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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安德烈乌·宁
1931年11月27日
在毛拉[1]和萨莫拉[2]辞职后，阿萨尼亚[3]担任部长理事会主席，许多人将部长的更替解释为政局向左翼的演变。
毛林[4]甚至声称新政府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并将其等同于“克伦斯基政府”。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 ，此次危机的解决方法意味着在大资产阶级及其集团与社会党的关系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实际上〔我们在代表所谓“克伦斯基政府”的巴塞罗那省长没收的《苏维埃报》第3期上说过〕，真正的主人是雷鲁克斯[5]，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尚未出现，即以雷鲁克斯党人的名义完全掌控权力，正如他在桑坦德演讲时所说的一样：“遇海难者在浮标上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我们的评估是公正的。在制宪会议代表几乎全票通过”保卫共和国法”之后，对工人阶级的镇压政策日益凸显，民主革命遭到系统的扼杀。在工人组织软弱无力、全国劳工联盟（CNT）[6]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毫无经验可言以及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激发下，资产阶级正在拓展自己的阵地，并潜伏着寻找合适的时机，以扔掉民主的面具，在共和国内植入其无耻的独裁政权。
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在小资产阶级民众和大部分工人阶级中，关于民主的幻想仍然非常活跃。资产阶级需要利用一种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丧失信誉的政治力量来暂时维持这些幻想，而这种政治力量就其名义意义而言，代表着激进主义的保证。这种政治力量就是党派。
社会党领导人愿意来帮助剥削阶级，但组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府将是一次危险的冒险，因为它只会继续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的眼里就会被抹黑。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后备武器之一将会被夺取。社会主义者完全知道这一点，他们害怕承担全部权力的责任，主张建立一个由他们主持的集中政府。拉尔戈·卡瓦列罗[7]很快就指出这样一个政府，由于它的组成，将无法完全执行该党的方案。但根据劳动部长的声明，该党“为了共和国的利益，提出的辞呈比任何人都多”，为了“国家利益”，该党愿意接受这种牺牲。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党人对政府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这将有助于维持群众的民主幻想，并使资产阶级有可能明确地巩固自己的阵地，并在社会主义的幕后准备建立真正的法西斯专政。阿萨尼亚政府是这一进程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者主持的政府将是第二阶段。
过去几天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评估。雷鲁克斯在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做准备以麻痹群众的感情的同时，在一次使他成为马德里反动报纸编辑的采访中，现在他表示相信，社会党人执政，“远非难题”，而是“审慎的合作”；他用一些真正经典的话语，毫不含糊地把政权的阶级性暴露出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说〕，我看到我多年来的预言正在实现，当时我宣布〔我认为〕：‘我将统治’。现在我可以说我在执政，因为政府是一回事，权力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获得权力而非统治权。你可以迈入政府，但不能取得权力。我虽然执政，但是丝毫没有权力。”雷鲁克斯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西班牙的米留科夫。请工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也别忘了，“激进派”的头头不是个柏拉图式的人。在用“社会主义政府”的鼠目寸光来娱乐大众的同时，雷鲁克斯也在认真地准备着不仅要在幕后进行统治，而且攫夺权利，成为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的直接工具。
这几天民族主义政党“青年西班牙”公布的的章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其组织以50万民兵为基础，“他们将穿着具有军团属性的装备，一件带绿色调的灰色衬衫和同色的领子”，他们是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蓝本的。对“怕事者和懦弱者，以及没有能力面对一切血战危险的人”提出的“不要注册”的警告，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这一事实给予应有的重视，并且只看到简单的夸耀表现，那就会犯一个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错误。
目前，“青年西班牙”很可能无法招募能扼杀民主革命并粉碎无产阶级所需的50万人。但是今天未生成的有生机的力量，明天就可以成为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在1920年甚至在1921年，意大利革命者完全瞧不起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为这只是“强盗的泰法”，而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力量。这些“土匪”在1922年底夺取了政权，并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民众招揽到麾下，这些群众曾追随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感到失望，遂投入了墨索里尼的怀抱。
西班牙有没有什么因素可能有利于大规模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毋庸置疑。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小资产阶级因素。在意大利，城市和农业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这个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必须依附于大资本），因此这个阶级没有能力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只能不断在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徘徊。征服它，或至少中和它，对革命事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1917-1920年工人阶级的伟大运动失败后，它实际上赞许了普里莫·德·里维拉[8]的独裁统治。但由于这段经历并没有使它摆脱压在他身上的繁重负担，也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他们就向共和主义发展。随着君主制的垮台和共和国的建立，小资产阶级自由地徜徉着自己的民主幻想，满怀希望地追随左翼的煽动者。但是幻想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巨大的波动和犹豫不决的群众将不可抗拒地被社会阶级所吸引，因为这个社会阶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方案，并坚定不移地决定执行这个方案。这个阶级只能是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有如此的纲领——彻底粉碎工人组织，用铁和火巩固资本的统治。雷鲁克斯在他的“青年西班牙”中正在锻造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吸引对这个计划感到失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这只需要随便掺些煽动剂，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但还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这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资产阶级进行终极的战斗，以此来夺取政权。在这方面，客观情况对其再有利不过了。但是，主观上，它是近乎于手无寸铁的。
工会之间也存在分歧——工人总联盟（UGT）[9]的领导人与资产阶级进行公开合作，或者像全劳联的领导人陷入一种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及他的团体无异的改良主义中（佩罗和佩斯塔尼亚的团体[10]），或者从事冒险主义（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11]，即使其只会导致血腥和无用的盲动暴乱。他们缺乏像苏维埃这样的群众组织，既可以团结了整个劳动群众，并发动起义和夺取政权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缺少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没有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如果工人阶级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或在英勇但毫无效用的盲动中被击败，其沮丧或消极情绪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向右靠拢，并使资产阶级能够依靠他们来发动政变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将为其发展找到了前途宽广的基础。
这种观点是可能的，但并非必然的。工人阶级必须牢记这一点，才能预见一切危险，并更准确、更果断地向敌人发动进攻。这种情况显然是革命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日趋严重，而且它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资产阶级正在拼命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但它在彻底巩固阵地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组建一个以社会党人为首的政府就是想拖延时间。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不允许资产阶级有片刻的喘息。在我们所处的这种革命时期，事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群众的革命意识也是按几何比例前进的。现在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能给这种革命意识提供具体道路并组织群众行动的党。这个党还不存在，虽然国内正激荡强烈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必须给工人阶级提供这个不可或缺的解放工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通过团结一切共产主义力量，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纲领。
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斗争中，以及在组建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斗争中，是否有机会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结束了正在撕裂我国工人阶级的工会分裂。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要发挥首要作用，应该不懈地打击无政府主义阵营和工总根深蒂固的分裂，在实践中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真诚地渴望团结的态度，并为实现团结而奋斗。
遗憾的是，党在这方面奉行的政策漏洞百出，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塞维利亚会议和重建委员会[12]的成立，这给全劳联内部的共产党人造成了不受欢迎的反响，并进一步加深了分裂；三四个月前的领导层面对明显失败的党的工会政策，宣布了一项“转机”。放弃了产生如此灾难性结果的分裂战术，宣布将重建委员会改为团结委员会。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派满意地欢迎“改正”，这等于暗中承认他们的批评的正确性，但同时也敦促共产党人防止党宣布的改正停留在纸面上，因为后者在一些根本性错误上顽固的坚持让人担心。
“就工会政策而言〔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在致党员的公开信中说〕，情势更令人担忧。现已向团结委员会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建议，但重建委员会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甚至在政治书记处通告宣布党的政策转向后，它还发表了以它的名义的宣言。如果执行委员会的愿望是真诚的，就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在这方面，党员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领导层。”
我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该党非但没有真诚地走向团结，反而加剧了其分裂政策。这就是现实。它决定召开工会统一会议（像1925年那样！利用圣塞瓦斯蒂安工人协会联合会[13]），这只能导致塞维利亚委员会的重演，并加以修正和扩大，也就是说，要建立第三个中央。
无可争辩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会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全劳联和工总的大组织不会派代表参加。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新的分裂之外，会议还能产生什么结果吗？
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这条道路并不是实现理想的统一的最有效途径；召开统一会议和提出合并大会的建议，绝对不会有任何结果。团结必须从下层开始，首先要经历统一战线的阶段。反对老板进攻的斗争和革命所带来的问题使工人阶级每天都在眼里被目睹，因此必须合作和团结起来。
无论多么没有见识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明白要与同厂、同车间、同矿井的同志结成一条战线。工厂委员会由同一栋厂房里的所有工人一人一票地选举产生，无论他们是否组织了工会，无论他们属于全劳联还是工总，无论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都为他们提供了建立这种统一行动的有效可能性。因此，争取团结的斗争必须从基层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力开展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这样，一旦在基层实现了团结，工人阶级在斗争逻辑的推动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不是需要统一战线，而是需要组织上的团结。这条道路显然比作为首个和最后的阶段所倡导的合并大会的道路要慢；但实际上，它要快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效率要高得多。
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还有其他宝贵的优势。首先，它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反对上述委员会对生产实行的革命管制，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阐述的煽动性的“工人管理”计划，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种公然的阶级合作形式。
其次，在我国革命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工厂委员会可以对无产阶级起义的那些不可替代的机关——苏维埃的出现起到有力的刺激作用。
因此，让我们放弃工会团结的空洞宣传和进一步加深分裂的企图，让我们积极地、坚决地努力争取工人阶级真正的、即刻的统一行动，以最大的精力推进工厂委员会的建立。
巴塞罗那，1931年11月27日
安德列斯·宁
[1]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 Maura 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1916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后，支持独裁政权。后来思想逐步倾向共和主义。1930年7月14日与萨莫拉一同创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5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31年10月14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因反对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而辞职。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流亡国外，1953年回国，1971年在萨拉戈萨逝世。——整理者注
[2]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整理者注
[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整理者注
[4] 华金·毛林（Joaquín Maurín Juliá 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青年时投身革命，参加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的全国劳工联盟，1920年当选为地方书记，并与安德烈乌·宁代表全劳联前往莫斯科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大会，回国当选全劳联的总书记，但随后被捕。出狱后，在全劳联内部组建了共产主义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1924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在德·里维拉专政时期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因为他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同情右翼反对派的立场，与西共分道扬镳，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统工党参加人民阵线，他当选为议员。佛朗哥在同年7月发动政变前后，他位于国民军控制的加利西亚。他试图伪造假证逃离该区域，但被叛军抓获，并被拘留到1944年。获释后与家人赴美，此后致力于新闻和写作，1973年11月5日逝世。——整理者注
[5] 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整理者注
[6]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整理者注
[7]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联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25日获救，1946年在巴黎逝世。——整理者注
[8]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整理者注
[9] 工人总联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 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整理者注
[10] 1931年8月，以全劳联前书记佩斯塔尼亚为首的一个集团因发表《三十人宣言》，批评了全劳联，而被开除出全劳联。这个集团在1932 年成立了“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整理者注
[11]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FAI），简称“伊无联”，1927年7月26日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整理者注
[12] 西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全劳联和工总采取敌视和企图分裂的态度，宁所指当属为此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机构。——整理者注
[13] 圣塞瓦斯蒂安工人协会联合会是工总内部倾向于共产主义的集团。——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