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弗兰茨·梅林 ->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一、近代欧洲
二、普鲁士邦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开端
四、莱辛
五、海德尔、歌德和席勒的青年时期
六、康德

一、近代欧洲

　　德国宗教改革以三十年战争告终。从这时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几乎在一个半世纪内，德意志民族没有参与重大的世界纷争。这段时期内在德国发生的有极深远影响的事件，如普鲁士邦的崛起和古典文学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世界贸易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件对于德国的贫困化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却首先促进了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的兴盛。西班牙人于1492年发现美洲，葡萄牙人于1498年发现了到东印度群岛去的航道。尤其是西班牙，已一跃而为十六世纪的日不落的世界强国。它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给它带来了无数财富。但统治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专制政权并不了解，本民族的劳动是本民族福利的真正源泉。这种资本主义的专制政权压迫了西班牙的城市并且灭绝了摩尔人^[1]，而他们是西班牙国内最内行的庄稼人和最勤劳的手工业者，他们种植棉花和糖料作物，从事造纸业和缫丝工业。根除摩尔人是以排斥宗教异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借口来进行的，但实际上是由于那些世界暴君和他们的朝臣——贵族地主^[2]和僧侣们——竭力想破坏一切可能使本民族奋发有为和独立自主，因而会使本民族起而反抗那些懒汉政府的一切事物。随着摩尔人的被逐，工厂和工艺日益凋零，大片土地长久荒芜。当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于1598年死去时，他身后除了留下一个不光彩的名声外，还留下一笔巨大的债务和一个被榨尽血汗，在贫困、肮脏和愚昧中苟延残喘的民族，其人口在菲力浦二世统治时期已从一千万降至八百万。
　　但菲力浦二世未能象在西班牙那样，也在荷兰铲除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当时荷兰是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的。荷兰的城市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起来反抗他，并且争取到自己的独立。它们逼迫这个资本主义专制政权实行世界政策，从而打开了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的局面，这种政策在十七世纪以荷兰和英国、在十八世纪以英国和法国为其典范的代表。贵族地主和僧侣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只要掌握了其他洲的财富便可以轻视本民族的劳动，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已排除了贵族地主和僧侣们的这种愚蠢想法。荷兰商人在攫取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同时，并不停止发展本国的工业。被资本主义专制统治从别的国家赶出来的勤劳聪明的工人，在荷兰受到了殷勤的接待。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象蜂窝一样地在营营奔忙着。各种农作物，不计其数的运河，转动不息的磨坊，望不见尽头的船队，富裕的大城市，檣桅林立的港口，这一切使荷兰成为十七世纪内无与伦比的国家。随着市民阶层的辛勤经营，艺术和科学迅速发展起来。这可以用画家伦勃朗、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学家格罗提乌斯的名字来证明。
　　荷兰商人虽然不再轻视本民族的劳动，但他们也仍然不把本民族的劳动看成是各民族财富的源泉。商业利润仍然是主宰一切之神，荷兰商人把一切都当作祭品供献给了它。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直到天涯海角，但对欧洲的其余各国人民，他们却以气量狭小、锚铢必较的垄断精神来对待。因此他们不得不保持一支耗尽这一小国人力物力的庞大的陆、海军。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开始超过了荷兰，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才在英国达到其全盛时期。当英国开始其世界政策时，它的民族劳动——农业、手工业、手工工场——的根基太牢固了，以致不让大商业靠重利盘剥来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曾使荷兰一度繁荣昌盛而又很快就衰微没落。如果说，荷兰的世界政策是以大胆的商人为了以后能重利盘剥本民族而粉碎了西班牙暴君的桎梏来开始的话，那末，英国的世界政策是以坚强有力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粉碎了本国暴君的桎梏并且奠定了资产阶级自由的终究不可摧毁的基础来开始的。
　　这发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时期，这次革命是为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专制暴政而爆发的。并且在一切合法形式的反抗都由于这个暴君顽固不化的死硬态度而告失败之后，革命终于以在1649年处死国王而达到最高峰。从此。英国议会就掌握了大权，再没有任何一个英王能未经议会同意而擅自武装舰队或陆军了。而且，多亏了英国的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制度它英国才能在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中树立最后一块基石，才能不仅建立商业殖民地，并且也建立农业殖民地，才能使他们的殖民地不仅依靠榨取血汗的剥削，并且也依靠创造性的劳动而存在。随着向北美洲的移民，英国人作出了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所曾作的事业中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深、造福最多的事业。
　　在法国，这种世界政策的形成不同于在荷兰和英国。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所以能压倒西班牙这个对手而占上风，主要原因之一是法国君主政体并不去掠夺法国城市，而懂得如何利用它们作为反对贵族和僧侣这些封建等级的可贵的援军。但当欧洲霸权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真正落到法国手中时，情况就起了变化。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由于新近获得了声势显赫的地位，痴心梦想着世界霸权。他以如此圆滑的手段建立了近代专制制度，以致他宣称“朕即国家”。但他由于没有能力认识民族生活中的历史动力而与封建等级相勾结，这些等级觐见国王，出入宫廷，要求的代价是听任他们恣意掠夺人民中的劳动阶层。宫廷贵族这群寄生虫，在宫廷僧侣这另一群寄生虫的支持下，以穷奢极欲的挥霍浪费损伤了国家的元气。路易十四还在宫廷僧侣的怂恿下，赶走了国内最勤劳的居民胡格诺派新教徒，正如当年菲力浦三世赶走了摩尔人一样。
　　但法国始终还是欧洲大陆上执牛耳的强国。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只有奥地利，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受创，但由于战胜土耳其人而取得的赫赫战绩已恢复了元气。在十八世纪初叶。这两个强国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进行了一连串的血战，彼此拼杀得两败俱伤。
　　在欧洲北方，瑞典由于掠夺德国而取得的暂时的强国地位很快就降了下来，而波兰则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下没落了。由于世界贸易通道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波兰所受的损失比意大利和德国更加严重。波兰那时虽已成为西欧各国人民的粮仓，但它的贵族地主却只懂得争霸粮食贸易和阻碍商业资本的积累，而商业资本的积累却正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他们扼杀了波兰的城市，放肆挥霍流入他们私囊的商业利润，致使国家深陷于封建的泥淖中。但在俄罗斯，却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并且凌驾于瑞典和波兰之上。当时俄罗斯是一个野蛮的掠夺国家，沙皇彼得大帝竭力使它欧化，终于使它有能力攻城掠地，向西方推进。
　　德意志帝国处于法国和俄国之间，受着这两国同样的严重威胁，气息奄奄，腐败不堪，被掠夺得民穷财尽，分裂成为三百个主权单位。帝国的各种机构已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皇帝几乎只有授予贵族称号的权力，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是用最无聊的闲谈来消磨时间的各邦公使大会，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是以审理案件最为拖拉而臭名远扬于全欧洲的衙门，而帝国陆军简直是一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稻草人。

二、普鲁士邦

　　在这期间，德意志是由独立自主的各邦君主——主要是诸侯——统治着的；这些诸侯既无能力又不愿意增进民族利益或仅仅保护民族利益。
　　在整个世界史中，也许再找不出另一个阶级象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德国诸侯那样长期地精神空虚、庸碌无能，但是对人类的各种卑鄙行为却又那样地事事精通。他们丧尽廉耻，在形形色色的邪恶罪过中度日。他们滥用主权，与外国缔结盟约，把百姓的血肉之躯贩卖给外国专制君主充作炮灰，以换取任意挥霍之资，以便与法兰西国王比富斗奢，竞相角逐。
　　但是在德意志却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或愿意有效地反抗这种小邦诸侯的暴政。贵族地主也和诸侯一样过着放荡的生活，充当诸侯的侍从、奴仆，甚至为他们撮合通奸。可怕的负担使农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城市也随着德国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的凋敝而衰落了。
　　诚然也有个别城市，如汉堡和莱比锡，保留着过去繁荣的残迹。许多侯国首邑里的纵情逸乐的景象几乎不亚于诸侯的宫廷。这些城市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出诸侯的万能的权力。它们已失去了城市的任何独立性，充满了胁肩谄笑的廷臣，奴颜婢膝的官吏，残酷暴戾的军人和外国冒险家。因此，资产阶级文化不可能在这些城市里面孕育成长。那时德意志所仅有的一点资产阶级文化是从外国来的，并且全靠诸侯的宽容，甚至当时最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如莱布尼茨和托玛西乌斯，都不得不为了能有容身之地而对他们低声下气。
　　按照资产阶级史家的说法，有一个德意志邦和一个德意志诸侯家族指出了走岀这一民族不幸的得救之路，那就是普鲁士邦和霍亨索伦家族。关于这一点有两种传说，较早的一种传说竭力渲染霍亨索伦家族的民族使命，较晚的一种则竭力渲染这一家族的社会使命。较早的那种传说大约是在两个世代之前，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德国资产阶级编出来的，他们想要看见由普鲁士的刺刀来造成他们为了资本主义目的所需的民族统一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不必冒生命的危险而坐享其成。根据这种传说，普鲁士邦和其余的德意志各邦相反，特别是和奥地利相反，总是有力地代表着民族思想并因此而取得了领导德意志的权利。而较晚的那种传说是关于霍亨索伦家族的社会王国的，据说霍亨索伦家族一向都是“乞丐的国王”，这一传说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其阶级利益时出现的。今天普鲁士的小学校要根据普鲁士文化大臣指令的明文规定，按照这一传说来讲授本国历史，因为较早的那种传说在这期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弃而不用了。
　　这两种传说现在都已成为无稽之谈。第一种传说是德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润而杜撰的，第二种传说则是由各统治阶级为了任意摆布无产阶级而捏造出来的。这两种传说唯一值得称赞之处，就是它们彼此矛盾，互相抵销。因为，如果霍亨索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在拼命调动他们这个穷国的一切力量，以民族的骄傲去和外国的横行霸道相抗衡。那末。他们就不可能同时又费尽心思去关怀穷苦人民。反之亦然，如果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费尽心思去关怀穷苦人民，那就很难设想他们还能在外国面前扮演民族意识的高贵骑士的角色。
　　事实上，两者都同样是虚构的。普鲁士邦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它一向背叛皇帝和帝国，并且对它的劳动阶级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在这两方面再没有别的德意志邦能够超过它。它的重点向来就在易北河以东。勃兰登堡州本来是萨克森的殖民地，是掠夺来的斯拉夫土地，和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西普鲁士一样。所有这些地方构成了一道抵御斯拉夫世界的保护墙，而斯拉夫的压力使这些地方不致象南部和西部德国那样分崩离析，成为许多零星小邦。就其起源来说，普鲁士邦和奥地利邦很相似。奥地利本来也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可是由于它是防御土耳其入侵的胸墙而变得强大得多，发展也快得多。在奥地利与欧洲列强（特别是与法国）对峙的局面下，普鲁士被人为地培养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肉中刺，成为“民族解体的因素”而崛起了。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勃兰登堡选侯约希姆一世就是靠法王的年金过活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选侯腓特烈·威廉也如此。后来普鲁士王腓特烈完全靠法国的帮助才夺得了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法国的政策把这位普鲁士“大”王看成一个用金银丝线编织成的国王，一个傀儡国王，他必须乖乖地随着法国的笛子跳舞。当他有一次居然抗命不愿对法王提供军事支援以对抗英国时，法国就与奥地利和俄国结成同盟，以惩罚这个傲慢起来的藩属。这样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德国刚刚治愈了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之后，这一战争又极端残酷地蹂躏了德国。如果腓特烈国王当时不屑于比充当法兰西的附庸国更屈辱地去充当俄罗斯的附庸国的话，这场战争也许就一举而灭亡了普鲁士。
　　和所谓民族使命一样，霍亨索伦家族的所谓社会使命也是捏造的。当他们来到普鲁士时，农村公社的农民处境当然还比较富裕，因为人们为了移民拓殖那些从斯拉夫人手里夺来的地区，不得不以优厚的条件作为钓饵，把弗里斯兰、萨克森、莱茵弗兰克等地的农民引诱到这里来。但是恰恰是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这些农民的处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更坏了。到三十年战争以后，选侯腓特烈·威廉索性把农民全盘交给贵族地主们任意摆布，以换取他们对他建立常备军并征收固定税的许可。他们甚至连这一许可都附以限制条件，即他们自己免于任何捐税，而且那支在建立中的军队的军官职位必须全部保留给他们。
　　如果说，吹嘘霍亨索伦家族的爱护农民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骗局，那末，他们所采取的敌视农民的政策尽管毫无道理，却是可以借口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去保护农民免受贵族地主压榨来进行辩解。这些软弱无能的诸侯从来就不是贵族地主的主子，而贵族地主却一直是他们的主子。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二个选侯就作了自戕性的蠢事，帮助贵族地主压迫并且洗劫那些本来就既不强大而又寥寥无几的本邦城市。这样，贵族地主虽然为了不让本邦轻易地成为邻国的战利品，不得不允许选侯腓特烈·威廉建立常备军并征收固定税，但他们却设法使这一许诺不至于对他们不利。反之，他们通过臭名昭彰的连队管理法^[3]穷凶极恶地盘剥这支军队本身，同时又利用野蛮的军纪的可耻手段使军人变成毫无意志的工具。
　　尽管普鲁士的历史家不遗余力地吹捧腓特烈国王的万能而又开明的专制政治，但是即使在腓特烈国王的统治下，普鲁士也不是真正的君主国家，不是近代的阶级国家，而是一个分成全能的贵族、未成年的城市和不自由的农民三个等级的中世纪等级国家，是一堆封建废墟，而最热烈、最小心地想保持这一堆腐朽的封建废墟的不是别人，正是腓特烈国王。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可能来改革自己，更不用说它竟会有能力在德意志发动一场民族革新运动了。必须先把它粉碎成为千百块碎片，德意志民族才能象摆脱了梦魇那样透一口气。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开端

　　据说，使古典文学和哲学能在德国产生的，居然还是普鲁士邦。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是这样断言的，并且还引用歌德晚年所说的一段话，根据这段话，德意志民族是通过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和七年战争的事变而获得其最初的、真正的、较高级的生命内容的。当然，歌德不会不知道，正是这位国王曾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德国文学，并在他的晚年，在1781年，还写了一篇文章，不遗余力地诋毁德国文学，甚至连歌德的早年作品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同样恶毒的捕风捉影的攻击。歌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恰恰因为腓特烈极端蔑视德国作家，德国作家就要尽最大努力作出成绩来，在他面前显显身手。
　　但是，在与历史事实对照之下，歌德这段随便说说的而且讲法本身也很古怪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普鲁士诸侯只会象野蛮人一样地对一切精神创作加以嘲弄，正如腓特烈·威廉一世那样，他略施小技就窃取了柏林科学院的少得可怜的收入，以便作为俸金赏给他的宫廷小丑。他还以杖刑为威胁，强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们在他面前展开滑稽的舌战，更不用说他曾蛮横地把沃尔夫教授逐出哈雷一事：他要这位教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便处以绞刑，因为沃尔夫的哲学见解被人横加恶意歪曲并向国王告发了。他的儿子腓特烈倒不这么粗暴，但他醉心于法国文化，并且只限于宫廷生活方面的法国文化。他邀请法国文人学士和他一同进餐，但他只当他们是一些说笑话助谈兴的人。他和伏尔泰——他不仅是一位宫廷诗人，而且是位资产阶级大作家——就闹得不欢而散，他把伏尔泰恨透了。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古典作家们自己一向就把普鲁士邦作为野蛮的堡垒加以诅咒。如果说连萨克森人莱辛都把普鲁士称为欧洲最奴性十足的国家^[4]，那末生来就是普鲁士人的克洛普斯托克、海德尔和温克尔曼对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各族人民的虐待者的抨击就更猛烈得多。克洛普斯托克逃往丹麦，海德尔逃往俄国，以躲避普鲁士的军刀。温克尔曼逃亡到萨克森，再从那里奔赴罗马；他甚至改信天主教，为了能在教皇荫庇下施展他的才能，而在普鲁士国王统治下是永远无法施展他的才能的。
　　与其说我们古典文学的诞生地是普鲁士邦，还不如说是萨克森邦，它倒有资格享有这样的荣誉。早在宗教改革时期，萨克森就是德国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文化上最发达的邦，并且即使在诸侯统治下，也从没有象其他德意志邦那样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萨克森诸侯也是道德败坏、挥霍成性的人，但他们并不象普鲁士诸侯那样完全不执行文化任务。特别是萨克森的学校制度有一定的水平。尽管它也在正统路德教派影响下趋于衰落，但它还能吸收从国外反射到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光辉。从十七世纪末一直深入到十八世纪后期，德意志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萨克森人，或在萨克森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人。
　　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还有法学家普芬道夫（1632—1694年）和托玛西乌斯（1655—1728年），都是萨克森人。他们都已经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想把世俗的科学从神学的桎梏里解救出来，他们倡导个人权利以反对明目张胆的不法行为，他们驳斥诸侯权力神授的谬论，他们在大学讲堂上用德语讲课，并且对草菅人命的迷信审判进行斗争。但这些人物的努力既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就莱布尼茨的那些不朽的成就来说，与其说他是德国的学者，不如说他是欧洲的学者。普芬道夫和托玛西乌斯自己就承认他们的思想源于荷兰人雨果·格罗提乌斯和英国人霍布斯。他们都不得不仰承诸侯朝廷的鼻息，并对诸侯作过最不体面的自白。
　　这些人物中间还有约翰·克里斯多夫·哥特谢德（1700—1766年），他是莱比锡的教授，大约在1730—1750年之间，他简直是德国文学中的教皇，但他的声名在他去世以前就已经一落千丈，受人鄙视。自此之后，他的名字在众人口中几乎已成为老朽昏庸的冬烘学究的代名词。资产阶级历史家把他当作旧时代的替罪羊，而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他是哥尼斯堡人，但也不得不在普鲁士军刀面前逃奔萨克森。他确实不是诗人，而是教师，而他正是以教师的身分做了有益的事。他说他的文学革新以全德意志的共同荣誉为目的；但由于当时的德国文学已经衰败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他不得不从字母开始，从设法使业已彻底败坏的语言再纯洁起来，从订立简单的规范和从取法外国的榜样来开始实行他的文学革新，但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过错。
　　哥特谢德不久就同苏黎世教授波德麦（1698—1783年）和布莱丁格（1701—1776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后两人曾一度赞同过他的做法，但后来背离了他。他们其实也是和哥特谢德一样的学究式的人物，并且效法哥特谢德出版了一本《批判的诗艺》，在这本书里，他们教人怎样写诗，说只要根据一定的规则格律，人人都能写出完美无疵的诗篇。引起莱比锡和苏黎世之间的这场争论的真正原因是究竟应该根据哪个外国的榜样写诗的问题。哥特谢德推荐法国诗人、法国专制统治全盛时期的剧作家高乃依和拉辛。这位莱比锡的文学教皇对宫廷始终是奴颜婢膝的，和在他之前的莱布尼茨、托玛西乌斯及普芬道夫一样。但是他既然接触到了法国文学，也就接触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此外，对正统路德教派来说，戏剧就是魔鬼的布道台，而且哥特谢德并不是为宫廷舞台写作的，他使当时最不为人重视的贫民大众——流浪卖艺的剧团——成为他的戏剧活动的宣传者。就这点来说，他对戏剧的兴趣就获得了一个进步的因素。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对一位有学院气息的头戴假发的学究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社会改革。
　　反之，波德麦和布莱丁格却想要人摹仿英国革命时期的诗人米尔顿，而英国革命还是以宗教的形式来完成并且被米尔顿在宗教史诗《失乐园》中加以歌颂的。但是由于吸引波德麦和布莱丁格的，不是作为革命诗人的米尔顿，而是作为宗教诗人的米尔顿，所以他们就陷入一种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宗教虔诚，这种宗教虔诚不能使他们前进，正如对诸侯的惶恐不能使哥特谢德前进一样。因为争端的双方都缺少任何创造力，所以这场学究对学究的争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当1748年一位伟大的诗才带着一部宗教史诗的头几章诗篇出现在德国文坛时，这场争论就只好不了了之。
　　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年）生于普鲁士的城市奎特林堡，但他在萨克森学校里受教育，开始是在舒尔福塔，后来在莱比锡。早在舒尔福塔时，他就拟订了写宗教史诗《救世主》的计划。他在写作时听从了苏黎世那两位文艺评论家的意见；早在《救世主》的头几章诗篇问世时，他们就曾经邀请克洛普斯托克到苏黎世他们那里去。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他并不象那种假仁假义、俯首贴耳的人，而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并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立刻就猛烈地对他进行攻击。然而，他们认为克洛普斯托克身上可怕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正是他的引人入胜之处。克洛普斯托克的那部有两万多行的史诗巨著今天已早被人忘记。由于听从波德麦和布莱丁格的意见，克洛普斯托克把他的生命耗费在一项学生作业——一部宗教史诗上，这样他就吃了大亏。因为两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宗教一直是伴随着诸侯小邦专制统治的思想意识现象，所以这部宗教史诗并不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晨歌。如果《救世主》中头几章诗篇曾起了闪电的作用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已不复见于德国文坛的诗才，这部史诗本身很快就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枯燥无味，到今天已完全埋葬在文学史的墓穴里了。
　　同时，克洛普斯托克只是个抒情诗人；他丝毫没有写作戏剧甚至史诗的才能。流传至今的也只有他的颂歌中的几首。在这些颂歌里，宗教思想虽还有很多表现，但与民族思想相比，已退居次要地位，祭司长已退居叛逆者之下了。克洛普斯托克的资产阶级意识已如此强烈，在我们的其他古典作家中只有莱辛和席勒能和他相比。他谴责他那时代的那些奴颜婢膝、为诸侯歌功颂德的人。自从他成熟了以后，他从未因歌颂宫廷而玷辱他的神圣诗艺，这是他大可引以为荣的。在他已达六十五岁高龄时，他还以这种高风亮节来欢迎过法国革命，号召德国人向法国兄弟看齐。当他悲叹不是德国人首先竖立起自由大旗时，他的民族意识可说是从未表现得如此完美了。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他将永远保持这一资产阶级先驱战士的荣誉，尽管他的诗人名声已经黯然失色了。
　　在克洛普斯托克的巨星高照的影响之下，有戈丁根的“雅林联盟”：路德维希·霍尔蒂，一个颇有前途的诗人，但不到三十岁就死于肺痨病；施托尔贝格伯爵兄弟，他们在开始时曾以狂放的诗歌反对暴君，但后来消沉了；约翰·亨利希·福斯，一个梅克伦堡农奴的孙子，始终是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作家，并由于把荷马的诗译成典范的德语而获得不朽的声名。与戈丁根的“雅林联盟”有一点关系的有天赋颇高的歌手玛第阿斯·克劳狄乌斯，特别是哥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1747—1794年），他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人，是歌谣创作方面无与伦比的大师，他把歌谣从歌丐所唱的歌提高到带有艺术形式，并且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宁愿饿死，也不愿向诸侯手中乞求残羹剩饭。

四、莱辛

　　比克洛普斯托克更接近近代的是哥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1729—1781年）。他是这样的德国古典作家：他毕生的斗争和经历都十分明显地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是以十八世纪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来开始实现的，而恰恰是莱辛的名字被人滥用得最多，这就是借莱辛之名，把普鲁士邦吹嘘成为这一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真正的培养者。
　　莱辛是劳西茨的小城市卡门茨的一位牧师的儿子。和克洛普斯托克一样，他先在萨克森的学校里受教育，后来在迈森的宫廷学校，最后在莱比锡大学里求学。本来要他学神学，但他不久便对枯燥无味的书斋学问起了反感。他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反宗教的青年，他首先追求的是学习怎样去生活，而当时的莱比锡有着古老的大学和繁荣的商业。这就给他提供了比德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找不到的更好的学习机会。
　　虽然他的天赋使他更适于当学者而不是当作家，但他却从青年时起就向往戏剧，戏剧是能展示资产阶级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他向往这唯一的舞台：资产阶级世界能在这舞台上当着大众的面来讨论那些激动着他们内心深处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剧院也是资产阶级的讲坛和传道台。但和当时的资产阶级一样，戏剧也很不发达，舞台布景用木板拼在一起，钉得很不牢靠。青年大学生莱辛在莱比锡舞台的魔力圈里生活并且活动着，但这舞台却一下子垮了下来，把莱辛的一生都埋葬在舞台的废墟里了。莱辛在不到二十岁时就不得不为躲避债权人而逃出莱比锡，自此以后，他度过了二十多年东奔西走的落魄生活。他是德国第一个想自食其力、不求于人的作家，但他虽有光辉的成就，但却始终贫无立锥之地。最后他终于被迫为一个德国暴君不伦瑞克公爵效劳，给他在沃尔芬毕特尔当一名图书资料员。这个小邦暴君喜怒无常、乖戾任性，使莱辛在一生的最后十年里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
　　莱辛的写作范围极其广泛，但促使他从事文艺创作的决定性动力，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始终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很早就超脱在莱比锡和苏黎世文艺评论家之间的那场无谓的争论之外，而克洛普斯托克却还纠缠在内，不能自拔。无论是波德麦及布莱丁格的僵化的正统思想，或者是哥特谢德的那种对宫廷的奴颜婢膝的讨好邀宠，莱辛和这些都毫无共同之处。他对待哥特谢德比对待那两位瑞士人还要冷酷无情；这不是因为他和哥特谢德更疏远些，而正因为他和他更接近些，因为他和哥特谢德一样接近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文学，因而他才更热心地想把哥特谢德的行动和理论中的那种宫廷奴性因素连根拔掉。
　　莱辛同样也超脱出在七年战争时期普鲁士爱国者和萨克森爱国者之间的争端之外。有人曾想否定他有民族思想，因为他由于厌恶这些无聊的争论而曾说过，他不贪图一个爱国者的荣誉，因为这会使他忘记了他应该做一个世界公民；但莱辛恰恰用这句话说明了他的民族立场、德意志立场：他既不愿作普鲁士的、也不愿作萨克森的爱国者。但如果说莱辛曾作为德意志爱国者在《汉堡剧评》中反对过法国文学在德国的优势地位，这种说法同样是片面的。莱辛所反对的毋宁说是法国文学中的宫廷戏剧，这种戏剧不可能是鼓舞德国资产阶级的榜样。莱辛对法国资产阶级解放文学始终抱着友好态度，并且乐于承认，他从这种文学的主将之一，即狄德罗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学到的都更多些。
　　莱辛对英国文学同样也是毫无偏见的。他取法英国的范例写出了市民悲剧《萨拉·桑普逊小姐》；这部作品尽管在美学方面有许多可非议之处，毕竟仍被他的同时代人认为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他的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和悲剧《爱米丽亚·迦洛蒂》在今天还是戏剧方面的杰作：前者是一部描写士兵的剧作，但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资产阶级精神正好勇敢地向着普鲁士专制主义挑战；后者严酷无情、一针见血地反映了德国的小邦专制统治，虽然莱辛不得不把这一悲剧发生的地点移到意大利，以便能在德国舞台上演。
　　莱辛晚年一直所从事的对神学的斗争，也只有当我们从社会的观点去理解它时，才能正确地懂得它。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战士的莱辛，反对那种假仁假义、迂腐懦怯的半启蒙作家：他们没有分清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区别，反而妨碍了思想的真正解放，他们把哲学和神学混为一谈，他们宣扬了用理性的基督教去代替正统路德教派。关于这种理性的基督教，莱辛说得好：他们既不知道其基督教何在，也不知道其理性何在。
　　莱辛所抨击的主要对象，并不象那些虚伪的半启蒙作家在当代的后辈们所硬说的那样，是汉堡的正统派主教葛策。莱辛写了一系列辉煌的小册子同葛策进行了斗争，但这场斗争的起因是由于葛策十分猛烈地攻击了莱辛，因为这位汉堡的主教有足够的眼力看出了：对正统路德教派来说，真正的启蒙作家莱辛的危险性比那种半启蒙作家更大得多。莱辛是以这种完全正确的见解作为出发点的：如果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能够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发展的话，正统路德教派就会失败，但如果别有用心地使启蒙运动走入歧途，它就必然会阻碍资产阶级的兴旺。
　　《智者纳丹》这个剧本是一种为莱辛对神学的斗争进行伴奏的庄严的和声。正当不伦瑞克公爵用暴力措施来干涉这一斗争时，莱辛写了这个剧本。这时，莱辛想试探一下：人们是否愿意让他在他过去的讲坛，即舞台上至少还能不受干扰地宣传他的思想。这个剧本既不歌颂犹太教，也不责骂基督教。莱辛只是对各种以自称的上天启示为基础的天启宗教的传统态度，即对异端的不宽容态度进行斗争。莱辛认为，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人事情，不能容许任何人为此加以干涉，也不能容许任何人因之横加干扰。但也正由于上述原因，任何人都不能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干扰别人。宗教是私人事情这一命题，包含了下列命题：任何宗教不论其愿望如何，只要它一旦想束缚科学研究，想成为社会压迫的武器，就必须对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五、海德尔、歌德和席勒的青年时期

　　和莱辛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又以独特的风格与他对立着的是约翰·哥特弗里德·海德尔（1744—1803年）。他生在东普鲁士的小城市莫隆根，是一贫如洗的教堂低级职员的儿子。他的青春被一个对学生滥施体罚的教师所摧残，这是一个正统路德教派的牧师；戴着善人的面具剥削这男孩的劳动力。另外，“红领带”的那种折磨人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他的青春，普鲁士的军事专制统治把它的牺牲品从幼年起便系上了红领带作为标记。
　　海德尔逃脱了这种苦难，在七年战争中占领莫隆根的俄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医把他带到哥尼斯堡。在那里，海德尔决定去研究神学。这并不是出于外在的动力，而确实出自内心的渴求。正象莱辛的性格不折不扣是世俗的那样，海德尔的性格则不折不扣是宗教的，因为在他那寂寞凄苦的童年时代，圣经是使他的精神重新振作的唯一甘泉。在二十岁时，海德尔被聘任为里加大教堂附属学校的教师。里加位于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省，当时这些省保持着一种不太依赖俄国专制统治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海德尔在出国以前曾被迫宣誓，一旦被征召入伍，就立刻回到普鲁士；但他后来并不认为要受这种强制誓言的约束，所以从来没有回到过他那殷勤好客的故乡。
　　自从到里加以后，海德尔首先以作家身分出现，开始时是循着莱辛的批判方向去进行工作的，但不久就显露出他比莱辛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历史天才。对莱辛来说，美学批判主要是达到目的之手段，他只是在文学领域里澄清认识，以加强并促进当时只有在文学领域中才有活动余地的资产阶级意识。但海德尔却认为他的任务在于从各个时代的文学的时代精神出发去考察一切文学。他认为诗艺不是个别得天独厚的人才的私有物，而是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所共有的财富，不过在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中各有其独特的发展。因此他就从事于那作为一切诗创作的源泉的民歌的研究，而莱辛只不过是有时顺便匆匆看了一下这个源泉而已。
　　海德尔在里加住了四年之后，登上了周游欧洲的旅途，他先赴巴黎，后赴施特拉斯堡。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歌德，并且给这位未来的诗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正是由于他能从历史上去洞察诗艺的本质，这种洞察力使他到处都能发现诗的最纯真的源泉。后来，海德尔担任了毕克堡的牧师长，他的旅行计划就此结束。但是海德尔受不了一个脾气古怪的小邦暴君的折磨，只在毕克堡熬了几年。1776年，海德尔去魏玛担任教会总监督。歌德比海德尔早一年移居魏玛，当时是魏玛公爵的宠臣，因而为海德尔谋得了教会总监督的职位。海德尔在魏玛度过了将近三十年，并且出版了可被看作是他毕生工作最高成就的两部作品：《各族民歌之声》和《人类历史哲学概论》在前一部作品中，海德尔尽可能从不限于欧洲的一切方言和语言中去搜集民歌，并以深刻的理解把它们译成德文。在后一部作品中，他为写出一部最高风格的世界文化通史作了初步尝试。尽管当时他所能利用的科学资料还不允许他达到这个目的，但他毕竟大体上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关于这条道路，后来在历史研究中的各项重大进展果然都证实了：人类曾经走过并且正在走着的，确实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海德尔对歌德（1749—1832年）这位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成熟的诗人和艺术家，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与其他先驱人物不同，歌德出身于统治阶级。他的父亲很富裕，并且取得了皇室顾问的官衔，生活悠闲自在，有充分的余暇来沉思默想，委身于各种学术上的爱好。他的外祖父是美茵河畔小城市共和国法兰克福的最高行政官，歌德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童年颇为幸福，一帆风顺，这更多地由于他那年轻的母亲——一位身体健康、高贵端庄的妇女——的过多的抚爱，而不是由于他那年纪较老的父亲的细心的但有点迂腐古板的教育。
　　同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一样，歌德曾在莱比锡求学；在那里，—次早年的爱情使他写出了他那伴随了他一生的无与伦比的抒情诗歌中最初的篇章。但他还摆脱不开法国式的审美观的束缚。直到他在施特拉斯堡继续求学，结识了海德尔并卷入了后来称为狂飙突进运动时代而永载德国文学史册的那一思潮中时，他才开始施展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才。狂飙突进运动是根据歌德的青年朋友克林格尔所著的戏剧《狂飙与突进》的名字而得名的，这一运动是一种思想革命，这一革命的代表人物除歌德和后来的席勒外，都已湮没无闻，这一运动是情感的沸腾怒吼，但不过是开始在西方普照的太阳的远方返照而已；这是一个坚强有力而又多情善感的运动，但在本国没有物质基础，因而注定很快地就烟消云散。
　　歌德的戏剧《葛慈·封·伯利辛根》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既给这一运动添加了力量，也给它增添了感伤性。歌德把一个曾在农民战争中出卖起义农民的窃贼骑士看成一个正派的革命者，这个人在成文观念的僵化的清规戒律已失灵时能以铁腕自谋出路。这确凿地证明了历史传统已同德国人脱节，使德国人不明究竟，但这也是这位诗人的天才创作能力的令人叹服的证明，他懂得如何从扑朔迷离的烟雾中描绘出一幅艺术图景，其中充满着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
　　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已经摆脱了不健康的沉溺于感伤的状态，这原是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特征。他把折磨着他自己的在当时运动中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不健康的东西倾注在这本小说的主人翁身上。诗人把一代畸形人物拉向大自然的胸怀；大自然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文化诗人的心中象在歌德心中那样亲密无间地生活过。他并不描绘大自然的现象，但在他的诗中，大地的泥土在散发气息，太阳在照耀，星星在闪烁，大海在呼啸。《少年维特之烦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书是当时的感伤主义的产物，而同时又成了医治这种感伤情绪的良药。
　　然而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却有成为德国不幸状态的牺牲品的危险。莱辛对宫廷生活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歌德从来没有过；1775年，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任用歌德并召他进宫时，歌德很乐意地应召前往。卡尔·奥古斯特可能在智力和精力上胜过德国其他小邦的专制君主，但他绝非如一些工谄善媚的历史家所吹嘘的，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位志趣高尚的保护人。歌德在魏玛宫中度过的头十年中。饱受此类小邦朝廷的种种丑恶讨厌和令人作呕的风气之苦；他所有的宏大计划都不得不搁置一边。这位以《葛慈》和《维特》两本书初露锋芒就名震文坛的诗人，似乎已从德国民族中永远消失了。于是，歌德在1786年毅然决然地从这境地自拔，到意大利去游历两年。
　　横行不法的暴君的魔掌对青年席勒（1759—1805年）的压迫，却要严重得无法比拟。和那个曾摧残过莱辛晚年的布朗施威克公爵一样，摧残席勒青春的符腾堡公爵也是那一时代中声明最为狼藉不堪的人口贩子之一。席勒生于符腾堡公国小城马尔巴哈。是一个少尉军官的独养子。他被暴君强制送入卡尔学校当学生时，他父亲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屈从命令了。卡尔学校是一个“奴隶制造所”，公爵想在这里训练出能供这暴君随意使唤的奴隶工具。青年席勒的八年宝贵光阴就这样被攫夺走了。他从十二岁到二十岁都在这里受“老希罗德斯”^[5]的虐待，这是席勒后来给这个折磨他的青春时代的暴君所取的名字。但后来他对悲剧诗的爱好却攀缘着那剥夺了一切青春无邪的时代欢乐的专制统治而日益强烈。在卡尔学校里，席勒就已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悲剧《强盗》，剧中有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奋起反抗那些有辱人类尊严的枷锁。席勒为此又重新受到公爵的迫害，只好逃出这座士瓦本牢狱。在他东奔西走、行踪不定的日子里，他写了悲剧《阴谋与爱情》，通过这个剧本，他使资产阶级的戏剧上升到这一革命的高度：这一高度是德国资产阶级戏剧在这以前未曾有过，而且在这以后也没有再达到过的。
　　他的诗剧《唐·卡罗斯》就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剧中真正的主人翁波萨侯爵只宣扬了一种浅薄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固然可能是席勒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但不可能是它的最后结果。席勒后来专心攻研历史和哲学达十年之久，甚至还不止十年，然后才又重新从事戏剧创作。

六、康德

　　我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开始略晚于我国古典文学。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哥尼斯堡一个马鞍匠的儿子。关于他的生平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他过的是一种天天一样的单调枯燥的学者生活，是完全局限于当时德意志庸人的范围内的生活；除了有几年在东普鲁士的庄园里当过家庭教师外，康德从没有走出哥尼斯堡市区。
　　康德生性完全不爱与人交往，不爱参加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连婚姻和家庭他都厌恶^[6]。他对政治和民族利益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对那个世袭的国王毕恭毕敬，奴相十足。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占领了哥尼斯堡后，他对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也同样毕恭毕敬，奴相十足。当他在晚年还受普鲁士出版检查的干扰时，他根本没有丈夫气概去为解决这场冲突而斗争。
　　康德虽然在他私人生活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人，但却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以三项重大成绩丰富了科学史。虽然把康德说成是一个现在没有被人超过而且永远也不会被人超过的“永恒”思想家这种企图是决不会得逞的，但是，如果想否认康德在当时曾经有过开路先锋的意义，那同样也是愚蠢的。他以他的《自然通史》立下了第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功劳。在这本书里，他论述了整个天体的状态和力学起源。他证明了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从一种旋转的星云中产生的，从而对天体的研究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推动力。
　　康德的这第一部著作在1755年就已问世。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1781年，他发表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通过本书，他作出了一件解放思想的壮举。他粉碎了盛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教条主义哲学。这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西欧各文明国家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已重新被唤醒，尤其在法国，为了反对宫廷的、封建的和僧侣的专制主义，正在进行着光辉的战斗。教条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伪装的神学而已，但它对公众的危害比真正的、公开的神学还要大，因为后者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未经理性检验就必须相信上帝和灵魂不灭，而教条主义哲学却企图以所谓理性来证明存在于人类认识之外的事物。康德自己在青年时代也相信过这种哲学，但英国的怀疑主义——这种哲学根本怀疑事物的可认识性——启发了他的深思，这些深思促使他考察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
　　他的新学说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感性和悟性所认识的整个现象世界，完全是由我们的感性和悟性的构成所决定的，因之，事物的真正本质（即“自在之物”）是不能认识的，但我们的认识却并不因此就变得毫无价值、模棱两可，还不如说我们的认识是由一些不可改变的规律来调整的，是必要的并且是和我们的本性不可分的。这种先验的认识（靠经验来认识）是我们毕竟还能认识一些事物的唯一方式，虽然这种认识并不能显示事物的本体，但它能显示人类利用其器官组织必然会看到的现象。想要超越这些界限的哲学，就不可免地会发生错误，尤其是譬如说如果有一种哲学想要证明：某一种外界的实际情况是与我们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的观念相符合的。
　　康德以这一方式粉碎了教条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康德的认识论本身却根本不是新的。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能认识事物本身，而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感觉所显出来的现象，这种基本思想在康德之前就已经为其他哲学家，甚至早已为古希腊的思想家所讲过，不同的只是康德对如下这一思想的应用：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世界，而只能通过我们的不完全的感觉去认识它。他这样就粉碎了教条主义哲学自称能以理性途径证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的存在的说法，但康德这样作是出于他公然用如下的话来讲的理由：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让出地位。如果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从前门运出去的话，那末，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又把它们从后门运了进来。他是这样说的：虽然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我们必须能想出它们，这样，超乎纯粹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就把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作为必然的要求提出来了。
　　只要康德仅仅想用他的“自在之物”确立一个界限概念，只要康德仅仅想说：人类的认识有个界限，尽管人类在认识大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人类的智力永不会了解大自然的一切奥秘，那就无可非议的了。其他许多人，如歌德，也这样说过，但是，只要康德想以他的“自在之物”说明人类一切知识的普遍的局限性，以便给信仰让出更多地位的话，则其认识论所有的只是历史上的意/义，而决不是普遍有效的意义。
　　康德在提出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虽不能被认识，但能被思维出来这一要求之后，又提出了他的道德学说，他的伦理学。在伦理学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关键不在于说明现存事物的原因，而在于说明那些应该存在的事物的规律，虽然这种事物几乎永远不会存在。于是康德就凭空捏造了这些规律，尽管他受着当时在德国风行一时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半生不熟状态的影响。
　　康德的伦理学有一只脚还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他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依然不过是关于人的天生的原罪的神学教条而已，他的绝对命令也是这样。所谓绝对命令，就是道德规律的无条件的适用性，任何人都不应违背这一道德规律的命令；这是摩西十诫的翻版，连同十诫的命令式：你应该。康德认为，只有在人们丝毫不是出于任何意愿，而仅仅是出于义务、仅仅是为了义务的缘故而做的行为才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有人对他人的痛苦没有内心的同情，抱冷漠态度，无动于衷地，并非真正由于是天生的博爱者，而仅仅是为了义务的缘故而做出善行时，这样一种性格才开始具有价值。因此，要咬咬牙才给乞丐施舍一分钱的吝啬财主的行为是道德的，而一位为了他本阶级的幸福而全心全意地牺牲他的健康和生命的工人所做的行为却反而是不道德的。这种彻头彻尾的庸人谬论甚至都被十分崇拜康德的席勒和叔本华嘲笑不已。
　　康德伦理学的另一只脚却站在法国大革命的立场上，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7]以后，他还表示拥护法国大革命，尽管他这时也不免自相矛盾地表示他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反抗专制主义的权利。康德恰恰有一句话却完全属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范围的，由于这句话，康德被那些无条件地崇拜他的人颂扬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人”。康德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应该这样来行动：在任何时候，你，不但你本人，而且还有一切其他人，都应该把人类同时也当作目的来使用，而不是单单当作手段来使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立刻就能看出康德的这句话是如下的经济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法：资产阶级为了获取一种适合其目的的剥削对象，就不能把工人阶级单单当作手段来使用，也要把他们当作目的来使用，这就是说，必须以人身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名义，把工人阶级从世代相传的隶属关系和农奴制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康德这句话的意思根本不是别的：他要求把充分自由和独立身分只给予公民，而不给庶民；康德认为庶民的范围包括一切劳动阶级，如手工业主和商人所雇用的伙计，私人所雇用的仆人和短工，一切劳动妇女，还有农民；而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解放这些人，而且也已经解放了他们。
　　康德的伦理学在其出现时就或多或少地已在历史上陈旧过时了。对于当代来说，只要指示如下这一点就够了：康德伦理学的狭隘的小小的尺度远远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伟大道德要求。
　　与此相反，康德由于创立了近代美学而又立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康德认为，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的现象世界就是自然王国，人类自由意志居主导地位的道德世界就是自由王国。康德在其对判断力的批判中，在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插入了一个艺术王国，作为联系这两个王国的中间环节。^[8]
　　如果说以前的美学一向都认为艺术只是单纯摹仿自然，或者把艺术和道德伦常混为一谈，或者把艺术看作是哲学的一种掩盖形式的话，那末，康德却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人为构成的、但富有广阔前景的体系来指出，艺术是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能力。

　　材料来源
　　梅林就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古典文学的关系的历史批判性论述：《莱辛传奇》。可惜还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典文学及哲学所作的论述。
　　梅林：《席勒》。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说明，也可参考梅林著《约翰·哥特弗里德·海德尔》，《新时代》，第321页起；《伊曼努尔·康德》，同上，第553页起；《康德和马克思》，同上，第658页起。海德尔和康德百周年忌辰纪念文。
　　霍亨索伦家族的民族和社会王国的深入的批判可见于毛伦布列歇：《霍亨索伦家族的传说》。本书上下两卷有不少材料取自施摩勒尔经济学派的著作，但该书作者还不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1] 摩尔人是北非的一个混血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摩尔人在八世纪曾征服西班牙。原注

^[2] 或译为容克、容克贵族或容克地主。——中译本注

^[3] 连队管理法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特点，连长不仅领取饷银，也领取军服和装备费，从而克扣钱款，大饱私囊。——中译本注

^[4] 1769年8月25日给弗·尼古拉的信。——原注

^[5] 希罗斯德是公元前37—4年的犹太暴君。一一中译本注

^[6] 康德终身未娶。——中译本注

^[7]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内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雅各宾党人的专政。这是他们的敌人所取的称呼。——原注

^[8] 参阅本书第3章第6节。——中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