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现代性与经典社会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恩格斯、现代性与经典社会理论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刘冰菁^** 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是最早一批系统性地反思现代社会的学者，他们针对现代性展开了批判话语，并建立了独特的现代社会理论问题式。但是在社会理论的经典叙事中，马克思总是作为现代社会理论问题式的主要创建者被广泛引用，恩格斯常常是被忽略的。人们认为，无疑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现代性理论和批判的社会理论，将现代社会的兴起同资本主义的出现联系起来思考。实际上，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关注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关注资本主义创造崭新的现代世界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看到，从1830年末到1840年间，恩格斯不仅在揭示现代世界的特征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更促使马克思去观察资本主义在建构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我认为，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历史独创性及其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对恩格斯早期作品的研究、对他与马克思最初合作的考察，将为我们提供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全新观点，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恩格斯在两人确立共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中的作用。当然，这些分析也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仍是他们对当代思想的主要贡献。
　　许多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学说总将晚期恩格斯的科学主义作品和马克思的哲学作品相对比，以此来强调两人之间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现代性理论研究，也都共享着对现代世界的重要观点，尽管两人后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艾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所开展的研究的重要性便在于，他强调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捍卫恩格斯并不是粗暴地简化了马克思的思想。布鲁斯·玛兹丽施（Bruce Mazlish）^[2]也肯定了恩格斯的重要贡献。不过，乔治·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3]、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4]及其他学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尖锐地对立起来，攻击恩格斯降低了马克思思想的水准。虽然他们不同观点的背后是认识论方法的根本差异，但将恩格斯的独特贡献及其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影响一笔带过，这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关于恩格斯生平与时代的讨论，参见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e）的《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5]、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亦译特雷尔·卡弗）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生平及思想》（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6]里格比（S.H.Rigby）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and Revolution）^[7]，汉利（J.D.Hunley）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一种再评价）（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einterpretation）^[8]〕.

恩格斯及其对现代的寻找

　　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巴门（Barmen）和不莱梅（Bremen）、英国的曼彻斯特都设有工厂，因而恩格斯在德国刚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就能体验到什么是现代世界。在恩格斯最初的作品中，他见证了德国兴起的新工业社会，看到了工业带来的现代形式，如城市化、建筑、文化和思想。在1839年的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Letters from Wuppertal）中，恩格斯描述了伍珀河谷（Wuppertal Valley）新出现的工业情况，一开始映人眼帘的就是被“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9]污染的伍珀河。在发表揭露现代工业社会状况的作品时，恩格斯年仅19岁。恩格斯本身就涉猎广泛、自学成才，还富有强烈的文学抱负，因此在巴门读书期间和在柏林服役期间，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学习和写作上。恩格斯早期很多作品都收录在CW2^[10]中，我的研究将基于这些文献展开。
　　随后，恩格斯描述了埃尔伯费尔德镇的境况，并将其与隔壁的巴门镇——也就是恩格斯的故乡——相对比。他赞美巴门“新式的、盖得别致的、高大而坚固的建筑”^[11]，这里“没有埃尔伯费尔德那种既不是旧式也不是新式、既不美观又不显得滑稽的蹩脚房子”^[12]。到处是新盖的石头房子、笔直的公路、绿色草地和花园，巴门教堂是“按高雅的拜占庭风格建造得十分别致的建筑物”。^[13]恩格斯总结道，“这里的景致要比埃尔伯费尔德多彩多姿得多了；有漂白工厂的绿色草地，有新式的房子，有一段小河，有许多临街花园，一—这一切打破了一种单调的气氛。由此也会使你产生疑问，该把巴门看做一个城市还是看做各种建筑的简单堆积。它也只是被城市公共机关连在一起的许多居民点的结合体”^[14]。
　　因此，恩格斯是通过多样的新式现代建筑、工厂和小镇来标志这个崭新的现代世界的。同时，他也描绘了醉汉们到晚上11点钟酒馆关门的时候就从店里拥出来，睡倒在路旁的水沟里。恩格斯认为这是由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恶劣条件导致的，新工业中的工人们是非常悲惨的：“在低矮的房子里，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梁。因此，这些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15]同样的，“在当地的皮匠……但用不了3年，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就会被毁掉；5个人中有3个人死于肺结核”^[16]。总而言之，“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一一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17]。
　　可以说，在1839年初，恩格斯强烈谴责了工人阶级所处的糟糕的工作和生活境况，认为这是现代工厂发展应该被批判的地方。在《伍珀河谷来信》和恩格斯接下来几年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恩格斯极其详细地描述了“现代”文学、文化和当下的思潮，将“现代”文学潮流同启蒙批判运动、“青年德意志"（Young Germany）提倡的当代文学等同起来，后者被恩格斯赞扬为反抗基督教虔敬派思想和落后德国文学的先锋，在恩格斯早期的大量报刊文章和作品中，恩格斯将自己展现为一名和马克思一样的现代性的支持者和现代思想的捍卫者，当然同时他也尖锐地批判了现代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恶劣影响。
　　1842年，恩格斯前往英国学习经营工业生产的商业知识，在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办的工厂中工作，那是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中心。在那里，恩格斯不仅直接体验到了工业生产的全新模式以及与其相伴随的生活方式，还刻苦地研究了德国、法国、英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恩格斯指出新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8]。
　　实际上，众所周知，恩格斯先于马克思转向了共产主义，那是1842年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帮助恩格斯转变信仰的结果。当时，马克思还只是一名形式上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他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他并没有充分了解共产主义思想^[19]。但在1843年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积极参加了许多会议、开展演讲。
　　对恩格斯来说，英国政治经济学呈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状态，为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1843年秋天，恩格斯开始撰写一篇关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文章，并且寄给了马克思和卢格（Ruge）以便能够发表在即将出版的《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德法年鉴》旨在发表德法最优秀的激进理论家的作品，以掀起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新潮流。《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便发表了“来自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在这部作品中，恩格斯剖析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私有权、竞争、贸易和危机等。虽然他的研究不够完整，也充满了道德主义情怀，但其中不乏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精彩见解，透露出他激进的社会批判和改革的倾向。恩格斯一开始便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同工业的发展挂起钩来，认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合法化了，“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20]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揭示了商业体系和“新的经济学”^[21]之间的完美对应。新的体系假设了“私有制的合理性”^[22]，并发展为商业体系。竞争是经济学家们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娇惯和爱抚着她”^[23]。但是竞争导致私有财产的垄断，并且制造了内部充满冲突和危机的经济体系。面对这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恩格斯的批判是高度道德说教式的。在他看来，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24]。商业贸易更是一种“合法的欺诈”^[25]，它的辩护者们辩称商业体系具有文明开化的美德，对此恩格斯轻蔑地回答道：

　　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26]

　　作为一位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恩格斯强调了竞争和垄断、供应和需求、财富和贫穷、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指出这些矛盾终将导致商业体系的危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八十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27]。虽然恩格斯看到兴起的工业社会充满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危机倾向，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商业机制或倾向将会带来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他仅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样无意识的、不加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28]
　　1843年，恩格斯还另外撰写了对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评论，题为《英国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与这一时期恩格斯的其他作品一样，《英国状况》也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进行了对比。这篇评论显示出此时的恩格斯在专心致志地研究现代工厂体系和探索工业社会的发展。此外，恩格斯对英国的其他研究——比如《英国状况：十八世纪》（The Condition of England：The Eighteenth Century）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The Condition of England：The English Contitution）——透露出英国出现的现代经济、国家的结构和条件。除了研究现代社会的工业生产和政治宪法，恩格斯还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新生活并积累了许多材料，最终在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这些极具开创性的研究中，恩格斯确信，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与17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29]的发明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些技术引发了工业革命，生产出新劳动工具、新工业、新社会结构、新的生活与工作条件。
　　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认为“‘工业革命’的术语属于恩格斯”^[30]。但是，迪克·斯特鲁克（Dirk J.Struik）在梁赞诺夫再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中发现：“至少最早在1820年，法国就已经开始使用‘工业革命’的术语，类似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恩格斯是在1844—1845年间启用‘工业革命’，他很可能是在法国文学中习得了该术语，随后第一次在德语中使用。奇怪的是，直到1884年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使用了‘工业革命’，英语中才出现这个词汇的身影。但汤因比是知晓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的，后者是在德语语境中使用了‘工业革命’。”^[31]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32]但恩格斯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分析是从进入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开始的，他描述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纺纱工人的生活状况。这其实为区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模式，后来的经典社会理论也都采纳了这种区分方式。恩格斯描述道，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纺纱工人们都在家中工作，“颇为愉快地度过时光”。他们有着稳定的家庭结构，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空闲时“到自己的园子或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33]，这既是运动也是休闲。不过，恩格斯并没有美化英国工人过去的工作状况，他仍指出工人们缺乏教育、政治意识和精神生活，简言之，少有机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文本批评家认为，恩格斯“片面地呈现了那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过度强调了在工业化之前工人的美好生活以及机器引入后对他们的影响”^[34]。但是，在下面列出的选段中我们将看到，恩格斯确实把过去的工人状况理想化了，但我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辩证法模型来分析工业革命的得失，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及其他作品中确立了这种辩证法的模型。比如，恩格斯写道，过去工人们“在自己的平静、刻板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35]
　　在这里可以发现，恩格斯是认可工业革命的，后来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作品中他与马克思同样认可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社会浪漫般的条件，强迫无产阶级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在将无产阶级推入历史的旋涡的同时，工业革命也给他们带来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带来了将人类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这样的辩证视角——同时看到破坏性的影响和解放的可能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往后的作品中都坚持的内容。
　　当然，此时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情怀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实，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揭露它给人们带来的伤风败俗、人性堕落及其他压迫。工业革命最先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结构。恩格斯写道：“上面已经指出，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以便把个体手工业工人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36]
　　“摇撼”一词暗示现代工业产生的破坏，但恩格斯也强调了技术、科学和工业在现代社会生产上的积极影响。在早期的作品中，恩格斯都高度称赞了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性。他展示珍妮纺纱机如何带来了新的劳动分工，催生了纺织羊毛、亚麻、棉花和蚕丝的工厂，蒸汽机的发明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也开启了进行批量生产的制造业和工厂体系。工厂体系使农业机械化，大规模的种植因而变得可能，这就挤掉了小农，迫使他们到新兴的城市工厂里谋生。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呈现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催生了新的制造业形式、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社会分化。原材料和燃料的开采需要催生了新的矿业，如煤矿、炼铁等。制铁业开辟了崭新的建筑活动比如造桥以及生产钉子和螺丝等新产品。另外，类似海上贸易的新产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交通和通信方式的发展，比如公路、桥梁、运河、铁路等。但是，恩格斯关注的是作为新工业革命的象征的城市，以及在城市中心出现的新社会结构。
　　在概要性地描述了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后，恩格斯聚焦到了他所在的曼彻斯特，这座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和世界工业的中心。^[37]恩格斯详细呈现了曼彻斯特的结构，它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糟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恩格斯来说，阶级分化和冲突“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38]这场战争不仅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39]。在下一节里，恩格斯明确这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阶级问题带来了新的对立与冲突：

　　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取决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最有利。没有人还想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和自己的同伴达成谅解，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自卫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方面已渐渐划分成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40]

　　然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在竞争中争取到的联合，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特别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这也是为什么他相信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原因。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的先声：因为此时的恩格斯就已经断言，如果当下趋势继续的话，“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41]
　　几乎在同一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只不过此时的马克思仍有些脱离实际，他的无产阶级概念明显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而相比之下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是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恩格斯非常自信地认为，“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以上得出的这些结论都是确凿无疑的……革命必然到来，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太晚了”^[42]。不过后来恩格斯谴责了这样的过度乐观主义的看法，但实际上他和马克思一直都坚持认为革命必然到来。因此，恩格斯属于第一批试图揭示现代社会结构的社会理论家，既刻画了它的根本冲突，也预测了它的最终失败。恩格斯的自信让人惊奇，他充满自信地试图揭示英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境况，试图全面勾勒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使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图穷匕见。此外，恩格斯的分析并不是静态的，他展示了处于冲突中的各个阶级如何努力争取社会的控制。对此，史蒂文·马库斯^[43]指出，从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代思考模式：从现象的本质特征，在区分表象和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对当代社会结构的全面且系统的分析。
　　马库斯还认为，恩格斯最先全景式地再现了关于“贫困的文化”。为了能够把握新工业城市的宏观结构，恩格斯揭示了相邻地域间的多样关联，从而描摹出城市的独特结构，这可以算是最早关于城市社会学的作品。为了触摸现代工业社会罪恶的核心，恩格斯一头扎进了对工人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的研究，试图从中找到线索。他用他的眼睛、鼻子、耳朵与脚来丈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可怕处境，将其作为未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模型来参考，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也是这么做的。在展示社会巨大的复杂性时，恩格斯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思考，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通向整个的社会体系。对恩格斯来说，辩证法是在找出关联，他也极有把握地揭示了工业社会的本质结构。而且，恩格斯的这些思考是极其系统化的，他是从总体的角度分析各个部分，展现各个部分如何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恩格斯也对现代工业社会持有批判的观点，他以惊人的细节展现了无产阶级的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他的批判总体上是道德说教式的，并没有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分析劳动时提出异化、人的本质等概念。恩格斯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冷酷，也记述了一群工人如何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点点头然后说：“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44]而且，恩格斯看到了未来革命中必来的惩罚，这也是他与马克思终其一生想要揭示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与现代性

　　虽然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中，有着像马基雅维利、维柯（Vico）、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Condorcet）、亚当·斯密、孔德（Comte）、圣西门（Saint-Simon）和黑格尔这样显赫的思想家，但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同路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才是最早对现代性提出系统的社会理论的思想家，他们开启了与经典社会理论相关的思想模式。虽然过去的思想家们曾经分析过现代社会和过去社会的区别、转向新的现代社会的变动历史阶段及其重要特征，但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提供了关于现代性产生的全面的历史分析，系统地分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结构、过程、冲突和进步潜力等。马克思、恩格斯将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历史经验分析、系统的概念化理论与彻底的社会批判相结合，基于严格的理论分析与坚实的历史基础，揭示了新兴的社会冲突和分裂，同时也包括现代性带来的社会联合模式。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最先在社会理论中形成了独特的解放传统，他们是从更高的历史可能性和发展趋势的角度来批判地审视现代社会结构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现代性的破坏性和压抑性特征将在更高层级的社会发展中被克服。因此，启蒙思想家、实证技术的社会理论家孔德、圣西门都支持现代性，都假设了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在其中技术精英将会推动社会进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指认了现代性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和压迫，并且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自社会进步的更多潜能，这是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简单的规范性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代性的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经济发展形塑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最终导致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形态。因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世界，这是与过去的封建世界完全决裂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代性的概念是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中确立起来的，因为资本主义既是现代世界的命运，也是现代性形成的动力所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建构了区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的经典分析模型，为此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从中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趋势。在184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文本中，两人共同专注于此。1845年，马克思因为在激进的流亡者报纸上发表文章而被驱逐出巴黎，搬去了布鲁塞尔，这也是他与恩格斯开始合作的地方。他们一起前往英国，实地考察新的工厂、新的工业下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返程后，他们于1845—1846年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但终生未公开发表。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他们开始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分析，并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仅如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先提出了关于现代社会形成的差异化结构的想法，以及全新的协作模式，这使这部著作不容小觑。另外，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出版了《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1845），针对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他们过去的同伴一—青年黑格尔派发起了批判，认为他们是伪激进的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后来还出版了《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1846）批判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这位法国学者陷入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泥淖中，所以将具体的经济学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分析的对象）都神秘化了。
　　而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视域直到在《共产党宣言》中才展露无遗，体现在他们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历程时所采纳的独特叙事形式里。他们在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就预测到了不久之后欧洲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新现代社会进行了对比，“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5]。
　　但是，标准的《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本（除了卡弗在1996年翻译的版本）没有将德文隐含的内涵表达清楚。这里的翻译应该是：过去一切的等级、社会阶层（Stande），都和坚固的东西一样消失了。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区别了开来。黑格尔相信，社会阶层具有重要作用，即将个体融入现代社会中，相反，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些组织正在瓦解。因此，黑格尔最终提出了将现代和前现代的组织、概念相融合的政治学说，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形成了一个彻底的现代社会概念。在文中他们写道，过去的社会等级秩序与阶级都在瓦解，使工人直接面对着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其他阶级的介入（卡弗的译本将这里译为“一切固定的和等级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的标题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在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对立被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6]。两大阶级对立的观点源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且下以文小海星学这一观点作为关键要点将持续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在一些作品中他们会采纳更复杂的阶级分析理论）。因此不得不承认，尽管马克思因其独特的表达和历史叙事方式而备受称赞，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观点确实在恩格斯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得到了呈现〔伯曼（MarshallBerman）^[47]将《共产党宣言》视作社会现代性的奠基性文献，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卡弗^[48]则认为，比起马克思，这里面的历史性内容更像是来自恩格斯早期的作品〕。
　　当一切互相依赖的坚固联系都消失了，个体就会成为能够自由竞争和交换的人。这就导致了一种完全失和，互相冲突的社会秩序，正如恩格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确实，对恩格斯和马克思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不平等、阶级冲突和危机趋势而分裂，并形成了一种本质上便不稳定的社会秩序，充斥着冲突、危机和被推翻的危险。启蒙时代渴望进入文明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沿着这种思想认为，在工人阶级得到胜利后，统治的资产阶级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将会得到圆满解决，随后而来的会是一种平等、公正、民主的社会秩序，彻底实现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共同理想，推动现代性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所以，马克思主义非常认同启蒙传统的乐观信念，那就是现代社会正处在向前进步的历史过程中，而人类必将克服它的局限性、解决它的问题，迈入人类历史的更高阶段。
　　为了彻底研究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根据英国社会，即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来揭示现代社会秩序的内在动态规律的，但他们对其他国家即将发生的变化也胸有成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亲身体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包括它的机械化、大工业、科学技术与劳动过程的紧密结合、白热化的帝国主义竞争和现代国家）——那本来就是从英国开始，很快便席卷欧洲大陆和美国的革命、而且也亲身经历了工人运动的兴起、见证了工人们愈来愈诉求更为平等的政治与社会重建，甚至他们自己还成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着明显的现代憧憬，期待进步、自由、民主、社会经济与个体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与局限主要关系到它对时代进步性的期待与信任。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时代处在进步之中，这终将导致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彻底实现现代性的承诺。马克思主义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比进行的分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他们也展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将彻底实现现代性的潜力，创造更高阶段的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永久贡献在于它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这为经典社会理论树立了典范）以及它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冲突和潜能的洞见。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作品才全面呈现了他们关于现代社会的详细观点。比如，他们在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在现代科学方法上的重要差异，他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等，都在文献研究中得到了说明，也是本书其他篇章的主题。但是，关于早期恩格斯以及他最初与马克思合作的研究揭示出，恩格斯理应受到更多赞誉，特别是他作为经典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性贡献。

^*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cllhc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批判理论、当代文化和传媒研究，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主义》《媒体文化》等。本文选自《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Engles After After Marx），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刘冰菁，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1] Alvin Gouldner.The Tuo Marxisms：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New York：Seabury，1980.

^[2] Bruce Mazlish，A New Science：The Breakdoun of Conn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 George Lichtheim，Marxism，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New York：Praeger，1961.

^[4] 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1975；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London；Allen & Unwin，1984.

^[5] Steven Marcuse，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1974.

^[6] 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1989.

^[7] S.H.Rigby.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8] 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0] 指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ume 2，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19] 参见David Riazanov，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le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43：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1989.p.9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44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46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30] Duvid Riazanov，Karl Marx and Frinlrich Engle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14.

^[31] David Riazanov，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les，New Yoc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223.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34] 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16.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37] 想要进一步查看关于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关于它的研究，可参见Steven Marcuse.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1974..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497页。

^[43] 参见Steven Marcuse，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1974.pp177ff.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47]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London：Verso，1982.参见〔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8]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参见〔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