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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9年8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施纳普斯的那个难题[注: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我已经断然解决,即干脆把事实告诉了杜西。这样做是否会使她内心产生矛盾——我不知道,不过,很遗憾,她现在顾不上这事了。从上星期五起她牙疼得厉害,一直受着折磨,还是先前使她吃了不少苦头的那颗牙在作怪。她一直以惊人的英雄气概忍受着,但是,睡眠不好和长时间的神经紧张还是有影响的,今天她显得有些疲倦。她告诉我,你们反对把这颗牙拔掉,可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我今天让她跟莉希到这里的一位比较好的牙科医生那里去看,我告诉她要听医生的话。医生作了长时间的检查之后说,他希望保全这颗牙,但是如果到星期六早晨疼痛仍然不止,还是要拔掉的。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每半年忍受一次这种持久的、损伤神经系统的疼痛。这样,她的整个健康所受的损失比拔掉整个这颗牙齿还要大。但愿很快能告诉你们比较令人宽慰的消息。
  我必须马上到席勒协会[45]去,看一看爱森纳赫有什么情况。两个党似乎在星期六和平地分开了,这样就至少避免了一场普遍的争斗。
  乌尔卡尔特派从不提及1869年出版的第二十八团前大尉圣克莱和查·布罗菲所写的《保加利亚居留记》,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愚蠢和卑鄙。
  这本书是两个人写的,作者之一圣克莱原来是一名军官,参加过克里木战争,懂得土耳其语、波兰语、俄语和保加利亚语,他在该国住了三年,另一个人住了一年半,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这本书写得很生动,很形象,比我所知道的这方面的任何一本书都更有价值。作为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人令人吃惊地摆脱了偏见,尽管他们不大懂得经济和政治。但是他们善于观察。他们——至少是布罗菲——是带着倾向于基督教的观点到那里去的,可是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倾向于土耳其人。但是因为他们看到土耳其政权管理制度中也有其薄弱的地方(虽然在这方面他们同乌尔卡尔特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乌尔卡尔特派不提及这本甚至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比他们那整个《自由新闻》更有价值的书。对我来说,书中的事实比乌尔卡尔特派的全部胡说八道更有价值。而描写俄国和法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政策那部分,会引起短胳膊科勒特对这两个人的妒忌。同时这篇东西写得使人可以阅读,而且读起来很有趣,在这方面它比《自由新闻》十年来以先知的姿态传布的至理名言所带来的好处要大。
  前天结束了同哥特弗利德·欧门的交涉。所有的东西都签了字。终于彻底摆脱了这位可尊敬的人。
  大家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注释:
  [45]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在1867—1868年,恩格斯特别忙于席勒协会兴建新厦的各种事务。1868年,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邀请了卡·福格特到协会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见本卷第141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6—367页)。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1868年10月2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了。——第28、48、99、111、141、342、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