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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梅林和他的文学批评



　　弗朗茨·梅林作为《马克思传》的作者，他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被列宁称誉为“不仅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评论工作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斗的思想财富。他几十年间在党的报刊上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著作，而是他所承担的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跟德国无产阶级一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梅林是少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在论著中溶为一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永远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一


　　弗朗茨·梅林于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德国波美拉尼亚地方什拉夫城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家庭，从小受到传统的保守的普鲁士精神和宗教的教育。一八六六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在莱比锡大学（1866—1869）和柏林大学（1869-1870）学习哲学、历史和文学。这时正是普鲁士王国以俾士麦的“铁血”政策，自上而下统一全国，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情绪十分高涨。还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梅林，接触到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基多·维斯和约翰·雅科比，参加他们主编的《未来》日报的工作，从此开始了政治活动和写作生涯。从一八六九到一八九〇年，梅林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的撰稿人，进而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期间他经历了迷误、失望、探索、迫求，直至觉悟的艰难历程。早在一八七五年，梅林就和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开始合作，并撰文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特莱契克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然而他当时只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同情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他的目的是想把德国民主势力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反动势力，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在一八七六至一八八〇年之间，他的超阶级的民主主义幻想使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冲突，虽然后者本身的幼稚和软弱也是引起这一冲突的一方面的原因。但到俾士麦颁布《反社会党人的特別法令》（1878—1890〉期间，梅林目睹德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同时经过他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深入研究，这个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毅然决然和他自己的阶级彻底决裂，开始成为德国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名英勇善战的战士。
　　一八九一年梅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即为党的主要理论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梅林在党的刊物上写的大量政论，今天已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珍贵文献，而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写出的一系列出色的文艺论文，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梅林的如椽之笔不仅震惊了资产阶级，更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之胆寒。这些机会主义者拿梅林七十年代后期的错误大做文章，甚至在一九〇三年社会民主党的徳累斯顿党代会上，企图把梅林开除出党。由于倍倍尔、蔡特金等人的坚决斗争，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梅林在他的书面发言中坦然承认，他在七十年代对工人运动确有错误认识，但是入党以来，“我没有写过一行不是党所要求的文字”。关于梅林的功绩，罗莎·卢森堡在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为梅林七十寿辰所写的贺信里作了中肯的评述：

　　……几十年来，你在我们这边，站在自己特有的岗位上，这个岗位，除了你，谁也占据不了：你是光辉灿烂的真正精神文化的代表。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继承，那么你就是这一遗嘱的执行者。你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把过去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黄金宝藏里留下来的一切珍宝全都抢救出来交给我们，带到这些被剥夺了社会继承权的人们的阵营里来。通过你的书和文章，你用牢不可破的纽带，不仅把德国无产阶级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同古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不仅同康德和黑格尔，而且也同莱辛、席勒和歌德联系在一起，你用出自你神妙笔端的毎一行字，教育我们工人，社会主义不是个吃饭问题，而是个文化运动，是个伟大的、令人自豪的世界现。三十多年来，你的职务始终是捍卫这个世界现，并坚守在它的岗位上，……今天，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背叛我们，为了回到统治阶级的宴席上而离开我们，我们只好瞥他们一眼，报以轻蔑的微笑，你们尽管走吧！我们已经夺得了德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最富才智、最有天才，品德高尚的最杰出的人物——弗朗茨·梅林……[1]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反动派阴谋杀害。当时七十三岁高龄的梅林正卧病在床，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不胜悲痛，两周之后便溘然长逝，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崇高人格和卷帙浩繁的著作，其中包括四大卷文艺论文。

二


　　梅林作为文艺评论家，首先是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文艺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梅林撰写文艺论文，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帮助工人阶级透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散布的重重迷雾，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从而更好地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
　　在人民群众被迫为生存而终日操劳的时候，艺术便成为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并不说明，人民大众不配享受艺术，不能欣赏艺术。关于这点，梅林在《歌德和现代》一文里有过深刻的论述：“人不能只靠面包为生，但也不能只靠艺术活命。在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之前，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艺术就一直成为那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的特权，并且这些人还引以为荣地铸出一种无耻的信条，认为群众从来不能经受住艺术的明亮的阳光，顶多只能经受住这种阳光的几缕暗淡的光束而已。只要还有统治阶级存在，只要被统治的群众不得不为起码的生存而搏斗，连吸口气的力量都腾不出来去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那这种信条就能可耻地传播开去。”但是梅林深信，这种状况迟早要改变。到那时候，艺术不复为特权，而将成为全民的财富。“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日子，将成为盛会纪念歌德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的艺术将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2]
　　梅林几十年如一日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而努力。特别为了使德国古典文学为工人阶级所有，梅林进行了艰苦而胜利的斗争。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的开路人莱辛的“拯救”。从一八九二年二月起，梅林在《新时代》上分二十一期连续发表了评论莱辛的文章，这就是受到恩格斯热情赞赏和高度评价的文艺评论巨著《莱辛传奇》，以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莱辛剧作的论文。这些文章是在文学史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典范，不仅从资产阶级“传奇”的思想迷雾中胜利地拯救了一直被歪曲的莱辛，而且为我们研究德国古典文学提出了科学的原则性的指导。
　　德国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就已经意识到，而在一八四八年以后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统治权的，所以决定依赖普鲁士的刺刀。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国百般美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不惜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歪曲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的崇拜者。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编造“莱辛传奇”的真正背景。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笔下，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是个开明的君主，文艺的赞助人，他所进行的“七年战争”促成了德国古典文学的诞生，那么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便自然是以歌颂“开明专制主义”为己任的宫廷文学了。梅林一针见血地指出：“畏缩胆怯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因而逃到普鲁士兀鹫的卵翼底下，同时也把自己最伟大的历史荣誉的称号，置于那兀鹫的‘旗帜的荣誉’下面。德国资产阶级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荒谬的传奇：一个普鲁士的暴君利用他的雇佣兵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而使我们的古典文学得以诞生”。[3]
　　为了戳穿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这个传奇，梅林首先对弗里特里希二世及其“开明专制主义”进行了历史分析。他引用大量史料证明，这个口口声声自称为“国家第一公仆”、“真正乞丐的国王”、“穷人的国王”的弗里特里希二世，实际上是个残暴成性的专制暴君。他所统治的普鲁士是当时欧洲最野蛮的奴性最足的国家：密探遍布全国，人民噤若寒蝉；容克贵族享受特权，军队成为国家的支柱；军队和行政机关的大小官员均由贵族担任，市民阶级出身的人不得染指。弗里特里希二世只维护反动的容克贵族的利益，听任贵族出身的军官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同时任意克扣军饷，剥削士兵。军队道德败坏，士气低落，完全靠残酷的肉刑体罚维持军纪。尽管如此，逃兵的数目仍有增无减，士兵稍有廉耻心，不堪凌辱，以至神经错乱者大有人在。在《莱辛传奇》一书的《弗里特里希开明专制主义》一章的结尾，梅林写道：“这样一个开明专制主义和莱辛所开创的德国人文主义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这点大概不需要再予以证明，否则简直就多此一举了。在荆棘丛里是不可能长出无花果来的。”
　　弄清楚了这个历史背景，梅林接着明确指出：“我们的古典文学绝不是一个主要是文学的现象。它按照内在的实质而言，是德国资产阶级方兴未艾的解放斗争。”[4]“我们的古典文学……表现为一个受到虐待受到压迫的阶级为自身的解放进行的第一次搏斗。”[5]
　　德国古典主义的这特性决定它不可能从普鲁士开明专制主义的“荆棘丛”中生长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学者不顾历史事实，硬把莱辛的喜剧《明娜·封·巴恩赫姆》说成是对弗里特里希二世和他进行的“七年战争”的颂歌。连歌德也有这种看法，他“在晚年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和七年战争的业绩给德国文艺带来了第一个真正的本质的生活内容，所以他认为，必须‘很荣幸地提到’，《明娜·封·巴恩赫姆》乃是‘那次战争的最真实的产物’。”[6]
　　针对这样一些看法，梅林指出：“今天，我们如不具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回想起这个国家当时的情景；这样一来，迎合时尚的谄媚主义便容易把莱辛的这出喜剧歪曲成对普鲁士军事国家或对弗里特里希国王的颂扬。可是如果我们要想按照莱辛的这出喜剧应该被人享受的那样享受它，那就必须从这种荒诞的妄想之中彻底摆脱出来”。[7]首先他分析了“七年战争”的实质：“七年战争就其历史形式而言，乃是欧洲一系列政府相互之间进行的一场内阁战争，老百姓除了担负费用之外，并没有怎么参与这场战争。再也没有比普鲁士国王更处心积虑地注意着不让这次战争具有任何民族性，任何人民性的了；他的原则是，士兵杀伐之际，市民不要过问……七年战争的这个历史特性完全排除了民族文艺会从这场战争里繁荣发展的可能性。”[8]接着梅林便对这出喜剧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剧的故事是对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的政府的辛辣讽刺。剧本揭露“这个满脑子容克贵族思想的专制暴君，在战争失利困厄不堪之际不得已任命的一批出身市民阶级的军官，尽管英勇善战，只因为出身市民阶级，也同样被他撵出军队，而用外国的贵族来取而代之，那怕他们是帮道德败坏、极不可靠的坏蛋也在所不顾。”[9]象剧中男主人公特尔海姆少校这样的市民阶级出身的军官，“在战争期间为国王打过仗，作过战，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尽管伤痕斑斑，残疾在身，无法从事任何市民的营生，却被抛在街头。”[10]
　　梅林就这样科学地戳穿了“莱辛传奇”，揭露了普鲁士开明专制主义的实质，使莱辛作为资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鲜明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使他的作品及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财富充分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所理解。不仅如此，梅林通过对莱辛遗产的科学分析，进一步把德国古典文学和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指出莱辛和德国其他伟大作家的文学遗产，当然只能由继续从事解放斗争的德国无产阶级来继承。

三


　　资产阶级学者就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所散布的传说，除关于莱辛的一种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魏玛盛世”。前者歪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莱辛的形象，以达到美化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目的，而后者则为了美化封建德国的鄙陋状况。
　　一般文学史家向来以赞誉的笔触一味渲染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魏玛公爵的宫廷里如何“群星灿烂，英才毕集”，由此造成了所谓“魏玛盛世”的繁荣印象。似乎从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歌德应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邀，来到魏玛公国担任国务大臣起，德国古典文学才开始了它的举世瞩目的辉煌阶段。在一般文学史中，卡尔·奥古斯特被描写成一位奖掖文学、庇护诗人的旷世英主，而在他的公国里，克洛卜斯托克、赫尔德、歌德、席勒、维兰这些出类拔萃的诗人则不啻奥林帕斯山上的天神，仿佛生活在极乐世界之中，其乐陶陶，无比幸福。
　　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不仅应该赞美这位公爵，更要感谢德国当时由于封建割据、小邦林立而造成的鄙陋状况，它似乎是出人才、出成果的肥沃土地。然而，市侩哲学抹煞不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力，革命条件不够成熟，德国资产阶级的才智之士、先进人物，从来不能象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杰出人士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和捍卫革命的战斗中施展抱负，大显身手。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国诗人纷纷表示热烈欢迎，而当欧洲反动势力进行反扑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遁入哲学和艺术的领域，在缪斯的王国里去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免因颓唐沮丧，而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与其说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骄傲，毋宁说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耻辱。
　　梅林在《赫尔德》一文中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用批评的扫帚把人为地编织在魏玛‘繁荣岁月’之上的玫瑰红的蛛网扫除干净。”[11]他自己身体力行，用他的文艺论文进行了这一清扫工作，使人看到了“魏玛盛世”的传说实际上掩盖了“鄙陋状况”的现实。
　　历史学家梅林为此把我们带到了魏玛公国，来看看德国的这座“奥林帕斯山”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位“旷世英主”魏玛公爵又是个何许人物：

　　“整个公国总共三十四平方英里，居民约十万人，其版图并不见得比普鲁士的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大，居然也拥有自己的宫廷和军队，自己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官厅，俨然也是一个欧洲强国；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小人国的尺寸，然而可怜的老百姓并未因此便少受压榨。”[12]
　　“这位年轻的公爵并不是阿谀奉承的史家笔下描绘的那么一个思想高超的文艺赞护人。……公爵和歌德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之久，末了竟撤掉了歌德在魏玛剧院的领导职位，以满足他的一个情妇的瞬息万变的娇纵脾气。歌德当时就说：‘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我。’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13]

　　梅林通过歌德在魏玛的经历和遭遇，说明了“魏玛盛世”的真实情况。在论述歌德的几篇文章里，梅林告诉我们，歌德在一七七五年初到魏玛时，还是抱着满腔希望，准备大干一场的。“歌德在魏玛度过的最初十年是一场‘为争取现实世界而进行的激烈的搏斗’。在他的心里，渴求政治解放的欲望也还生气勃勃，就跟在莱辛、席勒的心里一样。”[14]他精力充沛地进行改革，颇想在这个小邦施展一下他治国的才能。“魏玛和爱森纳赫这两个公国‘始终是他试验一下世界角色究竟适合他到什么程度的一座舞台’。” [15]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上下左右全是阻力。在他给封·斯泰因夫人的信里反映出他四处碰壁、十分绝望的心情：“我总是说，谁要是主管行政工作，自己却不是掌权的主人，那么这人不是市侩便是坏蛋，或者傻瓜。” [16]他碰壁的最终原因乃是公爵不支持他。下面这句话既表现出歌德对公爵的批评，也包含着歌德的失望：“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候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17]于是梅林总结这一阶段：“在和丑恶可憎的东西进行的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中，歌德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所有的宏伟的创作计划都没有完成，搁置一边；……这时歌德断然决定，旅行意大利，以此自拔。” [18]
　　歌德后来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已不再担任任何国家职务。这说明他对管理国家、改造社会已完全失望。既然得不到公爵的支持，改造社会无望，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歌德于是便遁入了美文学中。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人 生目的，而是痛苦失望之余，退而求其次的决定。
　　歌德如此，席勒何尝例外。梅林在《席勒和现代》一文中引用席勒青年时代的朋友沙尔芬斯坦对诗人的评论：“力量的表现最使他（席勒——笔者注）心醉；如果席勒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话，那他在积极的公众生活中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19]象席勒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热情正直，对封建暴政充满仇恨。倘若德国能有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舞台，他完全可以用火和剑去向封建制度冲杀，而不必在文艺领域内局限于摧毁“精神上的巴斯底狱”。[20]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德国不存在这种“积极的公众生活”，席勒也不可能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个 伟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以梅林下了这个令人痛心的结论：“我们的古典作家不得不局限于从事片面的美文学，实际上并不表示这些伟大人物臻予完美，而是表示他们日趋枯萎。”[21]
　　由此可见，绝不能因为这些古典大师处于这种“鄙陋状况” 之中依然作出惊人的成绩，而赞美这种“鄙陋状况”。所谓“魏玛盛世”实际上证明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不能有所作为；罩在“魏玛盛世”之上的玫瑰红的蛛网实际上掩盖不住“鄙陋状况”压抑人才、摧残人才的事实。莱辛和赫尔德“两人都在德意志小国专制主义的鄙陋状况下死于非命”[22]，席勒死于贫病，歌德备受压抑。这种“鄙陋状况”是压在古典大师们头上的巨石，他们正是在石头缝里挣扎着成长起来作出成绩的。难道我们看到了大师们创造出来的古典文学的璀璨珍宝，便应该回过头去感谢那些压制他们的石头不成？梅林的文学评论彻底扫去了蒙在“魏玛盛世”之上的玫瑰红蛛网，不仅使我们看到德国“鄙陋状况”的悲惨现实和古典大师在困厄境地坚持创作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类似的文学现象的有力武器，便于纠正文艺批评中常见的从表面看问题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四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把作家放在他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联系当时的阶级斗争，结合政治、经济诸种现象进行研究，不允许批评家凭借主观臆断，甚至主观好恶妄加褒贬，更不允许迎合时尚，趋附潮流，褒则肯定一切，贬则否定一切。梅林在一系列文艺评论中对古往今来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某些作家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评论，基本上可以说立论公允、分析中肯，不但可以见出他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高度的文化修养，更反映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掌握已经十分纯熟。我们不妨再以他对歌德和海涅的分析来作为范例。
　　歌德生前所受毁誉不一，既有人崇拜，也有人反对。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歌德崇拜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往往容易对这位天才诗人全盘肯定。梅林充分看到歌德对德意志民族、对德国文学所起的巨大作用，充分评价了歌德作为天才诗人所作的杰出贡献。但是他同时指出，歌德受他出身的阶级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限制，自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错误。例如他初到魏玛时，实际上是作为一名廷臣，和公爵一起干些声色犬马的勾当，写些符合宫廷需要、迎合上流社会趣味的应景诗文。我们于是看到，这位写过《维特》、《葛兹》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作品的天才诗人还有庸人的一面。本文前面已提到歌德和其他古典大师在“魏玛盛世”中所受的压抑、屈辱和不得已遁入美文学的苦衷，这只是梅林对歌德的一方面的分析。梅林在有关论文中同时指出，诗人歌德出生于统治阶级，并在其中长大成人，他始终没有跳出统治阶级的魔法圈，他的高贵肢体始终没有摆脱德国鄙陋状况的桎梏。莱辛对于宫廷生活的强烈憎恶，歌德是没有的，他的缪斯差不多有六十年之久始终迁就着各式各样宫廷的要求。[23]梅林在《歌德和现代》一文中还进一步分析：“这个环绕他的周围世界是狭隘的和可怜的，居住着驯从和胆怯的小市民，被一批渺小邪恶的专制暴君统治着。歌德就在这样一个小国暴君的宫廷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半时光，近六十年：这个暴君可能并不象其他暴君那样畸形，但他也决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伟大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切都在歌德的诗歌里打上了烙印，并且他年纪越大，其烙痕也越深。”[24]
　　歌德不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过反抗。他不辞而别，离开魏玛，出走意大利，就是一种反抗的表现。但是回来之后，他却逐渐丧失了青年时期的政治热情，更谈不上什么反抗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袭来，很多论天资论才智远远不如他的诗人都表示热情欢迎，例如克洛卜斯托克对于这场革命就理解得颇为深刻。而歌德呢，他却被外部世界的风暴威胁着，躲进了他为自己构筑的与世隔绝的美文学的世界。对于法国革命，他甚至缺乏他的一般同时代人所具有的历史理解。他所写的一些讽刺法国大革命的闹剧，甚至比他在魏玛献给宫廷节日的化装剧和其他空洞无物的诗剧更有损于他诗人的荣誉。
　　然而，梅林指出歌德这些缺点错误，并不是要把这位伟大人物全盘否定，而是为了抵制对这尊“神明”、“天才”、“英雄”的盲目崇拜，还他以“人”的本来面目。歌德是“人”，不是“神”，让“后世不再把歌德视为超人般的天才，可是他也不会因为对后世显得更具人性，便变得渺小起来。”[25]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海涅。海涅这位诗人不但在他生前，就是在他逝世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一生充满了矛盾，缺点累累，错误不少，但是如果因此便否定海涅作为革命诗人的积极一面，是不公允的。如何透过重重矛盾的现象，看出主流，这是批评家的任务。当资产阶级批评家对于海涅极尽诽谤攻击之能事的时候，梅林指出：“海涅有资格把自己称作人类解放斗争中的一名勇敢的战士”，“海涅用他锋利的宝剑刺伤了他终身的死敌，这些人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而现在保护海涅的坟墓不被这帮凶神恶煞似的傻瓜所侵犯的，却是共产主义者。……”[26]梅林就是抱着捍卫革命诗人海涅的名誉这一目的，写下了《海涅评传》和一系列论海涅的文章。但是梅林并没有把海涅理想化，他丝毫也不回避海涅一生中的两个重大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一八二八年海涅托他的朋友、出版商科达到巴伐里亚国王路特维希一世那里去为他谋求慕尼黑大学的教授职位。他请科达把他的《诗歌集》和两卷《游记》呈献给国王，并且在给科达的信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您愿意向他暗示，这位作家的态度比他以前作品中所表现的要温和得多，善良得多，或许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许对我大有好处。我想国王有足够的英明，定会视宝剑是否锋利，而不会根据它曾经用来行过善还是作过恶，来评定它的价值的。” [27]梅林写道：“海涅一心想要获得一个职位，以便能有安身立命之处，这种渴望甚至使诗人在他革命的酒浆里掺进了一些水。”[28]
　　第二个错误是：一八三八年海涅企图与普鲁士政府合作。这年二月，海涅打算在巴黎创办一份德文报纸，而这份报纸能够存在下去的先决条件乃是要能在普鲁士顺利地发行。海涅为此写信给普鲁士外交部长封·韦特男爵。此人曾经担任过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海涅这封信的原文没有公开，但是他给他朋友凡尔哈根的信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这封信里请凡尔哈根为此事从中斡旋。信中有下面这段话：“普鲁士政府尽可放心，在目前情况下，有关莱因地区的事，我的同情全部在普鲁士方面，我永远不会错误评价普鲁士为这片私生子土地所立下的功劳，完全是靠了普鲁士，它才重新回到德意志的怀抱里来，并且把自己提高到德国式的高度。”[29] 海涅对普鲁士的反动政策一向切齿痛恨，他恨不得捉住那只作为普鲁士象征的兀鹫，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30]，如今却写出这样一封信来，不得不使人感到遗憾。这件事虽然并未成功，知道的人也为数不多，梅林还是责备道：“海涅想同柏林政府合作的意图，在他的品格上投下了黝黑的阴影。”[31]
　　然而，关于人们猛烈攻击海涅的另两件事，即领取法国政府的年金和对共产主义怀有恐惧，梅林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一八三五年，海涅和他的叔父所罗门·海涅发生激烈的争执，这位喜怒无常的百万富翁便对侄儿停止了经济援助，想把这个桀骜不驯的诗人置于绝境。这年十二月，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切作品，海涅并不属于这一派，却被列在名单的第一位。这一来就断绝了海涅的一切生路。在这种情况下，海涅曾经领取过法国政府提供的一笔救济金，每年四千八百法郎。梅林告诉我们：“当时法国政府为那些因为政治原因在自己国内受到迫害的逃亡者准备了一笔救济基金。这笔救济基金是七月革命的遗产，决不能把它与德意志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为争夺王位和神权用来招募侦缉密探的秘密经费混为一谈。”[32]关于这件事，梅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德国诗人，不得不靠法国政府的资助才免予饿死，所有对此感到沉痛的德国爱国者都应该把他们的满腔义愤倾泻在联邦议会所采取的卑鄙的暴力手段上面。对于这一卑鄙勾当，德意志各邦政府都是有责任的；而海涅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这笔津贴而对法国政府承担丝毫义务。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不应该受到责备。”[33]
　　此外，海涅逝世前几个月曾经在《卢苔齐亚》法文版前言中流露出他对共产主义所怀的恐惧：

　　“想到这些愚昧无知的偶像破坏者即将掌权的时代，我心里就只有憎恶和恐惧；他们将用长满老茧的手毫不怜惜地砸烂我心爱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将摧毁诗人所钟爱的一切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和供人玩乐的艺术品；他们将要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唉，我的歌集将被杂货商摺成纸袋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草。唉！我预见到这一切，每当我想到毁灭，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哀。”[34]

　　对于这段文字，梅林也没有象一般批评家那样连篇累牍地加以笞伐，而是委婉地指出，海涅写这番话的时候，共产主义还不是事实，仅仅是预言，似乎很难苛求海涅对共产主义有百分之百的正确认识。同时，梅林更着重指出，就在这同一段文字里，海涅紧接着谈到这个旧社会是何等不公平，这个旧世界必须砸烂。尽管他害怕共产主义，他还是坦率地承认：“这个对我的一切兴趣和爱好都抱敌对态度的共产主义，对我的心灵却具有一种使我不能抵御的魔力。”[35]接着，梅林告诉我们，诗人从憎恨旧社会，坚信它必然会被新社会所取代的信念出发，预言共产主义必胜，——海涅这样写道：“我大声呼叫：这个旧社会早就被审判了，被判决了。但愿它得到应得的报应！这个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在这个旧世界里无辜春受害，私欲盛行，人受人的剥削而忍饥挨饿！这些外边粉刷得洁白耀眼的坟墓，里面蜇居着谎言和不公正，但愿它们给砸个稀巴烂！”[36]想到新社会里不再有谎言和不公平，他个人的《诗歌集》到底命运如何，他也就在所不顾了，于是海涅接着写道：“但愿上天赐福给那个用我的诗歌摺成纸袋给贫苦、善良的老太太装咖啡和烟草的杂货商；在当今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这些老太太也许连这点快乐也不可得——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拉丁文：但愿正义得以伸张，把这个世界打个落花流水！）”[37]梅林在为海涅所写的《评传》中写到诗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只批评为“愚蠢”，同时更重视他对旧世界的仇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五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乃至全欧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德国诗人纷纷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海涅的《西利西亚织工之歌》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恩格斯为此热情洋溢地写道：“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海涅，参加了社会主义的行列。”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还有赫尔维格、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这三位诗人。诗人和革命力量相结合，这在德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学者追随反动派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千方百计想抹煞这段历史，竭力贬低这些诗人的成就，这是不足为怪的；可是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对这些诗人百般挑剔，同样起了贬抑的作用。只有梅林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对这些诗人的历史功绩和艺术成就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对他们在斗争和创作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给以具体的分析，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读者能够珍惜这段值得纪念的历史，怀念这些最早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高唱战歌的诗人。
　　梅林在《一位无产阶级诗人》和《格奥尔格·维尔特》两文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新莱因报》的副刊编辑、诗人维尔特；在《社会主义抒情诗》一文中介绍了赫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和海涅。
　　梅林告诉我们，马克思对诗人一向十分宽容，对海涅如此，对赫尔维格也是如此。赫尔维格的第一个诗集《生者的歌》在一八四一年出版后，立即风靡全国，征服了德国人的心灵。梅林说，他在“青年德意志派”造成的美学混乱之后，重新师承德国古典诗歌，并在作品中吸取民歌的生动活泼的气息；他善于谱写各种音调的诗歌，从慷慨激昂的战歌到凄楚悲凉的哀歌，为德国诗歌贡献了真正的珠宝。然而，这位善于创作倾向性强烈的政治诗歌的抒情诗人在政治上并不十分清醒，斗志也并不十分坚定。他于一八四三年定居巴黎后，和马克思、卢格合编《德法年鉴》，可是创作诗歌不多，而且生活放荡，最后终于成为马克思和卢格两人破裂的导火线。卢格大骂赫尔维格是“流氓”，而马克思则说他是天才诗人，前程远大。马克思之所以对赫尔维格如此宽容，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起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如果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及诗人在这一斗争中的地位来分析诗人，抓住诗人生活中仅仅是细枝末节的错误，而忘却或者抹煞诗人为革命斗争所建立的鼓舞斗志、揭露敌人的战功，显然是不公平的。
　　梅林把同样的原则运用来分析弗莱里格拉特。论对革命的贡献，论艺术上的成就，弗莱里格拉特都远远超过赫尔维格。可是这位优秀诗人却写了以下两句诗：

　　诗人站在了望台上
　　比党的雉堞更高。


　　这两句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而一八六〇年他给马克思的信里还写了这样一番话：“这七年来，我和党疏远了……我的天性，每一个诗人的天性都需要自由。党也是一个樊笼。在外面歌唱，即便是对党来说，也比在里面歌唱更好。早在我参加同盟[38]和《新莱因报》编辑部之前，我便已经是无产阶级的诗人和革命的诗人。现在我要更加坚定地站在自己的脚上，只属于我自己，由我个人支配我自己。”[39]这段话更被看作是脱党的声明。
　　在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评价问题上，梅林由于与众不同的态度曾经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被认为袒护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从而违反他原来主张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无党性的”文学艺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梅林却这样告诉我们，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两句诗原来是针对赫尔维格的倾向诗而作的批评。赫尔维格的倾向诗固然有充满政治激情的一面，但往往华而不实，失之于空泛，忽视了政治诗应有的艺术性。海涅在《阿塔·特洛尔》这首长诗和《时代之歌》中的《倾向》这首诗里也讽刺过这种倾向诗。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两句诗按照梅林的解释，是指诗人应该凌驾于他所创造的东西之上，应该独立自主地塑造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他是否喜欢，就象席勒把他很不喜欢的华伦斯坦创造成一个悲剧人物一样。梅林同时还指出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到一八四七年六月才成立的，而弗莱里格拉特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是一八四一年。因此，梅林认为把这两句诗判定为诗人脱离党的领导的宣言，未免过于武断。
　　至于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弗莱里格拉特给马克思的信里把党比作“樊笼”的那段话，那当然是错误的。在这之前，弗莱里格拉特在参加伦敦举行的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这件事上，就已经和马克思发生过意见分歧，后来两人之间还有一些误会，以致两人的友谊出现了一些裂痕。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有过严肃的批评，但是最后他们仍然言归于好，因为正象马克思说的：“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40]“如果我们两个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么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当犯的罪过。”[41]马克思始终把弗莱里格拉特视为“朋友”，到一八六八年还把新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赠送给他。
　　梅林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夸大弗莱里格拉特的错误。他认为，在评论作家的时候要看到，作家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的错误言论是一回事，他的全部创作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他发表过一两句错误言论，便予以全盘否定；主要还是看他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边、起过什么作用。事实上，弗莱里格拉特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就积极参加过无产阶级的斗争，革命失败后也一直忠于他的革命信念。当时海涅重病，赫尔维格颓丧，维尔特的竖琴也喑哑无声，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继续歌唱。这位革命诗人始终保持着他的政治声誉和尊严。一八五八年普鲁士摄政王接王位；大大小小的德国诗人都献诗祝贺，只有弗莱里格拉特一人拒绝参加。一八五九年有个诗人把自己的诗集献给弗莱里格拉特，他拒不接受，理由是：此人是保皇派《十字架报》的编辑，“而我是个革命者，而且现在作为流亡者寓居国外已达十年之久”，表示了他坚定的立场。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作家，我们尚且要根据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根据他的创作所起的实际作用来予以应得的评价，那么对于无产阶级诗人，即使他在一时一地说了一两句错话，怎么可以反而求全责备呢？所以，我们认为，梅林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批德国革命诗人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处于一个严重的危机之中。这时，自然主义应运而生。如何分析和评价这个文学潮流，这是摆在同时代人面前的一个理论问题。一八八九年霍普特曼发表了他的《日出之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八九一年，他又发表《寂寞的人们》，第二年发表以四十年代西利西亚织工起义为内容的《织工》。这时梅林便撰文对这个文学潮流进行评论。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发表的《略论自然主义》，是梅林一系列论述自然主义文章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里，梅林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历史上分析一切强调自然、呼吁返回自然的文学运动的实质。自然主义可以是上升阶级的战斗口号，也可以是没落阶级的战斗口号，要看这个文学运动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占有什么地位。这并不是让文学屈服于政治倾向的枷锁之下，而是追溯到包括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等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根源上去。因为归根结底，各个民族的文艺创作，和宗教观念、法律政治设施一样，都是由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诗人和艺术家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漫步于云层之中，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他们民族和他们时代的阶级斗争之中。每个人受这些斗争的启发和影响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谁也无法跳出这个斗争的魔法圈。
　　梅林的这一基本思想不仅是他分析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也是他进行一般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流派。在这第一篇文章里，梅林的态度是慎重的，他没有对当时的自然主义作任何褒贬，只是在理论上作了一般的论述。然而一个月以后，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今日的自然主义》一文中，梅林则表示了这样的顾虑：今日的自然主义作为日益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在艺术上的反射，会在某种程度上连同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这就是说，自然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蜕化变质、违反自然的现实生活的同时，在否定学院式因袭传统的、违反自然的写作方法和绘画方法的同时，会把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一并反对掉，因为它要求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只根据它的自然真实性来判断。艺术家的任务只被理解为所谓毫厘不爽地再现自然，而凭借想象力作出的任何加工、任何艺术上的发明和独创都一概在排斥之列。这样下去，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照相乃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
　　梅林同时也承认，绘画中的印象主义和文学中的目然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造反。它们不遗余力地寻找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暴露它的种种弊端，揭露出种种令人恶心的丑恶现象，以此向资本主义提出抗议。然而，这只是朦胧的冲动，而不是清晰的认识。从冲动到认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许多文学流派迈的步子还很不平稳。梅林在这里当然主要指的是自然主义。梅林指出：只有在自然主义自己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善于从内在的本质去理解一个新世界的起始，它才是革命的，才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的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即便是在现在，在独特的伟大和力量方面也并不比过去的艺术形式逊色，并且注定将来总有一天会在美与真方面超过其它一切表现形式。
　　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也涉及到作家的思想方法乃至世界观问题。资产阶级理论家要求诗人脱离政治，凌驾于党派之上。梅林并没有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没有要求文艺屈从于政治，机械地为政治服务。他明确表示，政治和文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其界线不容抹煞。但是，正因为诗人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他必须既能向右看，也能向左看，既能把旧世界看在眼里，也能把新世界看在眼里；在当前的鄙陋状况中，不仅看到今天的苦难，也能发现明天的希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梅林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们能突破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成为讴歌新时代、新世界的革命作家。所以他在指出自然主义面临的两种发展前途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自然主义当时的表现：他们有勇气并且热爱真实，他们能按照真实状况去描写行将消逝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但是这样做，只走了一半路程。如果自然主义中途止步不前，那么它只不过是一种不可挽回的堕落的前奏。梅林这时对自然主义所抱的热烈的希望，反映在下面这番话里：“自然主义的命运看它是否能走完它的后一段路程来定，看它是否有更大的勇气和对真实怀有更强烈的爱，而去描写正在诞生的东西，描写它必然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每天已经变成什么样子。”[42]梅林真诚地希望德国自然主义达到这个目标。当然，到了那时，然而也只有到了那时，它才能要求得到开辟一个文艺新时代的荣誉。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自然主义并没有能够走完这后一段的路程，并没有能够突破资本主义的精神藩篱。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文学流派。因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代表大会上，《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施太格尔[43]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把自然主义奉为文学的典范，这时梅林觉得事关原则，不能缄默，于是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又写了《艺术和无产阶级》一文，实际上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展开了论战。梅林指出，自然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文学流派，虽然有它的进步性，但是如果把它奉为艺术趣味的典范，硬要工人阶级接受，那就大谬不然。自然主义是一种没落的倾向，反映的是一个没落阶级的情绪，其基调是悲观主义的。自然主义作家由于看不见前途，不可能给人指明出路，因此最后必然遁入虚幻的世界。霍普特曼晚年开始创作神秘主义的童话剧便是明证。德国无产阶级是个上升的阶级，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它是绝对不会喜欢这种和它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艺术的。
　　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同时，梅林实际上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指出了方向。作家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出社会发展的方向，不仅要看到今天的苦难，还要看到明天的欢乐；不仅要看到今天的挫折，还要看到明天的胜利。无产阶级作家必须是个革命者，必须是个战士，必须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样他才会在漫漫长夜的沉沉黑暗之中看到必然会喷薄而出的旭日发出的第一道曙光。这种乐观主义会支持他排除愁云惨雾，污泥浊水，从而写出充满必胜信心的诗篇。
　　从一八九二年梅林撰文称赞自然主义到一九一三年七月对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霍普特曼作出最后结论，前后一共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出，梅林在评论当代这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时，态度是如何的审慎、周到而严肃。他对自然主义作家自始至终从不抱先入为主的成见，从不剑拔弩张，简单从事，而是实事求是，谆谆善诱，满腔热忱，殷切希望，在理论上为作家指出前进的方向，即使在批判其缺点时，也不忘记提到他的成绩。这种热情关怀作家成长的积极态度，至今仍然是文艺批评家的榜样。

七


　　诚如罗莎·卢森堡所说，梅林把德国无产阶级同德国古典文学用不可割断的纽带联系起来。但是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也必然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利用一切机会，以极大的热情和遒劲的笔力，把世界文学加以分析批判地介绍给德国工人阶级。在一系列论文中，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一系列外国作家：如塞万提斯、卡尔德隆、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左拉、狄更斯、比昂逊、易卜生以及托尔斯泰、高尔基。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文学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德国工人阶级，也必然是世界文学宝贵财富的继承者。
　　十九世纪末期，正是易卜生的剧作在德国享有盛誉、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他的一些作品，如《社会支柱》、《建筑师索尔奈斯》、《小艾友夫》、《我们死者醒来的时候》相继出现在德国舞台上。易卜生是个伟大的剧作家，但在他的晚期作品里，神秘主义的色彩、象征主义的气氛越来越浓，悲观主义的情绪越来越重。当时的资产阶级评论界竭力抹煞他创作中的批判内容和揭露力量，硬是把他与产生于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的颓废派文学拉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梅林在他评论易卜生以及他的一些剧作的文章里，突出地强调了易卜生的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并且中肯地分析了出现在易卜生后期创作中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倾向的原因：原来易卜生“把他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经济发展进程所造成的一切，归之于把人类当做消遣玩物的一种不可探究的力量，他从此便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44]
　　在论及俄罗斯文学时，梅林把它同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相提并论。他认为，和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以及在莱辛、歌德、席勒的作品里一样，在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创作中都充溢着时代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启发了人民，预示了一个变革的未来。梅林在他一九〇〇年的那篇论托尔斯泰的文章里，正确地提出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它的杰出代表托尔斯泰的伟大特征：它是“一个控诉文学、战斗文学、反抗文学，充满着经济和政治解放的倾向性。”[45]正如他在《美学漫步》一文中所说，象荷马、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之所以称得上世界诗人，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杰出地反映了伟大的世界转变”。梅林认为托尔斯泰也反映了“俄国生活的广阔图景”。在高度评价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同时，梅林也阐明了他作为一个“宗教怪人”和哲学家的错误和矛盾；他指出，托尔斯泰虽然抨击现实，但是他的理想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他把俄国宗法式的农民公社理想化，仇恨一切现代文明，敌视任何技术进步。当然，梅林的论述不可能达到列宁一九〇八年所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所达到的深度，可在精神上却是相互一致的。不管托尔斯泰有多么严重的弱点，他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多么矛盾而混乱，但“他在半个世纪里所创造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民族历史在一个深沉而又强有力的诗人精神中创造性地复活再现。”[46]

八


　　梅林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教养最深厚、学识最渊博、成就最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包括一系列文艺批评）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至今仍有极大的启蒙和教育作用。他在文艺批评工作中，不仅对德国古典文学和欧洲各国文学的重要作家和流派，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文学、美学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深刻的值得反复学习的见解，为后人树立了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卓越榜样。
　　当然，梅林象一切革命先行者一样，也有他的时代的限制；这种限制既表现在他的主观认识方面，也表现在他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方面。不但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经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而且就在入党以后，虽然一直站在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边，他和这些革命者当时也都还不能完全摆脱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首的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束缚。这样，梅林基本上在第一次大战以前进行的、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理论斗争，就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出现疏漏、偏颇以至错误（请参阅本书有关篇章的原编者注）。
　　例如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在夺取政权以前，是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个论点经过时间证明，就是不正确的。梅林这样阐述；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在政治上没有用武之地，于是资产阶级的卓越人士都“遁入艺术的王国”，在文学领域中进行了一场反封建、求解放的斗争。因此，梅林把德国古典文学称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可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虽然身受残酷的阶级压迫，但有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本阶级的优秀分子有可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致力于革命斗争，而不必“遁入艺术的王国”。因此梅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学。[47]然而，这个把文学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不但同他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必须描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上破土而出的新世界的萌芽这些号召和预言相矛盾，而且直接受到了历史事实的反驳，因为就在梅林在世时，已经出现了高尔基、安德生·尼克索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证明无产阶级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完全能够在文学领域开放出璀璨的花朵。
　　对于梅林的批评，有一些我们却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梅林高度评价德国古典文学，认为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文学的当然继承人，这个观点居然被视为“混淆了阶级界线”。又如，在评论弗莱里格拉特时，人们根据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的分歧，责难梅林没有站在马克思一边，对弗莱里格拉特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前文表示了一点粗浅的意见。我们认为，梅林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而是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提出即使与众不同的结论，至少在这个态度上是不应当受到责备的。至于梅林的其它理论错误及其原因，我们更需要在继承他的光辉成就的同时认真严肃地加以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几条简单的看不见来龙去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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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梅林原著选译了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评论结集出版，是希望能够从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先行者身上吸取各种滋养，来繁荣我国自己的文艺园地，更希望能够从这位革命前辈身上学习他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正直诚实的崇高品格。
　　译文和本文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有错误，诚恳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1] 参见汉斯·柯赫《弗朗茨·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共享》第9-10页，柏林迪茨出版社1959年版

[2] 见梅林《歌德和现代》

[3] [4] [5] 见梅林《弗利特剩希·高特利普·克洛卜斯托克》

[6] [7] [8] [9] [10] 见梅林评《明娜·封·巴恩赫姆或：军人之福》

[11] 见《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

[12] [13] 见《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4] [15] [16] [17] 见《彷徨歧途的歌德》

[18] 见《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9] 见《席勒和现代》

[20] 参见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21] 见《彷徨歧途的歌德》

[22] 见《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

[23] 见《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24] 见《歌德和现代》

[25] 见《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26] 见《海涅评传》

[27] [28] 见《海涅评传》

[29] [31] [32] 见《海涅评传》

[30] 参见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33] [34] [35] [36] [37] 见《海涅评传》

[38]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

[39] 一八六〇二月二十八日致马克思的信。

[40]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41] 见《格奥尔格·维尔特》

[42] 埃德加·施太格尔（1858—1919），德国文学批评家。

[43] 见《艺术和无产阶级》

[44] 见《亨利克·易卜生》

[45] [46] 见《列夫·托尔斯泰》

[47] 见《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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