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8）幸福的婚姻



　　我极少见到如此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全身心相互扶持，共享喜悦，共担苦难，共度悲伤。

　　——斯蒂凡·波尔恩〔1〕



　　比利时很小。与周围的强权君主统治的国家相比，它算得上一片净土。比利时15年前刚刚脱离荷兰，获得独立，有国王，也有宪法，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为自由开明的国家。它虽缺少激情（布鲁塞尔与巴黎相比，有如小镇与城市的差别），但有自由。对于来到自己领地的流亡者，国王莱奥波德一世的要求很简单：不得直接参与政治和宣传活动，以免惹恼强大的邻国。〔2〕巴黎提出过类似条件，但马克思没有接受。他之所以在比利时选择了接受，有两方面原因：个人方面，燕妮又怀孕了；职业方面，他离开巴黎时与出版商签了合同，要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3〕
　　马克思给国王莱奥波德一世写过两封信，自称“陛下最谦恭和最忠实的仆人”，请求被准许携妻子和孩子在比利时居住，"以名誉保证，不在比利时出版任何关于当前政治状况的著作”。〔4〕莱奥波德一世同意了，准许马克思一家在比利时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5〕比利时政府已经接到法国人的提醒，需要注意这名普鲁士煽动者。警察总长知会布鲁塞尔市长说：“如果发现他违反约定，做出任何有损于我们的邻居和盟友普鲁士政府的行为，请马上报告给我。”〔6〕警察的怀疑将很快得到验证，马克思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了算得上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抵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还是尽力遵守约定。
　　燕妮希望自己和马克思能在布鲁塞尔安定下来，不像之前那样流离失所。马克思离开巴黎前，燕妮交给他一张清单，列着她对住处的要求，希望马克思按清单寻找住所。很难想象，因为支持弑君而被驱逐的马克思坐着驿马车穿过乡间时，口袋里还装着这样一份清单，告诉他要特别注意橱柜——“在家庭妇女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不用过于担心厨房用具。燕妮希望他能找到一处“有四间房间和一间厨房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房间存放平时用不着的物件和旅行箱。得有三个房间有取暖设施，……我们的房间不用太雅致。我们的房间和你的书房最好有些摆设，哪怕很简单”。她让自己的“高贵的保护者”来决定如何存放书籍。〔74〕她想象在布鲁塞尔有这样一个家，也许是她对遭到驱逐的反应；也许是她希望扎下根，虽不一定非要过得有多富足，但至少不会再有警察拿着驱逐令来敲门；也许她正期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想象着他们的流浪生涯就要结束了。
　　但她2月底来到布鲁塞尔后，发现事情远非她想象的那样：马克思还没找到固定住所，她和女儿以及照顾女儿的奶妈，只能跟马克思一起暂住在市中心圣古都勒广场附近的野林旅店。近在咫尺的圣米歇尔大教堂高高耸立，像是在不断提醒马克思敌人（教会）的强大。野林旅店虽不是燕妮理想的家，却在德国流亡者中很受欢迎。〔8〕来布鲁塞尔避难的德国人只有几百人，在这样的小圈子里，人们相互间很容易走近，很快成为朋友。
　　在巴黎时，马克思一家的社会交往，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私人生活上，都更加高调。他们在布鲁塞尔初期的日子则更安静，也更丰富。多年来，围绕在马克思身边的人经常被他的敌人贬称为“马克思派”。但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他们指的不过是马克思身边有数的几个密友和家人。的确，同一个圈子的人通常会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而走到一起，但除了思想，马克思和燕妮身边的人还有感情维系着。他们大多都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布鲁塞尔开始走到一起的。
　　马克思抵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便去寻找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为自己三年前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对待诗人的方式向他道歉。当时，弗莱里格拉特（同时也是商人，对年轻的恩格斯启发很大）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与海尔维格不同，他最初的兴趣不在政治，他认为诗歌不应与社会问题牵扯到一起，并因此与海尔维格发生过公开争论。1842年，弗莱里格拉特被普鲁士国王授予年度津贴，《莱茵报》批判他已经被金钱收买，成为自由的敌人。〔9〕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随着普鲁士政府变得愈加反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歌也开始涉及政治。1844年，他的著作《爱国幻想》被禁后，他将其更名为《信条》，并在序言中宣布放弃皇家津贴。国王大为光火，将该书定为非法，弗莱里格拉特只得逃到比利时避难。他和妻子伊达住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登门造访时，他们正思考接下来的打算，两家人很快走得很近。〔10〕弗莱里格拉特比马克思年长8岁，他说他的新朋友“友好、风趣、谦虚、坚定”。〔11〕
　　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很快搬去了瑞士，马克思一家则从野林旅店搬进他们空出的房子。5月，马克思一家又搬到靠近卢万门的布鲁塞尔东郊。〔12〕靠着恩格斯、荣克和莱茵省其他支持者寄来的1000法郎，马克思支付了一年房租，租下了一名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同盟路上，附近是工人阶级社区，还有个图书馆。〔13〕同巴黎瓦鲁路的住处相比，这处房子无疑寒酸许多，虽有3层，墙壁却已经被煤烟熏黑，所处的街道也满是小摊和小手工者的店铺。但燕妮并未对这寒酸的环境感到失望，已经有朋友聚集在他们周围。
　　与马克思一起坐车来布鲁塞尔的报人毕尔格尔斯搬到了附近，〔14〕马克思在科隆认识的另一位德国报人卡尔·海因岑也搬了过来。〔15〕莫泽斯·赫斯和恋人西比勒·佩奇（他在科隆认识的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姑娘）也在这条街租了房子，和马克思家就隔着两个门。〔16〕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前普鲁士中尉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称他“魏魏”）也搬来住了一段时间〔17〕但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朋友（将来甚至成为家人）是在4月来到布鲁塞尔的：一个是海伦妮·德穆特，另一个是恩格斯。
　　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海伦妮有很多称呼，但他们大多叫她琳蘅。她比燕妮小6岁，比马克思小2岁，出生在特里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有6个兄弟姐妹，父亲是烘烤面包的。琳蘅11岁起便来到威斯特华伦家，她基本是和燕妮、埃德加以及卡尔一起长大的，除了日常事务外，她还要照顾主人家的孩子。〔18〕1845年4月，因为担心再次怀孕的燕妮照顾不好孩子，燕妮的母亲派当时25岁的琳蘅到布鲁塞尔帮忙。金发碧眼的琳蘅一到马克思家，便承担起所有家务，让燕妮有更多时间帮助卡尔和准备生育。〔19〕我们并不清楚琳蘅刚到布鲁塞尔时的政治信仰，但她很快就被马克思和燕妮周围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吸引，进入了这个圈子。虽然她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庭，但自1845年春天起，她便被当做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她则给了他们毫无保留的爱作为回报。据马克思的伙伴说，多年来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她都没有答应，仍然留在马克思家，照顾他们。〔20〕
　　琳蘅来得正是时候：正当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把马克思家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她的到来让马克思家重新有了条理。恩格斯租下了马克思家隔壁的房子，但除了睡觉时间，他大多都待在马克思家里。〔21〕恩格斯8个月前离开巴黎后，一直留在巴门与家人待在一起。其间，他一边完成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告诉马克思，他在书中对英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控诉，指责他们通过工厂犯下了大规模谋杀、抢劫等罪行），一边与父亲斗争。恩格斯的所做所为让父亲无法接受，为平息父亲的怒火，他同意继续回工厂工作。〔22〕但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刚开始工作，就感到厌烦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甚至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讨厌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但是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待了几天以后，它又在我的眼前重新出现了。”〔23〕
　　恩格斯推掉了工作，告诉父亲自己再也不想理会工厂里的事，之后和莫泽斯·赫斯一起在莱茵省游荡，找人交流共产主义思想。〔24〕恩格斯的活动很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在一份报告里说他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四处游荡的作家”。〔25〕父亲为了避免儿子被捕，便出钱让这个叛逆的儿子逃往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正是恩格斯想去的地方。〔26〕
　　抵达前，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迫不及待要把“理论上的废话”放在一边，研究真正的事物和人。〔27〕《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于5月在德国出版，他将万分乐意把这本书的稿酬交给马克思，缓解他的经济压力，父亲给他的钱已经足够他生活。〔28〕同时，他说自己既考虑过再去试试做生意，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写点儿足够猛的东西，以便能被冠冕堂皇地驱逐。他说自己在巴门循规蹈矩，再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上帝会无视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29〕
　　恩格斯的到来让马克思非常兴奋，燕妮也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到目前为止，恩格斯对燕妮的了解仅限于“马克思夫人”这个生硬的称呼。）正如多年前燕妮幻想着马克思在决斗中受伤后，只能由她代笔一样，现在她成为马克思真正的助手。马克思家成了朋友们活动的中心，会议走进了他们家里。他们在布鲁塞尔认识的23岁的德国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说：“我极少见到如此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全身心相互扶持、共享喜悦，共担苦难，共度悲伤。我更没见到过像燕妮那样有魅力的女士，不管是外貌还是精神都如此和谐。”〔30〕
　　燕妮后来回忆说，他们的小群体生活非常和谐，相互帮助，共享资源，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所有人的成功。他们在布鲁塞尔富丽堂皇的咖啡馆里的一串串吊灯下，一起进餐，一起跳舞，一起喝酒。〔31〕他们还与其他国家的流亡者，分享对未来的期望和对故土的失望。
　　1845年的欧洲像被笼罩在一个魔咒之下：始于爱尔兰的谷物歉收和马铃薯枯萎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导致食物严重不足。农村人口面临艰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已经无法养活自己的土地上，还是到未知的地方去碰碰运气。虽然两条路的结果都可能是挨饿，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还是选择了离开。仅1845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人到达美国。之后连续数年，这个数字持续增加。但大多数选择离开土地的人都走不了那么远，只能来到越来越拥挤的欧洲城市。〔32〕随着小农场主人数的减少，食物更加短缺。疾病开始蔓延，犯罪和拐卖儿童成为赚钱的行当。〔33〕随着农业越发萧条，暴乱的威胁也越来越大。〔34〕
　　此时，商业步入了发展过快的轨道，自1800年以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欧洲人口增长了近40%，企业主竭尽全力满足巨大的市场。过去，生产商按照需求生产，但随着生产过程加速，贪求利润的生产商不再坐等需求。他们自行开拓市场，本地需求不足，就通过新建成的铁路和轮船把商品卖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认为商业的潜力没有尽头，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英国尤其普遍。在这里，富裕的人不再关心“我需要什么”，而是“我想要什么”。这些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已经无比巨大。〔35〕
　　虽然加速发展的商业也能创造就业，但其创造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人口激增的需求。随着机器的应用和竞争的加剧，很多男性放弃原来从事的职业但又找不到新工作，相反，妇女和儿童工资更低，更容易受到雇用。另外，工厂和矿山提供的工作也谈不上什么稳定和安全。以前，一家人数代为同一个主人、在同一个行业或同一片土地上劳动繁衍。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属于一片社区、一片土地，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现在，能不能得到和保住工作完全由工头决定，工头与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只向他的主子负责。工厂里的状况更是恶劣：工人随时面对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他们每天工作12到1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因为只有工作才能保证生存。
　　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但他们却最容易被忽视，他们没有声音、没有权力、没有领袖、没有受过教育。但一些人，比如底层工匠或知识分子，还是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在欧洲各地的咖啡馆和酒馆里，他们都在讨论如何进行社会变革，消除他们的苦难。
　　交通促进了商业的扩张，也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在欧洲民众的识字率仍低于50%，但对知识的渴求已然兴起。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狄更斯等采用新的写实手法描绘社会现实（上至贵族，下至社会底层）的作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认可，外国作家进入到人们的谈资中。〔36〕报纸的转移也更加迅速，它们为了躲开检查，从一国首都转移到另一国首都。在专制统治最严重的俄国，即使沙皇尼古拉一世设立了12个检查机构，外国报纸还是流到了普通民众手中。〔37〕马克思的俄国朋友帕维尔·安年科夫谈到过这一现象，“之前完全属于高等贵族和政府官员的特权，现在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了”〔38〕
　　但最危险的还是那些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到处奔走传播革命思想的男男女女。他们受过教育，在外面接触到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法国和美国的民主思想被一路输送到圣彼得堡，英国的商业思想在米兰被热烈讨论。在欧洲，民众也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支持者认为它们能够治愈社会疾病，救助那些因天灾人祸而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人。他们被政府驱逐，在他国首都相聚之后，关注的重点也从自己的国家转向了世界。〔39〕
　　当时，出于不满而爆发的示威在欧洲尚属罕见。工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与这股潜在却庞大的力量抗衡。不过，1844年还是爆发了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恩格斯认为这次起义标志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开始）；1845年3月底，瑞士卢塞恩一场酝酿良久的政治宗教纠纷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100人死亡。〔40〕这些事件使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君主们也已经注意到社会的变化，以前威胁来自其他君主，战争因为土地、荣誉或宗教而打响。但伴随美国和法国18世纪爆发的革命，以及1830年出现的后续影响，危险变得无法预测，“人权”这样一个恼人的概念都可能成为斗争的目标。威胁可能来自对立的君主，也可能来自某个开明的贵族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某个穿过军装的小商人。
　　欧洲开始驶向未知的领域，已经延续数个世纪的简单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强有力的冲击。那么，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它呢？实际上，欧洲大陆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1845年夏天，恩格斯再次到访英国时，带上了战友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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