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和现代

席勒和现代^[1]

（一九〇五年五月）

　　大约三十年前，在德国出版了一份席勒文献一览表，上面开列了不下于六十七种席勒作品的全集和三百二十三种单行本以及七百一十一篇论述诗人的文章。从那以后这种文献激增到不可胜数，也正如现在一样，为纪念诗人的百年忌辰，在律国书市上又涌进一股论述席勒的文章的一股地道的洪流；再加上在定期的和不定期出版的并非专门关于席勒的文献上已经无数次论述过他，那么人们会认为，用很少几句话来叙述席勒的历史地位想必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显然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要对目前那些有如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的论述席勒的文章匆匆地投上一瞥，就可以看清一种语言上的癫狂混乱，有如从前在巴比仑建塔^[2]那样使语言变得互不相通。在那有如繁茂的热带植物的全部席勒文献中还一直缺少一部略可塞责的诗人传记，这决不是一种偶然。上一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由布拉姆、米诺尔^[3]和魏尔特利希^[4]为此目的所着手的三项规模巨大的工作，写了一半甚至还刚一开始就夭折了。这也决不是一种偶然。其实为写一部完整的席勒传记所需进行的先期工作早已完成，席勒的作品已被人以著名的“语言学的缜密”一再地深耕佃耙过；这块土地上的每条垄沟无不被三编十遍地犁耕，为的是搜寻每一根细小的须毛，不管是野草的还是禾苗的。同样，诗人的书信直到那些最最无关紧要的字眼也都被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他的精神生活弄得一清二楚，甚至都做了最繁琐的注释。这样一来，他的单纯的生活道路不再成为任何一种形式的谜语，再说，在这方面直到最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小事都做了必要的澄清。
　　了解席勒历史面貌的难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在传统的壁垒里，资产阶级就是用这种壁垒把诗人的形象禁锢起来。有如围绕着莱辛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传奇，围绕着席勒也是如此，尽管是以另外一种倾向出现的；正如莱辛在我们古典文学里象征着霍恩索伦王朝的历史使命一样，席勒在我们古典文学里也应该象征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这种立场着眼，在席勒身上被塞进去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东西，而这些却是他那可怜的灵魂从没有预料到的，更不必说他会知道这些了。而且，如果认为这部传奇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险恶的居心被培植起来的，那未免有失公正，但谁要想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去对席勒进行探讨的话，他首先就得对这部传奇加以清算，这样说也是正确的。但这是资产阶级力所不及的。那些严肃的文学史家，根本不敢去碰这项棘手的任务，或者一当他们的历史责任心同他们的资产阶级偏见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时，他们便悻悻然撒手了事——说明这种情况已经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恭维了。只有那些文学书市上一些应景货色的熟练供货者才毫不内疚地写些论述席勒的大部头著作和照方炮制的小册子。
　　如果德国工人报纸正在谈论一种“资产阶级的席勒聒嗓”，那这决不过份。甚至这种看法都已渗进到资产阶级报刊了，至少是那些资产阶级机关刊物，它们想把目前这个乌烟瘴气的席勒热搞得比一次寻欢凑趣的庙会好一点。《法兰克福日报》业已一再地抱怨，说一九〇五年的席勒纪念活动不象一八九五年席勒纪念活动那样庄严、隆重。这家报纸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可是谁叫他们想从蓟草上去收获无花果呢？一八九五年的席勒纪念活动同样也是基于一部席勒传奇；德国资产阶级纪念的席勒不是历史真实的席勒，而是他们根据自身需要所创造出来的席勒；不是对德国人民许下诺言，在任何时候都以形成一个近代民族为己任的席勒，而是应该成为一个近代民族意义上的德国统一的所谓使者的席勒。但是这部传奇本身在那时还有它的历史力量；它不是谎言、不是空话；更准确地说，它即使不是由一种坚强的力量所制造出来的，也的确是诞生于一种巨大的渴望，这样它才能够点烧起一种真正的热情：既不是为了席勒也不是在席勒身上所表现出的热情。那今天该怎样来阐述这一类事情呢？对于为了赤裸裸的利润而早已放弃其美学理想、政治和社会理想的资产阶级，席勒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对于被大资本蹂躏得无法挽救的小资产阶级，席勒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阶级在行会制度的中世纪的海市蜃楼里看到了它梦幻的灵丹妙药。如果这两个阶级今天还想滥用席勒的名字，那从坏的情况来看是谎言，从好的情况来看就是空话。
　　工人阶级对待席勒却全然不同。它完全摆脱掉了资产阶级偏见，所观察的席勒确实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席勒；它熟悉席勒进行精神创作的历史局限性，它知道恰恰是通过这点才能评价席勒的历史伟大之处。这个阶级从来不能即使借助席勒的精神来鼓动起一种德国资产阶级借助席勒的名望所鼓动起的崇拜。为了自己的伟大目标，这个阶级毋需从过去的历史中、也毋需从古典文学里去找监誓人，即使这种文学由于其历史本能不会被用一种资产阶级含混不清的奇怪方式把各个时代混成一团。但是，一种深沉的同情把这个阶级和这位诗人联在一起，诗人强烈的自由激情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激烈的斗争里才得到了历史回声；诗人英勇的劳动、斗争和痛苦必然使他永远忠于一个同样以劳动、斗争和痛苦为生活的阶级；诗人严峻的命运深深震撼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可能在重重的痛苦之中，感觉到“胜利的崇高保证”，而席勒却只有在理想世界的云雾里才能找到它。
　　认为席勒由于成年期生活在宫廷环境，似乎是避开了革命，这是一种浅薄的、同时也证明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误解的观点。当然宫廷环境对席勒起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正如最伟大坚强的人都不能完全摆脱掉周围环境的影响一样，但是席勒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这些小小的瑕疵，恰恰相反，是他那崇高的思想，他善于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狭隘关系中夺取这种思想。阿尔伯特·朗格^[5]说得非常精确和深刻：“在席勒的整个精神中存在着那种使十八世纪受到如此强烈震动的分裂，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如歌德，才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克服了这种分裂。在席勒的本性中有一种火热的追求理想的天性在和一种强烈的享乐欲望进行搏斗，他所受的教育也同样把他引导到这种深沉的并确实是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的一种幼稚的虔诚感之内，而这种幼稚的虔诚感不久就必然陷入同他那犀利的理智的斗争之中。”这段话恰如其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两重性，歌德几乎不知不觉地忽视了这种两重性，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幸运儿，而是因为他有着一种艺术家的、而非战斗者的天性。
　　但席勒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那些伟大的战斗者中间是站在最前列的。有关他本人性格的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证明材料恰巧强调了这点；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沙尔芬斯坦写道，力量的表现最使他心醉；如果席勒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话，那他在积极的公众生活中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全部创作和奋斗都表明了，他把现实生活看得比静观的生活高，他把行看得比知重要，把作为——如在《费厄斯柯》中所说的——看得比艺术和表象重要。早在七十年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葛尔维努斯就正确地说道，“只是由于现实世界对于青年人的思想是过于陡峭了，他才踅回到诗歌和理想王国里去。但即使在这里他也几乎总是从现实的和行动的历史中撷取素材；把讴歌行动当做是诗人最崇高的职业，这看来是正确的，正象他反过来称诗人的价值就是行动的最美丽的皇冠一样。”这番话又是远比所谓唯物主义观点更为清晰、更为易懂，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幼稚而已，依照这种观点看来，席勒由于魏玛的宫廷环境就从一个桀骜不驯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位顺从的哲学家了。
　　二元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两重性是和启蒙运动本身没法分开的，甚至这个运动中最坚决的战斗者也不能克服这点；他们越拼命地要把现实的生活置于静观的生活之上，他们就越来越被迫地去把现实的生活置于静观的生活之下。也正是如此，年青的席勒把行动置于艺术和表象之上，而成年的席勒则必然会把艺术和表象看得比行动更为重要。席勒用自己所能支配的全部诗歌艺术来装饰他的理想世界、纯形式所居留的明朗地带；这种诗歌艺术做为天才的作品乃是人类永远所珍藏的。谁要是从纯审美的角度上去享受它——这在过去却一直是稀有的，而也只能是稀有的事情——那他将得到一种罕有的享受。但做为一种世界观来说，它的价值对现代工人阶级不过只是相当于一个耀眼的玻璃球而已，因为这个阶级不需要到云端里去建立一个王国，它能够在坚固的地球上建造它的国家，并且正在'建造。
　　这是现代工人运动对一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不能不做的保留，这种保留同样也适用于这个启蒙运动中的最伟大的诗人。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理解那时常常发生的严肃争论：歌德和席勒谁是最伟大的诗人，我们毕竟可以完全有权利说，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所有的伟大人物中间——不仅限于德国——没有一个人象席勒那样以如此丰富的诗歌祭品来进行祈祷的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既不存在崇高的也不存在纯粹的艺术，浪漫主义流派和自然主义流派一度施加于他的苛刻批评，从美学上来看也不是不锋利尖锐的。但天秤下沉得越来越对席勒有利，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当中，这个阶级所幸的是它的鉴赏力还没有让一种或多或少的片面的美学僵死的格式桎梏住。
　　这个阶级只要它还置身于为了人类伟大事业的火热斗争之中，它就会高兴地听到这个战士的宏亮的声音。这个战士从他那勇敢的心灵中汲取不可战胜的勇气，去排除一个被奴役的世界里的全部灾难。

^[1] 原载《新时代》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度第二卷。

^[2] 见《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

^[3] 米诺尔（1855—1912），德国文学史家。

^[4] 魏尔特利希（1844-1913），德国文学史家。

^[5] 阿尔伯特·朗格(1828-187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