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九卷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1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回信。
  不是说要弄到钱,而是说开期票。你是否允许我以你的名义开一张三个月的期票?如果允许,你能在期票到期之前得到偿付的钱(这一点不仅我,而且恩格斯也可以保证)。可见,这是说的通融票据,或者不客气地说,票据诡计。当然,我在这里能否办妥这种期票贴现,还大有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某种希望是有的。如果恩格斯手头所有的闲钱不花在打伤一个英国人的案件上面,[注:见本卷第461—462页。——编者注]他会弄到必要的款子。这件事花了他一百多英镑,而通融票据只有在商人之间才可能从伦敦转到曼彻斯特。
  我认为,现在寄驳斥梅因的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已经太迟了。如果《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接受它,它寄到柏林[注:即寄到《人民报》编辑部。——编者注]是太迟了。如果它们不接受它,那末对伟大的梅因的那篇陈旧文章作答复,就会是完全过时了。
  关于福格特,对我们党来说——与庸俗民主派相反,——问题是要迫使他同布林德斗起来。看来,这两位先生都同样胆怯地尽量彼此离得远一些。福格特很狡猾,第一,他把我说成是揭露材料的来源;第二,他不攻击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而攻击奥格斯堡《总汇报》。既然涉及到我,他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想要进行报复,哪怕是出于过去《新莱茵报》对他的仇恨。(你大概知道,鲁普斯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时候,曾经反对乌朗特给帝国摄政王约翰的感谢词。福格特借此机会大放毒素。他作了骂街式的发言,一般地反对《新莱茵报》,具体地反对鲁普斯。[506]此后,鲁普斯要求同他决斗。但是福格特声称,他的性命祖国太需要,不能让它遭受这样的危险。鲁普斯则威胁要在大街上当众飨以耳光。从此,福格特除非一边由他的姐妹,一边由他的姐妹的女友陪着,他就哪儿也不露面。鲁普斯当时太讲礼貌了……)此外,福格特先生知道,德国庸俗民主派把我看做是他们的bête noire[注: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其次,如果他向法院控告的不是《总汇报》,而是《人民报》,那末布林德和其他一些人就不得不出庭作证,事情就必然会水落石出。最后,同革命报纸作斗争和同反动的《总汇报》作斗争完全是两回事。看看“高尚的”福格特(他的辩护人称他为“圆胖的”福格特,这个称呼对他比较合适)如何在他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是很有趣的。[507]他说什么我“同警察”有联系,靠牺牲工人过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
  至于科苏特,瑟美列(前匈牙利总理,现住巴黎)把他同波拿巴勾结的全部详情都告诉了我。[508]我已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揭露科苏特的文章[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寄给他,一俟他从巴黎把这份剪报寄还,我就把它寄给你。其中最有趣的是,科苏特的代理人普尔斯基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
  在这里,席勒纪念活动成了金克尔纪念活动。[410]弗莱里格拉特曾不顾我的警告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现在他亲自看到,哥特弗利德纯粹利用他当工具。他告诉我,金克尔的矫揉造作的报告真正是猢狲作态,没有看到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把在事情发展到公开演出以前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在后台发生的事情[注: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告诉你,你会捧腹大笑。在《新莱茵报》时代,哥特弗利德在报刊上出现时总是带着一种标记——行囊,稍后是火枪,后来是竖琴,最后是纺车。现在这个牧师则手不离黑红黄三色旗。[509]他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些所谓“工人”属于这样一些行会,它们的章程第一条规定:“按照章程,本会的辩论不得涉及任何政治”。在1848年以前,这些家伙是受本生庇护的。
  扯得够多了,我本来只打算在这里谈钱的问题。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410]指1859年10月10日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追求自我宣扬目的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的委员会,把在伦敦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都抓在自己的手里。——第474、498、611页。
  [506]1849年5月26日,威廉·沃尔弗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发言反对通过由诗人乌朗特代表温和民主派起草的《告德国人民书》,并提议宣布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及其大臣们为人民的叛徒。沃尔弗的发言引起了资产阶级代表的激烈攻击。福格特起来作了反对沃尔弗的恶毒发言。关于这一点,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6—500页)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1—103页)。——第610页。
  [507]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在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见注406)中代表福格特利益的海尔曼律师的用语。这位律师称福格特为《abgerundete Natur》(“智力成熟的人物”)。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思:“身体圆胖的人物”、“胖子”。所以,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用福格特的律师的话来嘲笑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页)。
  关于福格特在《商业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见注369。——第610页。
  [508]关于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的消息,是从巴黎来伦敦的瑟美列在1859年9月1日拜访马克思时告诉他的。这些消息是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的基础。——第610页。
  [50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嘲笑了信中所说的金克尔的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0—291、293—295页)。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