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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两号《马赛曲报》(其中一号载有燕·威廉斯的文章[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第四篇文章。——编者注])和《人民报》。关于后者,我在这封信的后面再来详谈。
  这些家伙在这里拆信,得小心点。作威作福的格莱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38]。我一旦拿到确凿的证据,就要直接给邮政管理局局长写信。用不着客气。
  我相信自己又完全恢复健康了,近两个星期又紧张地工作。但是,三月东风起,讨厌的咳嗽又犯了(我还在受它折磨),从前天起,我右胯股上又出现了新的不适,已有两天难以走动和坐下。真见鬼!
  附上日内瓦的俄国侨民团体的信。我们已经接受它为国际的支部。我同意担任他们驻总委员会的代表[408],同时给他们作了简短答复(正式的,同时附有一封私人信),并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报纸[注:《人民事业》。——编者注 ]上发表。做一个青年俄国的代表,这种地位对我来说可真滑稽!根本不知道会把你引向何处去,会使你掉进一群什么样的怪人的圈子里。在正式答复中我赞扬了弗列罗夫斯基,并强调指出,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波兰工作(就是说,把欧洲从它自己的邻邦解放出来)。我认为,不管是在公开信里还是在机密信里[439],都只字不提巴枯宁是较妥当的。但是,这些家伙把我当成“高龄老人”,这一点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显然,他们以为我的年龄好象在八十到一百之间。
  《人民》[注:《人民报》。——编者注 ]的出版者的信——这里一并附上——是寄给我的,信封上没有写详细的地址,只写着:“伦敦,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总通讯员卡尔·马克思先生”。我从来不知道有“荷兰总通讯员”这个职务。但是,在和“菲力浦·冯·勒兹根·冯·弗洛斯先生”发生任何交往之前,我觉得最好是先给我们在安特卫普的佛来米支部写封信,了解一下这位长姓名者的情况[注:见本卷第649灭。——编者注 ]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顺便提一下,老贝克尔总算给荣克写了封信(也给我写了几行[440],我明天答复他)。他把他干的蠢事都说成是高度自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好一个老实人!此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象贝克尔
  说的那样,巴枯宁直到最近还在到处拚命说赫尔岑的坏话,可是赫尔岑一死,他马上就唱起赞歌来了[441]。他用这种手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富翁赫尔岑每年从俄国(他那里的党)得到的近二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现在转给巴枯宁了。尽管巴枯宁对继承权深恶痛绝,看来,这种“遗产”他是很喜欢的。[442]
  既然拿破仑家族不顾一切地竭力证明它挨了耳光[443],可见它确实是彻底衰落了。



  注释:
  [438]詹·罗·乔·格莱安是英国内务大臣(1841-1846),他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邮政管理局允许警察局秘密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第451页。
  [408]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年逝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支部的任务如下:“1.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2.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国际支部;3.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1872年停止了活动。——第428、452、665页。
  [439]马克思对俄国支部委员的正式答复,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63-464页),发表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第1号。—第452页。
  [440]马克思指贝克尔的两封信:一封是3月12日给荣克的信,其中贝克尔证明自己在总委员会同《平等报》的冲突中的态度是对的(见注383和409);另一封是1870年3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第452页。
  [441]巴枯宁在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三十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12和19日《进步报》第10、11和12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第453、664页。
  [442]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第453、664页。
  [443]暗指辩护人对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法国记者维·努瓦尔一案(见注390)的证词。在1870年3月进行的审判中,他们证明比·波拿巴挨了努瓦尔的一记耳光。——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