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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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65）

　　在1931年，土地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我们在导言中看到，19世纪的解放运动是如何没收教会财产的，但实际上它并未触及大地主。
　　在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的普遍状况如下：

　　“该国登记的土地总面积——20世纪的西班牙尚未登记所有的土地——共计19632950公顷。其中，2,334,599公顷分为5,936,818份小块土地。相比之下，有18,740位地主拥有8,899,560公顷。947位地主独占了10,500,000公顷的国有土地。而498,000位地主仅拥有一公顷或更少的土地。在卡斯蒂利亚、莱万特、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土地问题具有更加尖锐的性质，土地分配的百分比如下：少于1公顷至100公顷的土地的所有者，占33％。超过100公顷的所有者，占67％。地主占了三分之二。”^[251]

　　统计数据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需要剥夺少数所有者，即拥有超过50％的耕地的主人。在这个大地主的少数的对面，是几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从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怎么能将数百个家庭的利益与几百万贫困农民的利益相比呢？
　　土地的分配将会产生一群小私有者——这就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的作法——这将使共和国建立在固定资本的基础上。
　　出于各自不同，但在总体上相同的原因，大家都不希望进行土地革命；大地主不想，因为他们也懂得这样做的结果；小资产阶级也不想，他们只关注教会的问题；由于空想的理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不想这么做。
　　渴望土地的农民，是唯一凭借直觉理解土地革命之历史意义的人，他们在共和国成立的几个月后，孤立零星地作出夺取土地的尝试，并被国民警卫队的机关枪系统性地射杀。为了平息农民的普遍愿望，也就是说遏制革命的动力，共和国提出拖延问题的土地改革的谎言。简而言之，这是在浪费时间，而反动势力赢得了重整旗鼓的时间并阻止了在农业现状上的任何改变。
　　1936年7月17日至20日的军事叛乱，从根本上回应了大私有者的愿望和利益。叛乱者在大私有者所处的地区即卡斯蒂利亚拉维耶哈、阿拉贡、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地区，都是强有力的
　　在1931-1933年等待分配土地的农民，在1936-1939年被杀害、被威吓，与大地主展开交战。
　　根据农业普查的官方数据，1962年，超过100公顷的大庄园和大地产总计51,579座，总面积为2,344,041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55.4％。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除了教会土地以外，土地的总体分配与19世纪初相同。
　　为了维持这种状况，1936年7月进行了军事叛乱。而长枪党的军事政权实现了这一目标。大地主受到了并正在受着很好的保护。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的几个月中，军队士气低落，很容易就能将其自上而下地解体并将其减少到最小的规模，此外，更重要的是能进行军官的筛选。
　　向共和国提出军事问题的方式，与本世纪初向地主寡头政权提出的方式类似：减少军队，并使其为国家服务，否则就让国家为军队服务。地主寡头选择了后者并在1923年被推翻。但是，当地主的政治制度垮台时，作为其基础的土地的不平等分配并未遭到任何损害。
　　在共和国中，虽然速度更快，但这一过程是类似的。
　　自1906年以来，摩洛哥一直都是军队的庇护所。共和国不愿切掉摩洛哥这个肿瘤，而是利用它来维持这支寄生军队。只要军队仍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活跃着，阿萨尼亚的行政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实效。
　　结束共和国时期的军事叛乱于7月17日在摩洛哥开始，而在内战时期摩洛哥人就是反共和国的先头部队。
　　1932年8月10日，作为反动乐队的开场小号手，服务于阿萨尼亚政府的桑胡尔霍将军——他在1923年的政变中曾与普里莫·德·里维拉合作——进行了暴动，但是失败了。桑胡尔霍是一名没有耐心的将军，而情况还没有成熟。令人惊奇的是，政府没有射杀他，于是处在阿萨尼亚改革的保护下的、积极进行阴谋活动的反动军人发现，他们可以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进行密谋。
　　桑胡尔霍将军的不难烦给了共和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借此极大地推动民主革命。
　　现在是时候遣散立宪议会，并把激进的建设性纲领带到选举中去了。反动势力所受的惊吓远远超过了共和国成立时期，而本来能把它们完全清洗掉。
　　现在是社会党夺取政权，让空谈和无能的小资产阶级退休的时候了。但社会党丢失了唯有的机会。整个西班牙的未来都摆在它面前，它却不知该如何利用。它为自己在革命上的无能付出了代价。
　　在共和国成立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袭击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后者规模占组织的劳工运动的50％，甚至更多。被称为“三十人小组”表示对此负责，然后这个团体就解散了。全劳联被暴露在枪口之下，其中一些杀手是擅长使用手枪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他人是费德里科·乌拉莱斯^[252]的《白色》杂志的信徒。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全劳联采取了反对共和国的态度，尤其是在社会党加入政府之后。全劳联的反社会党态度自然有利于反动势力。一段时间以来，由胡安·马尔奇^[253]资助的马德里《土地》报都在捍卫全劳联的立场。在社会党与共和党组成政府时期，全劳联进行了多次的暴动。在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反动阶段，无政府主义者却逃避了起义的组织。
　　全劳联拥有一百五十万或更多的成员，大约影响了一百万的选民，而如果这些选民进行投票或者弃权，本可以对选举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在共和国时期，举行了三次立宪议会代表的选举：1931年6月、1933年11月和1936年2月。
　　在1931年6月，全劳联仍受工团主义领袖的影响，但没有进行反对选举的运动。其结果是：左派代表269名、中派代表128名而右派25名。1933年11月，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全劳联进行了反对选举的运动，并决定弃权。选举结果是：右派代表179名、中派134名而左派63名。跟着全劳联弃权的百万名具有选票的工人，在1933年11月将胜利交给了右派。同样为了抗议由他们决定的选举结果，伊无联加快了暴动的步伐并又遭受了失败。矛盾的是，由于伊无联的原因，希尔·罗夫雷斯成为了新的政治局势的轴心。
　　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尽管伊无联领导了反对选举的活动，全劳联却没有参加，因为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全劳联想通过大赦来将他们释放，而大赦只有通过左翼政府才有可能。全劳联的百万张票决定了天平上的重量，并产生了这样的选举结果：左派271名代表、中派52名、右派129名。
　　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总体形势由一支非政治的力量所决定，该力量通过其行动与否决定选举的结果。伊无联通过全劳联决定了国家政策的路线。阿萨尼亚、普列托和拉尔戈·卡瓦耶罗、或列鲁克斯-=与希尔·罗夫雷斯之所以能进议会和政府中，虽然这似乎令人惊讶，都是取决于阿斯卡索、杜鲁蒂和加西亚·奥利维尔。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打击之后——棍棒有时候具有教育意义——全劳联开始恢复了它的责任感。“三十人”小组也重新加入组织，并停止了无政府主义的冒险行为。
　　在内战期间的全劳联表现出色。没有它，巴塞罗那在7月19日至20日就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没有全劳联，内战期间共和国的抵抗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全劳联，共产党将会在内战期间掌管一切。对于共产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表现出了远比他们优越的政治嗅觉。
　　共和国有两位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和阿萨尼亚。
　　选举阿尔卡拉·萨莫拉担任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首先，阿尔卡拉·萨莫拉是失败的地主寡头政权的遗老，在关键和决定性的时刻，他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他所来自的社会成分，事实上，他代表的是大地主。第二，从气质上讲，他具有与国家领袖相反的特征。他不能进行权衡，容易动摇。第三，被选举成为总统后，他就给来自群龙无首的地主阶级的右派共和党人开了后门。除了作为总统外，阿尔卡拉·萨莫拉还作为先前聚集在君主制的自由党旁边的，接受了共和党合法性的地主们的中心人物。没有领袖、迷失方向又受到惊吓的地主们，就这样落入了一个外省的、雄心勃勃而缺乏政治意识的冒险家的影响之下，并以他的愚蠢将共和国带向了悬崖。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在1936年4月将阿尔卡拉·萨莫拉撤换也仍然是政治上的错误。有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路上换马不便。1936年春，共和国陷入危机，而总统的更换必定加剧了这场危机。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撤换是有利于右派的。
　　用来撤换他的理由——即他不该解散议会——是虚伪的。阿尔卡拉·萨莫拉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就是解散了议会，这使得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进入混乱。此外，一部分军队与阿尔卡拉·萨莫拉，也就是与共和国进行了结盟。当看到他被撤换，那部分军队就加入了密谋。
　　以阿萨尼亚来替换阿尔卡拉·萨莫拉，这样的结果要多糟就有多糟。阿萨尼亚是一个政党的领袖，该党在共和国的第一阶段遭受了失败，其重新掌握政权不是因为它的功绩，而是由于国内对“黑色的两年”所产生的混乱与道德败坏的愤慨。在1931至1936年的共和国中，并不适合让政党领袖担任总统，而一个作为道德权威的模范、居于各政党之上致力于保持平衡的人更为合适。阿萨尼亚与此完全相反。
　　让阿萨尼亚当共和国总统的想法，来自因达莱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欠妥的设想，他的理由是：阿萨尼亚作共和国的总统，那普列托就是部长会议主席了。普列托在政治上目光短浅，他的观点毫无逻辑且几乎都是错误的。
　　当阿萨尼亚当选总统时，明智的做法就是组建一个社会党与共和党的政府，其不是由代表社会党少数派的普列托，而是由拉尔戈·卡瓦耶罗来主持，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将军，并且在统治上具有才能。在5月至6月，有两位在国防部和政府中身居高位的部长，要瓦解军营中正在密谋的叛乱是很容易的。
　　现在，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想要亲自执政，并任命他的党内最平庸、但是顺从的卡萨雷斯·基罗加^[254]作为部长会议主席。
　　之后，卡萨雷斯·基罗加任命自己为国防部长，并任命了本世纪初的外省共和主义“木乃伊”胡安·莫雷斯^[255]作为内政部长。
　　根据阿萨尼亚的意志，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三个职位——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变成了两个政治空缺。
　　共和国总统、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他们被战略性地隔开在办公室，等待匪帮出现将他们一个个消灭……有一则东方的寓言，其中说到一个男人听到小偷进了他的家，他这样想：“我要等到最后一刻再抓住他，这样我就能知道，在我的财富中让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当小偷把财物打包时，主人睡着了。等他醒来后小偷已经不见了。
　　这就是阿萨尼亚-卡萨雷斯-莫雷斯与共和国的大盗之间所发生的事。
　　共和国缺少国际政策。更严重的问题是：它延续着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政策，其又是基于英国的中立与俄国的石油的。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在极短的时间内，世界政治的共识就被彻底改变了。从希特勒当上总理开始，欧洲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根本转变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西班牙的右派立即明白了这一点，并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了希特勒主义上。但是，左派却对此迟钝地一无所知。
　　由于局势的严重性，共和国应当克服它的孤立状态，并寻求与法国和英国的结盟。法国甚至派了埃里奥^[256]作为特使，来试探马德里的领导人们。但是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由阿萨尼亚主持着共和党与社会党的政府，其非常西班牙式、非常自负而且非常笨拙——他们拒绝考虑与法国签订防御协定的好处。此外——为了令英国满意——船只继续从黑海的港口运送俄国的石油，并在西班牙的港口卸货。普列托作为财政部长，重演了卡尔沃·索太罗在1927年所做的事情。
　　1936年，西班牙受到意大利和德国的纳粹法西斯干涉入侵。
　　共和党的西班牙急忙向法国寻去帮助，然后再去寻找英国。法国与英国紧密联系，他们很难独立进行行动。英国对于遵循普里莫·德·里维拉政策的西班牙共和国没有丝毫同情。法国的援助也是局部的、几乎是地下的，而英国直接和间接地帮助了共和国的陷落。
　　共和国为其中立付出了代价。
　　1936年7月17日至20日，叛军未能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取得胜利，他们的政变计划失败了。除了内战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西班牙分为两个部分：马德里郊外的工业区以及农业区。
　　7月底，正如半岛地图所描绘的那样，共和制的西班牙压倒了大地主的西班牙。
　　共和制的西班牙拥有国家的首都、主要的工业中心、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和大部分的人口。此外，他具有合法性并拥有全世界的同情。凭借这些就足以赢得内战。
　　但是它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其决定了它的最终失败：它接受了共产党的干涉。
　　在1936年7月的时候，共产党根本无足轻重。在国会的452个席位当中，它仅获得了16个，而这还是人民阵线赏赐给它的。它不是一股力量，也没必要把它当成一股力量。
　　从拉尔戈·卡瓦耶罗到普列托的社会党，由于先前犯下的错误而消沉，并且由于全劳联紧随其后，与共产党相比社会党正处于虚弱的阶段。1936年9月，由拉尔戈·卡瓦耶罗主持的政府中加入了两名共产党部长，以此彻底关闭了与英美两国达成理解的道路。
　　紧接着，几周后出现了最绝的事：西班牙银行的黄金被运往了俄国。阿萨尼亚、拉尔戈·卡瓦耶罗、内格林、普列托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257]的合作是如此惊人的愚蠢，这就好像着手脚被绑住并将自己献给斯大林。
　　不这样做的话，斯大林永远也不会帮助他们去赢得西班牙内战。他知道即使打赢了，西班牙在地理上也离俄国很远，而且他对最后的苏维埃西班牙不感兴趣，最终，正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情况一样，西班牙将掉过头来反对俄国。
　　斯大林想要的是争取时间做准备，同时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在这二十七年来，对于西班牙与西班牙人来说，所剩下的就只有鲜血、汗水、眼泪。还有悔恨。

1965年12月

^[251] 摘自作者的书《西班牙革命》，第141页，塞尼特，马德里，1932年）(Del libro del autor,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p. 141, Cénit, Madrid, 1932)。

^[252] 茹安·蒙蔡尼·卡雷特（Joan Montseny i Carret，1864年8月19日——1942年3月12日），化名费德里科·乌拉雷斯（Federico Urales），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891年起开始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1910年发起成立全劳联。1927年发起成立伊无联。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维希政府监视居住。1942年逝世。

^[253] 胡安·阿尔维托·马尔奇·奥尔迪纳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1880年10月4日——1962年3月10日），生于马约卡岛（Mallorca）的圣马尔加利达镇（Santa Margalida）。年轻时曾干过从北美往西班牙走私香烟的生意。一战期间在交战双方之间做生意，大发横财。1926年在马约卡创办马尔奇银行（Banco March）。共和国成立后，他因非法交易而入狱，越狱后逃往直布罗陀。他向弗朗哥反动派资助了大笔金钱，弗朗哥胜利后也给了他巨额的回报，使他在二战后跻身于世界顶级富豪之列。

^[254] 桑蒂亚戈·卡萨雷斯·基罗加（Santiago Casares y Quiroga，1884年5月8日——1950年2月17日），加利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活动家，1929年成立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 Autónoma），1930年参加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4月至10月出任海军部长，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出任内务部长，1933年7月至12月出任司法部长，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获胜后，曾出任公共建设部长和陆军部长，并在1936年5月至7月出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巴黎。

^[255] 胡安·莫雷斯·奥尔梅利亚（Centro Nacionalista Republicano，1871年6月25日——1943年1月10日（1945年？月？日）），西班牙法学家。早年加入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民族共和中派党（Centro Nacionalista Republicano）以及联邦民主共和党。1901—1907年任西班牙众议院议员。1906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团结联盟（Solidaridad Catalana）。1907—1913年任西班牙参议院议员。1913年加入改革党。1918—1919年任西班牙众议院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专政时期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2—1933年任巴塞罗那省长。1933—1934年、1936年3—5月任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1936年2月17—29日兼任加泰罗尼亚总督。1936年5—7月任内政部长。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军。1942年经法国流亡墨西哥。1943年（一说1945年）逝世。

^[256] 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

^[257]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 Álvarez del Vayo y 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Español de Liberación 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