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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2]
1875年8月21日于卡尔斯巴德
城堡广场“日耳曼尼亚”［注：“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座落在城堡广场旁的城堡街上。——编者注］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上星期日到达这里。[3]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了；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
　　我现在准备自己当自己的医生，甘斯博士不无忧郁地对我实说，疗养地不下三分之一的老客人都是如此。我的私人医生库格曼不在，对我的治疗也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4]
　　这里的人尽管换来换去，但是看起来还是象从前一样：凯特勒的“匀称的人”[5]绝无仅有；相反地，大部分人是两个极端，不是肥胖得象酒桶，就是干瘪得象纺锤。
　　我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户外，“事情”办完之后，我的主要消遣是想出新的游逛之地，在山林中发现生地方和新风景；由于我不太善于辨别方向，遇到很多意外的事。
　　从今天起，警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因为我收到了付疗养费的收据。我登记的身分是哲学博士，而不是食利者；这同我的钱袋十分相称。和我同姓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满殷勤，总是和我同时到达。
　　昨晚我到以啤酒驰名的“酒花藤”［注：“酒花藤”是卡尔斯巴德的一家饭店。——编者注］,喝了一杯吉斯许布尔矿水。那里的座上客有些是卡尔斯巴德的小市民，整个谈话都是围绕着老牌比尔森啤酒、民酿啤酒和厂造啤酒的优缺点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它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分成几派。一个人说：“真的，老牌啤酒我一口气能喝下十五杯”（而且是大杯）。另一个回答说：“呶，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派的人，但现在摆脱了这些争论。我不加选择，各种啤酒一样地喝得带劲”，等等。在这些聪明的本地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柏林纨袴子弟、见习官[6]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争论卡尔斯巴德各家著名饭店的咖啡的优点，一个人郑重其事地肯定说：“统计数字〈！〉［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证明，雪恩布龙公园[7]的咖啡最好。”这时一个本地人叫喊道：“我们的波希米亚就是伟大，它有伟大的创造。它的比尔森啤酒销行各国；啤酒大王萨尔茨曼现今在巴黎有一家分厂；这酒还运往美国呢！可惜，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些在山岩中凿出的大酒窖也运给他们，因为它们是酿造比尔森啤酒所必需的！”
　　我把在这里至今所见到的俚俗风尚简单地告诉你之后，现在来谈点旅途见闻。
　　在伦敦，一个滑头滑脑的小犹太夹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忙忙地上了我们的车厢。快到哈里季时，他找起钥匙来，要开箱子，说是要看看他的办事处小伙计是否把一切需用的衣服装了进去。他说：“因为在办事处收到了我的弟兄从柏林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柏林，于是派了小伙计到我家去拿需用的东西。”他翻腾了好一阵，到底找到一把钥匙，虽然不是原来的钥匙，但总算打开了箱子，一看裤子和上衣不是一套，睡衣和常礼服等都没拿来。这个小犹太在船上对我说了心里话。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欺诈。”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贝恩施坦或伯恩施坦的美籍德国人（是他的柏林朋友瑙曼介绍给他的）骗去他一千七百英镑，而他被认为是最机灵的商人之一呵！那个家伙冒充是经营非洲贸易的商人，把他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第一流公司里买下的数千英镑货物账单拿给他看过；说是载运这批货的轮船正停泊在南安普顿。因此，小犹太借给了他所要借的钱。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先生的消息，于是他就开始不安起来。他写信到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他把回信拿给我看。回信说：贝恩施坦在他们那里取了货样并购买了货物，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账单只不过是个手续，货物从来没有提走。在南安普顿，货物被扣押，发现船上装载的贝恩施坦的货物只是一些塞满了草垫子的货包。我们的小犹太很恼火，除了失去一千七百英镑，更主要的是，象他这样一个机灵的商人竟被人捉弄了。于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瑙曼和柏林的弟兄。后者发电报告诉他，在柏林发现了贝恩施坦，并且报告警察把他监视起来了，要他急速启程。我问他：“您打算到法院对这个先生起诉吗？”“决不，我只想要他还钱”。我说：“这些钱，他恐怕已经挥霍掉了。”他说：“决不会！他在西蒂还骗了别人〈他数出一切可能受骗的人〉一万二千英镑。他必须把钱还给我，而别人让他们自己考虑怎样处置他。”最妙的是，在我们到达鹿特丹时，才知道他只能到明登，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能继续前进。这个家伙象发疯似的大骂铁路管理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旅伴——一个死人。护送他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德国人，此人对我说，死者名叫拿沼尔，美因兹人，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去伦敦访友被车轧死，他的家属要把他运回家去埋葬，这个送死尸的乘客同样也不能立即往前走了。船长对他讲，不到德国领事那里办完一定手续，他们就不交出死尸。
　　在科伦和法兰克福之间（我中途没有停留），有一个外表象凡俗人的天主教神父上车。从他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从都柏林参加完奥康奈尔纪念会[8]回法兰克福（他在那里定居）去的。他谈笑风生。到科布伦茨这个换车的地方，车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是走新航线经过符利辛根来的：小汽艇显然比糟透的哈里季纵帆船要好得多。我试图引他谈谈文化斗争[9]。但他起初持不信任态度，表现极其审慎，却大谈特谈卡佩勒阁下的口才。最后，神灵［注：双关语：“神灵”的原文是《Geist》，也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帮了我的忙。神父把他的水瓶拿了出来，水瓶是空的；此时他对我说，他自从进入荷兰以后，就又饿又渴。我把白兰地酒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以后，精神振奋。他喝了个够。旅客上车时，他用家乡话同他们开些无聊的玩笑，但同我谈话继续用英语，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谈到文化斗争，竟要用英语隐晦地谈论。”在我们到法兰克福下车前，我还没露我的姓名，我对他说，假如他最近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谈论黑色国际和红色国际[10]之间的新阴谋，不必惊讶。在法兰克福，我得知（在《法兰克福报》编辑部），我的旅伴是穆策尔伯格先生，他差不多代替了那里的天主教主教。他想必在《法兰克福报》（他阅读这家报纸）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我路过当地的简讯。[11]
　　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12]宗内曼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但是他很自命不凡。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向我说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引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的报纸［注：《法兰克福报》。——编者注］是公认的南德意志最好的交易所和商业的报纸，所以有经费来源。他很清楚，他的报纸作为政治消息的传播者给工人报刊帮了忙。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例如，他邀请了瓦耳泰希担任通讯员，可是合并的党执行委员会[13]禁止瓦耳泰希写通讯。他说，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的举止过于象一个煽动家；相反地，倍倍尔得到普遍的赞扬，等等。回来时我还要跟他再次会面。我也见到了格维多·魏斯博士，他来看望他的女儿（《法兰克福报》的一个编辑施泰恩博士的妻子），要住几天。如果我早到编辑部几分钟，那就糟糕了——会碰上士瓦本的卡尔·迈尔（《观察家报》的前任编辑）。
　　顺告：法兰克福和一切主要商业中心的生意比从德国报纸上所看到的还要糟糕。
　　你的朋友卡菲埃罗住在巴枯宁处，甚至为他在罗迦诺买了房子。
　　好吧，祝你健康，请勿相忘。我又得办“事情”去了。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注释：
　　[2]1875年大约从8月中旬至9月22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144、147页。
　　[3]1875年8月15日至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9月20日，他返回伦敦。——第5、141、147、272页。
　　[4]马克思在第一次到卡尔斯巴德期间（1874年8—9月），同路·库格曼博士一家住在一幢房子里。9月初，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的关系由冷淡（库格曼试图说服马克思仅限于纯理论活动，而不要参加政治斗争）发展到了冲突和完全破裂的地步。——第6页。
　　[5]“匀称的人”这一概念是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凯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来的。按照他的理论，“匀称的人”是完美的、“真正的典型”，而单独的个人只不过是这种典型的畸形表现。马克思利用了他的主要著作的英译本：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A．Quetelet．《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Edinburgh,1842）。——第6页。
　　[6]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第6页。
　　[7]雪恩布龙是维也纳的皇宫和公园。——第7页。
　　[8]1875年8月6日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奥康奈尔诞辰一百周年。——第8页。
　　[9]“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9页。
　　[10]红色国际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称呼。
　　黑色国际是对耶稣会的叫法。这个用语是在亨·施特芬的《一个卢森堡人给一个同胞的信。第三封信》（发表在1873年《国外消息》（《Die　Grenzboten》）杂志第42期第119页上）一文发表以后使用起来的。——第9页。
　　[11]在1875年8月17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第229号的“法兰克福动态”栏内登载了下列简讯：
　　“法兰克福8月17日讯。上周末，卡尔·马克思先生由伦敦来到这里。他的朋友们看到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感到非常高兴。他已前往卡尔斯巴德，准备在那里逗留四星期左右。”
　　马克思大约是在1875年8月13—14日路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9页。
　　[12]指对《法兰克福报》的一次诉讼案。追究该报的理由是，该报在1875年3月25日和30日发表了关于文化斗争和关于爬虫报刊基金（见注9和147）的文章。因拒不指出这些文章的作者，该报编辑遭到拘禁。该报主编和出版者列·宗内曼8月28日被捕，被监禁到1875年9月底。——第9页。
　　[13]根据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Vorstand）、监察委员会（Controlkomission）和委员会（Ausschuβ）。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罗西任书记，盖布任财务委员。这样，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三名拉萨尔派（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和德罗西）以及两名爱森纳赫派（奥艾尔和盖布）。执行委员会的驻地选在汉堡。——第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