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7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今天正准备就纲领问题给你写信,——恰好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纲领草案要比正式草案好得多,而且我高兴地得悉,倍倍尔拟建议采纳你的草案。我支持他这样做。你第一个草案的一个缺点——冗长,已经克服,而且比正式草案简明扼要。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出下列意见[164]:
  第一节,《新时代》第785—786页第2段第3行:用人类劳动产品的增长代替收益一词。马克思曾指出,“收益”〔Ertrag〕一词十分含糊,这个词既可以指产品本身,也可以指产品的价值或者甚至可以指偶然实现的价格总额。
  其次,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Privateigentum an den Produktionsmitteln durchweg〕。这里是指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和,还是指某个特定的生产者,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指完全特定的生产资料,因此要用定冠词。省略了这个冠词,就会含糊不清[注:考茨基使用“生产资料”(Produktionsmittel)一词时没有加冠词,按照德文语法,就是泛指任何生产资料。——编者注],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二节,《新时代》第788页,第一段措词欠妥。“在现代条件下受折磨的人”——这太含糊。应该说,由于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在智力上和道德上也畸形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把这段文字修改一下。结尾的那句话也不确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阶级,其利益等等促使……我看大致可以这样说: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其解放是不可能的,或者用类似的说法。
  第二段……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组成战斗的阶级。(为了进行经济斗争和组成战斗的阶级,它必须拥有随着它的成就而扩大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其余不动。
  我只提这几点简短的意见,很遗憾,没有时间再多提了,因为我忙得不可开交。
  爱德起草的那一章[164],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读。
  在你起草的第一章里,你也有些陷入“乌托邦”。哪里有这样一个国家,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你在第726页直到第730页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在这种变革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种变革”)?我看,这是为了贪图方便,把不同过程的时间和地点硬混到一起了。这也无关紧要,你的广大读者不会觉察出来,每个读者都可以取其所好。
  报纸已收到,谢谢。好在党已相当强大,发表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也不致有什么危害;更重要的是,连报纸[注:《前进报》。——编者注]也即将发生某种变化。说实在的,我也感到奇怪,老头竟然落后到如此地步。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因而能拖着这个包袱前进,并且使李卜克内西能够聊以自慰,使他所看到的词句都称心如意,他立即就会认为一切都解决了。
  尤·沃尔弗先生把他那篇瞥脚的东西[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也给我寄来了。我没有读,就把它放进柜子里了,并决定在写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序言以前不去动它。但顷接你转来寄自诺伊闵斯特尔的信。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苏黎世,1891年9月20日。尊敬的先生:在康拉德主办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最近一期上,布隆的犹太人沃尔弗(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教授)狂妄地指责您,说您不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因而想把第三卷隐匿起来。您不想给他一个耳光吗?一个敬仰您的人。”
  当然,事情不致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过总还得把这篇奇文看一下。
  至于康拉德·施米特的解答不是马克思的解答,我当时就写信告诉他了,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书里还有如此多的出色之处,以致我认为这本书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济思想上的最大成就。[165]但是,目前我处理完日常事务,就一定立即着手整理第三卷,其它一切暂搁一边。
  康拉德·施米特曾去柏林,他在假期里把《前进报》编得相当成功。目前,他可能在苏黎世担任讲师,这是他不顾教授们的反对在施特塞尔协助下得到的。
  你去参加代表大会[166],这很对。人们会激烈地批评《新时代》,这是肯定的。你什么话都要听,尽量少作答复,然后走自己的路。只要是倍倍尔主持,一切都会重新纳入正轨。
  吉勒斯事件[注:见本卷第149—150。——编者注],我们这里要充分加以利用。海德门及其一伙看到自己同可能派[30]广泛策划的整个国际阴谋遭到如此悲惨的失败,当然要大动肝火,于是就成了这一事件的策动者。他们把自己同吉勒斯等同起来,对我们当然十分有利;可惜,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你也知道,这些先生们中间,有的人谈不上什么勇敢,而挨耳光也绝不是那么舒服。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 Entwurf des neuen 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5]看来,恩格斯是指他1889年10月1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282—284页)。
  这里所说的是施米特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hgesetzes》),该书于1889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53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