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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库格曼的信,它很能向你说明现时战争的政治秘密。他对不伦瑞克大会呼吁书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将该呼吁书寄上几份。[1]另外,寄上《觉醒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布卢瓦最高法院起诉书的前半部分;法国的密谋家无缘无故地变为暗探,这和芬尼亚社社员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啊!而有意思的是该报刊登了老德勒克吕兹的社论。[2]他虽然也对政府持反对立场,却充分体现了沙文主义,说什么“因为法国是唯一有理想的国家”(即它自己本身的理想)。这些共和派沙文主义者所恼怒的,无非是他们的偶像的现实化身——长鼻子的路·波拿巴和交易所的投机行径——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罢了。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
  最后,附上希尔德布兰德的经济和统计杂志对我的书的批判[3]。我的身体状况很少使我感到愉快,但是这篇作品却使我笑出了眼泪,真是笑出了眼泪。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4]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附带说一下,昨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看到一份美国报纸,上面登了几篇关于资本等等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文章说,我认为工人必须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来为自身的需要工作,因此超过这部分时间的剩余,即我称为剩余劳动的部分,构成为剩余价值,从而也是利润等等的来源。文章作者接着说,这里也许有点意义,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一个工厂主制造的商品,在未出卖以前,对他来说等于零。现在假定,衣服等的实际价值(他指的是生产费用)等于a。然后,工厂主在将它出卖给商人时附加b,而经手这一商品的各种商人又附加c。
  由此可见,价值=a。附加部分=b+c。因此,使用价值=a+b+c。这样,剩余价值=使用价值(!)超过价值的剩余。这甚至比弗兰克尔在巴黎学来的“公式”[5]还要高明!
  刚才有人打断了我。法籍意大利人塔朗[注:梯布林。——编者注](《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人)乘马车来我这里;把我借给他的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送回来了。他将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去巴黎。问我是否愿意以同样的身分去普鲁士,如果不愿意,能否推荐另外一个人?我现在由于他的关系同《派尔-麦尔》颇有来往,在这段喜剧性的时期里,如果我愿意写点政治题材的文章,或者你愿意写点军事题材的文章,都会被采用,并且还可以得到稿酬。
  培列昨天从日内瓦来信说,我们那个承认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所组织的反委员会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在那些家伙中间的反应,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6]。他们立即给巴枯宁拍了电报,还准备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以此为罪名将总委员会置于被告席。目前,非常必要的是,让杜邦将我们关于同盟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的副本一定给我寄来。请以我的名义就此事立即认真地同他谈一谈。
  昨天,总委员会委托我起草一个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在我目前患肝病和身体疲乏的情况下,这是不大愉快的事。昨天我在艾伦和麦迪逊那里,他们都劝我,病情如不好转,需要到海滨去,即到英国东海滨去,那里比较凉爽。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和朋友们。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你看到没有,威廉在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上的表现,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注释:
  [1]路·库格曼在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前夕(1870年7月18日)写信给马克思,就当时极端紧张的法普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库格曼分析了1866年以来的法普关系,认为进一步的紧张无疑将导致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库格曼在信中批评了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召开的工人大会通过的呼吁书,认为其中坚决要求法国工人起来推翻帝国的话是错误的。这次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策划战争并声援国际巴黎会员们发表的宣言而召开的。尽管呼吁书有某些缺点,但整个说来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引用了该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页)。——第5页。
  [2]文中提到的载有德勒克吕兹的文章的《觉醒报》没有找到。
  1870年7—8月,在布卢瓦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被指控谋害拿破仑第三和策划政变而提交法院审判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布朗基主义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雅克拉尔、特里东、弗路朗斯、费雷等人,还有费·皮阿。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以五年至二十年期限不等的劳役、监禁和流放。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第5页。
  [3]马克思指的是海·律斯勒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该评论载于布·希尔德布兰德1863年创刊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69年第12卷。——第6页。
  [4]指十九世纪中叶所创立的韦伯-费希纳定律,这是一种表示感觉强度和引起感觉的刺激力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物理学定律。——第6页。
  [5]马克思指的是列·弗兰克尔的文章,该文载于1870年4月2日《人民意志报》第10号,标题是《偷听到的对话》(《Einbelauschtes Zwiegespr?ch》)。弗兰克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据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价值实质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马克思1870年4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第7页。
  [6]在1870年4月4—6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拥护总委员会的人之间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的代表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则继续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1870年4月12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分裂的消息后,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荣克在1870年4月和5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上向总委员会作了报告。为了答复罗曼语区委员会的坚决请求,总委员会于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决议由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发表在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上。——第7、261、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