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9年9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先后在泽稷岛[159]和兰兹格特[168]住了七个星期，前天刚刚回到伦敦。但是我早做了安排，让恩格斯马上办理你在信中提出的种种事情和委托。但是老贝克尔没有象恩格斯向他要求的那样［注：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把空白委托书寄给我签字，以便给你寄去。我一收到它，就把一切办妥。我在乡下住了很长时间，是由于神经衰弱（因为俾斯麦已使我　有两年不能去卡尔斯巴德［注：见本卷第344页。——编者注］，所以病情加剧），这个病到后来几乎使我“不能干”任何脑力劳动了。不过现在好多了。
　　我没有收到魏特林的书的新版本[458]。美国的报纸，我只收到了《帕特森劳动旗帜》周报，内容并不很丰富。你最近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材料（以及斯图尔德的讲话），已经收到。谢谢。使我非常高兴的是，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注：凯·戴·莱特。——编者注］已写信通知我，他本人今后将把他们的一切出版物（以及人口调查材料）在出版后立即寄给我。
　　至于莫斯特及其一伙，我们“消极地”对待他们，就是说不同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尽管莫斯特本人有时还到我这里来。吕贝克先生说我和恩格斯发表了一项反对莫斯特或《自由》的“声明”，这是撒谎。小犹太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恩格斯：莫斯特写信到德国和瑞士去，说我们支持他。对此恩格斯回答说：如果伯恩施坦能提供有关莫斯特这种说法的证据，他将发表揭露这种谎言的公开声明。［注：见本卷第354—355页。——编者注］然而伯恩施坦（柏林《人民报》的柏林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这里是借喻。——译者注］雷本施坦的侄子）事实上提不出任何证据。他不但提不出证据，反而把这个谎言暗中告诉了蠢驴吕贝克，后者又以这班无聊文人所特有的谨慎立即把这个谎言贩卖到美国。
　　我们同莫斯特的分歧，和我们同苏黎世的先生们“赫希柏格博士——伯恩施坦（他的秘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的分歧完全不一样，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的《自由》过于革命。我们指责他，是说《自由》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而是说，第一，他公开地大吵大闹，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书面地即写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这些人，第二，他只是以此作为借口，来突出自己和推行小维贝尔和考夫曼两位先生的愚蠢的密谋计划。这帮家伙早在他到来之前很久就认为自己负有把“整个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最高领导之下的使命，并且到处进行了种种尝试来完成这桩“可爱的”冒险事业。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是一个具有幼稚到极点的虚荣心的人，他坚信，就是他这位莫斯特从德国迁居伦敦，使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并非没有才能，但是他无休无止地写作，把才能断送了。此外，他极不坚定。他象一面风向旗，风向略有改变，就摇来摆去。
　　另一方面，事情的确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反对莱比锡人以及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苏黎世人。
　　情况是这样：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想在苏黎世创办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并要求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撰稿人之中。他们准备提名希尔施当编辑。对此我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直接写信给希尔施（他当时在巴黎，此后再度遭到驱逐[170]），要他同意当编辑，因为只有他能使我们相信：这帮左右《未来》杂志等等，甚至已经开始钻进《前进报》的博士、大学生等等和这伙讲坛社会主义坏蛋将被撇开，党的路线会得到严格执行。但是结果希尔施发现在苏黎世有一个马蜂窝。五条汉子——赫希柏格博士（宗内曼的表弟，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他的秘书小犹太伯恩施坦，好心的庸人卡·奥·施拉姆，还有莱比锡派来的菲勒克（也是个庸俗不堪的无知之徒，德国皇帝［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的非婚生子）和柏林商人辛格尔（大腹便便的小资产者，几个月以前来访问过我），这五条汉子，经莱比锡最高领导批准，宣布自己为筹备委员会，并指派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为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三人团也就应当是初审级，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领导中的其他一些人则是他们上面的最高上诉审级。希尔施首先希望了解，由谁来提供经费；李卜克内西写信说，由“党加赫希柏格博士”；希尔施剥去粉饰的词藻，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费就是“赫希柏格”提供的。其次，希尔施不愿服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这一点他更加有理由，因为他写信要求让他了解情况，伯恩施坦对他的信却报之以官僚主义的呵叱，谴责他的《灯笼》——怪事！——极端革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通信（李卜克内西在这当中起了并不光彩的作用）之后，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拒绝撰稿，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拒绝给《未来》（赫希柏格）和《新社会》（维德）撰稿一样。［注：见本卷第264和261—262页。——编者注］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总之，周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在他们的监督下和在莱比锡人的最高监督下（编辑是福尔马尔）在苏黎世出版（或将要出版）。
　　当时，赫希柏格还曾到这里来拉我们。他只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批评了赫希柏格（用路·李希特尔博士这个笔名）出版的《年鉴》，向他说明在我们和他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请看看这篇可怜的东西：这篇用三颗星花署名的文章就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这个三人星座写的。[174]）（而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也带着他评论蹩脚作家谢夫莱的谄媚逢迎的文章[459]到那里去参加表演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比这更使党丢脸的东西。俾斯麦迫使人们在德国沉默，使得这帮家伙的声音能清楚地听到，他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
　　当恩格斯把意见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时，赫希柏格感到大吃一惊；他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拥护者，他希望完全靠“有教养的资产者”，即他自己这一类的人来解放无产阶级。据说，李卜克内西曾告诉他，实质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在德国所有的人——即所有的领袖——都赞同他赫希柏格的观点等等。
　　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拉萨尔派做交易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确实向所有这帮动摇不定的人敞开了大门，并且违背己愿地造成了使党堕落的条件，这仅仅由于反社会党人法[139]才得以避免。
　　一旦“周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党的机关报——沿着赫希柏格的《年鉴》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将被迫公开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恩格斯已草拟了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注：见本卷第368—384页。——编者注］（当然，只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这样，这些先生们就预先得到了警告，而且他们也充分了解我们，他们应当懂得，这就意味着：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议会制度已经使他们变得多么愚蠢，只举下面一件事实，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指责希尔施犯了大罪，为什么呢？就只为凯泽尔这个无赖发表了关于俾斯麦的关税政策的可耻演说，因而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稍微刺了他一下。[178]他们说，这怎么行，因为是党，即党的极少数国会议员授权凯泽尔这样说的！这样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是更大的耻辱！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词。他们允许凯泽尔代表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选民去讲话，就确实够愚蠢的了；何况凯泽尔代表党讲了话。不管怎样，他们已患了议会迷病症，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至于《共产党宣言》，暂且还没有什么进展：不是恩格斯没有时间，就是我没有时间。[260]但这终究是要赶紧做的。
　　希望在最近的来信里得到你和你的亲人身体健康及一切顺利的令人快慰的消息。我的妻子向你致友好的问候。

　　仍然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约翰·莫斯特写信给我谈到吕贝克在芝加哥报纸［注：《芝加哥工人报》。——编者注］上的流言蜚语。我没有给他回信，但是现在我回到伦敦后，将要请他亲自来我这里，那时我将口头向他说明自己的意见。
　　希尔施自从被驱逐出巴黎以来就在此地。我还没有见到他，因为我不在此地，而他自然就不会在家里见到我。
　　我用“挂号”信封寄这封信，是因为我手头没有别的信封，而我又不愿再耽搁发信。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170]卡尔·希尔施于1878年10月第一次被逐出巴黎（见注146）。1879年8月他第二次被逐出那里，这是法国政府对1878年10月在德国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俾斯麦政府的一种效劳。——第94、388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260]指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从左尔格1876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左尔格根据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需要，在1872年就曾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海尔曼·迈耶尔翻译的《宣言》英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答应对《宣言》作必要的补充。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19卷第325页；第21卷第3页。——第169、273、281、391页。
　　[458]指1879年在纽约出版的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一书的新版本，书名是：《已故的裁缝魏特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新版本附西尔维乌斯·兰德斯堡序》（《Des　seligen　Schneider’s　Weitling　Lehre　vom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Neu　herausgegeben　mit　Einleitung　von　Silvius　Landsberg》）。——第386页。
　　[459]指约·莫斯特对下面这本书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评论：阿·艾·弗里·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8年杜宾根版（A．E．Fr．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Tübingen，1878）。评论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上。——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