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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1850年3月）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甚至渐渐地中止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理解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役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前往各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由于政府陷入财政困难，那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主要税负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作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通过俱乐部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主要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屏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2]。其次，民主派或者是直接力求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以便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设置什么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也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永无休止地发生争执，决不能容许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通过大革命才开始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制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德意志南部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2.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1850年印成传单
1885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
卡·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


注释：

[1]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底，秘密地散发于亡命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中。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e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后又转载于“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K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一书中；这本书是由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写的，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警棍”。在本卷中，这篇告同盟书是按照恩格斯校订过的、1885年他收入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德文版作为附录的原文刊印的。——第288页。

[2] 这里所谈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到50年代对革命前景的整个估计有密切关系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象后来的列宁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朽，社会主义就要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在“告同盟书”中反对把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主张变为国家财产，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工人使用。
　　列宁根据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首先保留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是合适的，他写道：“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个条例，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削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138页）——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