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运动 一 在瑞士的革命鼓动早在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以前，魏特林在瑞士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就已经突然结束了。宣传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外来的暴力，而且也由于内部的矛盾，因为魏特林企图通过鼓动家的革命活动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 起初，魏特林的实际成果是很大的。他的秘密同盟伸展到日内瓦、伏特、劳恩堡、苏黎世、阿尔高、伯尔尼各州。虽然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分散的信徒，但是魏特林给他们灌输的真正的热情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甚至深入资产阶级内部吸收新的信徒。在伏特州，像德律埃这样有名的政治活动家，特别是邦纳罗蒂的学生德拉加雷阿次都是魏特林的拥护者。此外还有左芬根的苏特尔迈斯特医生和苏黎世的威廉·舒尔茨医生，后者是黑森的一个流亡者，格奥尔格·毕希纳就死在他怀里。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从书商的立场给魏特林出些主意，在德国秘密出售魏特林的著作，除此而外他同魏特林保持一定的距离。魏特林的信徒们要想争取的阿道夫·福伦教授也是这样。奥古斯特·贝克尔企图从海尔维格手里弄到一些钱，但是海尔维格同他们似乎只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 伦敦的沙佩尔，特别是巴黎的艾韦贝克经常同魏特林通信，给他出主意。他在瑞士的最亲密的助手，除去奥古斯特·贝克尔和西蒙·施米特之外，就是哥本哈根的制革工人尼尔斯·彼特森和西里西亚人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后者曾在里格涅茨的法院里当过文书，在瑞士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是由手工业工人，大多是德国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他们的求学求知的欲望、他们的自愿牺牲和勤勉努力的精神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他们聘请教师，学习各种课程；为了使《保证》的第一版能印行两千册，三百个工人分担了这笔费用，就以书作为报酬；四个工人拿出全部积蓄共二百法郎付印刷费。在魏特林编的杂志《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轻一代》中，比魏特林的著作里更多地反映了鼓舞他的信徒的精神。那里有关于手工业工人遭受的贫困状况的动人描述，对于王国官厅用来迫害手工业工人的狡猾手段的无情谴责，同时也有对于他们的压迫者的辛辣讽刺，这些讽刺有时采用欧洲各河流对话的形式，有时采用人们在2000年时的回顾或前瞻的形式。 不过有些观点还很模糊，比如有一次说，共产主义者是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分给饥饿的手工业工人的勤劳的农民，是不虐待自己的雇工，而从共同劳动的收益中给雇工以相当的报酬的勤劳的手工业者，是把自己的剩余财富用来为受苦的人类造福的富人，是为最贫穷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福利制定法律的皇帝、国王或诸侯等等。但是正是从这种模糊不清的理论中，透出革命的本能，比如《年轻一代》有一次宣称，他不参加任何共产主义宗派。“人们想用魔鬼的力量迫使我们加入这些宗派；人们希望我们按照宗派主义者的方式互相殴打、争论。这种事我们恐怕是不会干的。我们只反对那些阻止我们前进的人，而不愿计较那些超过我们的人的缺点。”《年轻一代》杂志所谓的宗派主义者是指那些不愿使任何人走在前面的人。它拒绝提出永远有效的原则。 魏特林的杂志肯定比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胜过一筹。当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用英勇的诗歌和社论，为争取“自由莱茵”而斗争的时候，《年轻一代》宣称：“首先力图实现爱邻的纯洁原则的民族将不费一兵一卒征服各族人民的心。这就是解决莱茵问题的办法，此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年轻一代》特别尖锐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最激进的领袖威尔特。今天许多有学问的人还用那种陈腐的笑谈，绞尽脑汁对社会主义进行文化斗争，其实这种关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废墟上的兵营或罪犯教养所的笑谈，在当时就已经不新鲜了。空想社会主义存在一天，这种诡计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完全被人看透；但是魏特林的理论正是要把一切人的和谐同个别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结合起来，他可以对此回答说：“你们将来就会看见，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罪犯教养所或一个兵营的思想使我们极为讨厌。你们将看到，我们不愿为了普遍平等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因为使我们成为平等原则的卫护者的，正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欲望。”这时威尔特以一种可笑的自负态度说，傅立叶的“漂亮的兵营”对于“有教养的感情说来是一种可恶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年轻一代》对此反驳说：“在我们德国学者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和可恶的阶级偏见。”这句话正好揭露了那种陈腐的笑谈在德国学者的思想中保持这样持久而突出的地位的原因。 当时小资产阶级解决社会问题的处方就同今天一模一样，威尔特完全用今天的语调赞扬这种解决办法同社会主义者的奇特的、幻想的、热狂的主张相比是“真正的社会改革”。《年轻一代》对此反驳说：“我的天！这是利用储蓄所和慈善机关进行的一种滑稽的社会改革啊。储蓄所！为什么不也利用扑满呢？噢，现在社会上吝啬和贪利的风气还不够普遍，所以还有必要，再多建立一些这种守财奴的机关。不！不！人们给嘴省下来的东西，全被猫和狗吃掉，这就是说，我们越节省，人们给我们的工资就越少。谁不敢消费，谁也就不敢挣钱。至于慈善机关！德国人，你有自尊心吗？慈善机关，这种在官吏和学者监护下的施舍面包的机构。贫民收容所！呸！自由人民的贫民收容所，这是胡说八道，威尔特先生！”《年轻一代》有充分理由讥讽威尔特的嘲弄实际状况的空洞论断，他认为，“就目前的国家情况来看，至少在德国对于真正的贫困是相当”关心的。 可是，不管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如何巧妙地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还是没有把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全都争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鼓动仍然同他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它虽然日益失去资产阶级的民族的性质，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但是它没有走上法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走上了德国哲学的道路。两个在瑞士法语区做语言教师的年轻的图林根人，海尔曼·杜勒克和尤利乌斯·施坦道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受过正规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比魏特林强，可是就才能和品格来说却远不及他。浪漫主义反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和宗教混和在一起，由于这种混和，德国哲学的革命发展在觉醒的手工业工人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对他们说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偏见的有思想的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和中心；他们看到，人类的精神枷锁一粉碎，人的枷锁也就粉碎。他们把魏特林的空想看做是一种新的福音，把魏特林本人看作是一个新的先知，把他的组织看作是一个新的教派。他们认为，解放人的意识就是解放人类社会，所以他们不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理想就是人摆脱一切强制的绝对自由，我们可以把他们这种理想叫做无政府主义，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模糊性，特别是他们同魏特林一起进行的实际斗争使他们的无神论成为最突出的特点。 魏特林的自发的共产主义是在经济的阶级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它对哲学思辨的蜘蛛网毫不了解。他说德国哲学家是些暖昧不明的人，他们在超感觉的王国中摸索抽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概念是谁也不能理解的。“在我看来，被捧上了天的黑格尔同样是一个暖味不明的人。我可以这样称呼他，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整个暖昧不明的德国哲学大谈特谈黑格尔，但是谁也不能告诉我，他究竟要做什么。”正是这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得魏特林不断回顾原始基督教，回顾福音书中的耶稣，对耶稣表示钦佩的同情，尽管他同教条主义的宗教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他的头脑也很清醒，他认识到，经济状况决不会随着意识的一切改变而有所动摇，而劳动者正是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青年德意志的手工业工人和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之间没有和解的余地。艾韦贝克确实也提醒说，面对共同的敌人，应该和睦相处，并且也介绍魏特林同在巴黎的莫泽斯·赫斯通信，后者也是由哲学走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他比杜勒克和施坦道对魏特林有更多的了解。不过对立仍然存在，而且魏待林越是真正被迫充当先知的角色，这种对立也就越尖锐。 这是魏特林的鼓动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他的成就加强了他的自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他力图破坏的那个世界的日益加剧的反抗。瑞士的保守政府开始畏惧已经闯入个别激进机构中去的共产主义运动；《年轻一代》的印刷商受到警察的迫害；魏特林又不得不更换印刷处。他的著作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受到严密追查。有一次基佐政府事先也没有发出禁令，就命令在边境没收并烧毁了一千二百份《年轻一代》；可怜的裁缝当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当权者就是这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在办食堂这个问题上，魏特林也担了许多心思，食堂多次失败的原因是，这些组织应该进行反对旧社会的斗争，并且应该是新社会的萌芽。尽管他的信徒自愿牺牲一切，可是魏特林个人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了。越有成果，他的困苦和他的自负就同样增长。因此他的事业欲更加受到刺激，但是事实不幸地表明，他的革命鼓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为了尽快推翻现社会，魏特林想出了种种奇怪的主义。他想立即提倡“妇女联合”，组织一个窃盗集团对有产阶级进行游击战，策划一个密谋，将来突然起事。当然艾书贝克和沙佩尔，奥古斯特·贝克尔和西蒙·施米特都反对这些冒险的计划。不用说，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至少艾韦贝克和贝克尔又在另一方面有了错误的看法。他们否认了魏特林的革命热望的进步性。贝克尔用长辈的告诫口吻给“孩子”写信，奇怪的是，这种语调很适合这个魏特林的信徒中最有才华、也最放荡不羁的人的身分。被卡贝的教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的艾韦贝克也用上对下的口吻迫切地劝告“亲爱的兄弟”，不要再写像《保证》那样有系统的著作，但是魏特林却为这些著作而感到自豪。艾韦贝克劝他离开日内瓦湖畔，到苏黎世去进行鼓动工作，那儿离德国边境近，可以同作家们取得较紧密的联系。魏特林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弗吕贝尔对这个计划又表示反对，弗吕贝尔由于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某些接近，就动摇了他在激进党中的地位。他预言，魏特林出现在苏黎世，就会使共产主义以及激进主义遭到暴力打击。 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摆在魏特林面前，他没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不能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定出正确的方向。他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他的自负发展成为虚荣心；他的旺盛的战斗精神变成了固执己见的争辩欲；他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埋没的天才。他越是弄不清怎样对旧社会进行革命，他就越明显地产生“第二个救世主”的思想。在这种心情下，他在1843年春天写了《贫苦罪人们的福音》。 在这本书中，魏特林想用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同基督教义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说，伏尔泰和其他一些人，为了解放人类曾想破坏宗教。相反地拉梅耐（他在魏特林的著作出版后借机否定了这一著作）和他以前的许多基督教改革家，比如卡尔斯塔特和托马斯·闵采尔指出，一切民主思想都是由基督教中产生的。魏特林赞同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基督是自由的先知，他教人以爱。 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角度来看，这本著作比起《保证》来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这部著作却最中肯地反映了魏特林的本质，也许还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最特殊的样本。魏特林并不否认现代福音批判的成果。他只是说，他的任务不是揭露福音书的矛盾，它的矛盾施特劳斯已经揭发了不少。相反地，他想把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基本的、肯定的和可能的东西作为真理来接受，以便从这里面引申出基督教的原则。他借福音书中的耶稣反映他自己。他以气质相似的本能感觉到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在福音历史中得到的许多反映。他清楚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的范围只包括消费方面，而不包括生产方面，但是他认为，“共同享受”以“共同劳动”为前提。“这一点不容易说明，也许更不容易理解；今天还有千百万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所能理解的是，人们很可以把某人的剩余财富拿来分给穷人。但是只有粮食、衣服和家具可以公分，而手工工具、钱、土地却是不可公分的；前者（剩余物）变成无用的东西并被废除，后者（财产）为一切人所公有，而不为任何人所特有。”这本书是魏特林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忏悔，其对象也许主要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书中所谈的是他用来衡量耶稣的言行的经验和成就，欢乐和痛苦。尽管敌人们对他说，人们可以利用圣经为所欲为，但是魏特林回答他们说：“好啊！先生们！你们已经证明，你们用它创造了一个暴虐、压迫和欺骗的福音，而我想用它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福音，知识、希望和爱情的福音，假如不是已经有这个福音的话。如果那些人错了，那是由于个人利益造成的；如果我错了，则是由于对人类的爱造成的。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图，我的引文也都做了注解。现在读者可以阅读、考查、评论和相信他所需要的东西。阿门。”魏特林主要是谈自己而不是谈耶稣，第二个救世主为了自己向第一个救世主挑战。他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因为魏特林由于耶稣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原谅耶稣，“要末很不完善地制定了，要末根本没有制定”一个新社会的组织计划，而这也是“可以推测”的；不能要求他“当时完全理解今天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一切奥秘”。 《贫苦罪人们的福音》还是魏特林在洛桑写成的。他想在苏黎世出版这本书，他于1843年6月迁居到苏黎世。弗吕贝尔为了不使文艺书店遭到危险，拒绝出版这一著作，但给他另外找了一家出版商。可是书还没有出版，就发生了祸事。苏黎世的教士拿着魏特林让人印发的广告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检察厅马上进行调查，并在6月8日夜里逮捕了魏特林。官厅在他的住所和印刷所进行搜查，拿走了他的私人信件和《贫苦罪人们的福音》的部分手稿。 弗吕贝尔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苏黎世政府想给共产主义派，通过它也给激进派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只要德国人说话，上帝在天上唱歌，这就是这种类型的第一个救国行动，就其方式来说，这次的救国行动对于以后的行动是有示范意义的。检察厅把没收的信件书稿交给政府，政府委员会为了调查“瑞士境内的所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动”组织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委托布伦奇里教授写了一份报告，并用国家经费把这份报告印出来，交给了书商。布伦奇里写的这份报告证明，作者在历史、经济、政治的认识方面远不及裁缝魏特林，也证明他不愧三十年后还作为德国自由主义天空中的一等星放射光芒。他丝毫不想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目标进行评价，更不用说对它的实际根源进行评价了，而他却悲叹，一切神和人的秩序将会堕入共产主义的冷酷、抽象的原则的无底深渊里。他没有提出任何消除劳动者的痛苦的积极建议，而求助于警察棍，他提议把同魏特林有过几次来往的苏黎世工人协会的外籍会员驱逐出境，对于一切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动嫌疑的外乡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他们经过这种阴谋“案件的简单审讯”以后被遣送出境，还要在他们的护照上注明曾被逮捕的字样。此外，布伦奇里还提出一个真正庸俗的建议，就是限制饭店和酒馆的数目，不言而喻，这是庄严地推荐用基督教作一种感化手段，这种手段通过“精神生活的内在圣物”必然能够安慰穷人，使他们不去计较外在世界的财产状况的差别。 同这种伪善的限制结合在一起的还有那种为了党派活动而利用红色鬼怪的阴谋。布伦奇里为了揭露政府的政敌这一崇高目的，公布了从魏特林那里搜来的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人同案子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违反苏黎世州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委员会根本无权公布这些信件。布伦奇里违背常识地把他非法利用的材料整理成这样，使得苏黎世激进派的领袖们都背上了毫无根据的黑锅，仿佛他们支持共产主义者的所谓罪恶的目的。福伦和弗吕贝尔是主要打击口标，他们两个对这种行动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而政府反以对委员会“口出不逊”的罪名判处他们罚金。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一旦被自己最接近的敌人扣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帽子，他们就被吓倒，这是当时同今天之同的一个最后的相似点。激进分子离开了弗吕贝尔。《瑞士共和主义者》因为订户太少不得不停刊了。 可是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想到偃旗息鼓。魏特林以豪迈气概在法庭前面为自己辩护。虽然他在这里也同后来在监狱里那样，流露出一种病态的激动情绪，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的原则。检察厅在公诉中加给魏特林的罪名是：侮辱上帝、攻击私有财产，秘密结社和类似罪行，第二审同第一审所选的这些常用的名词不尽相同，而这种有意图的判刑的所谓根据并不决定于这些名词。使魏特林感到难受的，同时也是苏黎世司法界的一件不光采的事情就是：第一审已严厉判处魏特林徒刑六个月，无罪侦查羁押的两个月不算在内，而第二审又把判期加重到十个月，四个月无罪侦查羁押的不算在内。此外第一审判决终生驱逐出境，第二审只判驱逐出境五年，不过这对被判刑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一样。 魏特林在苏黎世监狱里待了差不多一年，他在那里屡次受到纪律处分，根据一份材料记载，他甚至还受过体罚。获释之后，他想同他的信徒安得列阿斯·迪奇迁居美洲，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但是乐于执行捕史职务的苏黎世政府坚持要把他交给普鲁士警察机关。魏特林在极力反抗的情况下被解往德国边境，经过德国的好几个邦，由这些邦的卫兵押送，有时就住在监狱里，就这样被押到他的故乡马格德堡，作为逃兵交给了军队。由于身体不合格，不久他就被除名。这时普鲁士政府不顾魏特林的国籍权，不管他由于有一个书商负责他的生活，而证明他有充分的生活费用，却把他送到汉堡，在那里给了他一共七个塔勒的旅费和饭钱，打发他到远方去。魏特林到了伦敦；在一次大聚会上，这个世界都市的德国、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欢迎这位“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天才的领袖”（欧文的机关报语）。 他在瑞士的信徒也勇敢地继续他的事业。对他们进行的打击产生了一种常见的相反的作用。社会公众更加注意这些被迫害者，甚至布伦奇里的报告也为他们做了有力的宣传。向最广泛的公众公布的材料本身，特别是从魏特林著作中引来的长篇引文给无产阶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布伦奇里的巧妙的编排以及他的歪曲的注解所抹煞不了的。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向柏林报告说，布伦奇里的报告促使三百名德国手工业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监。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性的呈文里感谢勇敢的救国者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一篇匿名著作《论瑞士的共产主义》严肃地揭发了布伦奇里的阴谋，中肯的指责并未因这位共产主义作者讨厌魏特林的革命倾向而减弱却反而加强了。魏特林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大部分手稿被他的朋友挽救出来，在伯尔尼改名《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出版了。他的旧作也出了新版。安得列阿斯·迪奇的一篇共产主义短篇著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接连出了三版。迪奇是瑞士人，是个毛刷匠。在协会中，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只要办得成功，也表现出它们对宣传有好的一面。它们在混乱状态中使共产主义者集合在一起，这种混乱是由于魏特林突然被捕和警察的迫害引起的。 虽然有这种光荣的反抗，可是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一天天庸俗化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或者不只是由于这个运动失去了它的精神领袖魏特林。相反地，我们还不如说是：因为盟员按照首脑活动的节拍活动。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始终或多或少是他的信奉者的集体创作，这一点魏特林也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的自负情绪不断增长，他在《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中还说，苦行派同盟传播了共产主义学说，耶稣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显著地超过他的同盟的盟员的思想。促使魏特林回到宗教的空想主义去的这些原因，也同样有效地对他的信徒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他离开瑞士只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种不可靠的领导人代替了一个正直的、有独特才能的宗派领袖。 代替魏特林的起初是像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好心肠的放荡不羁的人物，他对待事业是很认真的，在一个坚定的人物领导下，也做了一些杰出的工作，但是当他独当一面时，他就失去主张，摇摆不定了。有一些正统教派的热烈拥护者，只要他们的教民稍微背离唯一造福的教义，就以共产主义的罪名加以告发，贝克尔受了这种叫嚷的玩弄，甚至想结交德意志—天主教的那些昏愦人物。此外还有像“先知”阿尔勃莱希特这样的没有坏心的傻瓜，他是阿尔屯堡的一个老“煽动家”，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其他读物，于是成了一个宗教狂人。最后还有像霍尔斯坦的假博士库尔曼这样的公开的编子和流浪汉，他传播有名的学说：在新的世界中，最贤明的人管理享受品的分配，因此现在在旧的世界里，弟子就应该把享受品大量地送到最贤明的人那里，自己则应该以少量享受为满足。库尔曼用他这套掏人腰包的理论不仅迷惑了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而且也使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惊叹地说，库尔曼以当代这样一个人的身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人用他的嘴道出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一切憧憬和希望，总之道出了在最深奥的地方推动我们的时代的一切”——这些事实比冗长的叙述更雄辩地证明，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如何迅速而不可阻挡地在宗教空想主义的陡坡上没落下去。 它的衰亡使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不用说，在进行反抗的无产者看来，青年德意志的庸俗的无神论比阿尔勃莱希特和库尔曼的宗教狂似乎还有点好处。这时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是汉堡来的一个青年店员成廉·马尔，他在苏黎世参加过魏特林的组织，魏特林被捕后，他也被驱逐出境。马尔读过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的著作，把一些学说带到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中来。他把弗里德里希·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宗教》通俗化了，其实在这部著作里已经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学说通俗化了。此外，马尔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吹牛家，可是他善于用顽固的自私的热情进行鼓动，他懂得一些煽动人的小手法，甚至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化装舞会，以引诱人们参加青年德意志的秘密同盟。马尔恬不知耻地大吹大擂，并且嘲笑魏特林失败的教士作风，而他那种放荡的情欲同魏特林的健康的感情相比就显得更加令人讨厌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只限于一些陈腐、庸俗的方面。他认为私有财产这件东西可以消灭，但是想要占有财产的内心欲望不能消除，他干脆就在解释他自己在信里发出的叹息，因为他想得到一个漂亮的掌上明珠，一位有钱的小姐。 在遭到苏黎世的惨祸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又迁移到日内瓦湖边，而那里从来就是青年德意志宣传活动的根据地。贝克尔和库尔曼住在洛桑，而马尔也住在那儿，两个秘密同盟在瑞士法语区的工人协会中争夺领导地位。青年德意志逐渐使大多数协会受自己支配，并分成三个派别，最大的列曼同盟由马尔领导，其他两个同盟由杜勒克和施坦道领导。1844年12月，马尔创办《社会生活现实报》作为青年德意志的盟报，几个月后，贝克尔也创办了《快乐的使者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喉舌。自从《年轻一代》停刊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只是在必要时用巴黎的《前进报》做代用品。两种报纸斗争很激烈，不过它们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了。 1845年2月，伏特州的一个政治转变使激进党掌握了政权。魏特林的朋友德律埃和德拉加雷阿次进了大委员会。他们企图在新宪法草案中规定劳动的权利，这个企图当然失败了，不过却给被推翻了的保守党人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借此攻击新政府拥护共产主义活动。同时，当时还受普鲁士管辖的纽沙都州的政府也找到了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秘密同盟的线索。在侦查中，双方的敌意似乎促使它们过多地进行不体面的互相告发。总之，两个同盟的最主要的分支都在伏特州这一事实已经清楚了。这时伏特州的保守党人就更猛烈地攻击激进党政府。他们把青年德意志分子同共产党人同等对待，并且让大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成员对马尔的恬不知耻的文章负责。政府上了有意或无意设下的圈套，把马尔驱逐出境，查封了他的报纸，解散了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但是政府想用表面的侦查掩护共产主义协会，洛桑的市长报告侦查的结果说，如果这些协会不存在，那么他提议，建立这些协会。可是保守党反对派决不愿这样轻易了事。如果政府要想维持，就必须用对待青年德意志的手段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于是贝克尔被服逐出境，报纸被查封，共产主义协会同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一样遭到取缔。库尔曼事先已经离开伏特州了。 青年德意志运动永远停止了。此后马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杜勒克和施坦道以移民的身分到了阿尔及尔，后来行踪不明。而贝克尔却想在苏黎世把共产主义运动恢复起来，这时激进党人通过1846年的选举在苏黎世掌握了政权。贝克尔把从前当过教员，现在出版一份民主主义的周报的特赖希勒尔争取过来。在这份小报上宣传的共产主义是十分模糊的。特赖希勒尔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建立私有财产，不是推翻国家而是使它完善，不是瓦解宗教而是实现宗教。他的策略是尽可能把共产主义理论推到一边，而要更加猛烈地攻击政府中的“自由主义的新贵”和“假开明人士”。不管他使用这种策略的用心如何，他在写给魏特林的一封信中出于谨慎小心企图为这种策略进行辩护，无论如何总是十分错误的。 资产阶级激进派还是老样子。苏黎世的激进党人也许像伏特州的激进党人一样对共产主义运动不加干涉，可是当他们的物质力量显然受到威胁时，他们就牺牲共产主义以及他们自己的原则了。特赖希勒尔对他们攻击得越厉害，布伦奇里一伙人越是大声叫嚷，事情表明，激迸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熟果实，他们就越乐意颁布一个特别法，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为盗窃以及其他类似的罪行辩护，而且也禁止由于财产不均而煽动一群公民反对另一群公民，或者通过攻击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恶意地危害国家的安宁和福利。他们就用这根有弹性的棍棒打死了共产主义运动。特赖希勒尔很有见识，他逐步向自由主义教授的方向发展。贝克尔离开了瑞士，1871年才在经过长期漂泊以后在辛辛那提去世。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永远结束。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工业还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允许它不断地获得新的力量，同时也不允许它认识到胜利的真正道路。但是，如果说它怀着当时还没有实现的实际前提条件的目标，是它的缺点，那么这也就是它的长处。它的错误是由当时的条件造成的，它的成绩是由那些人物取得的。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斗争没有白费。他们想要燃起的大火被扑灭了，可是煤炭还在灰烬中继续燃烧。二十年后，斐迪南·拉萨尔又用这堆炭火点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灶火。他的《公开的答复》就是对魏特林的信徒发出的。 二 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正义者同盟在德国国内虽然也分布各地，但是它当然不能像在瑞士有时可以做到的那样开展大规模的鼓动工作。德国警察紧紧操纵着它允许手工业工人成立的教育协会和娱乐协会。有一两次，它在这些协会中抓到了同正义者同盟有关的线索，比如柏林的门特尔密谋，但是这些线索在它手里又断了。裁缝门特尔和他的同志，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只受到在普鲁士的情况下令人惊奇的轻微惩罚。 德国的经济发展更忙于培养大量的无产阶级，从而给共产主义创造实际的前提条件。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铁路的建筑而开始的生产和交通状况的变革，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一小撮人掌握财富，有了吃饱饭、付得出钱的道德，而把大多数人扔进贫困和犯罪的深渊，它们破坏了城市居民到那时为止还过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方式。农村里的封建大地主日益资产阶级化。他们投入马铃薯酿酒厂和甜萝卜糖厂的资金越来越多，大最地剥夺没有受到赎买法和调整法保护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用封建的十字钉把他们需要的劳动力钉在份地上，制造了一个贫苦无援的无产阶级。封建主义在它腐朽的霉味中作垂死挣扎，工业也力求取得统治地位；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劳动人民就像有许多神秘的铁骑从他们身上驰过一样，被踩得粉碎。 有一份官方报告，其明确的任务是驳斥报纸上的所谓夸大事实，但它也不得不单调地反复谈到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庄园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谈到小自耕农和雇农，佃农和短工（不管他们叫做什么名称）的状况。这个阶级的生活最为贫困。这些工人的境况大概是最不稳定的。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水平大多很低。这个阶级的人大部分寿命不长，其原因当然是生活方式不好，劳动过度和营养不足。在其他没有理由缄口不言的同时代的报告中，报道了饥饿和寒冷怎样残害各教区居民的可怕情况。农村无产阶级住在茅屋里，这种茅屋像是兽洞，而不像人住的房子。他们的食物通常是马铃薯、盐和烧酒。只要马铃薯一歉收，马上就引起斑疹伤寒和其他杀人的恶症。西里西亚东部马铃薯三次歉收以后，可怕的灾难就降临到这个地区。在普勒斯、里布涅克和拉提波尔等县有四千名贫苦无援的孤儿嗷嗷待哺。在普勒斯县仅1847年就死了六千八百人，差不多为平常年份的三倍，其中有九百人是饿死的——一位普鲁士历史学家干巴巴地补充了这个统计数字。 随着大工业在城市中开始发展，群众的贫困及其可怕的伴随现象也就接踵而至。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的头九年中，柏林各工厂的蒸汽机由二十九台，三百九十二匹马力增加到一百九十三台，一千二百六十五马力；与此同时，娼妓的人数增加到一万，罪犯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没有到警察局去登记的流浪汉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接受救济的穷人增加到六千人，乞丐增加到四千人，在罪犯教养所和劳动院做苦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千。而有工作能力的市民估计只有两万人。手工业成了工业的机器和商业的仓库之间的玩物。柏林四千名独立的裁缝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足够的活计可做。相反地，却有二百零六个服装商人以低得可笑的工资剥削那些无工可做的裁缝师博。大约三千名独立的鞋匠和二千名独立的木器工人的状况也差不多一样。随着手工业的没落，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家政也被打乱了。机器大量生产的便宜产品使家庭妇女丧失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反动立法企图用阻得离婚的办法，防止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的松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大工业中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最深。工厂的规章不仅用暴力压迫他们，而且还用狡猾地设下的圈套，盘算他们可怜的工资的最后一文钱。许多工厂区盛行实物工资制。在这种制度的老家佐林根，甚至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工人往往在若干年内拿不到一文钱的货币工资，而拿商品，这些商品有的超过他们的所谓需要的十倍，有的对他们完全没有用处，有的计算的价格过高。女工和童工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的夫妇关系发生了同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相反的变化。在资产阶级那里，妻子成了一种装饰品，在无产阶级这里妻子成了一家之主。在爱北斐特，就可以听到这些怨言：老婆进工厂，男人待在家里织袜子，如果可能还要喂吃奶的孩子。入学的儿童在爱北斐特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九，在柏林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亚琛甚至只占百分之三十七。 工业无产阶级和没落的手工业者同样遭遇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房荒。在大工业建立新中心的地方，发生房荒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工业在旧城市，比如柏林、科伦、布列斯劳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出现房荒的现象。柏林汉堡门外的那些住宅是臭名远扬的。在四百个小房间——那是些什么房间啊！——里住了二千五百人。往往两家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里，用粉笔画一条线或者拉一根绳子当作界线。有三万个受救济的科伦的工人向国王呈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清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因为付不起房租、被从人住的房子赶到人不能住的房子里去，而且现在就担心，根本就没有房子住。施诊的医生说，布列斯劳工人住的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猪圈。这些房子年久失修，脚步重一点整个房子都摇晃。厕所和畜厩就在院子里，蒸发出来的臭气把工人住的房子弄脏，墙上往往像小河一样往下淌水，长出有害的菌类。关节炎、腺病、萎黄病摧残着居民的健康。 可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贫困同家庭工业的工人，特别是纺织业中的家庭工业工人的贫困相比几乎又算不了什么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干，首先建立了德国工业的可怜的世界声誉，那就是依靠最低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上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现在，这种悲惨的荣誉之光已经在英国竞争的毁灭性冲击下黯然失色了。英国的机器麻纺业得到这样有力的发展，以致它也可以把较大量的机器纺的好纱向关税同盟输出，在相同时间内，英国的机动纺纱机的产量等于德国手工纺纱机的五百倍。比雷菲尔德的工业家在柏林商业局的讯问中，谈到威斯特伐里亚的纺纱工人的状况时说：“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纺纱工人估计有十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近几年来完全是白干活……一个优秀的细纱工人现在每天只挣两个银格罗申，纺二级纱的工人每天只挣七个分尼。”的确，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成千上万的纺纱工人死于斑疹伤寒，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 这些比雷非尔德的工业家还在柏林商业局说：“织布工人的状况比纺纱工人稍好一点，不过也很坏。”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巴门日报》登载了一个了解情况的可靠人士谈符佩尔塔耳的家庭手工业织工的文章，那里面说：“早晨织工们鸡一叫就得起床，一直劳动到半夜，甚至还要更晚。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使尽了，他们的脑筋也过早地变钝了。由于整天弯着腰坐着，他们的胸部经受不住，肺部也有了毛病，开始吐血。他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衰弱、麻木了。因此，他们这些肉体的人成了墓地上早开的花。”这篇文章发表在符佩尔塔耳的工厂主们的眼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反驳这一叙述。 在这家庭手工业的悲惨的地狱中，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又由于他们所受的痛苦很深而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身子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猛烈的旋风的袭击，而他们的脚还埋在封建的泥潭里。加之政府的贸易政策又堵塞了西里西亚麻布的最后一条出路，本来在英国纺织品竞争得胜的情况下，它可以到那里去避难的。由于对于革命的特殊厌恶，政府没有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同中美和南美的共和国签订贸易协定；只要无所事事的君王的正统主义的幻想得到满足，不管勤劳的子民像苍蝇一样死去。波兰—俄国市场对普鲁士严密封闭还不过是俄国君主的一种温和的打击。海外贸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建立的大规模的机器纺织工厂发挥了释放一批劳动力的第一个作用。劳动不可遏止地衰弱下去，而由于营业自由日益迅速地集中起来的资本的力量超过劳动得到巨大发展。小商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资本家，他们之所以大，当然只是由于他们的钱袋大，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伟大。他们仍然企图用毫无良心的诡计保持世界市场，越来越残酷地勒紧被他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裤带。麻布不行，他们就抓棉花，使家庭手工业工人逃出狼窝又入虎口。 一个自己有房子，还有两三摩尔根土地的西里西亚麻布织工，在男人、老婆和孩子们不遗余力地劳动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六十塔勒。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要交封建税和国税，如地租和织工捐，狩猎捐和纺纱捐，地方捐和学费，土地税和等级税；一天的收入大约四个银格罗申，要用来买面包、马铃薯、盐、木柴、蜡烛、淀粉、肥皂、衣服，修理房屋以及做其他用。在由一个牧师，一个警官，一个法院文书发表的一份呼吁书中谈到棉布织工的状况时说：“有时侯，这种体力劳动好像不重，可是健康状况和体力不容许在少干六个工作日的时间内织成一百四十艾勒[1]的布，即使日以继夜地劳动到半夜也不可能，而织这么多布厂主只赐给十四个银格罗申的工资。任何一个教养所和陆军监狱里的犯人，由于生活无忧无虑、有规律和受人道待遇，比起这些织工的生活来值得羡慕得多。灾难以不可阻挡的暴力闯入所有织工的家中。”至于自己没有房子的织工，用同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同它们相比，领主的畜厩应该称为客厅”。他们虽然不用缴土地税和地租，可是他们作为所谓房客每年要缴一塔勒到二塔勒的保护金，为的是当精神和肉体的野蛮化促使他们犯罪时，可以保证领主有钱供给他们在罪犯教养所里的生活费用。在西里西亚的容克中只有很少人慷慨地放弃向最穷的穷人括这种血腥钱。 西里西亚山区饥民的绝望呼号终于传布到全德国。饥民们得到了一些救济，可是这点救济只是火热的沙漠中的一滴水。加之由于官僚无能，这些救济金还浪费了不少。几哩长的札耳茨布隆村的全体饥民一共只从县政府得到了三十八麦采[2]的马铃薯，在分配时发现这些马铃薯全是冻坏的，甚至连牲口都不吃。 三 饥饿暴动。西里西亚织工新形成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足以自卫的法律武器。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情绪大批地解雇工人，可是工人却不能以牙还牙。如果工人们像柏林的棉布印花工人或勃兰登堡的铁路工人那样，为了争取提高工资而试图罢工，警察就用棍棒把他们镇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毫无权利就是基督教国家的权利，德国各邦的君主，特别是普鲁士国王正为实现这种权利而努力。 人们不给这些饥饿的群众以面包，却给他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们劝这些身体较弱、弯腰驼背的织工去当铁路工人、马路工人或做其他需要强壮体格的劳动。对于家庭手工业者的病态的脑筋迟钝，人们感到没有办法，这些从幼就做劳累工作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抱住他们从父辈继承下来的、早已过时的工作方法，而不了解开始抢夺他们手中的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的好处。人们劝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无产阶级移居国外，并且认为这个主意十分聪明，其实是既愚蠢又多余。因为在被压迫阶级之中，谁只要能够离开这个祖国，他早就自发地这样做了。40年代，德国移民的数目上升到434,626人。 在年轻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能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本身十分复杂的集团，由于陷入深渊而感觉麻痹，根本还认识不到，它的贫困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人制造出来的，只有同这种利益进行斗争才能消灭贫困。他们力求在醉乡中忘记他们的似乎不可改变的悲惨命运。新制度对于穷人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廉价供应马铃薯烧酒。烧酒瘟疫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传播，从情况最严重的上西里西亚一直到莱茵工业区，这种瘟疫在莱茵区使那些本来只喝一点酒借以取乐的工人变成了胡乱斗殴的醉汉。这种转变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旨，它是把人变成兽的最后手段，同时也是加强王位和祭坛的封建支柱的最初手段！ 可是下降的最后一级也就是上升的最初一级。现代无产者不容许别人用暴力剥夺自己做人的权利，凡是这种可伯的进程要想永远实现的地方，那怕是最软弱的人也要拿起武器反对他的压迫者。40年代中期，随着歉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发生了多次暴动预示着革命将要到来。这是无计划、无目标的饥饿暴动，是绝望的行动，它只能而且已经以发起人和参加者的失败而告终。因为基督教国家对付要求面包的呼声有两套办法，每套办法又有三种有效的法宝。第一套办法是步兵、骑兵和炮兵，第二套办法是苦工、监狱和皮鞭。可是这些暴动蔓延到整个德国，从布勒斯劳到美因兹，从勒根斯堡到施泰廷，甚至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后波美拉尼亚。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暴动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有过像样的生活的权利。 这些饥饿暴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44年6月在西里西里欧伦山麓织工住的村庄彼得斯瓦尔道和郎根比劳发生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织工特别痛恨茨万齐格尔兄弟。一个织工织一百六十艾勒的粗棉布要紧张劳动整整八天，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只付十二个半或十二个银格罗申的工资。这种压榨还嫌不够，他们宣称如果有人愿意作同样的工只拿十个银格罗申的话，那么他们准备还用三百个织工。他们用这样多的工资竟也招到工人。这些最穷的人诉苦说，他们现在简直不能生存了，甚至连马铃薯也买不起了，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却说，织工将来还必须为一小块面包劳动，还说，要是织工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吃的话，他们只可能吃青草，现在青草长得很茂盛。同时这些残酷的剥削者还骄傲地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无耻地夸耀从劳动者的血汗中剥削来的钱，借以讥笑他们的牺牲者。 受苦的织工编了一首歌，它那简朴的歌词动人地反映出他们在无穷无尽的悲惨境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群众自己创造这首歌，他们逐字逐句地编着，一直到歌词突然中断为止，正如织工的斗争突然被军队的齐射镇压下去一样。在这首二十多节的诗歌中，下面几节是十分动人的：
这个有五千居民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织工在茨万齐格尔家前面反复唱这首歌。有一个织工被抓住，带到屋子里面去受到毒打并被交给当地的警察。6月4日下午群众的愤激情绪达到极点。一群织工从彼得斯瓦尔道到了附近的卡培伦贝尔克，列队向他们的压迫者的华丽的住宅前进。他们要求增加工资还要一点酒钱。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要求遭到拒绝。于是群众就冲进住宅，闯进所有房间、仓库、搁楼、地窖。打烂了值钱的家具、镜子、瓷器，撕毁了书籍、票据、文件，在打包房、烘干室、车房里把贮藏品和货物扔到窗外，在那里撕裂、弄碎、用脚跺烂或者分给周围的人。茨万齐格尔吓得要死，带着一家从这个城市逃到那个城市，谁也不愿收留这位讨厌的客人，最后他在布勒斯劳才找到了一个避难之地。 织工们在无限愤怒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他们的无限仁慈。工厂主瓦根克纳希特就住在茨万齐格尔家附近，但是他不像茨万齐格尔那样压榨织工，织工们不仅没有伤害他，而且还因为他给了一点酒钱而祝他健康。甚至那个像织工歌中所说“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地”压低工资的工厂主费尔曼，他们也只让他付给每人五个银格罗申，把面包、黄油、猪油分给他们。而茨万齐格尔家里还剩下的一些东西，在6月4日傍晚和6月5日旱晨被完全砸烂了。织工们拒绝了他们之中少数几个人把茨万齐格尔的房子烧光的建议，他们拒绝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烧毁了他的房子，他就可以领到火灾保险金，可是问题是要把这一家子弄穷，使他们知道饿肚子是多么难受。 6月5日，这支已经增加到三千人的织工大队到了郎根比劳，这是个有一万三千居民的村子，这里人最痛恨的是开着两个大铺子的迪里希兄弟。织工们首先攻打这家人的高地住宅，他们却利用店员和工厂里的工人守卫，在一场激烈的棍棒战中打退了进攻的织工。这时织工们就向迪里希兄弟的另一所房子进发，那里受这家商号剥削的织工参加了他们一伙。这时迪里希答应给每个保护他的财产的织工五个格罗申的酒钱，并叫人把这个诺言写在纸上贴在门口。织工们马上排成两行，准备接受这个条件。可是这时候从施魏德涅茨[4]开来的军队到了。织工们向兵士喊话，少校指挥官冯·罗曾贝尔格大概看到其中的危险性，就向后退了一段距离，以便在房子后面和房子两侧占领有利阵地。军队一到，厂主就迟迟不给他答应给的酒钱。织工们忍耐不住，并越来越向军队逼近。这时少校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齐放三次。 开枪射击的后果是可怕的。十一个死者和二十四个重伤者躺在地上。脑浆和鲜血溅到很远的地方。血的景象、垂死者的呻吟和喘息，受伤者的痛苦喊叫促使受惊的织工转为拼命的反抗。他们用斧子、棍棒、石头向军队冲击，把军队赶出了村庄，然后就把迪里希兄弟的住宅砸毁。 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6月6日早晨，施利希庭少校率领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配备四门火炮的炮兵连（炮兵带着点着了的火绳）开到郎根比劳村。一会儿骑兵也开到了。任何抵抗都是没有希望的。一部分起义的织工就到了劳依特曼村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格隆，销毁了从茨万齐格尔的发货人家中搜出的货物，此外再没有进行任何攻击。总的说来，在三天的暴动中没有一个剥削织工的商人受到人身攻击或者虐待。也没有人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甚至织工们所痛恨的面包商人也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这时一部分逃到山里和森林中去的不幸的织工受到更残酷的追击。其中有八十三人被送上了法庭，判处重刑，最多的被判做十年苦工，还要挨二十四下鞭打。织工的苦难不但没有消除，却反而增加了。几项缓和手段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国王却下令禁止西里西亚报纸谈论织工区的状况，几年以后，愚蠢的普鲁士外交参加了神圣同盟反对波兰克拉科共和国的暴行，并容忍它被圈入奥地利关税线之内，这样普鲁士就封闭了西里西亚纺织业的最后一个销售市场。 在西里西亚的饥饿暴动中，连普鲁士警察的锐利的眼晴也没有发现任何共产主义倾向。它急忙利用在希尔施贝克山谷发现共产主义密谋的叫嚣弥补了这一缺陷。1845年春天，柏林高等法院的法官施梯伯，化名为风景画家伊曼努尔·施米特到了这个地区，据说他发现瓦尔姆布隆的木匠师傅乌尔姆领导一个由六至八个工人组成的秘密同盟，其目的是要消灭富人。同时代人立刻就怀疑这个密谋是“制造”出来的。事实上，可怕的秘密同盟的可怕的规章好像是一个奸细帮一个脑筋混乱的人搞出来的。乌尔姆被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来被“宽大”改为终身监禁，他的同伙被判处多年的有期徒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密谋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这种惩罚确实执行到1848年的大赦把这些被判刑者释放出来为止。可是今天几乎不可能十分明确地断定，这件事同那个所谓的叛国者乌尔姆和他所谓的同犯到底有什么关系，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必要这样做。救国者施梯伯以及交给他这个任务的人们的目的显然在于消灭两个英勇正直的人，一个是艾希贝克的工厂主施略费尔，一个是希尔施贝克的小学教员万德尔。这两个人由于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而受到官僚政府的憎恨，容克们还特别痛恨施略费尔，因为他以实际行动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反对任意增加封建负担。 施梯伯完全不顾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对臣民人身的一点保护，逮捕了施略费尔和万德尔，说他们是乌尔姆的同党，把他们的信件文书等等一张不漏地搜来，可是他从这里面找不到一点钱，以供他那创造性的幻想拧一条绳子来捆绑这两个被捕者。经过一个长短不同的时期，法院不得不释放了这两个人。西里西亚总督梅克尔成了这次失败的救国行动的牺牲品。这位老先生本来是一位老练的官僚，他用看不见织工的苦难，听不见他们的呼救声这个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不知是出于官僚的妒忌，还是出于一种较好的感情，施梯伯的飞扬跋扈的行为引起他的不满，他对待被捕的施略费尔不像秘密警察所要求的那样严厉。国王对他表示不满，于是他只得辞职。 施梯伯在他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可以说：我就是普鲁士国家，他后来的行为也一再表明了这一点。 [1] 从前德国使用的一种长度单位，一艾勒约合三分之二米。——译者 [2] 德国古时的容量名，一麦采约合3.44公升。——译者 [3] 德国中古时期的一种秘密法庭，盛行于威斯特伐利亚，1495年以后废除。——译者 [4] 波兰西南部城市，现名希维德尼察，在弗劳兹拉夫西南。——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