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379]




  波斯战争是帕麦斯顿勋爵大约在二十年前初次表演的军事外交悲剧[380]的重演。那时同现在一样,波斯对赫拉特的袭击是爆发战争的信号。那时同现在一样,子爵力图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以后,他又同意搞一个新玩意:他不仅妄想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而且要攻击喀布尔,或者不如说要攻击阿富汗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时打败波斯。我们看到,这次正是这个多斯特-穆罕默德充当了他的同盟者和战友,这是从前锡克教徒的领袖朗吉特·辛格扮演过的角色。自从朗吉特·辛格下台以后,就非常需要这样做,而从前曾由他管理的领土,已转到东方不列颠帝国的管辖之下。[381]
  因为帕麦斯顿喜欢照他自己的老办法办事,所以要懂得他如何重施故技,就有必要了解波斯冲突的最初的处理办法。
  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也许不妨对阿富汗、波斯和英国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绪论性的评述。
  阿富汗的一些部落在各个时期曾遍布波斯和印度,后来波斯在纳迪尔-沙赫统治下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而且胜利地扩张到德里。[382]纳迪尔-沙赫死后,在某个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的统治下,产生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注:接着手稿中划掉了“后来被侵占的”。——编者注]曾为锡克教徒占领的所有土地。但是这个结合得很不牢固的王国同它的创建人一起完蛋了。在他死后,这个王国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成各个独自有其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为无休止的内讧所分裂,只有在共同面临和波斯发生冲突的威胁时才联合起来。
  此外,在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这种政治对立的基础是随种种历史传统而来的民族差别,它的支撑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变得更加尖锐的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人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主要堡垒。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的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以俄国为敌。还在彼得大帝的时候,俄国就入侵过波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强迫波斯接受古利斯坦条约[383],夺去波斯十二个省份,即高加索山脉以南的现在属于俄国的全部领土。由于1826—1827年的战争和签订土库曼彻条约[384],尼古拉又夺走了波斯许多地方,使它承担了巨大债务,并且剥夺(禁止)波斯船只在它自己的里海北岸航行的权利。这样一来,对过去领土被占的记忆,波斯现在不得不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阿富汗人这一方面,虽然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不断蓄谋破坏他们独立的宗教夙敌:一是因为俄国惯于发动战争反对正统派国王;第二是因为不久前它发动了反对土尔克斯坦的战争。[385]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既然把俄国看作自己的天然敌人,逻辑的力量就迫使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在英国和这些亚洲民族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敌对),然而既然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存在亚洲俄国和英属印度本身的结果,那么难道这种斗争不是必然的?因此,英国以低廉的代价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那里受到欢迎,绝不是由于它的作为,而只是由于它在亚洲有领地这个事实。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盟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总之,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在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政治状况更为有利和更容易控制了。两国形成一道把英属印度与俄国隔开来的天然屏障,而且无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都不能成为危险,因为它们是相互抑制的。如果波斯表现出不满,阿富汗就从前面威胁它;如果阿富汗变得不驯服,波斯则从后面威胁它。波斯从西面掩护印度;阿富汗不仅保护了位于同一方向的通向印度的咽喉要地开伯尔通道,而且在北面阻挡俄国人向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1809年,阿富汗人请求英国援助,而波斯人在1801年就已经这样做了,1814年英国确实同后者缔结了防御同盟。[386]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演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调停人,并坚决反对俄国人入侵。一方面是虚假的友好,另一方面是认真的敌意,——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英国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的威胁是怎样使这种难得的局势变得更好的。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用武力使俄国的傀儡[注: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登上了波斯王位,进攻赫拉特的准备工作就在公开进行了,帕麦斯顿不仅不反对这样做,而且不准自己的大使提出抗议。
  1837年9月,波斯军队终于侵入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派,他们在赫拉特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但是,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封锁,波斯人的进攻还是被击退了。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围,并且以强行军的速度把军队撤出他所入侵的国家。
  现在,恫吓时期自然开始了。
  在这些敌对活动进行的整个时期里,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耳爵士不仅被相互矛盾的训令捆住了手脚,而且,一方面,帕麦斯顿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当这次出征一开始时,埃利斯先生就召回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政府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1838年3月8日,麦克尼耳前往赫拉特城下的军营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沙赫这方面声称,“如果在赫拉特被占领之前退却,他担心会得罪俄国政府”,此时,只有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威胁”,能把军队撤走。但是要形成这种来自帕麦斯顿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他乐于用六行字的急电答复麦克尼耳的坚决要求,电报的主要意思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到1838年5月底,帕麦斯顿推测赫拉特已经被拿下(从开始围攻到这时已经过了大约九个月),他就利用麦克尼耳的亲随被侮辱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帕麦斯顿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知道而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一次竭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在发出威胁性照会的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上开赴波斯湾占领了哈尔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在赫拉特城下的军事失利之后,波斯派往英国的大使没有得到入境的许可。赫拉特真的坚持下来了,虽然英国没有支援它。
  帕麦斯顿勋爵重复自己过去的作为是始终不渝的,他妙地用自己的第二次中国之战来补充自己的第二次波斯之战。电报刚通知炮轰广州[注: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泰晤士报》就立即冒险出来为帕麦斯顿的中国之战辩护,虽然仅仅在这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关于波斯战争的文章还大谈经过一定时期事件必然重演的历史规律,而且如上所述,把1838年的波斯战争和1856年的波斯战争作一种令人怀疑的比较。[387]不过它装模作样,似乎忘记了如果事件彼此相象,那么引导事件的也就是同一个人,而他所发明的历史规律例同现在恬不知耻地吹捧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有些相象。但是,甚至《泰晤士报》也不能不承认,波斯远征的结果无论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二者对英国同样都是有害的,而对俄国则都是有利的。失败会暴露英国的弱点,它在中亚的威望已经由于放弃卡尔斯而受到损害;胜利会削弱波斯,会更大地动摇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使它完全依赖于俄国。如果吓不住波斯宫廷,不能迫使它让步,那么英军就必须赶快入侵波斯南部,这就会引起俄军相应地入侵波斯的北部。而如果波斯宫廷被吓住了,那么波斯就不敢说话,当然也就不能在英属印度和俄国的南高加索领地之间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泰晤士报》宣扬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就是如此。被迫做出这个结论的《泰晤士报》疏忽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856年同1838年一样,帕麦斯顿在波斯人开始进攻赫拉特之后,并不试图阻止这种进攻,而是想为此惩罚波斯人,把英国置于这种危险的抉择面前。他在面临其一次波斯战争时,促使沙赫进攻赫拉特,直接帮助了俄国。难道帕麦斯顿在发动他的第二次波斯战争时,不是悄悄地在重复那种狡猾的策略,在紧要关头从德黑兰召回英国大使,从而有意消除自己对波斯宫廷的影响,而且在波斯大臣和英国公使[注:阿迦汗·努里和墨莱。——编者注]之间的荒谬的私人争吵的可鄙的借口下,让俄国对波斯宫廷进行不容置辩的控制吗?如果《泰晤士报》故意突然继续评论帕麦斯顿勋爵在中亚的最初功绩,那它就不能用看来是一个实在的问题来结束自己勉强拼成的文章,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由于一个二等外交代表的容易动怒或者由于印度政府对征服地的贪婪欲望是否在重新卷入这次亚洲冲突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它就不考虑帕麦斯顿勋爵了,而只要它对历史随意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安菲先生和坎宁勋爵不过是扮演老角色的新演员,他们在1856年只不过是扮演帕麦斯顿勋爵在1838年为约翰·麦克尼耳爵士和奥克兰勋爵所写的角色。
  反过来说,它不得不承认,他们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利用的工具,而大约在二十年前,这些工具是用别的名字出现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了解目前帕麦斯顿戏剧的重演,必须知道他最初的表演。所以我们想就此结束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开始的对他在中亚的第一次冲突的概述。


实际资料


  1838年6月16日朗吉特·辛格、舒扎-沙赫和印度总督在拉合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朗吉特·辛格承担帮助舒扎沙赫夺取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喀布尔王位的义务,但是英国士兵不必参加预谋的入侵。三个半月以后,1838年10月1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西姆拉宣战,并声称将用两万名英国士兵来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过了四个半月,1839年2月19日,这些军队和锡克教徒一起终于出动,侵入阿富汗的领土。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采取这些矛盾的步骤的日期。1838年6月16日缔结拉合尔条约时,还存在想象的危险:波斯军队在俄国的影响下围攻赫拉特。1838年10月1日战争宣布以后,由于波斯军队失败而撤围,并退出阿富汗领土,这个危险已经消除。1838年6月16日当还存在战争的借口时,不需利用英国军队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1838年10月1日当这个借口消失时,就宣布用两万名英国士兵对付喀布尔。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1838年10月1日,臆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伙同波斯和俄国的阴谋已经完全无用了,因为波斯军队已不能靠近坎大哈和喀布尔,而俄国显然只能够用波斯军队的力量来支援阿富汗。
  俄国还能够保持对波斯宫廷的影响,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影响已经不那么强大了。圣彼得堡和伦敦内阁对中亚所持的对立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成了直接利益的客体,不如说成了抽象利益的客体。1838年10月1日明摆着的情况就是这样。1838年11月8日,印度总督接到约翰·麦克尼耳爵士的通知,说在赫拉特城下的失败已完全消除了俄国在波斯宫廷中的影响,到了10月底,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收到了涅谢尔罗迭伯爵的“非常满意的”“说明”,使他完全相信俄国并无“敌对的意图”。
  “如果俄国象人们断定的那样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个国家,而攻击阿富汗呢?他(帕麦斯顿勋爵)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派兵到圣彼得堡去了,但是没有舰队。我们要求俄国政府作出说明。我们把我们所收到的情报的性质通知了俄国。我们说明了俄国间谍唆使邻国人民反对我们的情况,曾经对俄国政府提出问题:这样做是否得到它的许可?如果它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政府就有时间请求国会的协助;但是,俄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间谍。说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许可,并且要把他们召回;实际上俄国对我国并未抱有敌对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怎么能够派舰队到波罗的海去呢?此后,俄国的行为怎样呢?它的行为是友好的。在他执政期间,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于1843年3月1日在下院根据罗巴克先生关于指定一个调查阿富汗战争的特别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所作的声明。
  他认为俄国人的说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项说明注明的日期是1838年10月20日。所以,在1839年2月19日[388],甚至因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的关系而要对他发动战争的一点点理由也完全消失了,[这是发生]在印度政府确信俄国对德黑兰的影响下降以后三个月的事情,而且是在帕麦斯顿勋爵自己由于俄国方面没有任何应该在中亚加以反对的敌对意图而表示满意之后又过了四个月的事情。但是,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公认的理由越是软弱无力,印度政府的敌对步骤就越是加强,而军事行动的虚构理由不复存在之后,这些军事行动就真的开始了。


帕麦斯顿在国会的声明


  还有一个情况能进一步说明帕麦斯顿和俄国之间的争吵。从他1839年初向国会提出的题为《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的蓝皮书中,我们知道那份他后来作为非常满意的答复而提交给下院的俄国照会是在他本人要求给予说明之前就有了。涅谢尔罗迭的外交照会注明的日期是1838年10月20日,而帕麦斯顿的外交照会是1838年10月26日。因此,俄国的答复是在英国质问的前六天。的确,为了使俄国的照会具有答复的假象,就在蓝皮书中把它放在英国照会的后面了,不论是这个照会还是那个照会,都没有互相援引,两者都用同样强烈的词句写成。在一个照会中,俄国要求英国对它在中亚造成威胁的立场作出答复;在另一个照会中,英国指责俄国在波斯经常搞阴谋诡计。俄国无论如何也不答复英国人,英国怎么也不答复俄国的照会。但是,相反地,两国政府都相互把对方的谴责当作非常满意的说明加以接受。是不是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之间的决斗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的照会是协调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给入侵咯布尔提供某种借口?当借口抵抗俄国影响的阿富汗战争在激烈进行,(已着手进行)的时候,帕麦斯顿公开与俄国结成了反法同盟。[389]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7年1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379]马克思写了《威尼斯》一文的草稿(见注373)以后,立即写了四篇札记,以《对波斯的战争》为总标题,前两篇是关于英国和伊朗战争的文章草稿,第三篇和第四篇,马克思加上《实际资料》和《帕麦斯顿在国会上的声明》的副标题,谈的是同一个问题。根据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稿的记载,我们能够确定写这些草稿的日期是这一年的1月(在1月2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用这些材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和伊朗冲突的文章,报纸编辑部把它们合成为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7—132页)。因此,所发表的这些草稿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最初的构思有更完整的概念。《对波斯的战争》的手稿具有极明显的草稿性质,其中增删的字句很多,在这次发表时,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加以说明。——第357页。
  [380]马克思指的是1837—1842年英国和伊朗的冲突。他也是指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第一次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遭到了致命的失败。——第357页。
  [381]指旁遮普。它在朗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曾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849年被英国兼并。——第357页。
  [382]大莫卧儿的首都德里曾经被纳迪尔-沙赫所侵占。——第358页。
  [383]结束1804—1813年俄国和伊朗战争的古利斯坦和约于1813年10月24日(俄历12日)签订。——第358页。
  [384]1828年2月22日(俄历10日)签订的土库曼彻条约结束了1826—1828年的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使俄国享有在黑海驻有舰队的特权。——第358页。
  [385]指1839年为了确立俄国在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影响和保证通往布哈拉和浩罕的通商道路的安全而组织的由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指挥的从奥连堡到希瓦的军事远征。这次远征是对1838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答复,由于准备得很差而告失败。——第359页。
  [386]1809年6月17日——阿富汗的舒扎-沙赫和英国的埃耳芬斯顿签订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条约。
  1801年1月4日——签订了旨在反对法国的英伊条约。
  1814年11月25日——英国和波斯缔结了条约,这个条约使波斯有义务废除同所有敌视英国的国家的联盟。——第359页。
  [387]马克思指的是1856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为英国和伊朗战争所写的社论,和该报1857年1月2日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社论。——第361页。
  [388]1839年2月,驻扎在印度北部的英国军队奉命经过开伯尔山口向阿富汗推进。——第365页。
  [389]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366、374、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