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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9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五英镑已收到,谢谢。
  几天前,波克罕从伯尔尼给我写来一封信,并为了得到“指教”而寄来他打算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的草稿[341]。他还期望得到你的帮助。按照我们的约定,我写信对他说你还没有回来。但是你可以把钱寄给他的股东席勒尔,通讯处是:芬丘奇街65号。不过钱数不是四十五英镑,而是五十英镑。我后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期票是四十八英镑,于是波克罕对我说,可以给我五十英镑的整数。我以前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天天等待有人答应给我的一笔钱,并打算自己偿还这五十英镑。
  附上:
  (1)最后一批印张;
  (2)两期《外交评论》和一号《法兰西信使报》。
  至于最后一批印张,他们不顾我的规定,用大号字排印了补充注释,而用小号字排印了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342]。这样做是为了使书不多不少正好五十印张。我认为,迈斯纳把售价从三塔勒提高到三塔勒十银格罗申是一个大错误。但是,他可能后来又得到许多可靠的订单,以致从商业观点来看他的做法对。
  为了向你解释《法兰西信使报》(阅后务请寄还)上的文章《和平的条件》,我向你谈谈如下的情况:
  你知道,我在总委员会里发言反对与和平空谈家为伍。我的发言历时约半小时。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卡留斯给《蜂房》写了一篇报道,它只刊登了我的发言中的几句话。《信使报》转载时又把关于军队面向俄国的必要性和关于这些家伙的怯懦性的话删去了。[343]但是这件事毕竟引起了纷纷议论。和平代表大会组织者当中的蠢驴们(他们在伦敦的代表是科勒维尔先生)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纲领,并在新的、民主得多的纲领中甚至添上了“经济利益和自由相结合”的话,这句含糊不清的话也可以表示一般的贸易自由。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封封的信,甚至厚颜无耻地给我寄来现在附上的载有新纲领的废纸。无耻之处在于,他们在提到我时称我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正如你就会看到的,他们在巴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信使报》在脱离他们。由于我在大约两个星期前给韦莫雷耳(我不认识他)写了一封私人信[注:见本卷第556—557页。——编者注],这家《信使报》就改变了对俄国的政策。
  主要的是,组织和平代表大会的大人先生们——维克多·雨果、加里波第、路易·勃朗等等过去非常藐视我们的国际协会。现在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一种力量。
  我从那不勒斯收到头两号《自由和正义》。他们在第一号上宣布这个报纸是我们的机关报。我把这一号交给埃卡留斯,让他带给代表大会看看。在我将寄给你的第二号里,有对马志尼的很成功的攻击。[344]我认为巴枯宁与这件事有关系。
  至于说到我的书会被没收和禁止的问题[注: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要知道禁止关于选举的抨击性小册子是一回事,而禁止一本有五十印张,而且还具有如此学术形式,甚至附有希腊文的注释的书则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就是不用十二个英国郡,而用十二个普鲁士行政区来说明农业工人的状况,事情并不会发生变化。同时我还认为,俾斯麦先生在挑起我从伦敦和巴黎对他的制度进行攻击以前,一定会再三考虑。
  此外,从中央统计档案馆馆长奥·许布纳尔在致选民书中发表的如下声明中可以看到普鲁士是怎样一种情况:
  “人民的负担已经非常沉重。除了兵工厂,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萧条了。每一种小的职务,都有成百的饥饿者去争夺,城市里空房子和付不起房租的人的数目在增加,大量的产业和房屋被拍卖,慈善机关被残废的胜利者和失业者所包围,到处对现在和将来缺乏信心,穷人一算账就明白,他为享受国家服务所付出的多于服务本身的价值。”
  在柏林,无论政府和民族自由党[308]都没有使一个候选人当选。[345]而现在代表极左翼的这些进步党人[58]愚蠢到了何等程度,这仅仅从他们的“最激进的”机关报《未来报》上摘录的下面一段话就可以证明:
  “一种‘主张一切均等的势利小人气’浸透了整个英国民族,这种风气使一切个人活动都不方便。而这种势利小人气继续主张缩短工作时间,并由于工联的缘故而禁止加班工作!”
  能够想象出任何类似的东西吗?的确,同德国报刊相比,巴黎报刊甚至现在就是一个巨人!

你的 卡·马克思




  注释:
  [58]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47、64、66、232、345、450、457、460页。
  [308]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其中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301、345、418页。
  [341]和平和自由同盟是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下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同盟的成立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在日内瓦开幕。在1867—1868年,巴枯宁也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同盟的组织委员会为了预先取得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支持,分别向国际各支部以及国际的领导人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发出参加大会的邀请。同时通过决议,把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从9月5日延到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可能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早在1867年8月13日就通过了不正式参加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正式参加,当时就有使组织丧失独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并且会使国际对同盟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负责)。但是,考虑到同盟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进步性,曾建议国际成员以个人的资格出席同盟的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
  马克思满足了波克罕的请求,给他为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波克罕的发言稿不久就以《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Ma perle devant le congrès de Genèvc》)为题发表了,同时还译成德文、英文和俄文。——第342、347、358、360、363、392、557页。
  [342]除了一般的脚注之外,马克思还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了九条补充注释。这九条利用了各种来源的最新事实材料。在准备德文第二版的时候(1872年),这些注释经部分修改后成为有关正文下面的脚注。
  第一章的附录,见注318。——第343页。
  [343]指马克思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和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关于1867年8月13日委员会会议的简要报道,由埃卡留斯发表在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上,同时还发表在1867年9月2日《法兰西信使报》上L.杜布瓦的《和平的条件》(《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一文中。——第343页。
  [344]1867年8月24日意大利民主派报纸《自由和正义》第2号刊载了一篇题为《罗马问题》(《La Questione romana》)的文章。文章中批判了马志尼主义教条。——第344页。
  [345]指1867年8月底到9月初举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选举。——第345、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