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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机关与西班牙革命

安德烈乌·宁

（1937年5月19日）


　　本文最初以“Les organes du pouvoir et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为题发表于统工党的法文杂志《统工党国际评论》（Revue intemationale du POUM），第1期，1937年7月（也是唯一的一期）。统工党原本打算在1937年7月中旬召开国际会议，本文就是为了这次会议而写的，但由于统工党在1937年6月16日被取缔，所以这次会议未能召开。现在这个西班牙文版本是由阿古斯丁·吉利亚蒙（Agustín Guillamón）翻译的，发表于《总结》（Balance）杂志1995年第2期。
　　佑君译自 https://www.marxists.org/espanol/nin/1937/002.htm


　　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莫过于把一种事先准备好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灵验的公式，运用于一切事件和革命形势。伪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作为万能灵药，而不是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最合适的策略，并企图让事件完全服从于他们的计划，但当他们这样做时，总是会产生完全消极的结果。在著名的“第三时期”，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做的，它政策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1]，他们的美妙公式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托洛茨基也有他的万能灵药，但他没能在任何地方建立一个多少有点重要性的核心，也没有在任何国家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来到这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被不负责任地赋予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特权，他们致力于用放大镜检查统工党的文件与决议，寻找错误与偏差，这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公式：俄国革命与列宁主义，但他们不愿去考察我们革命的具体特征，也没有考虑到列宁主义并不包括某些公式的机械重复，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被套用的，而是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去研究活生生的现实。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有效地帮助了马克思和列宁制定了他们的革命策略，但他们都把这些经验教训与每一种具体的情况结合起来，并根据现有的力量对比，使其适应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俄国革命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无比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机械地照搬到西班牙，就是完全荒谬的，而不幸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我们的工人运动中没有根基和威望，徒劳地诋毁西班牙革命先锋队。

俄国的经验与西班牙的现实


　　我们的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疑就是政权机关的问题。能否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热心保卫者——避免与可鄙的现实进行任何接触的护火贞女[2]——急于将俄国模式应用于西班牙革命，并向我们提供救命的公式？

　　这个方法不能再简单了：“在俄国，随着苏维埃的建立，出现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两个政权机关之间的斗争只有以临时政府被解散、苏维埃夺取政权而告终。因此，双重政权的存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7月时，在所有的城镇里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它们与民兵中央委员会[3]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相对立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由于这些革命委员会遭受了镇压，为了重建它们，统工党应当发起广泛的鼓动运动。”

　　不可否认，双重政权的存在是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1917年，它在俄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重政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出现了苏维埃，它们起初只是单纯的罢工委员会，在具体的、特别是俄国独有的特殊条件影响下，它们转变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胚胎。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特殊的和具体的条件是什么？俄国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没有过任何群众性的组织，当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传统。苏维埃是革命所创造的机关，工人在其中聚集在一起，它也就自动转变成了表达他们愿望的工具。“是苏维埃还是工会？”的困境不会出现，因为它们要到二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组建。

工会在西班牙的作用


　　而西班牙的具体情况则大不一样。工会在工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强大的权威；它们在多年前就已存在，具有传统，并被工人阶级视为其天然的组织工具。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工会扮演了纯粹的阶级合作的角色，而我国的工会却大不一样；它们不仅为实现眼前要求而斗争，更是真正的政治组织。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革命还没有创造出具有足够的生命力、足以成为政权机关的特殊组织。出于习惯与传统，我国工人在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都会倾向工会。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如何，这已经成为现实，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根据自己的愿望和主观想法，而应该根据具体的事实来进行判断。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事实，而不是愿望来行动。

革命委员会与民兵中央委员会


　　“但是”——我们接下来将反驳这一点——“在七月起义期间，所有的城镇里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确实如此，但革命委员会远非严格的无产阶级组织，而是人民阵线的组织，难道它们可以起到苏维埃的作用吗？所有的反法西斯政党与组织，从纯粹的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加泰罗尼亚行动[4]，到伊无联和统工党，都参加了这些革命委员会，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在同样的基础上组建的民兵中央委员会不能成为与自治政府对立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反法西斯组织的联合机构，是自治政府的一个分支。因此不存在双重政权的对立[5]，只有两个在社会成分与意识形态上类似的组织。如果民兵中央委员会和自治政府具有不同的社会成分，就可以认为存在双重政权。但这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怎么能相互对抗呢？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哪怕是在革命委员会最辉煌的时刻，工会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不是民兵中央委员会，而是各个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在最初时刻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

统工党在政权机关问题上的立场


　　然而，统工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机关，取代资产阶级政权，就能对革命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尽管共和派与斯大林党企图复活议会，但统工党却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制宪会议（Asamblea Constituyente de los Comités de Obreros, Campesinos y Combatientes）。但这一口号没有被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统工党后来又提出了更准确的公式：“工会、农会与士兵组织代表大会”（Congreso de delegados de los sindicatos obreros, de las organizaciones campesinas y de los combatientes），结果还是一样。“会议”（asamblea）一词被“代表大会”（congreso）所取代，对于工人来说更容易理解，而工人代表直接由工会组织产生，也就是说，来自现有的组织。这一口号之后成为了宣传口号，并没有贯彻到群众中去。

　　既然如此，为什么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要反驳这一点——这是因为工人群众还没有认识到成立它们的必要性，所以这样做注定会徒劳无功，不会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那些利用这一论据的人，却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他们总是要我们盲从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并没有创造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历史功绩建立在具体的现实之上，即苏维埃已经存在——它在1905年首次由工人自发建立——布尔什维克首先将苏维埃转变为起义的工具，然后再转变为政权机关。对于那些指责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固定立场的人，我们必须让他们认识到策略不是不可改变的和直线条的，而是辩证的——也就是说，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了让他们信服，还要请他们仔细研究一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不断重复同样的口号，而是根据形势多次改变它的口号。

保卫革命委员会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让某些组织，即保卫委员会（Comité de Defensa）重新恢复了活力，在前几个月里，它们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和其它一些关键地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主要由全劳联旗下的工会成立的军事技术组织。实际上，正是这些人领导了战斗[6]，并在每个社区中构成了吸引与组织革命工人的中心。基于这一点，我们党主张扩大这些组织，使其转变为由所有革命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保卫革命委员会（Comité de Defensa de la Revolución）。统工党建议，不仅在社区，更要在所有工作单位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基层委员会的行动。我们党的建议没有立即产生实际结果。我们的战士在行动中与现有的保卫委员会保持着紧密联系，但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我们观念的委员会。

　　目前，党继续重复同一口号，并向所有支部下达了具体指示，要求传播这个口号，并尽力实现它。我们的目标会实现吗？经验将会回答我们；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采用更适合于每一时刻的具体现实的口号，如有必要，就把委员会的口号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就重新将它提到首要位置。最近，在加泰罗尼亚政府发生危机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提出了“由全体工人组织的所有代表组成政府”的口号，也就是要成立一个以召开工农兵组织代表大会为首要任务的政府。在内格林[7]建立反革命政府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提出了“成立全劳联—工总联合政府”的口号，同时我们还在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

　　必须先有双重政权的存在，无产阶级才能胜利吗？

　　最后，我们想简短地分析一下：双重政权的存在，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吗？

　　我们当即宣布，我们拒绝把这一问题拔高到原则性的高度。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以及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政权，成为了劳动者手中强大而有效的工具；但我们完全相信，在我国，在没有政权机关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在起义胜利后[8]，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一个由领导起义的革命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政府，难道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的吗？难道我们应该盲目地忠于抽象的教条，而拒绝加入这样的政府吗？难道这样的政府不是工人政府、不是革命政府吗？如果这个完全可行的假设能够实现，建立恰当的政权机关的问题，将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会被提出来。

　　我们的革命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政权机关的一些问题，这些简短的论述，反映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拿不出现成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秘方，不能让朋友们满意。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拒绝给生动而灵活的现实制定行动的公式。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战略；至于策略，它必须符合现实。显然，这要比机械地重复公式更加困难。



[1] 这是宁与托派论战的唯一一篇文章，因此可以视为宁对托洛茨基严厉批评的回应。在托洛茨基的问题上，统工党的立场始终与这位受迫害的革命战士保持一致，但又完全反对他对西班牙问题和统工党的策略的政治干预。——西译者注

[2] 护火贞女（virgo Vestalis）是侍奉古罗马的炉灶与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她们必须守贞至少三十年。——校对者注

[3] 法西斯叛乱在加泰罗尼亚被击败后，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自治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但是，由于全劳联囿于无政府主义教条的束缚，它未能果断夺取政权，反而与其它工人组织及资产阶级左派政党在1936年7月21日联合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加泰罗尼亚语：Comitè Central de Milícies Antifeixistes de Catalunya；西班牙语：Comité Central de Milicias Antifascistas de Cataluña）。民兵中央委员会事实上起到了工人政权的作用，但由于各工人组织都采取了阶级合作的路线，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流失，而资产阶级政府得到了重新巩固，民兵中央委员会最终在1936年10月1日解散。——校对者注

[4] 加泰罗尼亚行动（加泰罗尼亚语：Acció Catalana；西班牙语：Acción Catalana）是1922年成立的一个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组织，1931年并入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Acció Catalana Republicana）。——校对者注

[5] 宁在5月发表的这个声明具有非常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历史学界普遍否认1936年7月的革命起义导致了双重政权，尽管在当时最杰出的领袖中有少数几个人并不这么看（比如：塔拉德利亚斯〔Tarradellas〕和阿萨尼亚〔Azaña〕，他们对宁的政治思想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让我们了解宁对托洛茨基批评的答复的关键。在宁看来，并不存在双重政权，而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萌芽，只是一个阶级合作机构。因此，按照本文的逻辑，宁参加自治政府不是背叛，也不等于他开始与共和国政权合作，加强资产阶级政权（托派正是这样批判宁的），而是统工党参加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自然延续。波尔迪加派（请参阅《总结》的第1期）同样否认西班牙在1936年7月19日已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关于这一主题，请参阅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革命政权的机关：方法论随笔）（Los órganos de poder revolucionario: ensayo metodológico），收录于《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研究方法》（Metodologí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s）， Fontamara, Barcelona, 1980年。——西译者注

[6] 在西班牙内战的史书中，关于巴塞罗那每个街区都存在的保卫委员会，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如宁正确地指出的，正是这些人组织了1937年5月的街头斗争。如果我们明白，街垒和工人动员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工会组织的命令下自发进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这些保卫委员会领导了巴塞罗那市的自发起义。——西译者注

[7] 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56年在巴黎逝世。——校对者注

[8] 宁似乎已经明确地放弃了不使用暴力就能夺取政权的观点，因此，在五月事件之前，统工党领导曾都顽固地辩护：“我们甚至声称，工人阶级不需武装起义就能夺取政权。”（安德列乌·宁，《五月事件对于抵抗反革命的意义与影响》〔El significado y alcance de las Jornadas de Mayo frente a la contrarrevolución〕。这个宣言由宁撰写，但由POUM中央委员会签署，并在五月事件之后在巴塞罗那广为传播）。——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