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3年5月）

我的父亲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在一位伟人刚刚去世时就来撰写他的传记，这也许是太仓促了，而让一个了解并热爱他的人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就更困难了。目前，我写不出更多的，只能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我父亲的生平。我将只陈述事实，根本不想解说他的那些伟大的理论和发现，那些奠定近代社会主义基础的理论和革新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发现。然而，我希望在将来某一期的《进步》杂志上，分析下我父亲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很有才干，是一位律师，思想上深受法国十八世纪关于宗教、科学和艺术等概念的影响；他的母亲是十七世纪定居荷兰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后裔。在他童年的友伴中，有燕妮（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和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从他们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他有一半苏格兰血统）那里，受到熏陶，很早就热爱“浪漫”派；当他的父亲给他念伏尔泰和拉辛的著作时，威斯特华伦却给他念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一直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他的同学们非常喜欢他，但又害怕他——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淘气，而害怕他则是因为他随手能写出一些讽刺诗来挖苦他的对头。卡尔·马克思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然后升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为了取悦他的父亲，他在大学里一度学习法律，而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他攻读历史和哲学。1842年，他准备在波恩取得“大学讲师”的资格，但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德国1840年的政治运动，使他投入了另一种生涯。莱茵省的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们——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马克思的合作下，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他对省议会所做的精辟而大胆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而尽管年仅二十四岁，便被聘为该报的主笔。他接受了这一聘请，从而开始了他反对专制主义、特别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长期斗争。这家报纸出版时当然要经过一位书报检查官的审查，但这位无能的检查官却一筹莫展。《莱茵报》经常刊登重要文章，检查官也束手无策。后来又从柏林派来一个“特别”检查官，但是即使这种双重检查也无济于事，政府终于在1843年封闭了这家报纸。同年，1843年，马克思同他的旧友和游伴、已经订婚七年之久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后来偕同年轻的妻子前往巴黎。在巴黎，他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在该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第二篇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文。当《年鉴》停止出版时，马克思便给《前进报》撰稿，一般认为他曾经担任这家报纸的编辑。实际上，海涅、艾韦贝克、恩格斯等人也曾为该报撰稿，编辑职位好像是轮流担任的，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责任编辑。马克思接着发表了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黑格尔唯心主义学派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在这段时期，卡尔·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还继续对普鲁士政府进行猛烈的抨击，结果，普鲁士政府要求基佐先生——据说通过当时正在巴黎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所起的作用——把马克思逐出法国。基佐毅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马克思不得不离开巴黎。他前往布鲁塞尔，并于1846年在那里用法文出版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当时蒲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并写信给马克思，说他等待马克思给以“严格的批评”，他没等待很久，因为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哲学的贫困》，批评的“严格”程度也许出乎蒲鲁东的意外。同样，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一同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把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加以改造，使它从一个完全密谋性质的团体转变为一个宣传共产主义原理的组织，而且它只是在环境要求保密时才秘密活动。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也就有这个同盟，它是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成员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它是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1847年，同盟的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代表身分出席；随后他们即被委托起草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正好在1848年大革命前不久首次发表，后来又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这篇宣言一开始便回顾了当前社会情况，接着说明旧的封建的阶级划分已逐渐消失，近代社会只分为两个阶级——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财富和权力而不从事生产。资产阶级在利用无产阶级从事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后，又利用由此而获得的权力来奴役无产阶级。对于那种说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消灭财产”的指责，宣言的回答是，共产党人的目的仅仅在于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十分之九的社会财产已经消灭了；对于那种说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婚姻和家庭”的指责，宣言的回答是，请问什么样的“家庭”和“婚姻”对工人们来说是可能的，这些字眼的真正意义，对他们来说都不存在了。至于说“消灭祖国和国籍”，这些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消灭了，而且，由于工业的发展，对资产阶级来说也消灭了。资产阶级曾经进行了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它曾使整个生产制度革命化。在它的经营下，我们时代的蒸汽机、自动牵引机、汽锤、铁路和远洋轮船都发展起来了。但是它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是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要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宣言》的结尾写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在《布鲁塞尔报》上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再次要求驱逐他，但没有得逞，直到二月革命在比利时工人中引起一场运动时，马克思才被比利时政府毫不犹豫地驱逐出境。然而，法国临时政府已经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巴黎呆了一些时候，直到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返回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敢于声援巴黎六月起义者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各种各样的反动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徒劳地诋毁《新莱茵报》，说它放肆到竟敢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和蔑视一切权威——而且是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里！当局用戒严作为借口，迫使这家报纸停刊六个星期。然而它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重新出版，它的声誉和发行量随着它所遭受的攻击而激增。在普鲁士的十一月“政变”后，《新莱茵报》在每一号的报头上都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由于这一点以及某几篇文章，这家报纸两次遭到起诉，但均被宣告无罪。最后，在德累斯顿、莱茵省和德国南部举行的五月起义（1849年）以后，《新莱茵报》被强行封闭。最后一号，用红色油墨印刷——于1849年5月19日出版。

　　这时马克思重新回到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以后的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让他选择或者去布列塔尼隐居，或者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者，并前往伦敦，在那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他曾试图以评论性杂志形式在汉堡重新出版《新莱茵报》，但没有成功。在拿破仑的“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于1858年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彻底揭穿普鲁士政府和警察的卑鄙阴谋。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一度脱离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专心致志地在英国博物馆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给《纽约论坛报》撰写社论和通讯，并写小册子和传单抨击帕麦斯顿“政权”，当时由戴维·乌尔卡尔特广为散发。

　　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长期而勤奋研究的最初成果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问世，他在这本书中首次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

　　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伪装成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波拿巴主义，又反对以中立为幌子、企图混水摸鱼的普鲁士政策。这时，有必要抨击卡尔·福格特，此人受“午夜暗杀团”的雇佣，鼓动德国保守中立，不仅如此，甚至要求德国表示同情。在受到卡尔·福格特的卑鄙的、恶意的诽谤后，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1860年出版）一书来回击他和他那一伙的绅士们，并痛斥福格特受拿破仑收买。整整十年以后，在1870年，这一斥责的内容被证明确有其事。法国国防政府公布了一份波拿巴雇佣人员的名单，在字母“V”下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四万法郎”。1867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关于这部著作的内容，我将在下一期的《进步》杂志上再谈。

　　这时，工人运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展，于是马克思就能考虑实现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欧洲和美洲所有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4月举行了一次声援波兰的群众大会，大会使属于各种国籍的工人们共聚一堂，并决定建立国际。1864年9月28日，在圣詹姆斯堂［注：应为圣马丁堂。——编者注］举行的一次会议（由比斯利教授担任主席）上，国际成立了，并选出了临时总委员会；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这篇宣言中，他描绘了工人阶级在所谓商业繁荣年代里的惊人贫困的景象，号召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且，正如十几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他在结尾写上了这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章程》说明创立这个国际的理由是：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要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一部协会的历史——虽然他始终不过是德国和俄国的通讯书记，却是历届总委员会的灵魂。所有的宣言，从成立宣言到最后一篇宣言《法兰西内战》，几乎毫不例外地都由他执笔。在最后这篇宣言中，马克思阐明公社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摸不透的怪物”。他用激烈的、绝妙的语言，谴责腐败的政府“把法国出卖给普鲁士的卖国勾当”，并痛斥同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府，例如伪证制造犯茹尔·法夫尔、高利贷者费里和臭名昭著的梯也尔这个“从政治上给帝国擦靴子的”“侏儒怪物”。马克思把凡尔赛政府制造的恐怖和巴黎工人英勇的献身精神（他们正是为了保护费里先生现在担任总理的这个共和国而牺牲的）做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已经永远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公社的失败使国际处境十分困难。看来必须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这是由马克思建议，经1873年［注：应为1872年。——编者注］的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从此以后，运动就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全世界无产者经常不断的联系——国际工人协会的成果之一——已经表明，不再需要一个有形的组织了。但是不论形式如何，工作仍在进行，而且只要目前的社会情况依然存在，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从1873年以来，马克思几乎把全部力量投入他的著作，尽管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曾经耽搁了几年。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手稿，将由他最老的、最可靠的和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加以编辑。另外一些手稿也可能出版。

　　我叙述的只是严格地限于这位伟人的历史和传记材料。至于他那光辉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他的智慧、幽默、一贯和蔼可亲和永远富于同情的态度，这些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总而言之：

“交织在他身上的
各种美德，
可以使造物主肃然起立，
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男子汉！’”

载于1893年5月伦敦《进步》月刊《Progress》

译自《当卡尔马克思逝世的时候》（《When Karl Marx died》）1973年纽约国际出版社版第50-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