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回到武汉

  
  蒋先生有电报来,找我回武汉,我就开车回汉口了。这一次出去,几十天的光景,我把在阵地里所看到的,在民间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送给蒋委员长。这个时候,汪精卫还是党国的第一等的要人呢!他看见我回来,真是两眼分外红,他已在用种种方法破坏抗战。有一天,在政治会议上,他又在那里害了恐日病了,谁一说抗日到底,他就把脸一沉,把嘴一噘,抬起杠来。我看见他跟白健生先生抬过杠,他也跟我抬过杠。看他那个情形,他正在找机会,想各种的方法,做卖国贼呢!
  这个时候,河北省完全沦陷,政府已经迁到了郑州,接着又到洛阳。我跟蒋先生说:
  “河北要派一员大将去,予以专权、专责,管保有个样子。”
  结果蒋先生就定下了叫鹿钟麟去。这个事情本来很难办,鹿钟麟不愿意去,怕办不好,对不住国家。我对鹿说:
  “先贤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败军之际,是不是危难之间?是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推辞,不应该畏难苟安。”
  后来他毅然就任了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职。走的时候,把关防包到小包袱里背着,到了洛阳,后来就过了黄河。他真有急公好义、奋不顾身的精神。到了河北省,就收了三四十万游击队,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忠勇将士。不久,日本人知道了,就在河北省跟鹿瑞伯打起来了,血战好多次,几乎丧了性命,好多次几乎被俘虏。我们一个兵只发六块钱,实在说,六块钱买咸菜还不够,那怎么叫他打仗呢?今天要检讨这件事,实在应当有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才好。若那时候能拨点正式的队伍给鹿瑞伯带去,或者是能拨给他两三千万现款,冀察决不会变成那个样子。若我们不检讨呢,永远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那还有什么说的;若不愿意醉生梦死地过,那就不能不检讨检讨以往的错误,尤其是冀察的事情弄到今天这样子,是谁造成的?应当仔细追究追究,找出一个谁应负责任的出来才对。后来饿了冻了,鹿瑞伯不能在河北呆了,回到重庆。二年多的光景,共计用了六百多万块钱,还不给他批准报销,急得鹿先生没办法。有一天在国防会上,我说:
  “为什么鹿先生的报销不给他报呢?就是有毛病也应当告诉他,拖着搁着总不是事。”
  何敬之说:“六百多万块钱,只要他有点儿草底子单据也给他报销了。”
  我说:“鹿瑞伯之去河北,是用小包袱背着个关防去的,收了几十万的游击队,打了几年的仗,几次没有把性命丧掉。他真算厉害,什么都丢光了,还有什么草底带着呢。简直地说,你要枪决他,把他枪决就完了,不必拐搭着玩。”
  过了几天,委员长把他的报销批了,并且格外批了五万块钱,说是送给鹿先生,叫他解散他那随从的。想不到有个某参谋长,说是这五万块钱不必送了,留在部里买双鞋穿吧,买杯茶喝吧。于是干没了,不发,这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那时的五万块钱,合现在两万万五千万。鹿先生是从军法总监派出去做冀察总司令的,如今回来了,当然还是国家大员,可是竟有人敢干没他!这样的大胆贪污,不法到什么程度,真是痛心万分的事!国家大员尚且受此侵凌,那些小官们怎么得了?百姓们怎么得活!别人说,我们还可以不信,这是每天见面的人,都遇见这种敲诈,这完全是蒙蔽欺骗,这该当谁负责任呢?
  我这一次从湖北的东边到东北,由东北又到西北,从河南的南部到西部,由西部又到中部。一两个月的光景,每天讲两三次话,每次都是两三个钟头,时间用得太多,每次都是一两万人,叫喊得太厉害,我的血压是一百二十,回来的时候就到一百六十左右。
  主要的意思,总是讲抗战非成功不可,总是讲战阵无勇非孝也,特别提出来的是男女老少能从军的都要去从军。所看见的事就是老百姓太痛苦了,相连的就是农村的教育太不发达了,其次就是士兵的生活真是困苦万分。老百姓不管军人的事,后方不管前方的事,都是两张脸皮。所谓党的活动,更看不见一点。每到一个地方,都看见人们交头接耳,不敢说真话。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特务太多,造假报告的人太多。以上这些痛苦和不妥当的地方,若不改革,一定造成人民和政府对立,那可就不得了。
  徐州一撤退,战局更紧急了。武汉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有一天,蒋先生问我说:
  “徐州撤退的时候,张自忠带的队伍在后卫,并且张自忠自己在队伍的最后头,这话是真是假?”
  我说:“一点不假,他的汽车装了伤兵前头走,他的马匹都让给病员骑着,他自己走起了满脚的泡,他从从容容地在后面押着大队,连一个落队的都不准有。有一次他集合官兵讲话,勉励他们要咬牙苦撑。他把自己的鞋袜子脱下来,叫士兵们看,满脚上都是大泡,他咬紧了牙,用很大的力量往地下一跺,噗嗤的一声,脚底板子立刻冒出血来了。这一来,官兵们再走路,无不精神百倍,不再歪歪倒倒,都能咬紧牙关、挺胸腆肚地走起来了。”
  我又说:“刘汝明的队伍在张家口附近同日本鬼子打仗,伤亡很重。”
  蒋先生说:“我听说刘汝明没有打仗,哪有什么伤亡呢?”
  我说:“这是谣言,有一位李心田旅长就受了重伤的;有一位叫刘田的团长,湖南人,阵亡了;还有一个叫张振武的河南人,也是很好的团长,也阵亡了。其余一二十位团、营长,都是精明干练,受伤的受伤,阵亡的阵亡,人人都知道的。他这一部分队伍,对敌作殊死战,怎么会有人说他没有打仗呢?我知道刘汝明平日不好说话,也不好应酬,一定是得罪了人。”
  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很以为然。
  快开党全大会了。每天在汉口有中央委员谈话会,说长说短都有。一天谈话会的题目是“民主运动”,有一位李同志,河南人,他说:
  “我们还是用我们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谁办就打谁。”说得洋洋得意。
  接着有一位贵州的刘同志说:“我们还是用打狗棒主义好,关于民众运动我们定他多少条,多少款,叫他左挂号,右立案,再审查,总是说他不合格,从一个星期推到两个星期,从两个星期推到一个月,慢慢地就推过去了。我们这章程、规则、条例,就叫打狗棒,若把这个不要了,那狗都上来了,那还得了!”
  这两位先生说完了话,没有人哼。只有邵力子先生站起来说:
  “我本不预备讲话的,我在哪里也不愿意多说话,今天听到两位同志说的话太不成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一位说包而不办,我问你国民党在哪一条上说着包而不办呢?这简直是污辱国民党,不应当这样说话。有一位同志说是打狗棒主义,民众都是狗子吗?我们家里老的少的,亲戚朋友都是民众,怎么把民众当狗呢?”
  邵先生的声音越说越大,正言厉色地教训了他们两人一大顿。我心里很痛快,觉得国民党里真是有人。哪晓得,过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开大会了,这一开会,就把邵先生的宣传部长给撤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认识了暗无天日的景况,可是我对于邵力子先生,就格外地敬佩。我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不屈不挠,见得到,说得出。
  这一次开大会,是在珞珈山武汉大学里头。那屋子太小,人太多,空气不好,为时又太久,因此我就闹嗓子痛。从西药铺买一种丸子药吃,吃了三四天都不见效。后来邓鉴三(注:字长耀。冯玉祥任第六镇督队官时,邓任军医官。曾教冯玉祥古文。)先生告诉我,六神丸对于喉病最有特效,我赶紧买来吃,一次十丸,吃了两次,仍不见效。我一问邓先生何故,他问是不是化开吃的?我说没有。拿出仿单来一看,上面说着,必须化开吃,否则没效验。我马上按照所说的把丸子化开,吃了一副,不到两个钟头,果然觉得好了三分之二;又吃了一副,就完全好了,可见中国药真有好的。
  珞珈山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是万耀煌、王东原负责主办,找我去讲话,讲的题目是“什么是你的成功”,一次两个钟头,两次讲完。意思是说中华民国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蒋先生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我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一些故事,讲得听众前仰后合,欢天喜地。大约这种情形,后来万耀煌、王东原报告了委员长。有一天蒋先生见我说:
  “你可以常到中训团去讲讲话。”
  可见他们两位是讲真话的,说真话的。有些人就不同,戴着有色眼镜,尽报告假话。万、王二位见到什么说什么,我看是真诚拥护蒋先生的人。现在他们一位是湖南省主席,一位是湖北省主席,可见主席认人的真切。这两个人表里如一,文武全才,必恭必敬,纯洁真诚,是难得的人才。
  有一次,蒋先生在那个地方讲了三个钟头的话,在时局紧张的阶段,费了这样多的时间讲话,真是太劳苦了。我把这件事对于右任先生说了,于先生说:
  “他不是讲话的人哪!他应该是用讲话人的人,他只要会任用人,就够了。”
  我觉得右任先生这个话,正是合乎先贤所说的“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道理,非常的平正。
  有一天赵老太太来了,她弄些手枪、子弹往前方送,我们也凑了几支枪给她,并且开了一个欢送会。看她是一位几十岁的老太太,不慌不忙,真是有能耐,敢作敢为,实在令人敬佩。
  这时陶行知先生介绍一个旅行团,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到处唱歌表演,谁一听见都是鼻子发酸要掉眼泪。有一天我在银行公会请他们来唱歌,大家听了感动极了。像这样的孩子多得很,怎么他们能训练这样好呢?后来他们到了重庆宣传抗战,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他们唱的歌没有一个白废的,都是宣传抗战的歌。
  有一天武汉三镇开献金大会,黄土坡的朋友大家都把现洋献了,我与李德全结婚的戒指也献上了,小孩子们的现洋也献了,他们回来分外高兴,如释重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