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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关于佐林根的事（这里是否需要两镑？我看一镑就够了）。这些人一再提出请求，我、中央委员会［注：总委员会。——编者注］、巴塞尔代表大会等都听烦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生产合作社只代表地方性利益。罢工等等的国际支出要作出的牺牲他们是了解的，数以百计的法国和英国生产合作社的贫困状况他们是了解的，他们怎么能要求国外分给他们哪怕是一法寻呢？他们看到了贝克尔的热烈呼吁[377]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好处。
另一方面，这些佐林根人是你和我在莱茵省的支柱。他们（领导人）加入过同盟[137]。在拉萨尔称霸时期，就是这位卡尔·克莱因，在伊戚希侯爵［注：拉萨尔。——编者注］呆在科伦时曾举杯为我们这些《新莱茵报》的编者祝酒，伊戚希也只好强作欢颜地喝了下去。此外，他们的合作社曾巩固并维持了好几年。由于普鲁士立法的荒谬，他们不得不固定自己的资本，并因此减少自己的流动资本。随后恼怒的莱茵资产者决定部分用出售他们的债券、部分用拒绝任何商业信用（非债券方式）的办法来使他们破产。
可见，问题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对我们具有个人的意义。
我建议如下：
你寄给这些家伙五十塔勒作为债券，同时对他们说，在曼彻斯特的英国资产者中间，你为他们干不了什么事，这一点他们自己应该懂得。同时你在信里还要告诉他们，我在伦敦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毫无结果，——这也是事实。最后，你对他们说，我打算——我真的马上去干——从德国资产者那里为他们弄些钱。为此，我将毫不迟延地写信给汉堡的门克，当然，这点你不要告诉他们。也许门克（他是个百万富翁，对《资本论》［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作了“修改”，这些修改他亲自指给我看过）会有所作为。两千塔勒对于这些人来说不算什么。当然，首先他们会派人到佐林根去仔细看看情况。如果事业没有生命力，那就不需要它，也用不着加以支持。否则，我倒相信，这些人（门克之流）是会出钱的。
关于爱尔兰问题。本星期二［注：1869年12月7日。——编者注］我没有去中央委员会［注：总委员会。——编者注］。虽然我承担了开始辩论的任务，但是，我的“家庭”鉴于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不准许我在这种大雾天出门。
至于《国民改革者》上的报道［注：见本卷第391页。——编者注］，那末那里不仅把一些无聊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而且报道得对的东西实际上也是错的。但是我不愿意要求更正。首先，我会因此得罪报道者（哈里斯）。其次，只要我不加干预，所有这些报道就决不会具有正式的性质。如果我更正了什么地方，那就等于我承认其余的地方是正确的。而该报所刊载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此外，我有理由不使这些报道变成反对我的法律证据，而如果我去更正细节，这一情况立刻就会发生。
下星期二我将把这个问题用下列形式提出来：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378]。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戴维斯的书［注：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编者注］我读过很多摘要。原书我只是在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里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因此，你如果把关于公共所有制的有关部分抄下来给我，我将感激不尽。你一定要为自己搞到一本戴维斯编的《柯伦的演说》（伦敦天父巷22号詹姆斯·达菲）。你在伦敦的时候，我本想让你把这本书带走。现在它正在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传阅，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手中。该书对于1779—1800年（合并[36]）的这一时期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不仅因为是柯伦的演说（特别是在法庭上的；我把柯伦看成十八世纪唯一的伟大律师（人民律师），他具有极高贵的品质，而格拉坦则是一个议会中的流氓），而且因为你能够从书中找到关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全部史料。这个时期在科学上和戏剧上都非常值得注意。第一，1588—1589年英国人的卑鄙行为又在1788—1789年重演（也许还变本加厉）。第二，从爱尔兰的运动本身能够容易地看到阶级的运动。第三，皮特的无耻的政策。第四，使英国老爷们感到非常恼火的，就是证明了爱尔兰的失败，因为实际上，从革命的观点看来，爱尔兰人对于拥护英国国王和教会的乌合之众来说是太先进了，而另一方面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象在克伦威尔时代一样）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这一时期至少要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379]，这是把约翰牛拿来示众！
随信附上有关法国的某些材料和与此相反的有关弗莱里格拉特的材料。
如果你尽早地把下一季度的钱寄来，我将非常高兴。
顺便说一下，杜西在干一件傻事——为你们过圣诞节绣一个沙发垫。我不信她在新年以前能绣好。无论是妈妈、小燕妮，还是琳蘅，她都不让绣一针，所以，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干其他任何事了。不过，这是个大秘密，当然，你不应稍微表示对此事已有所闻。杜西会吃掉我的。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摩尔
我给你寄去的法国报纸中，《高卢人报》——半拿破仑主义的，半在野党的——愚蠢极了。《度申老头》的粗暴无礼会使你惊奇。在这种情况下，欧仁妮这个淫妇还敢前进吗？[380]她一定是想被绞死。
顺便说一下，《资本论》的翻译有进展[359]。但目前凯累尔把它停下来了。他打算先出版《雾月十八日》［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法国是重要的。
谈到当前的爱尔兰运动，有三个重要的因素：（1）反对律师、职业政客和花言巧语；（2）反对教士横行霸道，他们（这些高贵的先生们）无论在奥康奈尔时代或者在1798—1800年，都是叛徒；（3）在最近的几次大会上农业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农场主阶级（1795—1800年类似现象就发生过）。
《爱尔兰人报》是因为芬尼亚社社员的报纸被查封才出现的。它长时期对芬尼亚主义持反对态度。《爱尔兰人民》等等的卢比等人是有教养的人，他们把宗教看作微不足道的东西。政府把他们关进监狱，于是皮哥特这一伙人就走上了舞台。《爱尔兰人报》只是在那些人出狱以前才起点作用。这一点皮哥特是知道的，虽然他现在正从为“重罪犯”辩护的演说中捞取政治资本。
注释：
[36]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在爱尔兰获得广泛的开展。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作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19、398、625、654页。
[137]恩格斯指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伦敦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了科伦区部委员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革命失败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全面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通过了上述决议，是为了使工人免受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集团的活动之害，这个集团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形势而企图迫使同盟接受立即发动革命的策略。这个集团的行动被警察作为向共产主义者同盟挑衅的借口。但是，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后产生了某些不良后果：科伦区部委员会无力领导整个同盟；此外，设在科伦的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将中央委员会置于普鲁士警察的打击之下。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126、396页。
[359]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它是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的。凯累尔于1869年10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见本卷第623页）。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工作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1872—1875年以分册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后来装订成书（关于《资本论》法译本并见注42）。——第377、399、688页。
[377]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关于援助佐林根合作社的呼吁书发表于1868年《先驱》第11期和1869年第10期。——第396页。
[378]并见马克思的《强迫移民……》一文，该文发表于1853年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6—620页）。——第398页。
[379]马克思建议恩格斯在他的爱尔兰史一书（见注325）中把这个时期作为单独的一章。大概为了帮助恩格斯写书，马克思曾编写了1776年至1801年的爱尔兰史的专门摘录；他在本信中所谈的想法就是以这些摘录为根据的。恩格斯曾打算在《英国的统治》一章中写一节《起义和合并。1780—1801》。——第399页。
[380]看来，马克思是暗指欧仁妮·蒙蒂霍皇后于1869年12月9日出席法国内阁会议一事。此事曾引起怀有反对派情绪的巴黎自由民主派的极大愤慨。——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