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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6年5月28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25]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34]中所提出的论据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揭露这个家伙。对于批判这位贵人的历史观——认为杜林以前的一切都是废话——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可以从里面引证他自己的蠢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注:套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我已经订好了计划——j’ai mon plan。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失去了说什么“冷酷”等等的借口,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是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人的。
  我希望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在《新世界》上登载莫斯特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就是为《新世界》写的。莫斯特总是不善于剽窃,竟把自然科学中最可笑的谬论,如环体恒星分离说(根据康德的理论),安在杜林头上!
  问题不仅仅在于威廉缺乏稿件,这可以采取赫普纳和布洛斯那时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时事文章等等来补救。主要的是威廉切望填补我们的理论空白,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同时,他想在理论方面尽量离开我们而独立,由于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所以他在这方面总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远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认为,同《人民国家报》的那些理论上的蠢才相比,杜林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总还比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糊涂的先生们的著作要好一些。
  关于土耳其事件,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我还是希望事态向前发展;最近一周,事态看来有些停滞,而东方革命比其他革命更加要求迅速的决断。苏丹[注:阿卜杜-阿吉兹。——编者注]在宫廷中聚积了大量金银财宝——这就是对他永无止境的搜刮怨声载道的原因——,数量相当之大,索弗特[23]要求从其中拿出五百万英镑,可见那里的钱财必定还多得多。但愿三国皇帝的哥尔查科夫照会[35]的递交会使事态导致危机。
  代我向燕妮和龙格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荣誉,我竭力不辜负这个荣誉。祝愿取了三个大名的小家伙已经康复。[注:见本卷第16—17页。——编者注]
  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注: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从1853年以来,赫尔姆霍茨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自在之物问题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弄清楚。此人不知羞耻,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再版他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注: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编者注]出版的荒谬货色。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大家。我们将于星期五[注:6月2日。——编者注]返回伦敦。彭普斯的文风有了那样大的进步,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注意得不够。


你的 弗·恩·




  注释:
  [23]1876年5月10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索弗特(穆斯林院校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个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召开参议会批准国家预算。由于5月10日的游行,苏丹不得不满足索弗特提出的某些要求。例如,宰相(首席大臣)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伊斯兰教僧侣的首脑)被撤职。——第14、20页。
  [25]指的是约·莫斯特吹捧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莫斯特关于杜林的文章1876年夏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 Freie Presse》)上。——第14、15、18、242页。
  [34]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Aufl.,Leipzig,1876)。第一版是1873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主要利用了该书的第二版。恩格斯作了很多批注的书,以及包含有摘自该书第二版的大量摘录加上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的手稿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80—688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这本书以毁灭性的批判(主要见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18页。
  [35]指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柏林备忘录,同意备忘录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文件是三大国的代表哥尔查科夫、安德拉西和俾斯麦在1876年5月13日起草的。柏林备忘录是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其中要求同起义者签订两个月的停战协定。备忘录本应在5月30日递交给土耳其政府,但是,由于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宫廷政变,备忘录未能递交。——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