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1924 – 1994）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
马玥新 译、季耶 校
〔说明〕原载美国社会主义双月刊《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1994年9-10月号。
拉尔夫·密利本德是一位忠诚正直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属于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战形成的一代知识分子。
他的父亲是华沙的一名皮革匠，也是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犹太崩得”（Jewish Bund）的一名成员。一战后的波兰饱受混乱无序的困扰，最终被军事独裁占领。当时有大规模的移民。密利本德的一位叔叔去东部加入了红军，并受命于托洛茨基。他的父母在1922年各自离开了华沙。他们在布鲁塞尔重逢后定居，并在一年后结了婚。密利本德在1924年出生。
在西班牙内战的几年后，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令整个大陆的政治情形两极化了。对于一位思维敏锐的十五岁少年来说，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密利本德加入了当时活跃的犹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少年卫士”（Hashomer Hatzair），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之后对法西斯的反抗中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就是在那里，年轻的密利本德了解到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建立在富人剥削他人并施害于他人的基础上的。他当时最好的朋友之一，马里斯·德兰（Maurice Tran，后来在奥斯维辛的绞刑中受难）给了他一本《共产党宣言》。尽管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他已经陷入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奋斗中。
在1940年，随着德国军队进驻比利时，密利本德一家像其它千万人一样，准备逃离到法国去。因为德国的轰炸这打算并没有多大希望。密利本德和他的父亲走到奥斯坦德（Ostrend），搭上了去多佛（Dover）的最后一班船，船上载满了流亡的外交官和官员，他母亲和妹妹楠（Nan）不得不被留下并在抵抗者的帮助下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密利本德和他的父亲在1940年五月到达伦敦。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具搬运工，负责清理被轰炸的建筑物。是密利本德决定做这份工作的，以确保他的主要任务是搬书。他经常坐在房前的台阶上读书到流连忘返。
他对文字作品的痴迷使他接触到了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作品。他从一本书中读到拉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拉斯基成了使他难以忘怀的一名导师。在最近第200期《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的一篇书评文章《哈罗德·拉斯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Harold Laski：An Exemplary Public Intellectual）里，拉尔夫·密利本德坦诚了他欠拉斯基的债：
“我开始认识哈罗德·拉斯基是当我在1941年到1943年间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时在剑桥疏散了）学习时，当我在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和他已经相当熟了。作为一名十七岁的学生，我被他的学识，智慧，对学生的无比慷慨，以及对名人伟人的熟识所迷住。我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而这份感情自1950年他在五十六岁的年华中逝世以来，从未黯淡过。”
在他提到的那失踪的三年间，他作为海军评级服役于皇家海军比利时分支。意识到他的很多比利时同伴们参与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并因为母亲和妹妹的缺席深受心理创伤，他自告奋勇去利用拉斯基的影响来推翻官僚主义。
他服役过多艘驱逐舰和战舰，帮助拦截德国的无线电信息。他升到了首席军官的职位，有次他的新指挥官告诉他，他被一位指挥他之前服役的船的子爵这样评价到：“拉尔夫·密利本德傻乎乎的，却总会振奋人心！”这评价让他很是开心。
教师和作家
战后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并拿到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他漫长的教学事业。他先是在芝加哥的罗斯福学院（Roosevelt College）教书，随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科学讲师，并成为里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的教授。接着是在布兰迪斯（Brandeis University）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长期教学。对他来说，教书使他愉悦是因为其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激情辩论的竞技场，又是思想碰撞的舞台。
在六七十年代末期，密利本德在英国和北美的校园里很受欢迎。他有时会对外部刺激应激反应一下（“你们穿的这可笑的战斗夹克是什么鬼？”我记得他在1968年的一次声援越南大集会中这样问我们一群人），但他的激进立场仍然坚定不移。
听密利本德的演讲常常是一种享受，时而讽刺时而博学，时而风趣时而尖酸，却从不刻意蛊惑人心。除了在英国工党的简短轮班外，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他倔强的独立性排斥了共产党。不喜欢装腔作势和枯燥教条的作风使他融不进极左宗派中。
这却成为他的强项。因为他不受任何党派阵营的阻碍，所以他的演讲总会使人焕然一新。他传递的内容如乐章般精彩，他总是以各式各样的结束语来结束，并会伴随着他对社会主义的激情承诺。
作为一名作家，他运用大量政治文化知识和清晰的论据。在他写的书中，《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 1969）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1972）这两本成为70年代的经典。
当他在医院濒临逝世时，能够亲自摸到自己的将在这个秋天由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a Skeptical Age）的校样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慰藉。他的妻子玛丽恩（Marion）和他的两个儿子，大卫（David）和爱德华（Edward），读了他这本书的初稿。他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但这个过程激发了他。这使他很开心，并因自己的家庭而感到骄傲。
玛丽恩和她姐姐险些没能逃离发生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的犹太大清除。她的姑母安排的逃亡路线，然后玛丽恩的妈妈贿赂了帮助她们逃跑的波兰人。最终，玛丽恩也成为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在六十年代初期她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密利本德。他们的家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地方，他们在此欢度时光。他们的激情会在谈论世界政治时被燃起，但争吵又会被欢笑打断。
密利本德和玛丽恩在情感和精神上很是依赖彼此。密利本德常常因为要离开伦敦去纽约教学一学期而满腹抱怨。他喜欢和他的研究生研讨会有日常的接触，但是他想念玛丽恩。
密利本德承诺要投注个人智慧于人类解放的斗争中。他对那些偏移主线的人毫无耐心。后现代主义内向型的行话使他很是沮丧。他失去了一些亲密的朋友和他仰慕的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马赛尔·利伯曼（Marcel Liebman）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同密利本德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于西方资本主义，却丰富了我们政治文化的公众知识分子。在这个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太友善的时代，密利本德的逝世留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空洞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