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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462]。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既然三人成会［注：：拉丁谚语，原文是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47]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463]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注：：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464]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465]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注：：克路斯。——编者注］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466]
　　我没有同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发生过联系”。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注：：艾韦贝克。——编者注］。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467]
　　（b）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有些人，特别是沙佩尔、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我，而且实际上也对我和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注：：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468]。


　　注释：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462]马克思是回答拉萨尔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这封信的附言中对马克思说：“你在你信的末尾，以庄严的姿态把从巴尔的摩收到的便函转给了我，来表明我至少没有根据埋怨你的不信任。”这是指马克思在1860年2月23日的信中转给拉萨尔的维斯的便函（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453页和注436）。——第489页。
　　[463]马克思指的是他1859年10月2日和11月6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7—599页和第603—608页）。——第490页。
　　[464]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5]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搜集他的材料（编写他的记过簿），说维斯的便函是由于他们探询情况才写的。——第491页。
　　[466]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在致马克思的附言里，问马克思，1856年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是不是通过勒维把对他拉萨尔的指责转告马克思的（见注54和本卷第34页），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和乌伦多夫等人是不是与提出这种指责有关系。——第491页。
　　[4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2页和第8卷第107—108页。——第492页。
　　[468]马克思大概指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丈夫姓施塔尔）写的。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9页。——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