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47）同床异梦
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做得了，我都很高兴。我非常需要工作，却很难找到。‘体面的’人都不会用我。
——爱琳娜·马克思〔1〕 |
在社会主义活动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时，抗议、反抗和起义都还很少，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非常频繁。欧洲每个工业化国家随时都有罢工、抗议或暴动发生，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保护这个制度的政府。早期抗议的煽动者一般是从事和领导工人事业的上层阶级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是工匠，即最高等级的工人（比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成员）。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示威经常是工人沮丧情绪的自发宣泄，由工人组织，为了工人。罢工也多由出身工人的领袖组织。这些人出身贫困，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具有天生的领导和演讲才能，在鼓动同伴方面具有任何知识分子都不具有的优势。最初，各国政府试图将工人的行动归咎于外来者——如法国官员试图将公社归咎于外国人。但从工厂到议会，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不满和表达不满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
抗议和罢工取得的成果都很小，局限于一地，因此，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领袖在1886年开始讨论组建第二国际。〔2〕第一国际在纽约毫无意义地存续了数年之后，于1876年在费城解散。有些人认为，又到了把各国工人聚集在国际之下的时刻，工人虽然抗议不断，资本主义却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时值殖民主义盛行，欧洲各国都忙着在世界地图上争掠：把更多的土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来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3〕除了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从涡轮到内燃机等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出现，也使得机器变得更快、更强。一切都在变快、扩张，其中的财富无穷无尽。〔4〕
在这种氛围下，单个工会也许能够向一名雇主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另一个工厂不经过罢工就无法得到改善，而且取得的成果没有保障。单个工会就像游击队，手上只有轻武器。有些社会主义者领袖认为，抗击大军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可以匹敌的规模和力量，而这就必须依靠国际团结。
法国社会主义者希望在18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以及法国计划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一资本主义盛事最初于1851年在英国举办）之际，在巴黎召集第二国际。〔5〕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举行会议的必要性没有异议，这也是筹办开始后唯一没有异议的地方。各国对新国际的期待反映着他们各自的关切：法国人想进行理论辩论，德国人想聚焦政治，英国人则想讨论经济学。马克思已经不在，无法再给予指导。恩格斯发出多封信件，要求各方合作，但新国际相比第一国际混乱了很多。拉法格忙着组织这次会议，龙格也与恩格斯讨论了这次会议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间的诸多争吵。龙格等于是在走钢丝，一面与温和派结盟，一面把能用来对付他们的情况告诉恩格斯。为掩盖龙格的身份，恩格斯与他讨论敏感问题时，总是称呼他“Z”。〔6〕
小燕妮去世后，龙格与马克思一家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琳蘅和杜西因为龙格对待小燕妮的方式而对他心怀恨意，她们认为，他既然不是好的丈夫，肯定也不会是好父亲。姐姐去世后，杜西从阿让特伊返回伦敦时带上了正在生病的哈里。令人悲伤的是，这个孩子在马克思死后3天便夭折了。（哈里与外祖父母一起埋在了海格特公墓。）这年春天，杜西想劝说龙格，允许自己把约翰尼带到伦敦。她不断写信给沙尔，要求知道约翰尼来伦敦的确切时间。但龙格一直不肯回信，偶尔回信，也只说自己正在考虑。7）
从龙格的角度，他也许不想在自己的一个儿子刚刚死在杜西的照顾下，就把大儿子又送去伦敦。他这样想，对杜西并不公平，正如杜西对他的看法也不公平。不论小燕妮如何抱怨龙格，他的信件说明，他深爱自己的孩子，即便他的爱有时看似疏忽。况且，对孩子们的决定权在龙格的母亲手里。她不想让他们成为外祖父的“狂热”的牺牲品，她也不喜欢劳拉和杜西。〔8〕因此，龙格把孩子送去了卡昂，交给母亲照顾，他则专注于自己丧偶之后的生活。但他继续与恩格斯保持通信谈论政治，并在1886年讨论新国际时，把约翰尼带去伦敦交给了杜西和艾威林照顾。
没有迹象表明，恩格斯支援过龙格一家。龙格的孩子们能从马克思的著作带来的版税中分得三分之一，但这部分钱放入了托管，他们的父亲拿不到这笔钱。
但劳拉对待再大的私人或政治变动好像都是如此。当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她的丈夫）都情绪高涨，她却安静如故，一生总在期待奇迹的她已经知道不会有什么奇迹。1887年春天，她对待保尔的最近一次选举失利便是如此。他参加了巴黎的市政选举，结果惨败。劳拉对丈夫不存幻想，她把他的缺点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淡然处之。她告诉恩格斯说，她和保尔参加过一次集会后，她周围的人都觉得拉法格“好吹牛”“说大话”“说话无边无际”，她对此自嘲说，他的表现已经比之前强多了。〔9〕
劳拉一直躲在幕后工作，但但她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被排除在马克思的遗著事业之外。她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法语，〔10〕这年春天，她又受美国女权运动者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之子爱德华·斯坦顿的邀请，写了一篇关于巴黎社会主义的文章。〔11〕身无分文的劳拉好像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收到恩格斯寄来的《资本论》（英文第一版已经在两个月内卖光）的版税后，她说，钱“比春天里的鲜花和十二月里的炭火更受欢迎……永远不会过季”。〔12〕
伦敦的马克思纵队却没这么平静。从美国回来后，艾威林和杜西频繁就美国工人运动进行演讲。他们在登台向迫切的听众讲述美国的消息的同时，也在努力保住艾威林的政治生命。〔13〕英国社会主义者圈子对艾威林在美国受到的指控越传越丰富，他的“多姿多彩”的过去也被翻了出来。
恩格斯全力为艾威林进行辩护，斥责这些报道完全是些闲言碎语和谩骂。沮丧的战友们再次抱怨恩格斯不善识人品行，由于艾威林经常在恩格斯家，之前经常去恩格斯家的人逐渐不再登门。〔14〕但恩格斯好像就是不肯相信杜西的“丈夫”是个无赖。〔13〕经过数月面对各方面对他进行辩护，恩格斯向一位身在纽约的战友袒露了自己对艾威林的沮丧：“这个年青人由于对世事即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也由于他迷醉诗意般的幻想，给自己找来了麻烦。”但他还是同情地说，艾威林“很有才能，有用处，而且非常正直，但是像少女一样易动感情，总是要干出一些蠢事来。话又说回来，我还记得我当年也是这样一个笨蛋。”〔16〕
杜西和艾威林通过演讲挣到了一些钱，但远远不够。杜西的朋友知道，她面对的个人和经济困境，在艾威林的问题上无法帮她，便竭力帮她寻找工作。当霭理士请她协助自己推出易卜生戏剧的英文版，杜西非常兴奋，马上开始自学挪威语。〔17〕1887年3月，他们又讨论把左拉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左拉对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严肃描绘引起了诸多争议，霭理士和杜西相信，英国读者会感兴趣。杜西希望也能参与这项工作，她告诉霭理士说：“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做得了，我都很高兴。我非常需要工作，却很难找到。‘体面的’人都不会用我。”〔18〕
杜西经常提到，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多悲惨，无论眼前有多少机会，艾威林都无动于衷，她只有独自面对这一切。打击是无情和残酷的，杜西无处诉说——艾威林是最不可能的听众。此时，他表现得不仅对社会主义失去了兴趣，对她也感到了厌烦。6月，艾威林署名“登徒子”发表的一首乏味的诗可以看作是在向杜西传递信息：
你说，纯粹的爱可以长久，
可以毫无目的的投入，
没有希望，没有约束，没有终结，
但这不是我们游戏的赌注。……
亲爱的，这就是我的说法，
虽然你的眼睛征服过我，
但‘做凯撒’是我的座右铭，
我真的不觉得你可以责怪我！〔19〕
这首诗还有很多其他版本，但传递的消息是一样的：我们的爱虽然还不错，但结束了。即便再宽容，杜西对于他如此幼稚地公开他的感受，也感受到了羞辱。她心痛，沮丧，打算自杀。“她特意服了超剂量的吗啡，”霭理士在事件发生数年后写道。“但通过给她喂下大量强咖啡，扶着她在房子里走上走下，毒性逐渐去除了。……她的朋友们很伤心，很震惊。”〔20〕
也许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关系，这年8月，杜西和艾威林在埃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租下一处乡村别墅。“想想看，劳拉，这里可是莎士比亚的家！”她写信给姐姐说。“我们每周来他的‘出生地’工作两三次……爱德华在不停地写。你有没有听说他的独幕短剧《渣滓》受到正在冉冉升起的新女星罗斯·诺里斯的关注，很快就将制作？他还有两部戏不久前也得到了认可，其中一部改编自《红字》？”〔21〕
杜西描绘了一幅田园般的生活，但她的信满是假象。语调本是要表达温暖和快乐的，读起来却充满痛苦；跃然于纸上的不是欢快，而是孤独、恐惧、以及与无比疏远的姐姐重归于好的渴望（劳拉很少回杜西的信）。她对艾威林的热情也面临恶兆：他在戏剧这条路上走得越远，他们就越疏远。
在伦敦，1887年是奇怪的一年。一方面，这一年维多利亚女王迎来执政50周年纪念（可惜她到访伦敦东区时遭到巨大的嘘声，她称其为“可怕的噪声”），〔22〕伦敦迎来野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恩格斯和艾威林夫妇去观看了，恩格斯评价表演“很不错”）。〔23〕另一方面，这一年也见证了血腥星期日：警察对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了近乎于战争的攻击。
民众抗议的原因有很多。失业（虽是一个老现象，但在英语词典中却是个新词汇）使得很多东区人涌向西区，几乎每日在这里集会，试图引起社会对穷苦劳动者的注意。由于培尔美尔街暴乱的记忆依然深刻，东区人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出现引起了警察的警惕，警察局长命令，禁止任何人进入广场。〔24〕但这样否定工人集会权利的命令引发了更多的抗议声。后来，随着议会通过一项爱尔兰高压法案，允许爱尔兰警察和法官不经审判便可取缔组织和判处平民，爱尔兰问题再次登上行动者的日程。〔25〕
11月13日，星期日，这一天被确定为抗议失业、声援爱尔兰人和保护伦敦人集会自由权利的日子。大约10万人在克勒肯维尔、霍尔本、伯蒙德西、德特福德、沙夫茨伯里大街和海马基特等各个地方聚集后向中心特拉法加广场行进。〔26〕政府察觉到他们的计划后，派了2500名警察到广场周围，1500名警察和400名士兵到广场上。这样，抗议者闯过第一波阻拦后，就会陷入到警察和士兵的前后夹击中。〔27〕
杜西和艾威林从不同地方向特拉法加广场行进。意识到示威者将要面对的局势后，艾威林和他的队伍都逃走了（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一开始就溜了”）。〔28〕杜西却组织人群继续冲击警察的阻拦。她处在混乱的中心，外套和帽子都被扯破了，她被一警棍打在胳膊上，另一警棍打在头上。她说，如果不是一个脸上流着血的陌生人把她扶起来，她肯定会被踩死。相比她，其他人的描述更加惨烈。〔29〕一名目击者称：“我看到警察不断殴打女人和孩子。……当我顺着人群出来，看到一个女人问一个级别是巡官或者巡佐的警察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那名警察骂她是贱人，把她击倒在地。”〔30〕威廉·莫里斯的女儿回忆说，周围房屋和旅店的房顶坐满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对警察的作为拍手称快。〔31〕
杜西被捕后又被释放，最终衣衫褴褛地来到恩格斯家门口。〔32〕这个夜晚，像她一样甚至情况比她更糟的足有数千人；60人受伤住院，神奇的是，无人死亡。愤怒、不甘的抗议者在接下来的星期日再次举行示威，结果有一人失去生命。〔33〕死者是一名法务助理，名叫艾尔弗雷德·林内尔，12月18日，12万人参加了为林内尔举行的盛大葬礼。体会过警察作恶的杜西变成了彻底的激进分子。一年前还在美国耐心地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她，现在号召对警察实施温和对抗。在芝加哥，虽然有证据表明海马基特爆炸案背后有政府密探操纵，4名被指控的嫌疑人还是在11月被吊死；伦敦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暴行。有人听到杜西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对警察实行温和战争。看到有警察进入哪家商店，你就不要进去……不要进有警察去的旅店。”她号召在圣诞节进行温和对抗，让警察不得不工作，宣布自己要把“满身肥肉的特种警察”和“杀人的暴徒”的圣诞晚餐破坏掉。〔34〕
由于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中的参与和之后的鼓动行为，杜西和艾威林被发出“随时逮捕令”——警察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随时逮捕他们。〔35〕杜西把这当作了骄傲，她觉得自己在斗争的旅途上成长很快——艾威林却没有。11月，艾威林化名“亚力克·纳尔逊”创作的又一部戏剧在伦敦上演。戏剧改编自法国戏剧《海边》，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挣扎：对年老的丈夫的忠诚和对年轻的水手的爱。〔36〕杜西扮演女主角，艾威林扮演她的丈夫。恩格斯一如既往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地度过自己的生日。他说，艾威林和杜西演得都很好，戏剧肯定会成功。但一名评论家对杜西的表演进行了极为尖刻的批评，对艾威林却不吝赞美之词。这让杜西受到很大伤害，她甚至想这位评论家是不是对自己抱有个人偏见。〔37〕杜西受到了极大打击（她再也不会公开表演），艾威林却成功了。他在12月离开伦敦，踏上巡演之旅，在新年到来前夕，留下杜西独自一人迎接1888年。〔38〕1月，一个名叫弗朗西丝·艾弗的女演员扮演了杜西在《海边》中的角色。戏剧受到评论家的关注，“亚力克·纳尔逊”被描述为“正在从一名伦敦报人转变为著名剧作家”。
恩格斯很高兴看到艾威林重心的转变，甚至松了口气。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已经认识到，艾威林越来越成为运动的负担，根本担不起恩格斯为他准备的重要角色。（恩格斯告诉一名朋友说，艾威林“每当事情不合他的意，他便选择视而不见，这显然是青少年才有的做法”。）〔39〕恩格斯和杜西都提到自己被英国社会主义者抵制，从他们与战友们的通信中不断提到艾威林来看，他便是原因。社会主义者组织费边社的领袖西德尼·韦伯说，自己的组织不满意的不是马克思的思想，〔40〕而是传递思想的人：“当我们批判马克思主义，我们指的是艾威林。”杜西和恩格斯宣布不在意被吵闹不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抵制，虽然杜西伤心于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一些朋友。〔41〕她写信给已经和韦伯以及哈夫洛克·霭理士一样加入费边社的萧伯纳，问他都在做什么。〔42〕“您再也不来看我们了，我有时在想您是不是也在抵制我们。”（萧伯纳去年春天与艾威林爆发了一次剧烈争吵，杜西或者不知道或者故作不记得。）〔43〕
总之，艾威林踏上的剧作之路让他开始远离党的事务。6月，他改编的《红字》登上日场，评论有好有坏，到了月末，艾威林的第五个剧本也上演后，恩格斯兴奋断言说：“用美国佬的话来说，是‘发现了石油’。”〔44〕7月，杜西和艾威林打算去美国宣传他的剧本。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艾威林要去"监督他的三个剧本上演，那些剧本准备在纽约、芝加哥以及天晓得还有哪个地方同时上演”。〔45〕艾威林和杜西承担不起这样巨大的花费，这次又没有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顺风车可以搭，但恩格斯很高兴地为了他们出了路费。杜西一向不愿接受恩格斯的钱，但为了这次美国之行，她并未拒绝。艾威林肯定把这次行程描述得对他的事业极为重要，对恩格斯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恩格斯兴奋异常，决定也去美国，同行的有杜西、艾威林、以及恩格斯的老朋友化学家卡尔·肖莱马（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马克思家被称为“快乐的农夫”）。〔46〕
恩格斯希望此行私密进行，几乎谁都没有告诉——包括拉法格夫妇。劳拉如果知道自己得不到“将军”的信任，不能提前知道他的行程，肯定会非常伤心。〔47〕但恩格斯担心的不是她，而是拉法格。他知道，拉法格肯定抑制不住要宣布恩格斯出发去征服新世界了。登上“柏林”号轮船后，杜西写信给劳拉致歉：“我一知道就应该告诉你的，但“将军”一心要保密，我就没敢说。万一消息泄漏出去，我们肯定会受到责怪。”〔48〕
他们一行人来到纽约，满怀期望地等着见证艾威林的成功，但他得到的只有失败。〔49〕刚到美国后，杜西在信中提到艾威林在监督排练，恩格斯说，艾威林的工作已经在8月31日完成，除此之外，他们完全没再提到戏剧。〔50〕恩格斯很享受这次旅程，造访一处新英格兰监狱更是旅程中的一大亮点。他非常吃惊地发现，犯人可以读书，成立俱乐部，开会时没有狱警在边上看着，每天吃两次鱼和肉，牢房里有自来水，墙上还能挂图片。“犯人能够正眼看人，没有一般罪犯那种有罪的模样。这在全欧洲是看不到的。”恩格斯此时想到的应该不是巴黎圣佩拉热监狱的“王子楼”，而是德国和俄国的堡垒。“在那儿我对美国人充满了极大的敬意。”〔51〕
但在纽约，恩格斯感觉自己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首府，一切东西都是人造的，在恩格斯看来都很糟糕：
我们到达纽约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但丁的《地狱》的一层。……头顶上高架铁路隆隆作响，成百辆电车叮叮当当地在你身旁飞驰而过，可怕的嘈杂声来自四面八方，而最可怕的是河上的所有轮船发信号时刺耳的强烈的雾笛声。……每家商店上面都装有不加任何掩盖的弧光电灯，它们的用途不是给你照亮，而是充当吸引你注意的广告，照得人什么也看不清，眼前一片模糊。简单点说，这个城市是世界上形象最丑陋的人群居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像从蒙特卡洛被轰出来的赌场庄头。
但恩格斯同时认为，美国人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那里才可以看得到。……当事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发生不快时，他们表现得很能容忍，但是一旦他们着手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踏踏实实地干。”〔52〕
艾威林对于自己在美国未能得到认可好像并不在意，回到英国后，他很快迷失在伦敦西区的社交生活中。杜西则在关注伦敦的另一个方向——首都的“地狱”。19世纪下半叶的伦敦，高大的建筑不断耸起，形成一面墙，把伦敦东区和西区分割开来。办公大楼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前，职员需要地方办公这一想法是荒谬可笑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出现，并最终形成白领阶层。随着庞大的建筑不断在伦敦金融城竖起，财富在这里的各家公司间流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有钱人在西区（贝尔格莱维亚和梅费尔甚至自成封闭的区域），可怜的穷人则在东区。〔53〕
东区一直就比索霍区还要破败几个层次，因为索霍区至少还有穷人和富人并存，还有多姿多彩的娱乐和生活。东区的穷人却除了为富人工作之外，与富人没有任何接触。这里一贫如洗，破烂不堪。在周围工厂巨大烟囱的映衬下，这里的房屋显得愈加矮小。太阳升起了吗？落山了吗？这在怀特柴泊、贝斯纳尔绿地和莱姆豪斯是看不清的。〔54〕在这些地狱般的地方，天空只有两种颜色：被煤烟、灰尘和污垢染成的褐色，或者工厂尚未开工时的污灰色。那时，有现在早已不用的专门词汇用来描述这样污浊的天空：“漆黑如夜天”指大雾浓得无法看清物体时，稍好的“浓雾天”指大雾没有浓到看不见东西，但绝对见不到太阳。〔55〕正是这样的大雾使得开膛手杰克在1888年的东区为所欲为——当然，也因为根本没有人关心居住在这里的“废物”。
之前十年里，这里挤满了移民。〔56〕新来的中国人在莱姆豪斯建起了中国城，在鸦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但真正改变东区面貌的是来自俄国、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的流亡犹太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中就包括一名犹太妇女，而这也被当作了屠杀的借口：传统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凶猛地爆发出来，5000名犹太人被杀。健壮的以及有钱或有关系的逃了出来。到1880年，大约46000犹太人生活在伦敦，其中一半属于工人阶级或者更加穷苦。〔57〕
杜西初次到东区是去演讲，但她很快从讲台上走下来，走进黑暗简陋的小屋，走到这里的人中间。她在1888年6月写信给劳拉说：
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看到的恐怖景象，就像噩梦一般，让我无法忘记。白天我用亲眼看到，夜里我在梦中看到。我有时会想，人怎么能在那样的苦难中活下去。有一个房间尤其让我无法忘记。房间？！那根本就是一个漆黑的地窖。里面有一个妇女睡在麻袋片和一点稻草上，一半乳房已经被癌症夺走。她只有一块老旧的红手帕遮在胸膛上，腿上遮着一点旧布，此外便与赤裸无异。她身边有一个3岁的婴儿，此外，还有4个孩子，最大的9岁。而她只是数十万人中的一个。〔58〕
这年，东区布莱恩特·梅火柴厂的女工掀起一场空前的罢工，要求提高工作条件，并以胜利告终。透过这次胜利，杜西看到了尽快缓解她亲眼见到的苦难的可能，因此更加坚定于鼓动劳工运动。〔59〕从周围这些苦难者的空洞的双眼中，杜西意识到，父亲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也根植于现实，对这些挨饿的人却依然过于抽象，他们翘首以盼的首先是工作和维持生存的工资。杜西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战斗，她在伦敦东区找到了。
杜西后来告诉一名朋友说，她通过东区的移民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说自己是“家里唯一一个对犹太人民感到亲近的人”。〔60〕她自豪地拾起这一身份，写信给爱德华·伯恩施坦说：“我是一名犹太人。”受邀为犹太社会主义者发表演讲时，她回复说：“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在11月1日的会上讲话，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父亲是一名犹太人。”〔61〕
杜西和艾威林越走越远，12月31日，她写信给劳拉说：“爱德华明天要去康沃尔见一些朋友，他的朋友也邀我去，但我不会去。我不喜欢有钱人。”她说，自己要去牛津观看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给漂亮女人的警告》。霭理士让她看一下，以便为自己编辑的一个系列做准备。对此，她很愿意，因为这涉及社会问题，这是她认为唯一有意义的事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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