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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简介

﹝德﹞弗兰茨·梅林

1908年3月


　　原文原载于《弗兰茨·梅林文集》德文版第4卷第40—49页。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辑。


　　恩格斯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撰写这部著作的，他已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作了说明。这部著作是在1850年的白色恐怖下写成的，它本身在有的地方也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抗拒反革命打击的深刻见解和无畏勇气。
　　正当德国的流亡者，此外还有大陆各国的流亡者云集伦敦，有的陶醉于虚无缥缈的幻想，有的满腹牢骚而又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探索对当代的斗争和苦难问题的一致意见，这种情况，从他们的共同合作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以极其强烈的推动，也成了他们的最高目标。在批判地研究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时，他们首次检验了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锻造出来的武器的全部锋芒，并初次检验了他们在把实际宣传和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方面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才能。
　　1850年初，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由1848年巴黎二月事件掀起的革命浪潮竟会无法阻挡地逐渐消失。当时，他们重新创办了《新莱茵报》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月刊，他们试图在这里阐明以往的革命过程：马克思主要阐明1848-1850年法国的发展，而恩格斯则主要批判地检验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两部著作都已重印；其中的一部著作是以马克思为主，恩格斯也参与著述并撰写导言，标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前进报》出版社：1895年柏林版），另一部是恩格斯的著作，我已把它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约·亨·威·狄茨的继任人出版社，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
　　这两部著作虽然如此重要，一出版就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两位挚友新出版的政论性杂志却命运多舛。当然，他们本身并没有预言它会长命百岁，但他们曾经指望它有另一种归宿。1849年12月19口，马克思曾经认为，月刊出版三期或者四期以后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但是，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革命的最后一点火星也熄灭了。此外还有种种偶然的不幸；由于马克思患病，后面几期不能准时出版，而且汉堡的印刷者玩忽职守，未尽其职。1850年5月，马克思夫人在给她和她丈夫的朋友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1]这位可尊敬的夫人的痛苦呻吟是不无理由的，就连她丈夫的最亲密的朋友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在莱茵河畔为征集订户历尽千辛万苦的拉萨尔在发往伦敦的信中说，他为了找到一个民主主义者，不得不像用鼠一样，嗅遍每一个洞穴；而从法兰克福出发，在南德的党内同志中宣传《评论》的魏德迈本人，到1850年6月为止，也只征得了大约五十四盾。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确实没有失去信心。自从《评论》定期出了四期，在1850年4月中途停刊以后，到了1850年11月他们还出了一个两期合刊号。在这个合刊号中，他们并没有因为革命平息下去而表现出内心激动或忿忿不平，而是科学地探讨革命必然平息下来的原因。在一篇论述1850年5月至10月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述评[2]（我也把它收入了我编的遗著版第3卷重印了）中，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3]在《评论》的这个最后合刊号中，还发表了恩格斯阐述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的情况下，想把十六世纪革命斗争中的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4]。有人想从这部著作中寻找一点沮丧情绪，是心劳日拙的；全书没有一点自吹自播的夸张之词，倒是白始至终都贯串着激昂的斗志。
　　正像恩格斯本人在该著作的第一版脚注，后来又在第二版序言中强调的那样，他并没有为它提供任何独立研讨过的材料。关于农民战争历史的资料，都是引自戚美尔曼[5]的著作。戚美尔曼的资料，像恩格斯在1870年所说的，虽然有些缺点，而且许多地方已经过时，但至今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表述革命运动方面已经完全丧失了鉴别能力。这里只谈谈赋予恩格斯这部著作以特有价值的历史方法。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性观点分析并综合戚美尔曼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并通过对1525年和1848年德国革命的对比，检验戚美尔曼的观点是否正确，以研究家的朴实而冷静的态度衡量这两次革命的共同恩格斯在写作《德国农民战争》时所用的史料，主要引自戚美尔曼的点和不同点，而不管在失败的岁月还是在胜利的日子里，他同马克思都从未失去这种朴实而冷静的态度。
　　因此，这部著作的出版就意味着历史地认识宗教改革时代的一个决定性进步。在这以前，宗教改革时代的形象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是蒙着一层宗教思想的面纱。由于恩格斯把当时的经济动力当作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的杠杆加以揭示，所以，那层面纱便落了下来；错综复杂的利益的形形色色面目便灼然可见了，因而便通过震撼过时的生产形式的新生产力而光芒四射了。各派之间的爱和憎消除了，胡登派、路德派和闵采尔派不再以历史创造者的虚假面目出现，而是以显示其本来面目的活生生形象出现了，他们作为在世界变革时代进行你死我活搏斗的各阶级的先驱，就连他们额上的每一条皱褶，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清晰可辨了。
　　这部著作先是陷入了反革命的漩涡，在它出版以后将近十年，甚至还有像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他们早已彻底解决的历史问题展开争论。然而，过了二十年以后，恩格斯还允许它出第二版，这就等于承认，他认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是1870年的事，即普法战争爆发前夕的事。德国三月革命的胜利者，由于经济发展的无情进程，甚至被迫成了这次革命的继承者；这次自下而上的革命，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畏首畏尾未能实现德国的民族统一，现在又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命来实现德国的民族统一。这类革命所能实现的，始终也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于是，在1863年重新开始的德国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内容既不是关于自上而下的革命是不是革命的问题，也不是它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是否承认这种革命是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在由它创造的基础上反对它，还是必须通过一场后来能够实现民族统一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又把它排除掉。[6]
　　1869年8月，年轻的德国工人党陷入了完全分裂状态，分裂成了两派，即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其中拉萨尔派丝毫不顾社会主义原则，竟承认当时的北德意志联邦[7]是历史事实，而爱森纳赫派虽然也不很重视社会主义原则，但愿意同当时的人民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诚然，人民党[8]在北德意志，除了萨克森王国以外，只有若干分散的追随者，但在南德意志各邦却有较强的实力；众所周知，1866—1870年，人民党有着独当一面、同欧洲列强周旋的不可靠的优势。然而，这种联系不久就给爱森纳赫派带来了极其难堪的后果。爱森纳赫派刚成立一个月，国际就在巴塞尔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决定赞成变土地为公有财产的社会权利。[9]
　　对此，循规蹈矩的人民党简直沉不住气了，就像着了魔似的大叫大嚷反对国际，诬陷它“权欲熏心”，是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帮凶。于足，爱森纳赫派就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抛弃这帮资产阶级朋友，要么扔掉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任何支开搪塞都是不行的，更何况拉萨尔派马上就要表示赞同巴塞尔决议，而且他们从自己迄今所维护的观点出发也有充分权利这样做。尽管如此，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还想试一试，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当时在不伦瑞克的领导人；不伦瑞克的领导人倒是想发表一项赞成巴塞尔决议的正式声明，但李卜克内西身为在莱比锡出版的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10]的编辑，却支吾搪塞。他在写给不伦瑞克的信中说，他不想过早同人民党闹得不可开交，并且认为，只要党的机关报不否认巴塞尔决议就够了。[11]不过，如果这种不彻底性不是出在李卜克内西的身上，那么，他就会在这种不彻底性上遇到极大的麻烦。于是，拉萨尔派讽刺说，爱森纳赫派不敢维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敢承认自己属于“卡尔·马克思派”；而人民党的比德曼派则明确否认巴塞尔决议。当然，李卜克内西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在1870年1月，他就恰如其分地把人民党描述为因偶然事件聚集在一起的临时性的乌合之众的政党，它除了吵吵嚷嚷以外，简直一窍不通，永远不会危及北德意志联邦的安全。
　　这部著作的第二版序言是恩格斯对这些事件还有鲜明的印象时写成的。爱森纳赫派不同于拉萨尔派，他们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恩格斯为了满足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同意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他那篇论述德国农民战争的文章，并允许以后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因此，他在序言中虽然对爱森纳赫派说了一些粗鲁的大实话，但不像对拉萨尔派说得那样粗鲁。恩格斯的下面一句话是不是针对拉萨尔派的个别领导人的，尚待肯定。他说，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他依靠流氓无产阶级，就已经足以证明他是运动的叛徒。[12]类似这种指责在当时的激烈争论中即使没有根据，也是屡见不鲜的。总而言之，恩格斯明显袒护爱森纳赫派单方面的观点，那时他认为，在1866年的“全部堂皇演出”中工人感兴趣的就足那几点（或者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普鲁士王权吞并另外三个天赋王权[13]以后的毫无意义的清白；或者是拉萨尔派先前强调过的，如争取普选权）就连在德国的社会关系方面，1866年也“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14]为了纠正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只要回忆一下他后来的言论就够了。他说，1866—1870年，当时的德国所需要的资产阶级改革，即使同西欧各文明国家相比是迟缓的，不完美的，却是“迅速地、基本上按自由主义方式”完成的。
　　但是，在这次争论的中期，恩格斯就说过，民族自由党[15]和人民党无非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16]，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说是给爱森纳赫派的一个明确暗示。在出色的人民党的可怜残余分子同民族自由党紧密合作、在集团政策的桎梏下苟延残喘的今天，已经无需再证明这个预言的突出准确性了。不过，恩格斯的序言结尾几句话同样是给爱森纳赫派以明确的暗示。他强调说，关于土地公有制的巴塞尔决议对于德国正好是极为适时的，一旦农村无产阶级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官僚的、封建的、反动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存在了。[17]这里不需要再一次地详细说明，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今天仍然是何等适时。
　　相反，在这里倒有必要简单地阐明一下序言中的一句附言。恩格斯说，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18]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19]这句话，至少在谈到普鲁士人的战略的时候，似乎包含着极端片面性的不良倾向。可是，只要回顾一下这种评价所由产生的更详细情况，就可以完全承认它是合理的。恩格斯早就讽刺过普鲁士人在普鲁士—丹麦战争中想要取得胜利的“秘诀”，这当然也被归之于伦敦“硫磺帮”的嫉妒，而今天我们只要查一查普鲁士总参谋部关于1864年战争的文件就能看到，这次进军是怎样被普鲁士方面弄糟的。老弗兰格尔[20]率领这次进军，无异是率领一帮差不多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废物。
　　同样，老威廉[21]本人由于他的光荣政策，竟在装备上毁了1866年的进军。俾斯麦为此大发雷霆，他说，战场上的老军马几乎都没有钉马掌，以致它们总是使劲蹶蹄，不肯向前驰骋。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关于1866年战争的官方文献中找到一切想要得到的明确答案。当然，后来由毛奇[22]挽回了败局，他作出了要弥补损失掉的时间这一大胆决定：首先他不是把普军后撤到陆上某个地方，而是把部队集中在一起，最后兵分两路，一路从劳西兹区，一路从萨克森，同时向波希米亚进发。仅仅这条胜利的路线就已濒临全军覆灭的边缘，如果老贝奈德克[23]的战略不比老威廉的战略更加拙劣得惊人，全军覆灭是肯定无疑的。
　　如果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第一版问世后二十年仍能说它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那么，我们对它的优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是奇特的），即使在它的第二版问世后再过四十年也还是毫不怀疑的。恩格斯本人在他在世的最后十年里曾多次想要以更大的篇幅和更深刻的内容再版这部著作，只是由于其他工作繁忙而没有实现这个计划。1884年12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订。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这也要做不少工作。但是准各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24]
　　后来，他于1893年7月14日写信鼓励我在描述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这是我在论述莱辛的书中描述的）时把整个普鲁士的历史包括进去：“……在破马车完全破碎以前无论如何这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了）最必要的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作德国全部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所持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明年冬季实现），那末我就能在那里发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原因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另提出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的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干涉的是帮助普罗旺斯族[25]反对北法兰西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的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同依靠外国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的作用的勃艮第藩国[26]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感到羞愧的对照，但是因此也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入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我们对先前的羞辱就能稍微容易地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帝国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是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27]
　　恩格斯在逝世前几个月，即1895年5月21日，在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评论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
　　“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修改《农民战争》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主要的错误我认为有两个：
　　（1）对于完全处在封建的等级划分之外、失去了阶级特点、几乎被置于最低阶层的地位的那些分子的发展和作用研究得很不够。这些分子随着每一个城市的形成而必不可免地要出现，他们组成了中世纪每一个城市居民中最低的、毫无权利的阶层，他们处于马尔克公社，封建从属关系和行会之外。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很艰巨的，但是这是主要的基础，因为随着各种封建关系的瓦解，这些人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前身，1789年它在巴黎郊区进行了革命，吸收了封建的和行会的社会中一切被抛弃的人。你谈到无产者（这个用语是不妥当的）并且把织布匠（他们的重要性你描述得完全正确）也算在内，但是，只是在有了失去阶级特点的、不属于行会的做日工的织布匠以后，而且只是由于有了他们，你才能把这些人算作你的“无产阶级”。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工。
　　（2）你对于十五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如果可以谈到这种地位的话－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没有充分了解。只有这种地位才能说明，为什么在英国、尼德兰和波希米亚已经衰败的有宗教形式的市民—平民运动在十六世纪的德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就，即运动的宗教伪装的成就，而市民内容的成就则留给了下一个世纪，留给了体现着这个时期世界市场新方向的国家即荷兰和英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希望在《农民战争》中详细地加以阐述——但愿我能做到这一点！”[28]
　　这里还应补充一句，恩格斯为他的旧作的新结构设想得越充分越全面，我们也就感到越痛惜。

　　因此，我们确实不能低估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学到的东西。把它重新出版，并让工人们能读到它，不仅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对为工人们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者表示应有的尊敬。更确切地说，这部著作在今天仍然不失为进行有力宣传的一种武器，同其他著作相比，它最适合现代无产者从德国革命的本质的历史内涵方面生动地了解德国革命，它不仅能使无产者增长历史知识，而且使无产者对当前解放斗争亟待解决的各项任务能有正确的理解。
　　由于考茨基在《托马斯·莫尔》和《社会主义的先驱》两书中对宗教改革时代所作的描述，恩格斯的著作在某些地方就已过时了；恩格斯原来仅仅暗示的许多地方，考茨基都作了比较出色比较充实的论述，凡是受到这一著作激励的人，再去读一读考茨基的那两本书，就能获得双倍的收获。但是，它毕竟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农民革命的重大特征，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深刻理解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对每个德国工人来说更有三倍重大意义的时代的第一本入门书。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2—633页。

[2]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92-540页）。——译者注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

[4] 同上书，第385页。

[5] 威廉·戚美尔曼是德国民主派历史学家，著有《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恩格斯在写作《德国农民战争》时所用的史料，主要引自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译者注

[6] 这一段和下面一段是梅林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形势所作的错误估计。导致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分裂的，并不是爱森纳赫派的成立，而是拉萨尔的有害理论和策略以及支持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拉萨尔分子的宗派主义。

[7] 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这一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该联邦就不再存在了。——译者注

[8] 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译者注

[9]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见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80页。——译者注

[10] 《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译者注

[11] 梅林在这里把爱森纳赫党对巴塞尔决议的态度说成是李卜克内西一个人的错误，未免太过分了。他还忽视了下面一点：当时除了不伦瑞克的党的领导人外，还有倍倍尔。他在1869年秋天前往德国南部宣传旅行时就反对人民党的攻击，维护巴塞尔决议，而1870年6月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也支持倍倍尔根据第一国际巴塞尔决议精神提出的决议案。

[1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3页。——译者注

[13] 指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译者注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9页。——译者注

[15]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译者注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9页。——译者注

[17] 参看上书，第454—455页。——译者注

[18] 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普鲁士的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1—452页。

[20] 普鲁士元帅，普鲁士反动军阀的著名代表人物；1864年，在普鲁士—丹麦战争中担任普奥联军总司令。——译者注

[21] 指齐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译者注

[22] 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和帝国总参谋长，普法战争时期实际是总司令。——译者注

[23] 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6年加里西尼亚农民起义以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任奥军总司令。——译者注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64页。

[25] 中世纪法国东南部居民，说普罗旺斯语。十六世纪后，同法国北部居民结合形成法兰西民族。——译者注

[26] 大胆查理。——译者注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6—9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61—462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