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改良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尔夫·密利本德 ->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六章改良与革命

一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并说：“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一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尽管这可能是很平常的话，但是却非常值得强调指出，这确实是马克思最基本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首先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呢？一百多年的辩论足以表明，不管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多么清楚明确，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却成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最有争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也没有使这个辩论变得比较缓和。在这个战略的主要问题上阵线的分野仍然和过去一样深刻，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这种情况无疑还会继续下去。
　　这种分野之所以持久和难以消除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这些分歧也涉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概念的含意。这两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在它们各自的支持者看来都是唯一合理的和现实的道路，基于同一理由，另一条道路就被谴责为是不现实的、失败主义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或歪曲；同时也有这种可能，即每一条道路的反对者以不同程度的似乎是有理的理由为自己所选择的立场辩护，说自己代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代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此等等。
　　相当精确地判定在某一特定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对这一战略问题的立场是什么，这并不是没有意义或不可能的。但这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设法澄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在这一革命战略问题上真正的分野在什么地方。这样做是特别需要的，因为争论中难以避免的尖刻和辛辣使这些真正的分野究竟何在大大地模糊不清°
　　上面谈到的两条道路实际上就是通常被称为“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由于某些原因（现在我们就将讨论这些原因），这两个名词都是相当容易引起误解的，而且没有提供一种对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正确比较。那些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标签，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革命诚意和革命目标的侮辱；他们反过来谴责他们的对立面是“冒险主义者”和“极左”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前进战略问题的论战中的所有这些“帽子”，都纯属武断；辩论中使用的标签，没有一个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拥护宪政者”和“主张起义者”可能最接近于对这两种立场的描述，但这里也还有问题。我在特定的意义上将继续使用“改良主义者”这个名词，但不含有贬义。
　　在开始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战略之前，必须澄清一个混乱的因素。这就是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经常存在一种社会改良的趋向。从这种趋向并不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改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点来说，必须把它同“改良主义”的战略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坚持认为这样做正是它的目的。
　　如前所述，社会改良一直是资本主义政治内在的组成部分，而支持这种改良的人不仅不关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反而把社会改良看成是反对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预防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它称之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2]他们还写道:“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这些人所要求的改良决不包括“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这需要革命），并且“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3]
　　最后这段话显然是一种夸张，因为改良能够影响而且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取得这种改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例如在第一国际里所做的那些工作。^[4]尽管一百三十年过去了，但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时兴的；而且包括的人远比“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多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明显的保守人物如路易·波拿巴、俾斯麦和迪斯雷利（Disraeli）的改良中看到了同样是有限的和出于预防的目的（马克思曾嘲笑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社会主义”）；在1848年的革命后，他们还把这种看法应用于他们所称的“共和派的小资产者”身上，认为这些人“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说:这些人“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看到有些工人的运动和团体，它们的目标并不超出一定的和有限度的改良取得的成绩，英国的工联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它的狭隘的和坚决不革命的意识和目的感到婉惜。^[6]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同英国工会领导人一起共事，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对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有好处，例如在第一国际里的情况。^[7]列宁也把这种对局部改良的关心称之为“工联主义意识”，他要求革命政党把这种局部改良扩展为更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当然，不管工会的眼界多么具有局限性，它们也很少只是关心“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因为仅仅是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引出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这种对工人阶级多方面的改善并不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也并不想要取代那个制度。这种“工联主义意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工人内部一种重要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倾向。
　　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工会之中，它也开始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中大的（甚至是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德国、瑞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毫无疑问，大多数这样的政党正式明确地表示承担达到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义务；这些党内也有许多人深信他们的党所承担的义务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或者至少他们相信他们的党终有一天能够认真地承担起这个义务来。
　　不管对这种希望抱什么看法，明显的是:上面谈到的这些党事实上是社会改良党，这些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和最主要的人员稳固而舒适地置身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中，哪怕是从渐进的和温和的观点来看，他们根本无意于从事任何类似全面变革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改良，多少同保守党的领导人一样，常常把这种改良设想为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用以抵挡要求进行过于激进和迅速改良的压力。这些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所要求的各种改进的同义语。这些改良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和全面的变革战略的组成部分，更不是社会主义变革。
　　相反，“改良主义”却是这样的一种战略，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确，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主要战略之一（不论好歹，它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这个传统中经常得到最大赞同和支持的一种战略，尽管关于这一战略也有一些欺骗性的花言巧语。这一战略自然包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求各种各样的改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但是，和社会改良党不同，这些受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指导的政党则并不认为这些改良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它们至多只是通向一个要大得多的目标的最好步骤和部分手段。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并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我在第四章中就已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很容易地接受了下述观点，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场所；他们还很容易地为革命运动设想出一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彻底卷入“平常的”政治生活中去和寻求改良，把它同他们长期关切的推进革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个革命目标自然远远不是任何种类的改良主义者所能想像得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的特点。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认为这个特点“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8]
　　同样，在上面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有局限性的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感到满足”。他们写道：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9]

　　在这里，“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显然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奋力推进这些目标，而这个奋力显然包括了为进行各种改良而施加的压力。的确，列宁在1905年把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运动的直接目标。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要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10]
　　这一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革命战略思想中经常被错误对立起来的两个概念，即“两个阶段”的概念和“不断革命”的概念结合了起来。“两个阶段”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还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又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要为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而斗争。“不断革命”的概念，至少在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时，包括不断施加压力，以便把进程向前推进，为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本身实行革命的决裂创造条件。^[11]在1905年，列宁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为建立这样的政权而斗争，而且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2]取得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对于它的全部重大意义，他说道：“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一革命的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13]
　　不管人们对这一“方案”怎么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小心翼翼地拒绝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个想法的确令人不可思议），^[14]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为改良而斗争同推进革命的目的和目标是不相容的。相反，这种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个传统的内部，无疑还留有争论和辩论的余地，如进行什么样的改良，对这些改良的重要性如何估计，以及以什么方式实行这些改良等等。支持“革命”战略、反对“改良主义”战略的人一般都倾向于对改良相对地给予较小的强调和评价，他们迫切要求实行那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是可能达到的改良，作为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工人领导人“暴露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策略同样也为工人运动本身所采用。但是，实行这种策略是有限制的。如果“暴露策略”推进得太远，末了很可能是暴露了实行这一策略的那些人自己，并使他们处于徒劳无益的宗派主义的孤立境地。不管怎样，也不管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改良的重要性的强调程度存在着不同，这并不是主要区分这个传统内部两种不同战略的地方。换句话说，寻求改良并不表明就是“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也不能解释为“渐进主义”，后者的意思是：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想象为通过长期的一连串的改良缓慢地但是确定地前进，而在前进的终点（或在前进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资本主义已被超越，这是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和最初的费边社社员对社会主义的粗略设想。但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声宣布他们不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更多地是指由上面鼓励、指挥和管理的一件一件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工程，而不是他们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变形（在三十年代初，韦布曾受到苏联很大的注意，这不简单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韦布他们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比作是国家强加的集体主义）。不管对“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会怎么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为如此顺利的渐进主义的向前发展，像费边主义那样明显地强调说服中等（或上层）阶级的成员接受国家干预和集体主义的措施。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对推进到社会主义确实有一个长期的观点，这一观点确实包括相信需要一点一点地切除资本主义的结构。但是“改良主义”是从斗争方面来设想这一过程的，更具体地说，它包括许多不同阵线和不同方面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改良主义”仍然十分明确地是一种斗争的政治。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斗争的政治被设想为在资产阶级民主所规定的宪政范围内进行，并且把极大的重点放在市、地方和国家一级的选举成功上面，希望在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至少有强有力的代表。在适当的时候，这也包括参加竞选总统，希望或者直接当选，或者至少能为这个或那个目标取得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显然有许多可以交换的东西。
　　强调宪政、选举制和代表，这在“改良主义”的定义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的极左的反对者们往往把它歪曲地描绘为必然是专门关心选举的成功和增加代表。实际上，“改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那些与选举和代表无关的斗争形式也是相容的。例如，旨在达到特定的或一般的要求，反对政府的政策，抗议某项措施等而举行的工业斗争、罢工、静坐斗争、工作斗争、示威游行、进军、发起运动等等，虽然这些斗争都是在一定的宪法范围内进行的。^[15]毫无疑问，这些活动以及进行这些活动的方式和时间可能由于过份关心选举而受到影响，甚至很大的影响。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甚至完全不是这样。
　　在谈了上面这些之后，有必要指出：“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宪政、关心选举和争取当选为代表的抱负仍然是无可非议的；同时也要指出下述重要事实：即正是这种类型的政党和具有这些特征的政党，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整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历史中支配着工人的运动。另一种支配着工人运动的主要类型的政党是象英国工党这样的社会改良党。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政治的性质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且使这种政治制度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显得突出起来。
　　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宪政对革命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约束力，并导致它们倾向于所谓互惠的宪制政体。在资本主义阴影下成长起来并取得合法承认和政治接受的以工会和政党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它们真的可以宣称它们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它们还可以宣称它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们又是现存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是合法和符合宪法的，或者毋宁说它们的确是这样，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选择非法的、非宪政和秘密活动的。^[16]
　　至少在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合法性和合宪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目标或一定不要放弃革命目标。毕竟在一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样的政党和集团，它们领有马克思主义的证书和拥护革命的政策，但却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范围内活动。它们在这个制度内工作，虽然热情有高有低，有时还与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发生对抗。在这个方面，“改良主义”政党同他们的左翼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其所强调之点和对前景的看法不同，而不是在根本问题上和眼前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改良主义”党的选举抱负造成它们之间的区别，这包括政策、纲领、政治行为等各个方面。
　　真正有选举抱负的政党，不管它们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的最终意图是多么真实，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下述诱惑，即用强调它们眼前的目标（和不是太眼前的目标）的相对温和来扩大它们的号召力。我前面引用过的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中，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情况时说：我们将“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就象夺得大部分工人的选票一样^[17]。他的话固然说得很好，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夺得”可能是买来的，或者是以在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付出很高的代价才得到的。在恩格斯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他似乎认为为了最终能受到大多数德国选民（工人阶级和非工人阶级）的欢迎，当然不需要冲淡党的纲领。但这至多只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假设，这种假设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党的领导人本身会认为这是非常可疑的。情况既然是这样，他们必然会感到，要他们冲淡他们的纲领使之变得温和和令人放心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其次，恩格斯的观点还忽略了象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另一个诱惑，这就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庞大组织的监护人，这些组织的活动效能和未来前途决不会因采取“极端”政策而遭受危险。恩格斯曾经警告不要在他所说的“前哨战”中把党所组成的“突击队”消灭掉，并且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党“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8]但是这很容易被解释为（而且确实已被解释为）不愿意以可能吓走投票者的政策和态度去“消灭掉”潜在的选民的支持，——而这自然意味着抹去党所承担的义务的锋芒。至于说“决战的那一天”，这还远得很，意思也模糊得很，因此对党的领导人不足以引起不安的影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首先意味着关心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日常斗争并促进各个方面的改良；其次是彻底进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去，目的是在选举中取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并参加议会和其他代议制机构——地方委员会、地区性的议会，诸如此类，等等。
　　如果“改良主义”的全部含义就是这些的话，那么它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起的辩论和斗争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和不可调和。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争论的问题而且很尖锐，但更多地是涉及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战略和策略、着重点和看法方面，而不是在全面立场和总战略方面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的确，这恰恰就是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大辩论的情况，而斯大林主义在知识和历史领域中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时间上倒过来解释从前的事件、立场和态度，把后一时期分歧的深刻性移到前一时期中去；在前一时期，这些分歧不具有那么大的引人注目的性质。
　　在1914年以前，列宁同考茨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就已很大。但是，就拿考茨基作为这方面最明显的实例来说，他直到本世纪初仍断然地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尽管他的反对不象当时表现的那样重要，但他仍然是欧洲马克思主义派系的一部分，而且确实是欧洲马克思主义最杰出和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欧洲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在那时，考茨基在列宁的眼中决不象后来那样被看成是“叛徒考茨基”。相反，列宁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怀着很大的敬意引用了他的话；在1905年，列宁反问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Bebel）和考茨基两人的方向不相同的特别方向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然后他自己回答说:“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使列宁那时相当夸大了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完全一致”，但是他否认他自己和以后的敌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仍然是值得注意的。”^[19]
　　不论在1914年以前还是以后，列宁主义都不是这种敌视参加议会的革命战略。列宁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于1920年），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他所认为的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和极左倾向。实际上，列宁正是攻击马克思曾经称之为“议会迷”的对应面，即反议会迷，后者企图阻止革命者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所提供的条件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本人在第一国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吵，除其他原因外，同后者中的许多人轻视“日常”的政治和反对革命者为了卷入这种政治而持久的和有纪律的组织起来也有关系。马克思本人对卷入这种政治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列宁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中的“改良主义”同另一个派系（大概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列宁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涉及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1914年之后，列宁主义的确变成了列宁在1905年曾经否认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的那种“特别方向”。由于战争、第二国际的垮台及其所有主要成员对“民族利益”的支持，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多少是统一的运动，或至少作为一个能够容纳许多重大分歧的运动，已被彻底摧毁了。列宁相信，战争开辟了加强阶级斗争的时代并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了议事日程；一个崭新的、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组织必须把那些同曾经统治着第二国际的那类党完全不同的革命党集合在一起。事实上，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列宁所做的就是把起义策略列入议事日程，首先应用于俄国，然后，随着他们夺取了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巨大威望，这一策略也就应用于整个国际革命运动。

二

　　“起义策略”（在这里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革命策略”太不确切）不是指列宁要任何地方的革命者都准备立刻举行起义。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即使在这一时刻，他也不认为共产党人能够忽视另一种不同的策略。他确实是大大夸大了战后所存在的革命可能性；在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爆发的革命，以及从1918年到1920年支配着各地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激进情绪（这种情绪导致大的工业罢工和社会骚动），无疑也大大地鼓舞了他。但是他的错误估计（尽管有许多消极影响），并没有使他相信单凭意志和宣言可以立即进行革命。他确实相信的是，把准备夺取政权作为一件极端迫切的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政权不可能立即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举行，但是把这列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话）的革命议事日程却是刻不容缓的事。
　　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批准加入共产国际的著名的二十一项条件的大量引证中可能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二十一条是1920年7—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第一条是，每一个党（现在称作“共产党”）的日常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一切决定。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运用下述方式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第二条要求“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机构中撤销所有“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
　　第三条宣称“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第三条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随后几条规定了共产党人的如下职责:在农村中开展宣传，同各个地方的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斗争，以及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特别迫切需要履行这一职责。
　　第十一条要求共产党“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第十二条规定，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十四条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并且应该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他们还应“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
　　这个文件非常明确地指出，新的共产国际将建立在与它的前身截然不同的路线的基础上（还应当再加上一句，与那以前的国际——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也不相同的路线基础上）。第十六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有一个比第二国际更加集中的组织形式
　　至于说要求改称“共产党”（第十七条），文件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二十一项条件的最后一条可能最能代表整个文件的精神:“党员中凡拒绝接受本条件和共产国际的论点者，原则上必须清除出”。
　　二十一项条件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们确实就象是一支国际大军的战斗命令，这支大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由一些国家的支队所组成，准备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发动进攻，这个进攻是不会耽误得很久的；因此这支大军正在把那些腐败的和不可靠的分子从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分子拒绝清算他们过去的错误，拒绝同胜利的俄国革命领导人向他们提出的战略保持一致。
　　但是到1920年革命潮流已经开始低落。到颁布二十一项条件时，一度存在过的这支国际大军已开始解体；它的一些主要支队不久前被决定性地击败了。新的共产党远没有在它们各自国家的劳工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而发现自己已很难牢固地站稳脚跟，并且看来在许多国家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将只能勉强地立足，地位相当不稳。但是二十一项条件仍然是贯穿第三国际整个历史的基本文件，并且被用来为莫斯科中央集权的领导那种审问官似的和专横的目的服务。国际工人运动在往后的二十年中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列宁主义是适应于（或至少是企图适应于）一种特殊政治战略的政治类型，这种政治战略我曾称之为“起义策略”。在列宁失去工作能力和逝世之后不久立即统治着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主义，把这种类型可怕地歪曲了，并且根据斯大林在任何特定时间和任何特定地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战略。其实，列宁主义作为一种连贯性的起义策略的战略，从来没有被第三国际认真地执行过，这当然也意味着从来没有被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认真地执行过。
　　在第三国际于1943年解散以后，这一战略也没有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所执行。当然，第三国际解散后，这些党的领导仍然完全屈从于斯大林的指挥。但是把这些党的放弃起义策略（实际上是放弃）归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看来不是真正可信的。放弃起义策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但是放弃的原因比这要深刻得多，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即党内外对放弃这一策略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是很微弱的。如果放弃起义策略的战略不符合有关国家中非常强大的、必然的趋势，那么纵然有莫斯科的威望、压力和压制，在革命运动中它也必然会遭到较大的反抗。在这里起作用的远比这多得多，这使得左翼反对派对莫斯科的谴责微不足道，而这一点对了解先进资本主义的生活和劳工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根本的出发点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此满怀信心地期望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甚至并没有多大的现实前景，而且在于第三国际和它的成员国支部所想要取代和摧毁的旧的领导仍然对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工业的和政治的运动）保持着大部分控制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最大部分的控制权。这些领导人在口头上和纲领上必然要对战争和战后产生的激进情绪作一定的让步，但在政治方面的让步实际上总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事实是，“改良主义”的领导人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党的存在（他们对二者如同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对手们一样憎恨和害怕），变得比他们以前更为“改良主义”的了。实际上，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那些老党都是社会改良党，同时又是政府党，它们的力量在1918年以后甚至比以前更强大。最重要的是，这些党的领导在抵抗共产党的挑战中取得了显著和重大的成功。换言之，列宁主义的策略即起义策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遭到了失败。战争和革命的动乱遗留给这些国家的，一方面是社会改良党，这些党的领导根本没有进行任何革命的想法，而且他们的确把自己和他们的党看成是反对革命的堡垒；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它们形式上致力于革命，但却按照第三国际的训条执行机会主义的和刚愎自用的政策，这多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于这二者的社会主义“第三势力”，不论在哪里都得不到任何重要的支持。诚然，这样说未免太过分；说得更确切一点那就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它既独立于那些老的第二国际的党，又独立于那些新的第三国际的党，而能够在各自的劳工运动中起一点稍稍像样的作用。这一点在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时特别贴切和意味深长。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蛮可以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起义策略的继承人。托洛茨基主义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一小批有献身精神和有才干的追随者。但是这些小集团在它们的工人运动中始终极端孤立，而且从来不能对各自的共产党构成严重的挑战。
　　对于这些失望和失败（它们很快成了对1917年和以后抱很高希望的嘲弄），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来说明这一点。这些理由与资本主义经受经济混乱和衰退考验的出人意料的能力有关，与保守势力保卫其制度的同样出人意料的能力有关（这些势力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必要时通过肉体上的镇压来进行这种保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种保卫的最极端的形式”同时也与资本主义对危机和压力作出反应的能力有关，这种反应就是在全面更新的花言巧语的装饰下进行一些小心谨慎的和零星的改良——例如美国的“新政”。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保卫者和社会稳定的代理人的角色，——尽管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第三国际采取“人民阵线”的战略之后，对这一点已不象他们过去那样大肆宣传了。
　　关于列宁主义的策略为什么不能有很大的进展，在列举的任何这种解释中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进去，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合法性、宪政、选举制和议会类型的代议制机构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
　　列宁本人1920年在同左派共产党人的辩论中碰巧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写道:“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但是，他接着就提出警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却不是这样看。他还写道:“……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20]
　　可是，甚至这个说法也大大低估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的广泛性和顽固性；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列宁发表如下这种荒谬的见解:“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21]
　　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策略不得不去适应列宁完全错了的事实（或至少确曾去适应这一事实）。适应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一新的学说，这一学说很快就成为斯大林主义教义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仍然不只是一种而是两种。这使得列宁主义肯定地用起义策略去代替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战略的那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然后第三国际和它的共产党却又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
　　三十年代初，在第三国际灾难性的“第三时期”以及随着采用“人民阵线”政策之后所发生的情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放弃了起义策略，这种放弃几乎没有得到承认，在理论上也没有作系统的阐明。正如我早先在讨论“改良主义”含意时所指出的，这种放弃并不包括放弃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不包括放弃在不同战线的阶级斗争，不包括放弃必须用暴力对付保守派的暴力的可能性，更不包括放弃对苏联的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给共产党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使人们加深了这一印象：即使事情早已不是这样很久了，人们还以为它们仍然支持起义策略。^[22]共产党的“改良主义”也不要求各共产党正式地和明确地放弃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义上承担的义务。^[23]
　　但是，这确实包括逐渐地和更明确地接受宪政和选举制，把这看作共产党用以“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道路”；并且包括拒绝任何“夺取政权”的想法，至少在具备合法性和宪政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这样，或者已开始具备这种条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不具备这种条件也可以说是这样。
　　这一战略的产生和制定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早期，这一战略并不是执行得非常明确，有时斯大林作出决定根本不让执行——例如在东欧，但这是在明显例外的条件下。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在解放了的西欧国家中，这一战略被非常忠实地执行着（在意大利，1943年就已经是这样地执行了）。^[24]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那时只是在俄国领导人的同意下行动的），果断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宪政和选举制。他们加入了联合政府，单就真正制定政策来说，基本上只起次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他们在稳定这种制度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时，如杲采取一种更“革命”的不同的战略是不是现实以及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一直是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显然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更重要的事实是，那时所推行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一个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战争只不过是部分地使这一过程暂时中止），尽管有种种挫折、变迁和失望，而在以后的年代不但继续下来，而且更加发展了。”^[25]法国共产党在1968年5月意外地得到了朝着起义策略方向前进的机会，但是它毫不犹豫地摒弃了这一机会。这里又一次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法国共产党是否错过了一个革命的机会。但是不管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至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法共采取非常坚定的行动是基于以下的信念：采取起义策略的任何做法都将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极左”冒险主义的表现，这种冒险主义将遭到粉碎，并使工人运动倒退几十年。
　　“改良主义”战略在以后的年代很快得到了阐明，特别是在意大利，随后是在法国。现在这一战略被阐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在各级的选举取胜、特别是全国性的取胜而向前推进；同其他左翼或带激进倾向的政党结成联盟（虽然不是经常同“极左”政党和集团结成联盟），以求获得选举和议会的多数（适当的时候，也希望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多数票）；组成一个左翼联合政府，共产党在政府中应起重要作用，如果可能的话，应起支配作用；完成一项巨大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以便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结构改革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被看成是包括许多年甚至更长），多党制的局面将被保持，也将包括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公民权利（言论、结社、运动等自由）不但要维护而且要加强；代议制机构不仅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要加以改善，以便能够更民主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普选取得合法地位的行政权力，只有在同一基础上通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以求得保持。
　　这一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外政策，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重点是越来越强调完全的民族独立，摆脱对苏共的任何屈从。西方共产党设想，一个有他们参加的政府，甚至是一个以他们为主的政府，充其量也只能同苏联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能损害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甚至不能损害现存的联盟，如北大西洋联盟。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可能寻求结束冷战时期产生的那些联盟制度——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不管在今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些共产党还意味着什么，它既不意味着机械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不意味着它不批评苏联的对内政策，特别是苏联在公民和民主自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带有各种保留的情况下（这些保留并不影响其主要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竟然会采取这样明确的“改良主义”战略，从总的政治角度来看，这一事实显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从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这个方面来看，也是同样重要的。对这一问题必须作进一步考察。
　　实际上，“改良主义”战略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不重要的），通过选举方式取得行政权力是否可能？第二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当共产党或者左翼联盟中的共产党取得了这种权力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显然，这些都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心问题。

三

　　在一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普遍地争论说:如果一个或几个保证要推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策的左翼政党看起来有可能赢得选举的多数时，那么统治阶级就不会允许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类似某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就会发生，最大的可能是从国家制度内部和通过一次军事政变。这种选举将不会举行；带来这种选举威胁的宪政制度将被废除，某种形式的右翼独裁政权就会出现。
　　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在普选看起来会造成彻底变革的威胁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而且当选举预示产生一个决心实行改良的政府，虽然这种改良并不会真正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但却被当权者认为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有这种可能。毕竟这正好是1967年在希腊发生的情况。当时陆军上校们在普选前接管了政权，因为右派害怕他们会在选举中失败而让一个温和的实行改良的政府上台。右派试图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种倾向各国必定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把它看作是一种可能性是合理的（和恰当的）。从右派的观点来看，危险性越大，这种可能性也越大。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使得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政变成为不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样的政变成为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使得严肃的人们不会积极地加以考虑。特别是在有强大选举传统和基础牢固的工人运动的国家里，在多少是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危险的”选举仍将举行，这种选举可能使左翼政府上台，共产党人在政府中拥有大量的代表，也可能是占优势的代表。这样的政府宣称：它们的目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
　　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以“改良主义”为一方和以列宁主义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在机构上的含意。
　　在前一章里，我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下面这个看法给予的重视，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也着重指出了在这一思想遭到第二国际的忽视之后，列宁重申了这一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要“打碎”现存的国家权力机构并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26]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这句话的意思看来是指直接或通过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行使人民的权力。卢森堡为探索这种新的机构形式提供了另一个更为具体的样本。这个样本包括在她为新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所写的纲领草案中，这个纲领草案在1918年12月14日以《斯巴达克同盟需要什么？》为题发表在《红旗》上。文章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可在以下事实中找到，即广大工人群众将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相反，他们自己将充分参加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并且有意识地和充分自决地指导这种生活。”

　　文章继续说：“无产阶级群众必须以本阶级的机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替资产阶级的传统机构（联邦委员会、市政委员会、议会），并且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到最小的村社都应用这一原则。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占据所有政府职位，必须控制一切职能，必须以社会主义目标和其本阶级的利益作为检验国家一切需要的试金石”。^[27]
　　纲领还规定，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将由全德国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将选出执行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最高机关。^[28]
　　这个纲领的经济和社会要点同样具有深远的性质。^[29]毫无疑义，“改良主义”战略和我所说的列宁主义战略所提出的近期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规模和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主要的理论分歧在于:一方接受必须“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类型的、体现和表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思想，另一方则或多或少地明确摒弃这一思想。
　　表面看来似乎分歧来源于和平和合法过渡的前景与暴力前景的对立，前者基于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后者基于一个政权在战争中的失败从而使夺取政权成为可能，或基于极度的经济上的危机和混乱、或政治上的垮台、或任何这些可能性的综合，为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但实际上这并非必然是二者对立的所在；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后，也可以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重建；而夺取政权并不必然包含这种全面重建。的确，从扩大人民权力这个意向来看，和平过渡可能比暴力革命更有利于这一目标。^[30]
　　总之，主要的理论分歧是：一种方案设想通过主要的政治机构——最明显的是指从资产阶级民主继承下来的议会，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转变，尽管这些机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需要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进行改革；而另一种方案则设想现存政治机构的彻底变革（即“打碎”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和主要的组成部分。持后一立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书是列宁在1918年回答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写的（考茨基的这本书是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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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方案”或“模式”——以“改良主义”为一方和列宁主义为另一方，构成了论战的两极（这个论战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中心）；而这一论战将再继续一个长时期，因为“改良主义”的战略现在为一些共产党所坚决赞同，这一战略也遭到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就这两种“模式”中没有一种“模式”描述了现实的前景和预测来说，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即互相对立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许多不同的理由，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不论两种战略的真正分歧是什么，它们都不象所说的那样，因为所说的情况并不符合可以观察到的任何可能的情况。
　　首先谈谈列宁主义的战略，现在很清楚（或应该很清楚）：“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就开辟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成功的起义策略，其结果是现存的国家被“打碎”了，如果要想使革命取得成功、得到保卫和巩固的话，这种策略产生的革命形势要求一种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能提供的——至少从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赋予这个词的含意来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提供这种方式的。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权力经常被强调，而这种权力由无产阶级和它的盟友来行使也受到了颂扬。这个权力几乎是直接行使的，仅仅通过严格服从于人民的代表机构这个媒介。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这样写道: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31]必须镇压资产阶级并粉碎它们的反抗，“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32]接着，他又写道:“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33]确实，列宁说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于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34]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也很明显。列宁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还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因为它是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之上的，而“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35]
　　不过，在第一本小册子（指《国家与革命》——译者）和第二本小册子（指《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译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当列宁写第二本小册子时，他所领导的国家并没有“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它不会也不可能变成是那样的东西。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意义上看，对存在于一方面需要民主另一方面需要指导这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处理得太不费力了（特别是革命的形势下），因而全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如同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列宁用断言党的专政（因而也是党所控制的国家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对付这一问题。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他只是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重新下了个定义，而不是履行这个名词最初提出的保证。事实上，如果说列宁主义的那种革命时期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少可能的时期，那是不算过分的；因为这一时期要求在已被革命“打碎”了的国家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原来的国家”）。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也不能说卢森堡在1918年设计的那种金字塔式的委员会可以解决指导和民主的问题。因为她所建议的这种结构很自然地在最上层有一个“作为最高立法和行政权力机关”的执行委员会。^[36]很清楚，不管她的意图是什么，这一机构将是而且必定是一个极端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也许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但并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者在夺得权力后必须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代替旧的国家，如果他们的革命想要存在下去并开始履行革命的诺言和目标的话。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工作的物质条件很可能是很不利的，而且这种不利条件因新政权的内外敌人的敌视和反对而进一步加重了。由于第一阶段的兴奋情绪逐渐消失、面对第二阶段人世间各种需求艰难的情况，新政权本身的有些支持者（这种人可能很多）不可避免地将动摇起来并离开革命。^[37]新政权有可能保有十分广泛的人民支持并且有可能依靠人民的不断卷入。倘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它就非常可能很快就走向失败。但是国家指导和人民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而这种紧张关系是不能靠祈求和口号来解决的。葛兰西在1919年说过：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必须不再成为一个公式，一个用来夸耀革命的词藻。凡愿意为这个目的努力的人，也应当愿意为这个手段努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新的国家，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制度方面的经验；在这个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坚强组织起来的制度”。^[38]

　　这至少是承认“原来的国家”在新制度中必然占重要地位。但是，这样做还只是提出一项议事日程，而不是行动计划。
　　一些共产党把“改良主义”战略同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当然他们自己不是这样说），这种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占重要或优先地位的左翼政党联盟，按照一个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政策的纲领在大选中获胜并“被允许”执政，那将发生什么情况？
　　“改良主义”战略的左派批评家们通常争辩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多大变化。换句话说，“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不会去设法贯彻使他们当选的那个纲领。无疑在现存国家系统的人员上会有相当大的变动——这在不小程度上是因为迄今被排除在政治大军之外的人们期望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得到报偿。某些制度上和行政上的改革有可能试图进行。某些社会改革将被提出并有可能得到履行，甚至某种程度的国家所有制将被采用。所能期望于这些领导人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左派批评家们继续争辩说，这些领导人现在已经很好地融合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们将起使现存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代理人的作用，而不是起新秩序的缔造者的作用。左派批评家们进一步说：在他们充当稳定化的代理人的角色中，他们需要（并愿意）限制和压制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他们掌权这件事本身使这种战斗性更增强了。因此，这个自称是革命的政党可能将变成一个可耻的“秩序党”——也许还没有可耻到如此的地步。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党将被赶下台，而旧的秩序却多少是完整无缺的。
　　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方案”。它可能需要进行某些修正，但是，认为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左翼政府的执政可能带来类似这样的结局，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战争结束时和之后不久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共产党参加政府这件事毕竟带来了这样的结局。大家公认，这些政府并不是左翼政府而是资产阶级的联盟，共产党在这些政府中只充当次要的角色。但是，尽管现在的环境可能有所不同，从战后到现在这些年代也已表明共产党经历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民主党化”，这种情况有可能因官方的压力而得到增强，但却不可能因党内外左派的压力而得到补偿。因此下述情况一点也不可笑：即聪明的保守党人（以及左派批评家）同不聪明的保守党人一样，都相信一个确实有共产党参加的左翼政府——或者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政府，对资本主义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并不构成什么大的威胁。而实际情况甚至可能共产党参加政府会成为维持这个制度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但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受到选举和议会多数支持的左翼或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确实决定贯彻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措施，包括相当严厉的国有化措施，强制的经济协调和计划，大规模推进劳动立法、社会福利、教育、住房、运输和环境保护等一切有利于“低收入的集团”和直接反对富人的财政政策。对一个宣称其目标是根本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政府来说，这些大概应当是人们期望它做的事情。不可能期望它立即做到每一件事情，但至少可以期望它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开端。那又会怎么样呢？
　　对后一种“方案”要指出的第一件事或许是:确实很少有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唯一有理由被看作是近乎这种先例的是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这当然不是说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所发生的事是结论性的，虽然它是值得重视的。^[39]倒不如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围绕着“改良主义”展开了一系列争论，而“改良主义”战略却几乎还不曾受到过检验。迄今为止，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府已经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他们很少做甚至根本没有做什么引起当局关切的事情。
　　关于贯彻实行上面一系列措施提出的第二件事，无疑是它必然将引起来自保守势力的最猛烈的对抗，这些保守势力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显然远没有失去他们全部巨大的阶级力量。
　　这种阶级力量存在于国家系统内部和全社会。当然，必须假定，作为这一“方案”的一部分，同时，左翼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也部分地证明:这些左翼势力已经深深地渗入社会，他们在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家系统中有了许多朋友。但是，先拿后者来说，大部分高级国家人员以及至少相当大数量的低级人员，他们很可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感情上都站在保守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政府一边，这样指望他们显然是实际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怀疑和踌躇；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他们将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是完全有害于“国家利益”的纲领和政策。遍及官僚政治中的许多文官，许多地区和地方的行政人员和官员，大多数各级法官，以及警察和一般官员可以被认为是（为了慎重起见，的确必然会是）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政府的。赞助不应看作是不可改变的，但必须假定赞助在开始时是存在的。
　　毫无疑义，同政府目标相协调的新人将会产生，由这些人充实起来的新的行政机构可能建立起来。但是，同样不能低估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上可能发生的脱节甚至混乱，对这种情况，国家系统中持保守倾向的人是没有理由试图去纠正的，恰恰相反，他们只会加重混乱。这意味着一场战斗——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将同样在各级国家系统内部进行。顺便提一句，即使国家在这以前已被“打碎”，这场战斗也必定会进行的。不过，怎样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国家系统内部和外部的情况而定。那些被卷进保守派方面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将深受左派势力（首先是政府）对进行这场斗争的态度的影响，即受他们的决心、智慧和判断能力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会立即受到他们在依靠人民支持和依靠人民首创精神的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保守势力的阶级力量大都采取以下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控制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工业、商业和金融等活动手段，控制绝大部分报纸和其他许多政治通讯手段以及一般思想意识手段；依靠大的精心培植的政党、社团、压力集团和各种组织，其中许多是自诩为“非政治”性的组织，这意味着他们是不属于任何特定政党的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教堂及其卫星组织，依靠的程度视具体国家而定，但却到处都不容忽视。
　　也不只是有组织的、集体的权力的事情，而且还有个人方面的影响和活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为加强保守势力和推进保守的目标作出贡献。必须把大量属于中间和上层阶级的人们，以及在他们的团体中占据着有相当影响和负责地位的人们计算进去，这些人将愿意尽其所能地在拯救国家、保卫自由和国家独立、保卫他们孩子的未来或诸如此类的任务方面提供帮助。
　　可以设想，在新政府就任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特别是在竞选中，剧烈的两极分化将会发生。一旦新政府就职，这个斗争就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有可能出现一个短期的休战，因为失败的一方受到失望和士气低落情绪的包围。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拖得很久，保守势力会很快认识到他们正面对着一项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更为紧迫的任务，即使这个可憎的政府变得不稳定和最终使它变得无所作为。在这项任务中，他们需要得到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宝贵帮助。正如我在前面一章中所指出的，这方面的阶级斗争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确，在这种情况下，这里设想的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无疑将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的团结和支持，以便使内外保守势力为造成不稳定局面而作的努力受到中立，或至少减轻这种努力的冲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这些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大部分责任落到工人运动的头上。在许多情况下，这包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作艰巨的斗争，实际上后者必须被算作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保守势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在一个存在着强烈改良色彩政府的欧洲国家中主要将面对美国的反对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大大过时。在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执政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所能期望于这些政府的是它们将试图使这个敢于冒犯的政府就范。这些国家中左派的责任显然是使他们的政府这样做变得更加困难，最好是变得无法进行。
　　政府采取的每一改良步骤都将加强它的反对者的决心设法使其失败。反对派自然会利用一切宪法手段和有利于它的制度上的机会，例如议会。但这只是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前面已经讲过在国家系统内将进行什么样的斗争，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可能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愠怒的和拖敌视态度的官僚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阻挠一个激进的和从事改革的政府的工作，并使之信誉扫地。
　　这个斗争还将在市民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中进行——在工厂和发电站、码头和仓库、商店和营业所、军营、学校和大学，以及报纸、广播、电视，还有街道。它将采取千变万化的形式，因为一切社会生活形式在巨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危机的情况下都变得“政治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政治”性质到目前为止由于普遍接受流行的观念和标准而变得模糊不清的情况，现在已由于普遍的争论而变得明显和突出起来，因而这种“政治”性质也就更加鲜明和更加扩大了。
　　按照定义，必须接受这样的看法，即“改良主义”的政府将试图使这个紧张的阶级斗争或多或少保持在宪法的范围之内，并且希望防止它发展成为阶级战争。必须预计到某些法西斯类型的集团参与单个的暴力行动，这个政府将希望这种行动能够得到限制和遏制，一般说来保守势力也不会鼓励和支持，更不必说发动和煽动旨在推翻政府或以某种方法把政府搞掉的不法行动。
　　总之，保守势力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很大程度上将依政府自身的态度和行动为转移。它（指政府）已经通过选举获胜达到执政并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这个事实本身就给了它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低估这一点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这个政府认定这一事实必然会使它的反对者循着宪法的严正道路去做，这同样是荒谬的。反对者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是许多人，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重视宪法的，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引起他们不这样做的诱因，后来发现如果继续循着宪法道路去做，他们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将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心要求他们偏离这条道路，并鼓励其他人也偏离这条道路。
　　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以宪法主义和合法性为一方，而以违反宪法、暴力、军事政变和内战为另一方。至少在初期阶段，也可能在一个长时期中，涉及的问题并不是暴力和鼓励暴力，而是使经济、行政和职业方面的体制遭到破坏和造成混乱，这些全都不是非法的并且肯定不是暴力的。政府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保守势力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寻求许多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其意图、性质和后果方面都是充分好战的，使得有理由把它称之为阶级战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但也还没有达到诉诸武力和内战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如何反应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是“改良主义”战略感到最难掌握的形势。“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完全知道马克思的话是对的:普选可以给人以统治的权利，但并不给人以统治的权力。但是，知道这一点和知道怎样按照这一点去做，同甘愿按照这一点去做完全是两码事。
　　政府将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它“通情达理”、寻求妥协及和解、把它的一些比较“狂热”的建议放进冷藏库直至“比较有利”的时刻、暂时停步和加强自己。政府中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非常愿意听从这种劝告，并且准备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找到一段恰当的话，或者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找到一个这方面恰当的先例来支持他们的妥协倡议。
　　这些倡议并不一定总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倡议作为一个总战略加以接受，就只能被保守势力看作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表示，并且鼓励他们以更大的决心努力使政府不稳；而政府的支持者就会失去信心，变得士气低落、陷入混乱和出现分裂。广大的动摇不定的群众将变得更易于接受反对派的呼吁。
　　不管怎样，如果政府确实决心推行它的纲领，它也必须把加强力量作为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以便使取得进展和生存下去成为可能。进攻和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回事。
　　实际上，政府只有一个主要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但是，这种在选举投票时表现出来的支持，在整个极端困难的时期都必须始终保持下来并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党派对于他们自己的党员无疑将会这样去做，或试图这样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也将起一部分作用。不过，对这些组织要求的东西比它们能够提供的要多得多，这就要求有一个灵活而复杂的在整个市民社会中起作用的人民参与的机构网，这个机构并不想取代国家，而只是要成为国家的补充。这适应“双重政权”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人民参与机构并不非难政府，而是起防守和进攻作用，总的说来，在那种半革命和特别多事的状态下，它是一个支持的因素。
　　“改良主义”战略如果认真采纳这个观点并且实行到底，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在公民生活各个方面极大地扩大民主，也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国家的性质和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果真如此的话，这就说明“改良主义”战略最终包含了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下述命题的正确性，这个命题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无论如何并不就会使下面这一命题也成为正确：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以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把这一石匾同上面那个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在前面就已指明的，他们在“打碎”现存的国家同他们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是一种虚幻的联系。继“打碎”现存的国家之后产生的是另一个“原来的国家”；仅仅因为“原来的国家”在组织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是绝对必需的。
　　这个转变的进程既包括又需要根本改变现存国家的结构、运转方式和人员，同时也包括和要求建立起一个相当于“双重政权”的人民参与的机构网。“改良主义”的战略，至少根据对它的这种“硬性”解释，可以把指导与民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足以有效地制止保守势力，并且提供可以进行上述转变的条件。
　　在许多制度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那里激烈的社会变革最终必须依靠武力。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则可以相信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通过采取一种避开镇压一切反对派和窒息公民自由的战略而达到的。这种战略充满着不确知的事情和易犯的错误，充满着危险和困境，也可能最终证明是难以实行的。这正说明需要对这种战略的性质作冷静的评价，而不是把一些口号接过来。依靠镇压一切反对派和窒息一切公民自由的制度，不管是出于必需还是出于选择，也不管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够有什么成就，从政治方面来说，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后倒退。资产阶级民主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而残缺不全，并且经常处于来自保守势力的严重伤害的威胁之下，在持久和严重危机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不管公民自由是多么不充分和多么不可靠，它们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正是要保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去掉它们的阶级局限性而使之得以扩充和扩大。

^[1] 《马恩全集》第19卷，第375页。

^[2] 《马恩选集》第1卷，第280页。

^[3] 同上，第280—281页。

^[4] 参阅H.柯林斯（H.Collins）和C.阿勃朗斯基（C.Abramsky）合著:《马克思和英国劳工运动》（伦敦，1965年）。

^[5]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290—291页。

^[6] 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莫斯科，1953年）这种情况书中到处可见。

^[7] 参阅H.柯林斯和C.阿勃朗斯基：《马克思和英国劳工运动》。

^[8] 《马恩全集》第7卷，第104页。

^[9]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第7卷，第292页。

^[10] 《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

^[11] 托洛茨基所设想的“不断革命”（“不断革命”这个概念同他有最密切的关系），意味着更加强烈地相信在俄国有必要和有可能越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通向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不断革命”还意味着在国外推进革命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德斯切尔：《武装的预言家》，同前书，第6章）。

^[12] 《列宁选集》第1卷，第551页。

^[13] 同上，第617—618页。

^[14]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列宁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对于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看法同托洛茨基1905年的看法很接近。

^[15] 卢森堡1904年在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和议会主义》的文章中对这一战略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她写道：议会制度“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来说是进行阶级斗争最强有力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资产阶级那里拯救出来并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项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她断然拒绝任何放弃议会之外的阶级斗争，“真正的办法不是隐瞒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相反：要在议会内外极力强调和发展这一斗争。这包括加强无产阶级在议会之外的行动以及可靠地组织我们代表的议会行动。”[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R.罗克尔编，伦敦，1972年），第110、103页]。还请参阅《卢森堡言论集》中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同前书，第158页。

^[16] 对于西欧共产党最初几年的历史来说，应有一些小的保留。请看下文。

^[17]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9页。

^[18] 同上。

^[19] 见列宁:《两种策略》，《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557页脚注。但是，列宁在同一著作中尖锐地指责考茨基，因为他对俄国革命者就他们对临时革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而进行的争吵中持相当超然的态度。列宁写道:“尽管考茨基现在企图讥讽一下，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狗熊打死就争着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话只是表明，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谈论仅仅从传闻中知道的事情也是要陷入窘境的。”（同上，第597页）这一点提得很尖锐，但是并没有后来争论中的那种强烈的敌意，也没有理由是这样，因为列宁所批评的人是他所认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20]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8，220页。

^[21]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6页。

^[22] 对苏联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在某一时期甚至把某些共产党推入非法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反战曾被取缔。

^[23] 例如法国共产党在1976年才明确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而事实上它早就悄悄地放弃了。关于放弃这个词的含意和意义，请看下文。

^[24] 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和由于不同的原因，西班牙共产党在俄国的指导下，在西班牙内战中就已运用了这一战略。

^[25] 第一个对这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出明确解释的共产党是英国共产党。它的纲领《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首次于1951年公布，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赞同。

^[26] 见上文，第149-151页。

^[27] 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06页。

^[28] 同上，第111页。

^[29] 纲领的经济要求包括没收所有大中农业康采恩的土地并“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由“委员会的共和国”将所有银行、矿山、煤矿和大的工商企业收归国有，没收超过一定限额的财产，接管一切公共交通和通讯工具，在一切企业中选出管理委员会“以便管理企业的内部事务，并同工人委员会保持一致”，等等。

^[30] 见下文，第200-201页。

^[31]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32] 同上，第206页。

^[33] 同上，第206—207页。

^[34] 同上，第212页。

^[35]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636页。

^[36] 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11页。

^[37] 葛兰西相当充分地论述了这些需求。他写道，“革命所需要的人是头脑清醒的人，这些人不会使面包店没有面包，这些人使火车飞跑，这些人为工厂提供原料并且懂得如何使乡村的生产转变为工业生产，这些人抵抗罪犯的袭击以保证人民的安全和自由，这些人使集体的服务网能够营业，这些人不使人民陷于绝望和陷于恐怖的大屠杀。即使在一个百把人的乡村中，当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必需去解决的时候，语言上的粗心和乱用术语，只能使人大笑（或大哭）”。[葛兰西：《新秩序，1919-1920年》（都灵，1953年），第377—378页]，见N.巴达罗尼:《葛兰西与革命问题》（《辩证法》杂志，1974年3月第4—5期，第136页）。上面那段话引自1919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

^[38] 1919年6月12日《新秩序》，见《新爱丁堡评论》，《葛兰西（二）》，第54页。

^[39] 参阅R.密利本德:《智利军事政变》，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伦敦，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