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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0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智者埃夫拉伊姆[注:拉萨尔。——编者注]的信奉还。他替你制定的计划简直是发疯。[83]你对于在科伦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可能说出什么来。但是埃夫拉伊姆在这件事上恐怕还用得着;他至少比那些老懦夫—甘心忍气吞声的科伦案件的参与者,要勇敢一些。也应当试试,在科伦本地是否能做些什么。
  关于费舍的情况,显然必须对这个笨蛋和盘托出,并且要向他说明,“反动的”这个词在他那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纯粹的空话。你也可以顺便促使他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他,深谋远虑的埃夫拉伊姆,同我们和费舍在“反帕麦斯顿主义”问题上见解一致。这至少是难以理解的。拉萨尔和费舍在柏林的私人纠纷根本不应牵涉到我们。费舍的表现非常好,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他而去讨好拉萨尔。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有向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注:拉萨尔(暗示他的一本书《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隐约地暗示,在对外政策上“反动的”这个词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比费舍还要大得多的“蠢驴”,只要他们是熟悉内情的人。我们那位卓有远见的革命思想家,实际上的普鲁士王国宫廷民主主义者,要是听到乌尔卡尔特想要加强王权,那会多么气愤啊。一般地说,在对外政策这个专门领域内,有可能把它同对内政策作非常微妙的思辨的区分,从而使你一定会很愉快地向他解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反动的如何在对外政策上能够成为客观上革命的,在这以后他一定会平静下来。必须向这个人提示这种转化,这样他就会感到理论上的满足,尽管我们同费舍的联系实际上已使他很恼怒,尤其是他知道费舍曾为我的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奔走。
  你也许还可以向这个人指出,如果借口德国国土上目前的统治者是反动派,而先去剥夺或者是让别人去剥夺德国人的最牢固的立足点和民族生存条件,然后还指望会发生革命,这样做在多大程度上算是革命的。最好再讲一讲他对癫蛤蟆[注:法国庸人。——编者注]的革命首倡作用的迷信。这一切都用通常的、充满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使他不得不咀嚼个把月;而最后会有一封四印张的长信,对此你又不再予以答复。
  我星期六回到这里很有好处。星期日我立即知道了许多对谈判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正在研究合同的草稿。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济贝耳准备动身了。

你的 弗·恩·




  注释:
  [83]指拉萨尔1860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在这封信中,拉萨尔对费舍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并问马克思,他是否真的同费舍保持关系。此外,拉萨尔建议马克思到柏林去,以便在对艾希霍夫的诉讼案(见注29)的第二审级审讯中充当证人去揭露施梯伯。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这封信的答复,见本卷第538-549页。—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