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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与无产阶级的任务

安德烈乌·宁

(1937年6月)


本文是由宁起草的“政治提纲”草案,准备提交给预定于1937年6月19日举行的统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统工党遭到镇压,这次大会未能举行。
佑君译自 https://www.marxists.org/espanol/nin/1937/situacion_politica_y_las_tareas.htm



  1935年10月29日,统工党在在巴塞罗那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此之后,在西班牙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证实了我们党的基本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战斗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而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战斗;而且,我们把革命定性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定性也被证明是完全恰当的。
  1931至1935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工人阶级必须站到解放运动的最前线,推动民主革命,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长期对民主抱有幻想,并与共和派政党在组织上结盟,导致了反动势力立场得到加强的致命后果,而且,在不久的将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将成为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
  1934年10月,无产阶级在阿斯图里亚斯毅然决定了行动的方向,给予反动势力迎头痛击;同时,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革命党,阿斯图里亚斯的经验教训没有在加泰罗尼亚得到充分运用,反而让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加泰罗尼亚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迟钝。工人同盟(Alianza Obrera)在阿斯图里亚斯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但社会党和共产党却没有利用十月的教训去推广工人同盟,也没有竭尽全力去确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却通过人民阵线,把在十月惨败后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重新塞给了无产阶级。
  在2月16日选举之后的那段时期,由于社会党和正式共产党的努力和仁慈,以及民主幻想在群众中间的一定程度的复活,共和派政党又获得了活力,然而群众比起信任共和党,似乎更热衷于赦免由于参加十月起义而被关押的囚犯。由于群众的愿望是如此的一致,由于这运动是如此的有力,我们党除了加入就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完全保持了独立性和原则性,并对共和派的政策进行了严厉而无情的批判。这一策略使我们摆脱了孤立,使我们接近了此前无法触及的广大群众,并在群众中间广泛地传播我们的纲领。
  左派共和党在2月16日掌权之后的施政,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测,从一开始,政府与群众的强烈压力之间就产生了深刻的分歧,群众迫使政府颁布大赦令,并开始了广泛而深刻的罢工运动。底层的要求是,采取迅速与有力的行动,实现革命,并对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进行严厉的镇压。而上层采取了消极的而无动于衷的政策,企图维持现状,不吓坏任何人,更不去触动剥削阶级的利益。这一政策导致了1936年7月19日的法西斯武装叛乱。在那个七月的清晨,火炮的轰鸣与机枪的嘶吼,把工人从民主美梦中惊醒了。2月16日的选举胜利并没有解决我国的问题。法西斯反动势力所依靠的是比选票更有力的东西。绝大多数军官都忠于反动阶级,他们利用共和国政府授予他们的特权地位,控制了最重要的战略阵地,并挑起了内战。


  法西斯的武装叛乱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激烈反应,他们撇开共和派政党,坚决地投入了战斗;各共和派政党在一些情况下消极无为,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叛卖了工人,他们的正式代表不肯把武器交给劳动者,并镇压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工业中心的起义。
  工人的坚决介入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事实上,资产阶级政权机关什么都没有做。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常备军瓦解了,并被民兵武装所取代。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占领土地,修道院和教堂被革命的净化之火所摧毁。仅仅几个小时,顶多几天,工人与农民就用直接的革命手段,解决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五年里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民主革命的问题——并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手段,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在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政权机关成了幻影,革命委员会掌握并行使了真正的权力,这些委员会在没有被叛乱分子控制的一切地区组成了密集的网络。
  然而,在这第一个时期,加泰罗尼亚的革命浪潮比西班牙其它地区的更为汹涌。加泰罗尼亚无疑站在了革命的最前沿,这得归功于没有加入人民阵线的统工党、全劳联[1]和伊无联[2]的影响。而共和派的民主机会主义只对工人阶级的少部分产生了影响。
  法西斯发动叛乱后,注定要扼杀革命工人运动,因此也令人头晕目眩地加快了它的发展,使阶级斗争变得空前的残酷,并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原本打算通过这场反革命来抢先阻止革命,却弄巧成拙,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它具有这些特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无力;军队、国家机关与司法机构的瓦解;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向私有财产的权利发起了进攻;农民已直接剥夺地主;最后是剥削阶级确信自己的统治已经完蛋了。
  在7月19日后的头几周里,民主共和国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革命的浪潮是如此有力,以至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纷纷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蛋,必须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当前形势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把群众的压力协调起来,以在革命高潮中所产生的各种机关为基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让它来直接表达在反法西斯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们的意愿。这个强有力的政权只能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在这一斗争的性质清楚浮现的时候,统工党的这个立场,遭到人民阵线的所有政党——首先是共产党——的反对;全劳联囿于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能正确认识到政权问题的决定性的和根本上的重要意义,所以它对统工党的立场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与此同时,在持久的与系统的宣传的帮助下,出现了两种会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造成不幸结果的观念。第一种可以概括为:“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它直接引出了第二种观念:在目前的战争中,工人与农民是为了维护议会民主共和国而战,无产阶级革命也就自然无从谈起。接下来,这个想法就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推论:这场在这个国家造成了流血与破坏的激烈斗争,只是“争取民族独立与保卫祖国的战争”。
  从一开始,我们党就采取了坚决反对这些反革命思想的立场。


  “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的公式从根本上就错了,在这场正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中,战争与革命不只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而且还是同义词。内战,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阶级之间进行的、时间或长或短的直接冲突,它是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之间的斗争的最尖锐的表现,后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感到恐惧,并试图建立一个血腥的独裁政权,巩固他们的阶级特权。前线的战斗不过是后方斗争的延续。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在所有情况下,政治都引导着战争。军队总是捍卫某一阶级的利益。要弄明白的是,前线的工农殊死奋战,是因为接到了资产阶级的命令,还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战争与革命在现在的西班牙,就像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17—1920年的俄国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自从1930年开始,我国的革命不断发展,最终以暴力的形式达到了高潮——战争,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把战争与革命分开呢?
  事实是,“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这一公式有效地掩盖了阻挠革命的意图。出现有利的条件时,就必须进行革命,并且这些情况还是历史特别赐予我们的。如果革命最高潮的时机没有得到利用,阶级敌人就会重新占领阵地并最终扼杀革命。19世纪的历史与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国等),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子。把革命推迟到赢得战争之后再进行,就等于让资产阶级放手行动,让它利用革命形势退潮的时机,重建镇压机关,以便逐步地、系统地重建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正如我们所说,是政治的一种形式。政治制度永远是为了某一特定的阶级服务,表达与实现它的意志。在战争进行的同时,应当制定政策:它为谁服务?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全部的问题就在这里。要想在前方赢得迅速而巩固的胜利,就必须在后方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它能够在战斗中给予战士们不可缺少的气魄与信心;它还能够唤起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情,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能够创建坚实的军事工业,以社会主义为基础,重建被内战破坏的经济,建设一支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也就是为了人类文明——服务的强大军队。这一革命政策的工具只能是工农政府。


  正如1917的俄国一样,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阻挡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障碍是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但矛盾的是,在我们国家,机会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它的分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而它们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共产国际正是由于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同改良主义决裂而产生的。苏联官僚抛弃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民主”国家与国际联盟上,而正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沦为了苏联官僚的俘虏,它已经决定性地放弃了阶级的革命政策,转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人民阵线),并让群众对下次世界大战做好心理准备。因此它的口号是“为民族独立而战”,把它翻译成国际政治的语言,就是说“让革命的西班牙服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也是为这个集团效劳的。这一策略的糟糕结果不久就会暴露出来:在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的代表的有力支持下,改良主义会拿战争的困难以及可能发生的国际复杂局势来投机——同时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的代表也会用苏联援助来投机——从而系统地破坏革命的成果,为反革命铺平道路。我们被排挤出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建立“民主”和“中立”的人民军的企图;撤销后方民兵[3],重建旧的公安机关,还有书报审查制度,这些都是反革命过程的重要阶段,如果西班牙工人阶级不能下定决心,果断而勇敢地反击,重新夺回曾在七月起义中占领的阵地,并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革命就会顽固地继续下去,最终彻底打垮革命运动。
  在目前的明显的革命形势下,“为保卫议会民主共和国而战”这个口号,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利益。今天,民主这个词只是一个幌子,用来阻止革命人民,不让他们觉醒起来发动进攻,不让他们自由而无畏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社会(列宁)[4]。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民主共和国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伪装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当它还代表着进步因素时,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它可以给予工人阶级一点非常有限的、带有很多附加条件的“民主”权利。今天,在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它的内在矛盾,不得不建立残暴的独裁政权(法西斯主义),它甚至不能容忍丝毫的民主自由。在这情况下,世界陷入了致命的两难处境: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民主”政权必将是稍纵即逝和不能持续的,它在用民主幻想麻痹工人并用解除他们的武装的同时,又在有力地为法西斯反动铺平道路。
  斯大林派犯下了背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滔天罪行,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争辩说他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与其它民主共和国不一样,它是“人民”的共和国,在这种“人民”共和国中,产生法西斯的物质基础将会消失。这就是说,他们可耻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陷入了“超阶级”、为人民服务的民主国家的空想,搅乱了群众的思想,并准备建立和巩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只有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才能消灭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正是资本主义。


  改良主义派狡猾地利用了抽象的“反法西斯主义”概念,它把下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描述成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斗争,为介入新的世界大战准备了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有利条件;“反法西斯主义”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防针,是“民族团结”政策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始终反对“民族团结“的。
  既然历史已经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置于“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面前,那么现在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其它的一切问题——不论是军事组织、军事工业、物资供应、重建国家经济,还是内部安全问题等等——都是从属于这一基本问题的,它的结果决定了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工人运动中的不同派别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共产党,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倡导的人民阵线政策,具有一个预设前提:以资产阶级民主纲领为基础,同资产阶级结盟,成立“反法西斯政府”,让“反法西斯政府”掌权。
  全劳联与伊无联坚称自己拥护社会革命,并因此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国的复辟;但他们长年坚持反国家的传统,长年坚持进行系统的自由共产主义[5]的宣传,阻碍了它们在思想上转向无产阶级掌权。
  我们对这些派别的态度,取决于它们在当前事件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或能够发挥的作用。
  西班牙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它们目前的政治立场是直接受到共产国际授意的,它们沦为了苏联官僚的工具,因此,应该把它们当成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极端改良主义的组织。由于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采取了阶级合作的政策,由于它们彻底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与策略,由于它们公开而积极地协助国内外资本主义暗中策划,绞杀西班牙革命,它们在工人运动中扮演了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对革命而言,它们比资产阶级还要危险。因为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混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革命的最高利益,要求对这些政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不断的批判,这种批判将有效地加剧它们的内部分化,让无产阶级分子靠拢革命立场。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揭示了社会党所谓的“左派”在思想上的不一致,他们的革命词藻曾让相当一部分先进工人对他们寄予厚望。叛乱前夕的各种派别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社会党右派,左派和中派之间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差异,它们全都在人民阵线政策这一共同的名目下联合起来,这使它们为了玩弄资产阶级民主的把戏而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但在社会党的基层中产生了深刻的不满,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党企图吞并社会党——就像它已经吞并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样[6]——并使其服从于第三国际官僚的政策而造成的。许多老党员怀着痛苦,怀着无声抗议的心情,无奈地协助了系统地摧毁他们费了巨大精力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工作,并引入了玷污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和党的传统的方法。另一方面,共产党丑陋的机会主义政策——其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引起了社会党的数百万真诚的革命工人的强烈不安,他们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派正在不择手段地渗入他们的队伍。
  我们党的任务应当是坚持帮助这部分工人看清现在的局面,兄弟般地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说,让他们明白必须要有一个不妥协的无产阶级的明确政策,并且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来贯彻它。
  有些人一时还没有接受我们的革命立场,但愿意与斯大林派官僚及他们的堕落手腕作斗争,我们可以与这些人达成临时的协议。
  全劳联与伊无联从一开始就赞同我们关于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在一些已被提出的关键问题上,也与我们有共识,比如军队与公共秩序等问题。但由于它们在政权问题上犹豫不决,所以双方的共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丰硕成果——正如它们虽然严守“工会”立场,倾向于排斥政党,但它们仍然以这种立场为掩护,通过工总,与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无政府工团主义很明显地纠正了先前的立场,但沉重的传统使它不能达到最彻底的结论。因此,它摒弃了根深蒂固的“不问政治”的传统,开始参加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政府,也就是说,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却不敢在成立工农政府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对全劳联的劳动群众而言更容易理解的积极态度。假如全劳联和伊无联采取了这种积极态度,我们革命的最终胜利就会得到保障。只有夺取政权,才能让革命和战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得到快速和有效的解决。
  当前形势所迫,我们党必须全力巩固我们与目前的天然盟友全劳联与伊无联组织的关系,并通过顽强而耐心的工作,把全劳联的群众争取到这一立场上。尽管双方拥有非常重要的共识,并且为了保卫危急中的革命,双方也必须联合起来,但这并不等于要放弃相互批评,也不等于要抛弃各自的立场。


  当下的迫切问题,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跟农民结盟,夺取政权,成立工农政府,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根据人民与战争的需要,让已经脱轨的经济恢复正常,并在西班牙建立革命的秩序。
  为了发挥它的全部革命作用,这个政府不能是自上而下地任命的,不能是外交协商的结果,也不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规范,经议会选举而产生。
  由各工人组织的领导机关所任命的代表组成政府,毫无疑问会让当前局势向前迈出一步,但它不是现阶段所要求的政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举出来的这种政府,肯定不会比人民阵线的立场更先进多少。
  工农政府必须直接表达出我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意志,因此它不会由2月16日那样的议会选举产生出来,因为事变的发展早已超过了这个阶段;它也不可能是由普选而产生的。必须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代之以一个这样的代表大会,它的目的,将是把西班牙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将在战场上经受锻炼,并选举出工农政府。这个代表大会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阶级都有权派代表参加大会;它必须反映由内战与革命所创造的新形势,并且只让那些手持武器或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拥有全部的权力。一句话,这个代表大会应该由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们组成。
  应当以权力机关——首先从市政府开始——的彻底改造为基础,建立起这样的机关,并根据具体情况在细节上做出调整。
  统工党所坚持的方针,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第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
  在革命的目前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定需要武装起义。尽管革命遭遇了挫折,工人阶级仍然掌握着局势。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它的组织,除此之外,还有大部分的武器都掌握在它手里这一事实,都使权力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这也足以使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恢复自信,并通过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7月19日的力量对比能否恢复,完全取决于它,它知道怎样利用这种形势,才能对自己——或是对革命——最有利。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握一切权力,无情地镇压一切反革命企图,打垮资产阶级。这种阶级专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一党专政,它需要几个前提:最广泛的工人民主,所有无产者都拥有绝对的批评自由,所有人都参与共同的工作。只有剥削阶级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当阶级完全消亡时,强制性机关将会是多余的,国家也会随之消亡。
  在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民主派正是这么做的——而要彻底粉碎它。无产阶级要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的帮助下,自下而上地改造整个政府机关,建立廉价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摧毁开销巨大的旧官僚体系、废止高薪、规定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标准,以及工人群众积极而警惕的管理,就可以建立起廉价政府。让绝大多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对所有职务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可随时撤换,这样就能保障真正的民主。最后,工农政府将是打赢战争的政府,只有这种性质的政府才有能力产生对胜利必不可少的士气,才能组织起扎实的军事工业,才能把银行国有化,消灭投机倒把,并发动和集中一切经济资源用于战争。


  改良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反革命的阶级合作政策辩护,最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确保大部分群众的参与,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结盟。
  的确,在所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迟缓的国家中就更为重要。但由于它介于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性质,由于它的经济依赖性,它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独立的角色。它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简而言之,它只能行使两大阶级中的一个的政策。表面上看,小资产阶级政党保持着模棱两可的独立政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但实际上,它们永远是大资本的工具,因此,它们也成了反对它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工具。它们的政策必然导致大资本经济地位的巩固,从而扼杀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并不等于与小资产阶级结盟,而是反对他们。自4月14日以来,西班牙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没有看到他们的任何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一切成果都应归功于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
  小资产阶级可能既不革命又不反动。他们需要一种秩序,不管什么样的秩序都好,但必须要有一种秩序。这一秩序只能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建立。当工人阶级果断地展开行动,让人们感到它拥有力量,并且知道它需要什么、以及往何处去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就会保持中立,甚至会有很大一部分小资产者会追随无产阶级——更准确地说,是被无产阶级拉着跑。但如果无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时刻没能做到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就会对它失去信心,转而失望,并重新将目光投向大资产阶级。如果在这一时刻出现了蛊惑人心的领袖,就不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失望,将他们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最后必然是镇压工人阶级并建立大资本的血腥独裁统治。
  小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民主共和国的经验,再造民主共和国,就等于准备新的失败,创造将小资产阶级群众纳入反革命土壤的必要条件。相反,如果工人阶级以革命的真正引路人的身份,作为能创造强大政权和新秩序的唯一力量,出现在全国人民群众面前,小资产阶级就会像七月起义之后的那段辉煌时期那样追随工人阶级。
  因此,要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就不能减慢革命的速度,而要将它加快。当无产阶级表现得更为坚决和勇敢,小资产阶级就会更加牢固地同无产阶级合作,至少也是保持中立。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分裂,是影响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使他们感受不到无产阶级不可摧毁的强大力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工会团结——在另一方面,它的缺失对于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工作也是不利的——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在这方面迈出巨大的一步。但是改良主义官僚系统地破坏了它,因为它意识到统一的工会运动会摆脱它的控制,并将领导权交给革命者手里。尽早促成工会团结是工人阶级无法回避的责任。
  在政治舞台上,应当建立适应现状的统一的组织。在1933年底出现了工人同盟,它注定要在西班牙起到苏维埃在俄国革命中曾起过的作用。这些工人同盟在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显示了它优越的革命作用。由所有工人政党和组织构成的阿斯图里亚斯工人同盟,明确地向世界证明了统一的工人阶级能够创造出富有开拓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奇迹。但是人民阵线的政策挫败了这些辉煌的开端,重新把工人阶级变成了各共和派政党的尾巴。如果工人同盟没有被阶级调和的捍卫者搞垮,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会完全不同,并且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疑问会实现。
  时至今日,让工人同盟复活将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已经不符合当前阶段的要求了。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基本上与先前阶段的工人同盟相同,它们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政府的基础,从它们之中产生出政权机构;它们应该代表的是超越了工会和政治组织的分歧、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劳动者。未来的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此基础之上成立起来。
  不论是工会团结,还是工农兵代表大会,都不排除在某一时刻,工人阶级当中具有相同的观点和态度的不同部分结盟的可能性。反过来说,这种结盟也是当前的形势所明确需要的。
  在我们革命的具体情况下,全劳联、伊无联与统工党达成了共识:必须堵死改良主义的道路,不让形势倒退回7月19日以前,并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它们成立了革命工人阵线(Frente Obrero Revolucionario)。明确和具体的落实方案——这在今天是完全可能的——应当成为革命工人阵线的基础,毫无疑问,它的成立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并强有力地推动革命。


  改良主义者最喜欢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之一,就是它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无情地扼杀。
  如果没有考虑到外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的可能性,那工人阶级就会犯下深刻的错误。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为了避免外国干涉,而不去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斗争,那就等于事先放弃获得解放的一切希望。因为国际资本主义显然不会消极而保守地坐视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胜利。
  干涉的危险是存在的,假如它是决定性因素的话,由于敌人具有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无产阶级的胜算就会大大减少。但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革命的扩张力量。革命在西班牙获胜后,它就会立即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德国,当地的法西斯政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俄国革命是同盟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它震撼了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对干涉的失败起到了重大作用。西班牙革命的结果也同样重要。我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将立即使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决定性地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1]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

[2]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简称“伊无联”,1927年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

[3] “后方民兵”是指在共和国战线后方维持公共秩序的工人民兵,它们基本上都由工人的革命政权机关直接控制。——校对者注

[4] 未能查明出处。——校对者注

[5] 自由共产主义(Comunismo Libertario):此处是指无政府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自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tario),而且他们也经常把无政府主义称作“自由共产主义”(Communismo Libetario)或“自由社会主义”(Socialismo Libetario),以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称其为“集权社会主义”)相区分。——中译者注

[6] 1936年4月5日,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与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为西共所控制,此举使西共一下子获得了二十万青年积极分子。——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