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7)福格特事件



  啊,当知识没有用处的时候,有知识也是痛苦的。

  索福克勒斯〔1〕



  马克思奋笔疾书时,他和恩格斯预测将催生革命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但并未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激起社会动乱或推翻任何政府。普鲁士虽然换了统治者,但原因是纯自然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858年精神失常,由其弟威廉摄政。威廉被认为在1848年3月命令军队向柏林民众开枪,从而导致了城内的致命骚乱,因此一直饱受批评。〔2〕但他摄政后,很快赢得了本要反对他的人的支持——将之前10年里实行镇压政策的人清除出政府。〔3〕其中便包括燕妮的哥哥斐迪南。〔4〕
  反动的普鲁士好像终于迎来了黎明。威廉寻求与英国和西欧,而非俄国,成为盟友,任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进入内阁。〔5〕政治、文化和专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许可,甚至有传言说政治流亡者有可能获得赦免。除了新的自由,让欢庆的气氛更加热烈的是,这一年是德国伟大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百年诞辰。德意志联邦各个地方以及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德国人社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纪念这位被视为德国文化身份的伟人。〔6〕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能见到他们期待的革命,但局面依然让他们振奋——祖国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的目标将更有可能实现。经过数年秘密集会,这样的组织终于可以公开活动,创造条件,终结君主一资本家一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并最终消除阶级。这样的氛围下,又没了找他麻烦的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阻挠(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马克思的著作也更容易出版。
  在1859年初的几个月里,马克思一直在焦急地期盼着著作出版的迹象。燕妮也在期盼,她已经向普鲁士的家人夸耀过丈夫将有大部头的著作马上出版,说丈夫为了这部著作做了数年艰苦研究,甚至损害了健康。〔7〕夫妻二人不仅将其视为对“党”和马克思的声名很重要,而且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德国发行后,还可以在利润更大的英国出版英译本。〔8〕
  马克思交稿时晚了8个月,但他希望敦克尔不要有任何延误。他翘首等待柏林的消息,他的焦虑在写给恩格斯的每封信中都有体现。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等待着邮差的敲门声,焦躁可见一斑。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书稿寄出6个星期后,敦克尔才给马克思寄来第一个印张的校样。马克思非常沮丧。〔8〕他觉得自己的著作必须尽快出版,才与现实具有相关性,更为实际的是,他需要钱。愤怒的作家可能在想:不错,自己的书稿是交晚了,可那是因为需要创作,而敦克尔需要做的不过是排版而已。
  马克思认为问题在拉萨尔。他觉得敦克尔为了照顾拉萨尔的小说,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放到了后面。〔10〕这期间,敦克尔还出版了恩格斯论述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军事紧张局势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1〕9个星期后,马克思才收到三个印张的校样,换言之,总共192页的书稿才排版完成48页。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敦克尔是不是对揽下这本书感到后悔,所以才一副拖拉的作风。〔12〕
  出版遥遥无期,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困境告诉了拉萨尔,问他能不能短期借给自己一笔钱。〔13〕拉萨尔没有同意,但通过自己的表弟给马克思介绍了一份撰稿的工作,从伦敦发电讯稿给一家报纸。〔14〕虽然操作复杂,发稿成本高,马克思又不赞同该报的政治倾向,但他还是急切地接受了,并兴奋地告诉恩格斯,自己很快将有收入进账。但没过几周,这个计划就像无数其他计划一样,流产了。马克思再次怪罪到了拉萨尔头上,说他批判该报的保守倾向,却把自己也带上了,搞得好像自己也批判了人家似的。〔15〕马克思咆哮说,“结果这个畜生使我夏季的如意打算落了个空”。〔16〕
  马克思到处碰壁。到5月中旬,他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分册本应已经面世,却没有任何出版的消息。相反,敦克尔出版了拉萨尔的又一本小册子——一本像恩格斯的作品一样讲述军事问题的小册子。〔17〕当马克思知道拉萨尔搬出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家,住进了敦克尔家,他更加确信拉萨尔的作品获得了优先待遇。〔18〕
  1859年5月21日,把最后几个印张的校样寄回柏林4天后,马克思用了一个很容易被识破的策略向敦克尔施压,让他确定出版日期。马克思说自己从美国接到100本订单,因此需要知道书价。〔19〕敦克尔没有做出回应,马克思因此又寄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他,指责他故意拖延。“我坚决要求您停止这种做法,我认为其目的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我在英国所有的熟人都赞同我的观点。”〔20〕
  就在马克思将要爆发时,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准备在伦敦创办一份报纸《人民报》。〔21〕自1851年来,马克思便与教育协会和流亡者组织日渐疏远,没了联系。除家人外,他与之保持经常联系的人不过十来个。他和恩格斯虽然经常在信件中嘲笑自己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流亡者,但他们没有公开这样做,因此并未像刚来伦敦那几年一样,招致众怒。但马克思好像特意要找事。他很愤怒、沮丧,觉得可以通过报纸捣捣乱。(他写道,“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22〕他告诉恩格斯说,《人民报》虽然是“浮泛的报纸”,但可以用来气一气哥特弗利德·“耶稣基督”金克尔—他们的老对手,拥有自己的报纸。〔23〕
  李卜克内西和《人民报》创办人埃拉尔特·比斯康普邀请马克思一起办报。一开始,马克思拒绝了,但他好像无法抵抗控制一家报纸的诱惑,很快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各种问题提出“意见”。〔24〕他的影响不断增加;在他的推动下,《人民报》开始撰文批判金克尔和他的同伙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对手。这使得流亡者圈子对“马克思派”刚刚沉寂下来的敌意被重新唤醒。
  6月,马克思去曼彻斯特看望恩格斯和鲁普斯。他们不但没能把他从狂怒的道路上拉回来,反而火上浇油,说他的突破性经济学著作仍然没能面世完全是因为自大的出版商认识不到它的价值。6月22日,马克思再次写信给敦克尔,嘲讽他违背约定,没在6月初出版和支付稿酬,甚至威胁说,要在报上刊登声明,解释延迟的原因,因为有太多人询问情况,自己不可能一一作答——这显然又是在夸大。〔25〕事实证明,这封信让马克思十分难堪。他不知道1000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在11天前出版,他的信极大地侮辱了他希望能够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的人〔26〕
  作品的出版让马克思陷入更大的焦虑,他迫切地想知道反响如何。恩格斯说自己很喜欢,〔27〕这相比他之前对马克思的作品的盛赞,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其他战友一片茫然。李卜克内西说从来没有一本书让他如此失望;《人民报》的比斯康普说自己不明白有什么用途。〔28〕马克思的战友理解不了其实并不奇怪:《批判》读起来就像是马克思一个人在推理,是他的中期思想的反映,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未来的《资本论》之间。前言论述了他对历史的物质基础的看法,但后面的部分更像是一个个片断,没有形成整体,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答。〔29〕
  在出版界,则没有反响可言,只有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了一篇短评,一些德语报纸(主要在美国)进行了转载。〔30〕燕妮和马克思认为,没有反响是因为有些人达成了“沉默的阴谋”。〔31〕马克思极为愤怒,写信给拉萨尔说:“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骂我的共产主义可卖劲了。所以可以期望他们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32〕满腔怒火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流亡者对手们都在欢庆自己的失败。〔33〕
  7月,马克思又病了,他说是天气炎热所致。〔34〕8月,他仍呕吐不止。〔35〕除了著作带来的失望,马克思还在承受家庭经济垮台的折磨。家里已经把能当的全都当了,燕妮去郡法庭对债主提出的要求进行抗辩时,由于迟到,未能获得更宽松的还债时间。债务没有变化,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头顶。〔36〕伴随这些个人的不幸,马克思开始负责《人民报》的编辑,换言之,他要在财务上对其负责。报纸的财务状况比他家里还要糟,但马克思很乐观,告诉恩格斯说,“我确信,再过六个星期,事情就有保证了”。〔37〕但在8月26日,他宣布说:“《人民报》垮台了。……但全部问题在于:随着报纸的改进,亏损增加了,而读者减少了。”〔38〕不久,报纸的印刷商起诉马克思,要求他支付12英镑。〔39〕
  怎么看,马克思掉进的这个坑都很深。最糟糕的是,在敌人眼里,他已经被击倒了,这让他难以忍受。9月,孤独又看不到希望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在这里连哪怕能够说句知心话的人都没有。”〔40〕但恩格斯自己也麻烦缠身。他遭到一群醉汉中的一个英国人侮辱,便用伞打了那人,不巧的是,打到了眼睛,虽然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那人要求赔偿。恩格斯担心花费恐怕会到200英镑。“而且还会招致公开出丑和同我的老头的争吵,因为他要出钱”,恩格斯在信中说。“最糟糕的是,我被完全握在这个恶棍和他的律师的手心里,毫无办法。……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当然不愿意放过揪住一个‘可恶的外国人’取乐的好机会。”〔41〕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马克思无法指望恩格斯帮忙。〔42〕
  心里既想着友谊又想着借钱的马克思建议恩格斯离开,躲到欧洲大陆去,但恩格斯基于自己在曼彻斯特的社会和商业地位,不可能这样做。〔43〕燕妮见哪里都筹不到钱,走出了极端的一步,背着马克思向她的哥哥斐迪南借钱。对此,马克思永远不会同意——不仅出于自尊,而且敌人知道了,会再次散播谣言说自己和斐迪南勾结。斐迪南没有答应借钱,说自己没了工作,也很穷。这样倒好,不会连累到马克思。但燕妮还是对自己不得已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步骤”,而感到丢脸。〔44〕
  马克思好像在竭尽全力得罪敦克尔,确保他不会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第二分册,但到了10月,他好像又发现敦克尔仍是最有可能在德国出版自己著作的人。马克思希望拉萨尔再次代表自己与敦克尔洽谈,写信告诉拉萨尔说,自己考虑过另一家出版商(但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真的),但最后还是觉得前两个分册最好由同一个出版商出版。“我现在应当全部重新加以修改。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以前写的。”他说自己最迟应该能在12月完成。他还告诉拉萨尔,自己正把第一分册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我在英国至少可以指望得到比在德国好一些的待遇,据我所知,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著作。我想至少把这第一篇完全献给德国读者。如果德国读者仍旧对这部著作毫不关心,那么后面的各部分我打算直接用英文写。”〔45〕
  马克思跟恩格斯说,他有信心第二分册会很顺利,但不到一个月,又承认进展缓慢。〔46〕“我很羡慕你住在曼彻斯特,能够置身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以外。我不得不过问这全部肮脏东西,而且现在的情况本来就要占去我不少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47〕
  12月,马克思愁得要命。他对恩格斯说,他被一些小债主告到了郡法庭,花5英镑给《人民报》的印刷商摆平了官司,3个月来一直在供养生了病又没有收入的比斯康普。〔48〕他想让恩格斯来伦敦过圣诞节。为了让自己和妻子内心都能平静一些,马克思说:“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49〕
  的确,很难想象已经分别15岁和14岁的小燕妮和劳拉在如此纷乱的家庭里,是如何应对的。他们目睹父亲在创作中遭受苦难,听到他因为敌人的阴谋而咆哮,感受债主登门带来的羞辱。在写给斐迪南的妻子的一封信中,燕妮极为乐观地描述了自己的女儿们。“两个大的可爱、友好、谦逊,让我们非常开心。她们把去学校和上众多私课之外的有限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尽心尽力地照顾她们的小妹妹。长着一头褐色卷发、极为优雅的小家伙一见到她们,就往她们怀里钻。每当她们一起背着书包和画夹从清新、舒适、常绿的草地回来,都像刚刚周游过世界返回家里一样,受到热烈欢迎。”〔50〕同样的区域,之前被燕妮描述得泥泞难行,回到家,鞋上要沾上厚厚的泥。〔51〕显然,实际的情况应该介于这两种描述之间。
  很明确的是,女孩子们的智力发育非常出色。1859年,小燕妮再次获得学校综合一等奖,劳拉获得两个单项二等奖。〔52〕她们能说英语、德语和法语,能用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读写,还懂得一点西班牙语(至少懂一些《堂·吉诃德》)。〔53〕她们弹钢琴,唱二重唱,画画。她们受到的教育不比那个时期任何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女孩受到的教育差。加上父亲的熏陶,她们还接受了彻底的政治教育。
  12月底,燕妮说大女儿已经代替自己誊抄马克思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在写给恩格斯祝福圣诞的信中(虽然马克思做出邀请,恩格斯还是没有到伦敦过节),燕妮说到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她开玩笑说,可惜的是给马克思做了多年秘书,退休的时候拿不到年金)和最近一年的苦难。“要是我们今年‘比较宽裕’,那我对这堆废物的领会会更加幽默一些;但是,如果经常都要同极其麻烦的穷困作斗争(这种穷困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沉重,因为现在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那么,幽默也化为乌有了。加上还有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54〕
  燕妮发现,不管境遇有多惨淡,马克思总能保持乐观,坚信自己的理想终究会成功。有时,她觉得自己不该那样现实,觉得自己这样把生活看得一清二楚是不是一种背叛。她从不怀疑马克思的才华,但她的确怀疑他的作品能不能得到接受,她对公众对他的思想的理解能力没有信心。如同一名冷酷的革命者,她相信引起公众注意的唯一办法是投出一颗更大的炸弹。她相信,马克思的下一部著作就是这颗炸弹。她对恩格斯说:“也许,第二分册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且会比现在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走着瞧吧。”〔55〕
  燕妮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上个月刚刚有一部晦涩难懂的科学著作在英国面世,令其原本籍籍无名的作者一时间名声大噪。查尔斯·达尔文因其《物种起源》一书,〔56〕在11月22日登上舞台。他们中最先读到这本书的恩格斯评价说,“简直好极了。……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57〕3马克思说这本书“在自然历史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基础”。〔58〕马克思和朋友们谈论达尔文和自然科学的革命力量长达数月之久。李卜克内西总结说,达尔文在自己的国土英国也在“准备发动一场革命,与马克思在这个世界的狂暴中心要发动的革命相似,只是他把杠杆插在了不同的地方”。〔59〕
  达尔文的著作一天之内便告售罄,这给燕妮带来了一些安慰——同样突破的机会也许也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她把这个想法当作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
  但马克思没有把时间用在极为重要的第二分册上,而是在第二年与一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前议员(此时在瑞士做地理教师、报人和地方政客)打起了口水仗。马克思说这场争论是为了党的未来。朋友们只能沮丧地看着他为了原本不该理会的一点小事把全部时间和大量金钱浪费在官司和口水仗上。
  整个事情起源于1859年5月相互间传来传去的闲言碎语。当时,法国和奥地利正因为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而交战。马克思的老朋友卡尔·布林德告诉他说,德国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被拿破仑收买,为法国进行宣传——不但自己宣传,还竭力收买其他作家一起宣传。福格特和他的朋友在瑞士创办了一家报纸,宣传法国应该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得到支持。〔60〕
  马克思便在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个小道消息,说福格特把自己卖给了波拿巴。〔61〕他还把这消息告诉了《人民报》的比斯康普,后者把这一并无根据的指控登在了报上,并寄了一份报纸给福格特。〔62〕德国流亡者的世界很小,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比蜘蛛网还要密集,但结果并非相互扶持。由于马克思与《人民报》关系密切,之前在《新莱茵报》时期便与马克思有所交恶(的确够乱)的福格特自然把马克思当作了在他看来是无耻谣言的源头。〔63〕
  至此,整件事还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仅限于德国流亡者读的小报上的闲言碎语。64但在李卜克内西发现一本叫作《警告》的小册子之后,事情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本小册子对福格特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但细节更多。李卜克内西就这一丑闻向19世纪上半叶发行量最大的德语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发了一篇报道。〔65〕福格特对该报提起诉讼,虽然由于技术原因,未被受理,但他得到了澄清,因为《总汇报》既无法证明他是拿破仑的代理人,又核实不了消息的来源。马克思成了输家。〔66〕除了他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作者,即便布林德的一个朋友站出来承认小册子是自己写的。〔67〕
  难道就没有更大的事情值得争论了吗?当然有。但事情还是愈演愈烈,并在1859年底达到顶点。随着对经济学著作的失望越来越大,马克思个人财务危机更加尖锐,又无法掌握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方面,便把精力疯狂地集中在这件事上,将满腔怒火发泄在福格特和所有和他相关的人身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与很多他最为珍视的朋友的感情遭到了损害,其中就包括弗莱里格拉特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对他们的指责很多,但都归于同一个问题:他认为他们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边。
  对于马克思的攻击,弗莱里格拉特受到的伤害最深,宣布将退出党的所有活动。〔68〕对马克思来说,损失是双方面的:弗莱里格拉特从1844年起便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而且他经常依赖于弗莱里格拉特作为银行家的身份在家里陷入财务困境时加以斡旋。考虑到这些,马克思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长信致歉,但私下里仍旧没有原谅他。〔69〕燕妮却与弗莱里格拉特一家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不喜欢做任何折中”。〔70〕
  就这样,在马克思本可凭借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在德国赢得博学之名的1860年,耻辱成了主题。1月,他了解到福格特出版了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将马克思列为针对自己的诽谤的源头。〔71〕福格特在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马克思是一伙流氓的头目,顶着无产阶级的名头密谋进行暴力,专门进行勒索、敲诈和伪造。福格特还说,马克思真正效忠的人是他的贵族阶级内兄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72〕
  这本小册子首版印刷3000册,全部售完,又要印第二版,极受欢迎的柏林自由主义报纸《国民报》进行了摘录。〔73〕该报说马克思是一伙叫作“硫磺帮”的敲诈勒索者的头目,很多德国人遭到他们的敲诈,不按他们的要求付钱,就会被污蔑为国家的敌人;还说马克思及其同伙与德国和法国的秘密警察合作。马克思被描绘成了一个欺骗工人和用“铁棍”管理黑帮的骗子和暴徒。〔74〕
  马克思尽量不让燕妮知道有关福格特的小册子和《国民报》的事情,但他在等着拿到实物看看自己到底遭到了怎样的攻击的同时,一直在和恩格斯讨论。〔75〕恩格斯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位朋友,知道马克思与福格特争吵将得不偿失,因此提醒马克思说,真正能让福格特和所有批评者闭嘴的办法就是尽快完成他的著作的第二分册。恩格斯恳求道:“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最后,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76〕马克思让恩格斯放心,自己正在写第二分册,6个星期以内就能完成,但还是决定要起诉《国民报》。“这个案件将使我们能在法庭上对一切民法性质的指控给予反击。以后我们就能够着手来对付猪福格特了。”〔77〕
  马克思开始给以前的伙伴写信,要求他们帮自己就以前的工作(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作证,但他的笔迹他们无法辨认,必须由燕妮清晰地誊抄一遍。2月初,马克思只得把福格特的事情告诉了燕妮,让她帮自己誊抄书信和法律文件。〔78〕燕妮后来回忆过这些无眠的夜晚。她不仅担心丈夫,还担心孩子们,担心她们受到丈夫面临的中伤的伤害。〔79〕让一家人尤为苦恼的是,中伤的报道已经传出德国,出现在纽约,甚至伦敦,孩子们的朋友很可能看见。〔80〕恩格斯说,《每日电讯报》为“福格特的脏东西辟了两栏篇幅”。〔81〕
  马克思公开声明说要对《国民报》采取法律措施,〔82〕并私下告诉恩格斯说,自己用诽谤罪威吓了《电讯报》那些“狗东西”。〔83〕在写给《电讯报》的信中,马克思要求该报编辑为“轻率地侮辱一个对其个人品德、过去的政治活动、著作和社会地位都毫不了解的人”道歉。〔84〕作为回复,《电讯报》刊登了其柏林通讯人的一篇文章,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指责马克思因为无法驳倒在德国受到的指控转而攻击英国报纸。〔85〕
  马克思相信报纸有权攻击作家、政客、演员和其他公众人物。但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国民报》完全是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把各种诽谤之言拿出来,像“干骨头”一样拼凑到了一起。他知道,公众由于政治倾向所限,会相信坏的东西,而报纸会迎合公众的这一倾向。他说,自己已经离开政治舞台太久,公众无从判断福格特的说法是真是假。“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马克思说,“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为了妻子女儿”.自己也有责任把事情拿到法庭上做个了结。〔86〕
  一名柏林律师同意代表马克思打这场诽谤案,马克思为了给他提供充足的弹药,一下子就寄出50多封信,联系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科隆和伦敦认识、现已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老朋友。他的目标是按照事实记述自己的生涯,反击所谓“硫磺帮”的指控。〔87〕如果必要,他甚至准备让斐迪南出庭作证,虽然燕妮不愿因此让家事为公众所知。〔88〕
  马克思觉得家里太过喧闹,便去了曼彻斯特,在恩格斯和鲁普斯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比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时规模小一些的辩护委员会。〔89〕律师传来令马克思振奋的消息,老朋友们也不断寄来证词佐证他的说法。马克思对一个老友说:“我应该把福格特先生的攻击看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们更亲近了。”〔90〕德国工人在伦敦举行集会,投票决定谴责福格特,支持马克思。〔91〕燕妮说,不论其他,这件事至少帮马克思分清了“哪些是真正的忠诚的朋友,哪些是虚伪的小人。两者之间可真是千差万别”。〔92〕
  在亚历山大二世相对开明的政策下,俄国也有了马克思的朋友,虽然他还尚未与他们相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在俄国开卖,莫斯科大学一名教授专门做了讲授。〔93〕“俄国一直都是你的福地。”燕妮在信中兴奋地对马克思说。〔94〕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对他自己和家人可谓双赢。他离开,也带走了他在家里制造的风暴——他工作的一楼房间便是风暴的中心,他在这里抽烟、踱来踱去、对着收到的信大声自言自语。他在家时,一家人为他的需要和活动服务,他的工作就是她们的工作,他的心情影响着所有人。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家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男人是太阳,家里所有女人都要围着他转。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家的女人和琳蘅不情愿这样做——她们一生的使命就是保护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但这个任务很累人,所以每当马克思去找恩格斯,就意味着女人们的假期。这一次,她们打算利用假期装饰一下房子。燕妮意外收到一笔家族投资回报,打算花出去。〔95〕琳蘅、玛丽安娜、燕妮和女孩子们(4岁的杜西除外,她只能给大家逗逗乐)粉刷墙壁,把破损的地毯和家具重新进行布置,让房子焕然一新。她们还从当铺(燕妮说当铺店主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用旧家具换来一些新的,包括一张时髦的色彩艳丽的机织羊毛布鲁塞尔地毯,和几把藤椅——旧椅子都掉腿了。〔96〕小燕妮上一年用彩色粉笔临摹的几幅古典画也用金色的相框裱起来,挂在了墙上。〔97〕
  改造工程刚好在5月1日小燕妮16岁生日前完成。虽然留存下来的信件并未提及,但毫无疑问,即便处在福格特事件的烦扰之中,一家人还是进行了庆祝。马克思家就像一个纷扰事多的小世界,每次重要场合都像国庆日一样重视。马克思尤其珍视小燕妮,不管麻烦有多大,都不会妨碍他为她庆祝。他与大女儿感情最为亲近,她作为一个孩子已经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深刻的了解。她在自己和燕妮因为个人或经济上的困境或者生病而无力照顾孩子时,把弟弟妹妹照顾得很好,这些他都看在眼里,满是欣慰。她毫无怨言,主动做出不该由一个孩子做出的牺牲,她的面容和身体都因此受到了影响。她友好、漂亮,喜欢笑,像父母一样机智,但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忧虑已经在她的眼睛和额头留下痕迹。她本能地分担父母的痛苦,让妹妹们可以无忧无虑。她的付出很高尚,但代价很大。从十几岁起,她便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身体柔弱。
  马克思说,在所有孩子中,小燕妮最像自己。[⑤]十六岁的她认真,善于思考,没有急着谈情说爱。〔98〕她想有一份职业。当然,她珍惜眼前和父亲一起工作的机会,但她同时想拥有一份自己的职业——她相信自己在戏剧中找到了。马克思一家都热爱戏剧,一有可能就去附近的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或伦敦东部的肖尔迪奇剧院(买不起坐票,就站着看)〔99〕观看莎士比亚剧。一家人说话时,也时不时冒出戏剧里的台词,但燕妮和马克思不希望女儿成为一名演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连桌子腿都要包起来,才显得得体,对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女孩而言,宣称要把一生放在舞台上无异于最不体面的追求。但燕妮知道女儿的才华,她的嗓音优美(燕妮说又低又甜),演讲表现出色。私下里,燕妮告诉一个朋友说,如果女儿真的认准了这一行,只要她的健康允许,自己和马克思不会阻止。小燕妮静静地做着一些事情,改变他们的想法。
  恩格斯接到父亲死于伤寒的消息后,马克思只得临时结束了曼彻斯特之行。恩格斯终于获得普鲁士政府允许,返回故土,这是他1849年在科隆被逐后第一次返家,〔100〕待了几周后,返回曼彻斯特就重组父亲的公司与英国合伙人进行谈判。〔101〕谈判还没结束,恩格斯就拿到了一些钱,寄了100英镑给马克思,让他极为惊喜。马克思说,这笔钱是“奇迹般的意外礼物。全家欢腾起来”。〔102〕
  这笔钱也许缓解了一连串坏消息带来的打击。柏林检察官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编辑提出的诽谤刑事罪诉讼,理由是“此案不具备公众利益”。〔103〕6月26日,马克思了解到,自己对《国民报》提出的诽谤刑事罪诉讼也被驳回,理由是缺乏犯罪构成。〔104〕7月底,马克思的上诉被柏林高等法院驳回。〔105〕他和恩格斯都知道案子已经毫无希望,但马克思还是让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尝试走民事途径,结果是恩格斯更多的钱打了水漂。〔106〕这期间,马克思打算写一本小册子,回击福格特。
  燕妮和恩格斯眼睁睁看着一年时间就这样溜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他最重要的,也是一生的著作——却毫无进展。他也几乎没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完全依靠恩格斯代笔,以便能继续领取稿酬。燕妮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表达了彼此的焦虑和沮丧。8月中旬,燕妮写信给恩格斯说,希望能在本周内开始誊抄回击福格特的小册子。“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此外,她说马克思还没开始找出版商。〔107〕
  恩格斯极少对马克思失去耐心,但福格特这件事让他无法忍受。他见过马克思这种状态,写《神圣家族》时,便是如此,一个小册子愣是写成了长达300页的著作。恩格斯承担了马克思的报刊写作任务,竭力帮他找人出版这本对付福格特的小册子,但马克思过于沉浸其中,完全无视他的书信和建议。恩格斯生气地写信给燕妮说,按照马克思这样的进度,肯定要到1861年才能出版。“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108〕
  又一个月过去,马克思仍未完成,但他找了伦敦一家出版商洽谈出版事宜。这家出版商之前从未出过书,要求马克思预先支付50至60英镑,马克思打算向朋友们借这笔钱。〔109〕恩格斯强烈反对,说自己无法相信先要钱的出版商,而且,在伦敦出版,结果只会弄得谁也看不到它。“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成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抛到污水坑里去。”〔110〕但马克思听不进这些。他写信给拉萨尔说,“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
  马克思告诉拉萨尔说,出版的费用没有问题,印刷会很快。他好像几乎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接触,满脑袋都是未来的远大计划。“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他估计经济学著作第二分册能在复活节前出版,“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111〕
  这期间,马克思把燕妮和孩子们送去海滨小镇黑斯廷斯住一个星期。〔112〕不难想象,她们非常需要从福格特事件导致的紧张氛围中脱身出来,休息一下,但黑斯廷斯整个星期都在下雨,没给她们带来多少舒适。小燕妮说她们浑身是泥,看着跟海草似的。〔113〕
  9月25日,她们回到伦敦时,马克思正在为自己长达200页的著作想名字。他在考虑《达—达—福格特》——源自一名阿拉伯作家,像福格特在日内瓦被收买一样,他在阿尔及尔被拿破仑收买。马克思说读者读到一半,〔114〕就会恍然明白,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说这个名字能“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他说自己会跟“批判的良心(指燕妮)”讨论一下。〔115〕可以想象,恩格斯估计被气得直拽自己的大胡子。他说,马克思给福格特起绰号没问题,但不能让读者把书读到一半才能弄明白!“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了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16〕马克思让步了——也许是因为他此前一直无视恩格斯的想法,却又需要恩格斯的钱来出这本书。但马克思没有轻易让步。他说,虽然燕妮旁征博引地指出希腊悲剧也使用难以理解的名字,自己还是听恩格斯的,把书名定为《福格特先生》。〔117〕
  10月,马克思的诉讼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他的诉讼被柏林最高法庭驳回,理由是案件缺乏根据。〔118〕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对书进行修改,加入被他称为“普鲁士司法诉讼”的部分。〔119〕随着马克思写了又改写,燕妮只能跟在后面不断誊抄。疲惫之下得了病。11月底,她出现发烧和其他症状,却不肯叫医生来。几天后,病情又有加重,马克思找了医生来。医生让孩子们马上离开房子,他虽然无法确定病症,但担心具有传染性。〔120〕女孩子们当天下午便收拾东西,搬去了住在临近的肯特镇的李卜克内西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本想送她们去学校寄宿,但她们由于宗教仪式,不愿意去。)〔121〕
  不到两天,医生说燕妮得的是天花。〔122〕几个月后,燕妮写信给朋友说:“你可以想象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恐惧和悲伤。”〔123〕1830年以来,英国再未出现过特别严重的天花疫情,1853年后,新生儿开始强制注射疫苗,因此死亡率逐年降低。但对那些在病毒小规模爆发时不幸被感染的人来说,这样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中的年轻者因为浑身长满脓包而毁容,重者不治身亡。这是一个高效的杀手,曾被殖民者用作侵入美洲的武器。燕妮被确诊时,英国每年仍有数千人死于这一疾病。〔124〕
  像穆希生病时一样,马克思停下一切工作,专心照顾妻子。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琳蘅要是传染上,我立刻就把她送进医院。直到现在,我自己担负看护的任务(主要任务)。……许多星期以来,我妻子非常焦躁,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事,这样一来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就减弱了,可能在公共马车、店铺或这一类地方受到了感染。”马克思说,这种情况下写文章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昨天夜里是可怕的,说真的,此刻我感到自己也病了。鬼知道我们是多么不走运。”筋疲力竭的马克思雇了一名护工帮忙。〔125〕
  马克思每天送食物到李卜克内西家,和他们一家人以及自己的女孩子们一起吃饭,但停留的时间很短。燕妮面对的危险尚未降低。她的四肢没有知觉,失去了部分身体机能,但清醒着。她非常痛,高烧不下,无法入睡。她后来回忆说:“我一直躺在敞开的窗子旁边,让11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滚烫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听觉越来越迟钝,后来眼睛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126〕
  病情的急性期持续了7天,但医生说,病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好转,孩子们还不能回家。考虑到这种疾病的过程,现在受到传染的可能性比之前还要大,马克思和琳蘅都注射了牛痘,要在房子里隔离10天。马克思在11月2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孩子们都非常不安。她们只能站在房子外面,仰着头从打开的窗户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马克思说,剧烈的牙痛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反而感觉好过了一些。〔127〕
  在一家人的不幸当中,《福格特先生》出版了。恩格斯是在12月5日收到书的,他评价说,这是马克思写得最好的论战性著作,这让马克思极为高兴。〔128〕的确,《福格特先生》时而尖利,时而嘲讽,反驳了福格特对马克思提出的所有指控,把福格特刻画成一个“造谣诽谤”的福斯泰夫,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满脑肠肥的混蛋、一个小丑、一只臭鼬。〔129〕书中还有趣地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的激进反对派,但不能算是马克思的自传(虽然有他的一些轶事),更应该说是关于一场运动的传记——身处运动中心的人物相互间的信件使得运动极为丰满。
  如果福格特写的小册子卖完后,马克思马上就在德国出版这本书,反响也许会更好。他希望销量不断增加——伦敦卖出41本,伦敦卖出80本。他甚至想,“进展如此顺利,佩奇(出版商)肯定在‘考虑’出第二版”。〔130〕但不会有第二版了。出版商破产了,出版和法律费用达到100英镑,马克思被印刷商起诉要求支付20英镑。〔131〕
  燕妮控诉“卑鄙、胆小、出卖灵魂的出版界”使得《福格特先生》落得同马克思其他近期著作一样的境地——堆在一旁,无人问津。也许马克思在写这本书之初,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他在前言中写道:“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抽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但是这不要紧!”〔132〕
  1870年时,马克思周围的人再次讨论了福格特事件,因为在那一年,法国政府的档案记录证明导致整个事件的那个最初的传言是真实的——福格特的确在1859年,也就是马克思把传言告诉恩格斯的那一年,收了拿破仑的钱,准确的金额是4万法郎。〔133〕但那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了,对那时的马克思和燕妮而言,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让他们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场昂贵的斗争,而在这期间,他们又已经遭受过很多个人和事业上的失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