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特利希·高特利普·克洛卜斯托克（弗兰茨·梅林，1903年3月）

弗利特利希·高特利普·克洛卜斯托克

弗兰茨·梅林

（一九〇三年三月）

〔说明〕原载《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二至〇三年度第一卷第764—766页。

　　“谁能不称赞克洛卜斯托克呢？可是每个人都会去读他的作品吗？不会。”克洛卜斯托克的《救世主》的开头几首歌发表五年之后，年轻的莱辛就这样讽刺过。等到这首长诗经过二十五年的创作终于完成，不久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没有一个活人，把这首长篇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今年三月十四日是克洛卜斯托克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其他的古典作家都更加为人所遗忘。莱辛、歌德和席勒就不用说了，就是赫尔德的《西得》，维兰^[1]的《奥贝龙》也比克洛卜斯托克的《救世主》拥有更多的读者。
　　要是在这儿按照习惯流行的说法，认为这种被人遗忘是不应该的，那是大错特错的。克洛卜斯托克写的作品当中，充其量只有几首颂歌——而且就是这里面也只有为数较少的几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是可以一读的。克洛卜斯托克已经完全属于文学史了。要想理解，他当年是以何等压倒一切的威仪跨入他那时代的生活的，那就必须了解在他以前的那些诗人，高谢特、波特默尔、彼拉、朗格^[2]、格莱姆和克莱斯特，可是去认识一下这些作家的作品，比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救世主》，更加吃力不讨好。所以克洛卜斯托克的身后盛名实际上是一枚因久用而磨损的银币，大家看也不看地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能够经受得住几百年漫长岁月的考验，即使到遥远的未来也能为人民所热爱，而不仅仅是为专门学者所钻研，这种命运始终只有少数诗人才能享受，而这种诗人的数目在德国比在其他文明民族当中还少。
　　特莱契克^[3]有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人至今还兴致勃勃地阅读斯宾基^[4]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克洛卜斯托克和维兰对于我们人民来说仅仅是虚名而已。他找到了以下的回答：“这是一则在市侩气盛行的日子里编造出来的童话，似乎有可能存在一个主要是搞文学的民族。其实在一个民族追忆往昔的时候，它首先属目的是它旗帜的荣誉，如果古老的文艺作品里散发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光荣，那这个民族是很乐意忘却这部艺术作品的累累缺陷及过时之处的。”很难说，这些词句里含有的意义和荒谬，究竟谁占上风。要说有可能存在一个主要是搞文学的民族，毫无疑问，这是一则市侩气的童话，一个文艺作品反映一个民族的光荣时代越清楚，毫无疑问，这个文艺作品的寿命—定越长久，可是如果说一个民族在追忆往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属目“它旗帜的荣誉”，那么，意义也就变成了荒谬。
　　我们的古典文学绝不是一个主要是文学的现象。它按照内在的实质而言，是德国资产阶级方兴未艾的解放斗争。当然，这是一场在云端里进行的战斗，一俟德国的阶级斗争在平坦的地面上用白晃晃的武器展开的时候，这场战斗必然会在后世的记忆里日益褪色。我们古典文学恰好在一八五九年席勒诞生百年纪念达到了它的最高的、最后的民族凯旋，这事绝非偶然，这正好是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登上公开的舞台，赋予德国的政治生活以到那时为止一直完全欠缺的那些历史远景之日的前夕。德国工人阶级凭着他们准确无误的阶级本能，高度推崇我们古典文学的大师们，而畏缩胆怯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因而逃到普鲁士兀鹫的卵翼底下，同时也把它自己最伟大的历史荣誉的称号，置于那兀鹫的“旗帜的荣誉”下面。德国资产阶级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荒谬的传奇：一个普鲁士的暴君利用他的雇佣兵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而使我们的古典文学得以诞生。这倒不是象人家根据特莱契克的论据所估计的那样，是使这种文学免于被人遗忘的最有把握的方法，而是这样一来，使人民群众对这种文学感到恶心，从而使它真正的陷入被人忘却的沉沉黑夜。
　　只要在真正的文学史上把我们的古典文学按照历史的实际情况表现出来，表现为一个受到虐待受到压迫的阶级为自身的解放所进行的第一次搏斗，那么即使诗人克洛卜斯托克的形象不甚清晰，可是战士克洛卜斯托克的形象就会栩栩如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沉沉黑夜又渐渐透进了光明。就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而言，克洛卜斯托克最多退居我们的古典作家莱辛和席勒之后，可是他的那种天才以及他生活的环境，使他难于完成我们的古典作家都面临的历史使命。克洛卜斯托克仅仅是一个抒情诗人；戏剧天才他身上可是一点也没有。他是我们古典作家当中最年长的一个，也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什么东西——甚至包括语言和诗体——他都不得不用独自的力量创造出来，可是自己又幽禁在当时德国生活的鄙陋寒伧之中。有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责备他，说他把他那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的极不成熟的作品抛到整个民族的面前。即使克洛卜斯托克把耶稣的生平用作一部英雄史诗的题材，是极为失策的事情，可是按照弥尔顿^[5]的榜祥，创作一部宗教史诗，毕竟不失为大胆之举。
　　此举也并不是没有受到报偿，《救世主》的最初几首歌产生的效果犹如霹雳。可是往后当然表明，克洛卜斯托克基本上只是在完成一份学校作业。弥尔顿的宗教素材恰好是从资产阶级解放的立场出发，才具有历史的意义并且为人所理解；对于英国的清教徒来说，宗教是强大的阶级胜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天使们组成的战斗队伍实际上表现的不是别的，而是披上诗意的伪装，表现了克伦威尔^[6]手下的那些信奉上帝的龙骑兵。可是在克洛卜斯托克时代的德国，宗教却是—种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象征，两个世纪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这种专制主义而遭到毁灭；一首宗教史诗——处理的又是通过耶稣的殉难而使有罪的人类得救这样一个毫无行动的题材——是不可能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报导黎明的晨歌的；那些崇高的诗句不由自主地转变成为诙谐诗文，就象在全诗的开头，那个被人备加赞扬的一段，在那里耶稣向圣父说道：

　　我昂首冲着天庭，
　　举手伸向云端，凭我自己向你发誓，
　　我和你一样，也是上帝，我决心把人类拯救。

　　《救世主》里最初几首歌表现出来的一种原始的诗人的力量，的确是一种使人感到意外的现象，几世纪来在德国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力量，它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热情欢迎，可是这首史诗本身却很快就使同时代人感到厌烦，尽管这些人自己的社会要求还低得可怜。克洛卜斯托克被他自己最初的巨大成功迷住了眼睛，始终没有弄明白他的史诗不受欢迎的状况；他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去完成《救世主》，就这样把他最好的精力毫无成果地消磨净尽。
　　作为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克洛卜斯托克的才华表现得最为出色的是在他的颂歌里。在这些颂歌里，尽管宗教观点还强烈地起着作用，可是已经退居民族观点之后，大法师也退居叛逆者之后。当然有时候克洛卜斯托克也写诗献给君王们，可是他向丹麦国王呈献了一首感谢曲，这从人性的角虔来看是可以解释的。这位国王拯救了他，使他免于落入那位普鲁士英雄^[7]的募兵者的手中，我们今天几乎还要跟着一起唱这个歌呢。而针对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克洛卜斯托克却写了一系列怒火如炽的瑱歌〔..>有些天才的研究者们，硬栗把这位诗人说成是信奉弗里特里希传奇的人，当年的募兵者们似乎在这些研究者身上又重新复活了，克洛卜斯托克生前可是侥幸逃脱了这帮募兵者的手心。
　　如果说，我们的古典作家，由于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能完全缺少君主和容克贵族的荫庇和爱护，那么除了莱辛之外，再没有比克洛卜斯托克更加保持自身自由的了；魏玛的一批诗友，尤其是歌德，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情况要严重得多。克洛卜斯托克谈到他当时的御用文人：尽管有朝一日也会用大理石覆盖你们的坟墓，但是如果“你们的歌曲把蟑螂或者猩猩当作天神礼赞，那么这些大理石将成为耻辱柱。”可是他却赞美他自己，而且他也有权利这样自我赞美：

　　感谢你，我的精神，从你成熟之日起，
　　你就决定——并且从此恪守这一决定——绝不以谄言谀辞，
　　亵渎神圣的诗艺，
　　绝不赞美声色犬马之徒，膏粱轻浮之辈，
　　绝不赞美征服者，不持宝剑的暴君，
　　从不思考，一味行动的亵神者，
　　这些半人半兽的家伙，愚蠢已极，
　　竟一本正经地自认为高我们一等。

　　克洛卜斯托克根据这种正直的思想，热情洋溢地欢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一七八九年他向法国国民议会唱出下面的诗句：

　　高卢人勇敢无畏的议会已经开幕，^[8]
　　黎明的寒噤一直侵入等待者的
　　心肺骨髓：啊，快来吧，你这崭新的
　　活生生的，甚至做梦也没想到的太阳啊。

　　在另外一首颂歌里，克洛卜斯托克要求德国人，效法法兰西兄弟的光荣榜样；他的民族意识再也没有比在下面这个抱怨里表现得更加优美的了：高举起自由大旗的，可惜不是德国人。封建的欧洲既愚蠢又残暴地进犯了革命的法兰西，克洛卜斯托克以最严厉的语言批判了这一事件，法兰西共和国为此授给他以公民的权利。可惜恐怖时期他没有顶住；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赞扬那“崇高的巾帼英雄”夏绿蒂·哥尔代，因为这个女子刺杀了马拉^[9]。在这点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远比我们的古典诗人高明，这些哲学家即使碰到恐怖时期也没有对资产阶级革命迷失方向。
　　反正总的说来——即使克洛卜斯托克的身后盛名还将长期成为一枚因久用而磨损的银币，大家深信不疑地把它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可是这枚银币绝不会永远象今天这样磨损。它总会呈现出一些清晰可辨的特征，这些特征将是—个大丈夫的特征。

^[1] 克利斯朵夫·马丁·维兰（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散文和韵文作家。

^[2] 约翰·雅各伯·波特默尔（1698—1783），瑞士作家，批评家。依马努哀尔·雅各伯·彼拉（1715—1744），德国启蒙运动诗人。撒姆哀尔·高特荷尔特·朗格（1711—1781），德国诗人。

^[3] 亨利希·高特哈特·封·特莱契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美化普鲁士军国主义，敌视工人运动。

^[4] 爱德蒙 ·斯宾基（1552—1599），英国诗人，著有《爱与美的颂歌》等。

^[5]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长诗。

^[6] 奥利维·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7]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

^[8] 德文“议会”一词“Reichstag”中的Tag系“白天”之意，诗人原意乃“白天业已破晓”。

^[9] 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之一。创办《人民之友》报，猛烈抨击君主制度。一七九三年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同年被反革命分子夏绿蒂·哥尔代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