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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你真行,虽然我对你寄来的各种信件和邮包采取不答复的做法,但你还是把你小女孩出生的消息告诉了我。为此,我向你致最衷心的祝贺。希望她给你带来不少欢乐。你夫人身体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渐渐觉得,这种平静的资产者生活会使人道德堕落,失去一切干劲,变得十分懒散——这几天我甚至又看起小说来了。
  不客气地说,所谓的席勒协会[546](也叫耶路撒冷俱乐部)已经变成纯粹犹太人的机构,那里从一点半一直吵到三点钟,简直会把人弄得发狂。这个高贵的机构我几乎不再去了。犹太人往往是这样,起初他们因有了席勒俱乐部而感谢上帝,但是一旦进去了,就说什么他们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想要建造一座大房子,一座真正的摩西庙宇,一切都应该搬进去。这自然是一条破产的捷径。而你却还得为此写篇开场白,并且担任导演!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民族机构!等着瞧吧,过上两年你就会接到通告:“鉴于寿终正寝的席勒协会的破产”云云。
  “鉴于”你的几次来信,我想简短地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如果我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的话,他当然不会求助于你。而情况正是这样,当时我毫无办法。关于红色贝克尔(他的小册子[注::海·贝克尔《我作为议员候选人》。——编者注]我非常感兴趣,一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他过去的“怪异的”主张,一则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竭尽全力使这个家伙变为当地的名人并借此使他成为议员),实质上我们同这个人没有关系。他从来就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派,他一向只不过是个民主主义者,而他之所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中受牵连,那只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当作宣传手段。在审判期间,他完全脱离其他的被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从那时起,他很明显地成了普鲁士皇家民主主义者,主张君主制度等等。[562]所以,在政治方面我们同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在我们同他的拥护者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以前,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普鲁士议院来说,他总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象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563],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随信附上。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活泼的一支民歌。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其实,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注释: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546]席勒协会 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0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9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592、620页。
  [562]海尔曼·贝克尔根据科伦法庭判决被监禁,于1857年被释出狱后,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的拥护者出现。在1861年的选举(见注215)中,他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第621页。
  [563]指古代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