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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好小燕妮:
  你当然了解,我现在顾不上写信。因此,我只能寄给你这几句话。因为我还根本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门,所以医生绝对禁止我参加送殡。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在她去世的前夕对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肖莱马是自己从曼彻斯特来这里的。
  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
  那一次我虽然有过各种犹豫,还是决定到巴黎去了,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非常高兴!可贵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同你和孩子们[注: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本身,——那段时间由于某家庭暴君和厨房米拉波的形象而“有点儿”暗淡,——而且是她患病的最后时期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无疑地,在这个时期怀念你们也许比你和孩子们在这里更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墓离可爱的“沙尔”[注: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龙格。——编者注]的墓不远。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顺便说一说,向来忠实地和我站在一起的恩格斯,按照我的请求曾经给你寄去一期《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最新新闻,我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以便吓唬法国教权派。不管怎样,这说明这些先生们是善于唱各种调子的。
  (有一个名叫瓦·让德尔[注: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尼基廷娜的笔名。——编者注]的人,在1881年12月2日的《正义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证明自己的沙文主义是正确的,理由是他继拉弗勒之后真正相信我们的朋友鲁·迈耶尔(在他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中)的幻想的统计。而实际上,所谓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整个时间内只有一次选了一个议员参加帝国国会,而且这个唯一的议员选举后就立即只以“中央党[38]党员的身分出现”。另一方面,至于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数目,那末我们的鲁·迈耶尔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他认为法国的这种组织的数目比德国要多得多。)
  刚才我收到了12月7日的正义报》,我在其中的“新闻”栏内发现一篇悼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显然,她〈指你们的母亲〉同特利尔的律师[注: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我认为,我把这些文艺的“夸张”算作沙·龙格先生的创作天才,是不会错的。就是这个作者,在谈论关于限制工作日和工厂法时,在另一号《正义报》上提到“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虽然前者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或者说过一个字。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
  暗示你妈妈偶然写的一篇匿名通讯报道(实际上是为帮助厄尔文而写的)[230],我认为是轻率的。当她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稿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被《正义报》称之为完全反动的和庸俗的《法兰克福报》写过稿),该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同社会主义政党还或多或少有友好的关系。
  至于“冯·威斯特华伦家族”,那末他们不是莱茵人,而是不伦瑞克人。按父系说,你母亲的祖父[注: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曾是著名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七年战争时)。因此,他很受不列颠政府的宠信,并同阿盖尔家族的近亲[注:珍妮·威沙特(彼得罗的)。——编者注]结了婚。他论述战争和政治的著作曾由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发表。[231]另一方面,“按母系说”,你母亲的外祖父[注:霍伊贝耳是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普鲁士的一个小官吏。实际上你母亲生于勃兰登堡的萨尔茨维德尔。所有这一切,不是非知道不可的,但是,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纠正别人写的“传记”。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给我寄一封详细叙述琼尼等人活动情况的信吧。当昂利很想来的时候,没让他到我们这里来,我总觉得遗憾。这是一个需要全家照料的孩子,要全家只照料他一个人才好。在需要你照顾的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多多地吻你和你的“小家伙们”。

  你的忠实的父亲 卡·马·


  我对迈斯纳关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232]的收尾工作。
  请以我的名义写几句话给莱茵哈特。我找不到他的通讯处。他是你妈妈的熟人。[注:最后两段是马克思补写在信头上的。——编者注]



  注释:
  [38]教皇至上主义者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指所谓的中央党——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邦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帝国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分立主义者是在德国西南部的中小邦的统治阶级当中于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产生的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德意志邦的天主教上层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由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而受到压制,抱有分立主义的情绪,不满俾斯麦的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政策,要求与中央政权分立,要求地方私法和特权不可侵犯等。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各邦的分立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波兰人、丹麦人和亚尔萨斯人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单独的党团,也是支持天主教中央党的。在帝国国会中存在这些党团说明,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满强行将一系列领土归并德国和不满强迫它们德意志化的政策。这一政策,俾斯麦特别残酷地在1814—1815年归并德国的一些波兰省份和由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划归德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加以推行。帝国国会的丹麦人议员是1867年归并普鲁士和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前丹麦省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代表。在这些民族党团当中,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最为强大。除了所有这些党团共有的分立主义倾向之外,还有反对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时期(见注37)的反教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使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作为天主教徒的代表)团结起来。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安于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35、233页。
  [230]燕妮·马克思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的文章登载在1875年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英国报刊发动了一个反对厄尔文的运动。——第234页。
  [231]克·亨·菲·冯·威斯特华伦的著作《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于1859年以两卷本出版,而在1871—1872年以六卷本出版。——第235页。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