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韦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里尔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情投意合。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
[30]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那时起，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命运、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于其中。
这对年轻夫妇自愿流亡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流亡就变成真正的流亡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然为促使下令驱逐
[31]马克思而效力。马克思一家被赶到了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
[32]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发生了骚乱，在这期间，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执意把他的妻子也投入监狱。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新的流亡开始了
[33]，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流亡，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本来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眼看着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继被送入坟墓。但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来反对她的丈夫；他们用大量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他；所有报刊都拒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一切可能，在敌人面前一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敌人，他和她只有蔑视——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
[34]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就战斗在先进战士队伍的最前列。部分地补偿她所经受的艰难痛苦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像密集的冰雹一样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飞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的学说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所有反动党派的百般扼杀，如今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雅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冲破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奋勇向前。
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35]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这位女性有着极其敏锐的批判的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的性格、为自己的战友甘于奉献的精神，她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感到若有所失。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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