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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燕·威廉斯先生[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确实获得了出色的和当之无愧的成就。《马赛曲报》把信当作原件发表的巧妙做法,使整个英国报界狼狈不堪,并且终于迫使《爱尔兰人报》向《马赛曲报》和《国际报》承认自己的过错。沉默是告终了,而普鲁斯先生——虽然他授意下流的《每日新闻》再次把奥顿诺凡-罗萨说成“不过是一个普通刑事犯”——在回答面临的质问时大概也会完全用另外一种腔调。好啊,燕妮!莉希因《国际报》上的文章[注: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编者注 ]非常合她心意,也特别感激你。
  附上从佐林根给我来的两封信。我把可敬的莫尔[注:弗里德里希·莫尔。——编者注 ]误认为是尤普[注:约瑟夫·莫尔。——编者注 ]的兄弟和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的老盟员,曾以“”相称,所以有此亲密关系。你也可以看出,我们俩已经成为神话式的人物了。我根本不知道关于沙佩尔类似酒后失言的传闻,也不知道关于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的事。老头有点防备我,不让我发工资或做其他支付款项的事,在他看来,我在这方面很不善于计算。[433]既然我应当尽快回答这些人,你或许能告诉我,你这段时期是否听到点关于门克的情况。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随时准备出发去看望我的母亲。但是,幸而她好一些了。[注:见本卷第647页。——编者注 ]
  下面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最温和的格莱斯顿的整个冗长的土地法案[410]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
  “上述租约〈就象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在某些地方强加于租佃者的租约〉同没有租佃期限保障的租约一样,是靠不住的。它们丝毫无助于消除怀疑情绪。要使租佃在这方面有一点意义,它必须是——进一步划分和转租的细节除外——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它首先不得阻碍租佃者出售自己的份额。但是现代的租约恰好与此相反,其中连篇累牍地规定了耕作方法和产品分配的各种条款和附带条件,用禁止和准许的字句来限制租佃者的活动,并完全取消不可或缺的土地自由转让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件的每一行字都是对经验不足的人设置的法律圈套,的确差不多谁也不能逃脱凡违反租约中任何一项附带条件者一律取消租佃这一最后条文的约束。这些租约不提供任何保证。它们较之没有租佃期限保障的租约,同样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更危险的。”
  谁说高尔韦先生在1869年11月4日是基拉尼济贫局肯梅尔地产的管理人(!!)?而肯梅尔地产是兰斯多恩侯爵的,他的爱尔兰全部地产总管理人是可敬的“现实的”[注:原稿为《Reality》 (“现实的”)。恩格斯成功地利用了特伦奇的《Realities of Irish life》(《爱尔兰生活的现实》)一书的书名。——编者注 ]特伦奇!因此,别指望更好的权威了。这些租约是这样的契约,一俟该法案被通过后,每
  一个爱尔兰租佃者都会因高尚的格莱斯顿的倡导而不可避免地被它束缚起来。
  有拉法格一家的消息吗?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注释:
  [432]1870年3月9日《马赛曲报》号外发表了当时被拘留或仍被监禁的法国、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共和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的书信,其中有罗什弗尔、拉乌尔·里果、奥顿诺凡-罗萨的信和维克多·努瓦尔的遗书。关于奥顿诺凡-罗萨的信,该报目录中这样写道:“被判处劳役现仍被囚禁在新门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不列颠议会议员、公民奥顿诺凡-罗萨的信”。——第444页。
  [433]恩格斯同马克思谈到莫尔1870年2月28日的信和克莱因同一天的信。关于沙佩尔的事,克莱因是这样讲的:1849年沙佩尔和恩格斯留居佐林根期间,有一次沙佩尔对恩格斯说:“亲爱的恩格斯,你何必同这些戴着羊皮手套的狗争吵,拔出你的剑把他们的脑袋统统砍掉”。克莱因接着写道:当恩格斯还是青年人时,有一回他“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给工人们发工资。——第446页。
  [410]恩格斯指格莱斯顿1870年2月15日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而提交英国议会讨论的土地法案(Land Bill)。该法案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某种补偿并为此规定了一定的法律程序。土地法案于1870年8月通过。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第431、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