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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1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早就给您写信了。最近四个星期来,由于脓疮、手术等等,我完全循规蹈矩地没有出门。加之,一方面要处理国际的事,另一方面又要处理流亡者的事,我甚至不能为《资本论》俄译本改写第一章。由于彼得堡的朋友们催得越来越紧,我不得不让第一章仍保持原样,只作一些微小的修改[注:见本卷第317—320页。——编者注]。我在伦敦已经告诉过您,我常常问我自己:我退出总委员会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协会发展得越快,我的时间就花得越多,可是最后,总还得把《资本论》写完。再说,我退出就会使国际得救,用鲁耳埃、马隆、巴枯宁、罗班一伙人的话来说,它就不会受到我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威胁了。
  我同我的医生谈了您的事情。他对我说了如下情况:
  (1)您要作为一个英国医生在伦敦住下来,在这里只进行考试还不行。您必须在一所伦敦的医院(或大学)里起码工作两年。在比利时上完的课程,可以算学科的一部分,但不能算全部。
  (2)另一方面,您可以作为持有比利时毕业证书的医生在这里住下来,而不参加新的考试,也不必去上英国的课程。这里有一些法国医生和德国医生,他们就是这样开业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您不能开业(例如在法医学方面),然而这没有关系。
  (3)最后,您可以象在您以前的许多外国人那样,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立即开业,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以后成为一个英国医生,并最终成为皇恩浩荡的女王陛下的医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您看,条条道路通向罗马。关于这件事,请您来信写几句。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采取的行为使我感到怀疑。我们之间说说,安斯先生和他的老婆都是巴枯宁分子,而斯廷斯先生大概发现他的雄辩之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吴亭写信告诉我(当然,他自己也不相信),在日内瓦甚至有人说,您已经站到同盟分子方面去了,同安得列·莱奥、马隆、腊祖阿等人结成了联盟。
  这件本身无足轻重的事情会引起很坏的后果。英国、合众国、德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大多数法国支部、意大利北部以及西西里和罗马的意大利人、绝大部分瑞士罗曼语区、整个瑞士德语区和俄国国内的俄国人(必须把他们同在国外和巴枯宁有联系的某些俄国人区别开来)都和总委员会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瑞士的汝拉联合会(即那些用这一名称作掩护的同盟分子)、那不勒斯、或者还有西班牙、比利时的一部分和一些法国流亡者团体(根据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来信判断,这些法国流亡者团体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组成了对立的阵营。这种分裂本身并不十分有害,但是正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极不适时的。我们的对手对自己的弱点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指望通过联合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这里,每天都有人向我要《反蒲鲁东》[注: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编者注]。如果我能得到您曾经盛情许诺我的若干本我的反蒲鲁东的作品,我就能够在法国流亡者的优秀代表中间进行一些宣传。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很遗憾,必须告诉您:您的朋友、画家列奥纳多在这里不会很受欢迎。我家里的人昨天去看了他的画。我还什么也没有看,因为浓雾弥漫,使我不能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