战争变为“角隅之战”。“决定性的”事件在不幸的大陆上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因此可敬的英国仍然保持“中立”。布林德从充满愤怒的民主的爱国主义观点出发,而布赫尔从乌尔卡尔特派的观点出发,在第十九号上谴责了小丑,这样一来,小丑在遭到各党派的痛击以后,甚至可能很快被迫离开《海尔曼》。[362]
  这些大老粗先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老魏特林派的蠢驴谢尔策尔以为,能委派党的代表。在同这些大老粗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我拒绝参加任何协会,而李卜克内西担任了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拉普人[注:安德斯。——编者注]担任了另外一个协会的主席)[363],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你可以想象,这些笨蛋是多么手足无措。
  如果你没有多余的《波河与莱茵河》,那就订购一些。还要几本给施特芬、魏德迈和这里的一些杂志。
  可怜的埃卡留斯又在地狱般的裁缝铺里受折磨,你也许能再给他寄些波尔图酒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收到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日内将寄给你。通过他们的介绍,已经为美国方面向敦克尔订购了我的《经济学》一百册。[364]
  请告诉鲁普斯:《您好!》的编辑贝塔(贝特齐希)一开始就同时是哥特弗利德的编辑部里的一名真正的助手。



  注释:
  [47]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特点所引起的,在这个时期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第41、415、550页。
  [351]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βens.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于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拉萨尔在小册子里维护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的普鲁士—波拿出主义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为拿破仑第三的“解放”政策辩护,并且主张让奥地利失败,认为普鲁士必须利用这个失败来从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第413页。
  [352]马克思取笑拉萨尔1859年5月中旬给他的信中的话。关于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拉萨尔在信中说,他“日日夜夜地工作,试图用逻辑和火编制一件东西,使它对人民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付诸流水”。——第413、430页。
  [353]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吹捧卡尔·福格特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1859)的书评。福格特在这个小册子中竭力在思想上制造欧洲舆论,特别是德国舆论,便于拿破仑第三实行他的对外政策的冒险。梅因以《奥地利和德国》为题的书评载于他出版的报纸《自由射手》1859年5月7日和10日第55号和第56号。——第414页。
  [354]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第415页。
  [355]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发表这个宣言。——第415页。
  [356]指1855年根据厄内斯特·琼斯的倡议成立的和1856年5月改名为国际协会的所谓国际委员会。最初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和在伦敦的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它的宗旨是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合作。这个协会于1859年宣告解散。——第415页。
  [357]《新时代》周报的最后两号——1859年4月10日第41号和4月16日第42号——不象通常那样出四版,而是出两版。马克思把其中的一号也寄给了恩格斯。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会议是1859年5月1日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在“日耳曼尼亚”旅社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出版新的、以民主主义和社会原则为基础并代表旅英的德国工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周报《人民报》”。——第416页。
  [358]1856年10月初,马克思全家迁到伦敦郊区,地址是:汉普斯泰特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第416页。
  [359]《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该报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6月11日的第6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3页)。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320)的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416页。
  [360]比斯康普的短评揭露了金克尔反对《新时代》报的阴谋和埃德加尔·鲍威尔投靠金克尔的行为。这篇短评发表在1859年5月28日《人民报》第4号“社会新闻”栏里。——第417、420页。
  [361]马克思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前进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民主激进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前进报》(《Vorwärts!》)是一家德文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418页。
  [362]指1859年5月7日《海尔曼》周报第18号发表的《英国的中立》一文(未署名)和1859年5月14日第19号“政治”栏里发表的署名卡尔·布林德的短评《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和署名洛·布(洛塔尔·布赫尔)的短评《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第418页。
  [363]大概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52)和1858年11月在伦敦东头成立的在方针上同它相近的协会。——第418页。
  [364]指阿·康普1859年4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说,他和魏德迈正在征求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订购者,并且已经征求到大约一百个订购者。——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