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6月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患肝病大约已有三星期了，这病使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这种状况使我无心写信。
　　在答复你的信以前，我先说一点事。《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叫阿贝尔。你能否为我弄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
　　检察长施瓦尔克在第二审级也驳回了对《国民报》的刑事诉讼，理由是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不久将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来谈你的信。
　　我不到柏林去。[515]我当时不在科伦，关于施梯伯在那里的宣誓证词，我只是从《科伦日报》的报道中知道的。我在《揭露》［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提出的批判是以这些报道为根据，因此我不适宜作这一案件的证人。如果想就某一点询问我，那我愿意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提出证词（显然这是对其他流亡者常用的做法）。
　　当艾希霍夫案件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海尔曼》报的出版人尤赫为这个案件找过我。[516]我给了他一本《揭露》，劝他邀请科伦的施奈德尔第二作证人，并提醒他注意：有必要讯问一下关在汉堡监狱里的希尔施。看来这次讯问安排得很不好。本来应该把希尔施弄到柏林来，要他亲自提供证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实的反讯问，才能当众揭露这一切可耻的阴谋，因为希尔施知道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弗略里的全部秘密。
　　另外一个必要的证人，就是现在呆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毫无疑问，普鲁士本来可以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由于伪造票据而逃出亚琛的。但是政府将拒绝这样做。另外，他是法国的狗间谍，因而他还受波拿巴的保护。
　　其余值得讯问的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这就是维斯巴登的一个叫德·拉斯佩的人，他在英国警察局当翻译。我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同他]［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会见，我要弄清楚，他是同意[去]［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柏林，还是同意在普鲁士大使馆提供证词。1853年，[他]［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曾试图在《泰晤士报》上揭露施梯伯。文章由于本生的干涉而没有登出来……［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现在]［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指出几点，你也许能够用上。《揭露》是我在科伦案件一结束就写成的。但是我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心，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还要预先指出，把施梯伯的主要同谋者戈德海姆和格莱夫传来作被告证人，无疑是艾希霍夫提出的一个绝妙的想法。总之，现在情况是，只有政府决定对科伦案件进行调查，施梯伯之流才能受到法院审讯。但是政府不会这样做。
　　据说施梯伯（见我的《揭露》第10页）[517]在科伦宣誓作证说，由于柏林警察总局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寄到伦敦他手里，他才“注意到”保存在伦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的“密谋的档案”。这个宣过誓的假证词是很容易推翻的，只要查阅科伦案件的文件（其中一定也有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行了。
　　当时情况是这样。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是维利希—沙佩尔同盟[518]驻巴黎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分同奥斯渥特·迪茨通信。同时舍尔瓦尔又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的密探。他不仅向哈茨费尔特报告他那个同盟伦敦执行委员会秘书迪茨的情况，而且还常给迪茨写信，以便以后可以把这些信件作为物证。施梯伯和格莱夫（正如格莱夫本人当着弗略里的面向希尔施所说的）从哈茨费尔特那里取得情报。他们通过罗伊特知道了迪茨的住所，然后，弗略里由施梯伯指派同罗伊特一起偷了迪茨的东西。这件事希尔施也知道。
　　顺便提一下，还必须注意希尔施先生所熟知的下面这个情况。弗略里将罗伊特偷到的信件复制了精确的副本，并把它们读给希尔施听了。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施泰翰从汉诺威写的，施泰翰在信中说寄给流亡者三十塔勒。施梯伯（同他的汉诺威的朋友维尔穆特一起）把这改成“给首领们五百三十塔勒”。据我所知，施泰翰在艾登堡，他大概能就这一点提供代替誓言的证词。施梯伯往下发誓说（根据《科伦日报》的报道，见《揭露》第11页）[519]，迪茨的档案是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的，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其实，施梯伯是1851年7月20日自己把这个“档案”从伦敦带到巴黎的。前面提到的拉斯佩如果愿意，恰恰可以宣誓证实这一点。
　　格莱夫先生在柏林宣誓作证说，他不认识希尔施，或者只是泛泛之交。而实际上，希尔施在阿尔伯茨当时的私人住宅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阿尔伯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正是通过格莱夫认识弗略里的。这已经是在格莱夫从希尔施那里收到关于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的报告以后。从那时起，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由格莱夫领导）就在一起活动，一起编造了假记录本。
　　1853年4月，戈德海姆和施梯伯又来到伦敦，目的是炮制科苏特火药密谋和柏林密谋（拉登多夫的）[520]之间的联系。希尔施当时（即科伦案件结束后过了许多个月）经常陪着他们在伦敦走来走去，并同他们一起行动。
　　为了说明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警察局向法庭承认，弗略里是它的密探——我要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弗略里姓克劳泽；他是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年以前因谋杀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及其侍女而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的皮鞋匠克劳泽的儿子。科伦案件后过了一个时候，这个弗略里－克劳泽因伪造案在伦敦被判处两年或三年苦役。现在他刑满出狱，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
　　法国密谋（德法密谋）[448]是在施梯伯领导下由舍尔瓦尔伙同格莱夫、弗略里、贝克曼、佐美尔和法国间谍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雷）暗中编造的。在舍尔瓦尔的坚持下，格莱夫（他同施梯伯一样发誓说，他不认识法国—普鲁士的间谍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去了一趟北德意志，主要是为了在汉堡打听一个叫提茨的裁缝的住处，去取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委托写给他的信件。在汉堡，他到提茨未婚妻的住所去，“作为提茨的一个朋友”要求取得某些危险文件以便保管。但是这个图谋没有得逞。
　　格莱夫通过德拉奥德－杜普雷还同莫帕就释放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的事通过信。舍尔瓦尔一到伦敦，格莱夫就规定给他每周一英镑十先令的固定工资。正是这个格莱夫派他到泽稷去，以便在那里策划一次大的政治密谋。后来格莱夫同舍尔瓦尔的联系中断了。希尔施先生如果愿意，是可以宣誓证实这几点的。这几点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格莱夫这一次又发了假誓，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涉及到舍尔瓦尔同施梯伯的关系，也涉及到施梯伯在科伦所作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真实性”。正当施梯伯在科伦发誓作证说，他不知道舍尔瓦尔的住处等等的时候（见《揭露》第27页）[521]，在舍尔瓦尔和受施梯伯指派进行活动的格莱夫之间实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当然，这一切按法律手续只能由希尔施（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也许会说）和舍尔瓦尔（这个人很难说）的供词来证明。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当然会保持沉默，德拉奥德、贝克曼、莫帕等人也是一样。
　　希尔施和弗略里（他为了这个目的在伦敦弗利特街费特巷斯坦伯里印刷所租了一台石印机）受格莱夫指派炮制了《致农业无产阶级》、《致人民的儿女》等传单，格莱夫把这些传单作为马克思派的传单寄给了普鲁士政府。
　　汉堡的证人豪普特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突然“失踪”以后，辛凯尔迪通过信使责成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物色一个能顶替豪普特角色的人物，他要能向陪审法庭“宣誓证实”豪普特的告密。警察总局答应为此付给一千塔勒的报酬。辛凯尔迪写道，政治警察局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局。希尔施同弗略里（后来他说这是出自“高尚的”动机）谈妥以后，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突然弗略里从普鲁士大使馆带着停止执行的命令回来了。辛凯尔迪新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普鲁士在巴黎的间谍贝克曼本来也得到去科伦的命令，以便证实施梯伯关于德法密谋的证词，也由于同样原因收到了取消以前命令的新命令。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此事希尔施先生非常了解而且也很能说明施梯伯和戈德海姆的为人。
　　弗略里得知，我打算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威·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的真实签名按法律手续在伦敦立案。他知道，有个叫贝克尔的流亡者跟维利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他就以贝克尔的名义写了如下一封信：

“致崇高的柏林王国警察总局

　　即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
　　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
　　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
　　施梯伯在科伦向陪审法庭说，他得到这个记录本已经有两星期（在他把它交出以前），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曾考虑很久。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作为信使而来的格莱夫带给他的。而戈德海姆先生则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写道：
　　“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是写给柏林警察总局的。如果它真是出自贝克尔之手，那就应当寄往柏林。但是这封信寄给了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而这封信的信封寄给了柏林警察总局。信封内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此用途将作详尽说明。”因此，施梯伯是知道伪造这封信的目的的。弗略里也曾专门就这一点写信给戈德海姆。
　　可见，关于这个伪造物，在弗略里、戈德海姆、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察总局之间是存在一种默契的。
　　（施梯伯没有利用这封信，因为他还在这以前就被迫放弃了记录本，因为施奈德尔第二不依靠我寄给的立了案的签名，已经在科伦弄到了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签名，此外，他根据我很早以前写的一封信知道，记录是希尔施伪造的。施梯伯打听到，施奈德尔和跟随他的其他律师，在法庭办公室里核对了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签名。于是在下一次开庭时他忽然说出了他想出来的Ｈ·李卜克内西（见《揭露》第38—40页[522]）。）
　　施梯伯知道记录本是伪造的。否则他对真正签名的立案根本用不着害怕。
　　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施梯伯把他派到那里是为了就地同弗略里和格莱夫商谈如何挽救记录本。戈德海姆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回去，并告诉弗略里说，施梯伯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决定在万不得已时让他弗略里的名誉受损害。
　　于是弗略里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把手稿带给了希尔施，要希尔施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一篇声明，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市长提供伪证，说他希尔施就是李卜克内西，要市长证明这篇声明是真的。当弗略里把上述手稿交给希尔施去临摹的时候，他对希尔施说，手稿的笔迹是写记录本的那个人的，是戈德海姆从科伦把它（手稿）带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科伦拿出来的记录本并不是希尔施和弗略里所写的那一本；施梯伯亲自让人复制了一本。这一本与弗略里和希尔施炮制的那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非本质的地方以外，主要是弗略里所寄的记录没有签名，而施梯伯拿出来的记录有签名。）
　　希尔施尽量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了声明。（他离开伦敦时，手稿还在他那里。）声明的内容如下：下面签名人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他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和真实的。希尔施在去见市长的路上说，他不准备在市长面前宣誓。弗略里回答说他自己来宣誓。在这以前弗略里到普鲁士领事馆（在那里他当然是非常出名的），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作为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真的。然后他同希尔施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市长要求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过了一天——但已经太晚了——弗略里在律师那里证明签名是真的。）
　　希尔施在他向弯街治安法官贾丁作的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中谈了这整个丑事。他的证词提交给了上诉法院院长哥贝尔，与此同时它的两份副本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律师埃塞尔。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希尔施本人从汉堡弄到柏林来，让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提供证词，并同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对质。但是要把现在还是头号“文明人”和“解放者”的舍尔瓦尔弄来，在现存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自己去提供证词，自然我就根本不能说我是怎样发现这个或那个事实的——不然就会说出各种各样不应该说的东西来。况且这样的证词也不能成为证据。
　　如果政府能秉公办理，那案件非常简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办理这个案件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来谈费舍［注：：见本卷第59—61、532—533和536—537页。——编者注］。
　　从1853年，即从我的第一本反对帕麦斯顿的抨击性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问世时起，我就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和他的拥护者（我不说他的党，因为在他的专门领域即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认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先知者的那一派以外，所有英国党派——从托利党到宪章派——都有他的拥护者）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有时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有时不取报酬地为他们的《自由新闻》提供文章（例如，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以及论文《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注：：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等），并把我个人掌握的关于俄国密探如班迪亚等人的材料交给他们使用。费舍可说是乌尔卡尔特派在柏林的公认的正式代理人，但是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我只是凭传闻知道他出版《公文集》［注：：《新公文集》。——编者注］而已。这就是我怎样同费舍发生关系的情况（我只是偶然在伦敦一家报馆的办事处里碰见过他，并利用这个机会要他向你转达了问候）。他在柏林为我和恩格斯代办过各种事情。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同他交换过一句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我同乌尔卡尔特自从下面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次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他也是如此坦率地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要么是彼得堡内阁的密探，要么是受彼得堡内阁愚弄的人。
　　在我们和费舍来往的信件中，他总是十分审慎，只限于谈论我们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观点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即便不谈这点，这封长信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就已经使我非常疲劳了）。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
　　他的德国拥护者，如布赫尔、费舍等人（后者的小册子《俄国佬》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读也知道它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甚至学去了他那种具有独特的混乱批判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怪癖，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因此在没有证明情况相反以前，也应当认为费舍是这样的人。
　　至于费舍和哥达公爵［注：：恩斯特第二。——编者注］的关系，我根据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因为这个公爵属于乌尔卡尔特用来反对帕麦斯顿和任何内阁篡权的英国王朝（洪堡预感到这种内阁篡权时问道：“为什么从来不向内阁阁员开枪呢？”），所以对乌尔卡尔特来说，最方便的就是在德国用他的名义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因此费舍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英译本就题为《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而帕麦斯顿对它那么重视，竟亲自用一篇专门的（匿名）抨击性文章[523]来予以答复，从而使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要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是用不幸的科堡家族来做他亲俄的替罪羊的，而这本小册子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阴险的诡计。
　　完全可能，费舍反帕麦斯顿的言论在柏林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们对英国却很重要（因而反过来对德国也很重要），因为乌尔卡尔特派巧妙地利用这场论战，把它夸大，把它描绘成德国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而在英国的论战中加以利用。
　　我们同乌尔卡尔特派一起对俄国、帕麦斯顿和波拿巴进行的这场战争，参加的有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所有首都的所有党派和阶层的人，费舍也是其中之一。相反，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没有好处。假如他住在柏林而不是住在伦敦，那是另一回事。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在德国现在根本不存在革命的政党，而反动的最丑恶的形式，我认为是譬如在《国民报》上所表现出来的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这在《人民报》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表现（对坏蛋芬克、摄政王［注：：威廉。——编者注］等人的赞扬）。
　　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这派不熟悉情况的成员从熟悉情况的成员那里得到启发；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524]进行殊死的战斗。让他们去设想这个斗争会使“盎格鲁撒克逊的”秩序建立起来罢。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乌尔卡尔特派对于我用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当它还存在时）写文章，从来没有过意见。厄内斯特·琼斯曾笑话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在自己的报纸上嘲笑他，但是就在这同一家报纸上，他曾公开承认乌尔卡尔特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作用。
　　最后，乌尔卡尔特的浪漫主义，尽管对法国革命和一切“公共事物”怀有狂热的仇恨，但却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它的坚决主张是个人自由，只是意思极其含糊。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给“个人”披上各式各样古老的服装。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448]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515]马克思在这里是回答拉萨尔要他去柏林为审讯艾希霍夫时作证人的建议（见注29）。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拉萨尔的关于警察局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施展阴谋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4中也利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第538页。
　　[516]关于马克思同尤赫的会见，并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和20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506—507页）。——第538页。
　　[5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页。——第539页。
　　[518]马克思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维利希—沙佩尔同盟，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并见注44）。——第540页。
　　[5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9—470页。——第540页。
　　[520]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控告称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1853年，由于投向警察局并为之效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原盟员亨策的告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被捕。1854年根据这种伪造的密谋罪，他们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三年至五年）。关于对警察局这种挑衅行为的揭露，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8—449、451、734页）。——第541页。
　　[5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6页。——第542页。
　　[5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9页。——第544页。
　　[523]帕麦斯顿对费舍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答复，大概在英国报刊上是以“伊斯马伊耳”的笔名发表的。——第548页。
　　[524]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第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