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卫长官立煌在洛阳,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张精诚团结、一致努力抗日的人。可是有许多特别的事情发生,多亏了他始终一贯的主张,到底没有分裂。这一点,他自己固然吃了大亏,而全国的老百姓和整个的国家,真算是得福不浅。
鹿瑞伯从前方回来,同余心清几位朋友到陈家桥见我说:
“河北省真是穷困到万分,假若是有钱或者是有兵,决不会成这个样子,此后说话该当怎么说法呢?请先生指教。”
我说:“蒋先生是拿着三民主义来抗日救国的,他决不愿意把某人当作仇敌。我们呢?为了三民主义,为了收复失地,应当拥护蒋先生这个主张,凡能忍耐过去的,我们决不能把他当作敌人。况且大敌当前,我们更应当看到远处大处,应当把国内的同胞化敌为友,不应当叫日本鬼子笑话我们,这样我们说话就有了准则。换一句话说,就是全国同胞都是兄弟手足,我们要一致地雪国耻收失地,什么谁对谁不对,都是自己的同胞,我们应当原谅和忍耐。”
有了这一次的谈话,朋友们都清楚必须这样才算是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不久就开了五中全会,在会场里就有人找鹿先生报告河北的情形,鹿先生说,不用报告,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报告,有人压着你,你不敢报告。鹿先生没哼,我也没哼。
有一天,张某在会场里说,共产党无缘无故地在三民主义上头加了“革命的”三个字,共产党怎么可恶。我就找来了一本《建国大纲》,总理写的,给张某看。我说:
“你看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吗?‘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张某一看说:“我没见过这本书。”
由此可见,我们党里的朋友,马虎到什么样子了,可怜到什么样子了!这不是糊涂是什么呢?
又有一天,这位先生在大会上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赞成共产党的不少。”并且说,“总裁左右共产党也不少。”
蒋先生说:“你替共产党做工作,你自己不知道,依你说咱们这中央委员里就有些共产党,那么咱们就你防备我,我防备你,自己不闹起来了吗?”你说我左右就有共产党,那我也不要睡觉了,尽防备吧!这样一来,我们自己也打起来了,共产党还不喜欢吗?你这不是替共产党做工作是什么呢?”
蒋先生又说:“我告诉你,总理活着的时候,你就阻碍着他。不然,总理的成就比今天大得多。你今天又故意地来阻碍我,我看你就是破坏革命。总理开除过你,我姓蒋的替你求过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的一言一行完全是破坏抗战,完全是破坏团结,你这个样子就不成!”越说越火,拍起桌子来了。
这位张先生站起来说:“总裁,我以后再也不说话了,好不好?”
蒋先生说:“你不配说话,你不配说话!”
我看他俩闹得不能下台,我说:
“总裁说的这话应当说,张先生也应该接受,你那一天说有人压着鹿瑞伯,什么意思呢?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时候,我在旃檀寺住着,把宣统赶走,张先生来了,一进大门就喊:‘给焕章先生磕八个头。’我说:‘算了吧,算了吧!’因为你说过基督徒不能革命,不配革命,你还记得这件事吗?要记得那回事,不要瞎疑惑人,疑惑这个,疑惑那个,对己对人都不好!”
张先生说:“对了,对了。”
那天晚上,在嘉陵宾馆有个大宴会,蒋先生见了张先生说了几句客气话,就算完了。
这件事,看着关系不大,实在关系太大了。假如,不是蒋先生把这位张先生大教训一顿的话,那团结一定破裂了。这一段事与抗战很有关系,所以我把它也记在这里。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轰炸越来越厉害。我记得那是七月六日,一连几天,把巴县中学周围许多人家的房子都炸平了。我住的巴县中学几十间大楼一夜都炸得平平的。那一天,我正在歌乐山云顶路五号,站在院子里就可以看到重庆的火有几百处,有几十丈高,通红,黑烟,白烟,各色各样的。第二天一早,刘致钧副官来报告说,巴县中学的房子都烧光了,所有的书籍、行李、箱子、沙发、文卷,什么都烧没有了。我问:
“伤人没有?”
他说:“没有,人们都在洞里了。”
我说:“只要没有伤人就好了,东西算得了什么?”
在重庆周围有许多防空洞都是石头的,有的几十丈厚,薄的也有一两丈厚。这个地方防空洞算是再好没有了。也有一次大隧道里出了岔子,有人说死了三千,有人说死了八百,还有说更多的,大概都是因为那个门销上的关系。实在是洞不应当太大,最多容二百人或几十个人为最好,尤其是不应当锁门、关门、插门,门若不插不锁,决不至于死那么些人。这回死的人,简直说是太冤枉了。就在这几天里,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都开到云南去打仗。听说到了前线,一打就垮了,死的人还不少。结果呢?三十六军军长江纯撤职查办,队号取消,永不许再有这个队号。九十九军军长也撤了职,这真算是不幸而言中。早就知道,不打仗还可以马马虎虎地混饭吃,若有一天开上前方去打仗,一定是失地辱国,将官把士兵的命送了,士兵把将官的命送了。平素里,大官不管小官,小官不管士兵,可以说他们是“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哪是带兵的法子?他们是不管病人的,一连人住到哪里,团长都不知道。说到练兵,入伍快一年了,还不会定标尺,不会目测距离。而且官兵的生活,彼此相差太远,那怎么会有精诚团结的精神呢?仔细看起来,有的地方跟北洋军阀带兵的办法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比那个还坏,这有多么痛心啊!实在太不像话了。这并不是到坏了的时候才说的,在未打仗以前,早就看准了它,一定有这一天,最坏的是你跟谁说谁也不听。大敌当前,还在那里儿戏国事,这怎么得了呢?想起来惭愧到万分,难过到万分!
我见过新组成的军队,装备很整齐,到前方一打仗,就散了。因为大官不认识小官,小官也不认识士兵,都是暴发户。新成立起来的队伍,一点历史的关系都没有,人本是有感情的动物,弄得毫无感情之可言。能打仗的队伍也真不少,可是,三军缩成两军,两军缩成一军,四师缩成两师,两师缩成一师。总是把你缩而又缩。许多能打仗的官长,队伍一缩编,他们都闲起来了,那不能打仗的官长,反倒带了很多的兵,一打散了,钱弄到自己家里去了。不说别的,军毯一弄几千条偷出去卖,这还成什么话呢?看吧,一个公馆里都是三个兵五个兵,那师长和军长公馆里,就更不要说了。本来兵是管打仗的,不是管杂事的,现在把兵当作家丁用,这完全变成外行,不像带兵的人,不像学过军事学的人办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坏情形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这是害蒋先生,害中华民国,害国民党,到哪里也不应当有这种坏办法。
有一次,我看见一些驮炮的牲口,瘦得真够得上说是“骨瘦如柴”。我不明白为什么带兵的人,会把国家的这些活动武器毁害到这么厉害,这得费多少钱才能买来,他们只为赚一点马乾就这样胡来,这不是跟中华民国作对吗?
不只是骡马瘦得要命,就是兵也是瘦得不得了,官也是没法子生活。如平素里逃个兵,一定要叫官长赔衣服,现在打仗了,三十、二十地跑,还要叫官长赔衣服,那他怎么赔得起呢?没有办法,官长也就跟着跑。这样一来,军队就没有法子控制。况且官长们都有些家眷,也是一样逃难到后方来,赔上两三套服装,他就不能生活了,何况是多了呢!
有人从前方来报告从前庞炳勋守临沂的事。张自忠将军在徐州以南向南打,先打退了日本人,又奉命去援助滕县,还没有到滕县,又叫他去援助临沂。他在临沂城外给敌人一个侧面攻击,打得日本鬼子落花流水。这一仗是张自忠将军和张克侠将军、冯治安将军,还有刘振三师长等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一次大胜利。自“七七”开仗以来,我们就没有打过什么真的胜仗,就是这一次,真算是把敌人打败了,真是敌人向后退却,我们追击了。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到中国以来是第一次打败仗。我过去也听说过这话,可是到现在才有人指着地图详详细细地跟我说了,我才敢信。并且,陈天秩把徐州以南作战的情形,也给说得很清楚。我看,军队与将领的关系太大了。张自忠不回军队的时候,他这一军人精神很不振作,他一回,军队就活起来了,真有“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的十足的精神了。
我在石板场住着,有一天,有位云南人姓曾
(注:指曾万钟,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的来见我。因为他是协和先生的学生,他知道我跟协和先生是莫逆之交。他在太行山当总司令,指挥着二三十万人,因为失败了,到重庆来见蒋先生,报告实在的情形。哪晓得重庆的大官们对他说:
“你要向委员长一报告,他一着急就病了,那还得了!你千万不要说实话,你报告不得的。”
接着又一个大官说:“好,你要向委员长报告,把委员长急病了,那么谁领导抗战呢?若没有人领导抗战了,中国不亡了吗?你这小子要亡中国,我非拿手枪打你不可,你敢去报告!”
这样一来,这位曾先生就不敢去报告了。他很难过地来到石板场找我,对我说,他在太行山上,一万人中要有三千五百人到黄河边上去抬粮,还有二千五百人去遍地里拾柴火,还有病号。这样一来,一万人只有三千人能去打仗,十万人呢,只有三万人打仗,他指挥三十万人,只能出九万人打仗。中央分配他的战线是三十万人的战线,这样一来,空隙怎么不大呢?他又说,应当给他三千夫子的,只给他二百个囚犯,这怎么能运东西呢?又说,应当给他四百多匹骡马驮东西,结果是一匹都不给,叫他怎么打仗呢?越说他越难过,他说最难过的是有话不准说。他说这个毛病,若不真正改革,恐怕没有法子再作战了。我听了他这话,真气坏了,我见了蒋先生,把这话对蒋先生当面说过了。后来,我还给蒋先生写过一封信,也是说的这件事。平心静气地来想想,我们的军事是坏到什么地步了!最主要的是蒙蔽蒋先生,哄骗蒋先生,这种蒙蔽欺骗的结果是亡国的悲剧。
十分的万幸,是日本的少壮派发动了“二二五”、“五一五”两次刺杀案件,把些老成的稳重的人,杀的杀了,赶的赶了。这些少壮派袭击了珍珠港,惹来了美国的军队,我们才能得到胜利,不然的话,就凭我们这个军事,那真是万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因为蒋先生的眼被他们用手遮住了,什么也看不清楚,那如何不坏事呢?
这里的国防最高会议,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机关。蒋先生向来是不出席的,大概是规定好的,总是孔庸之先生替他主持。这一天,军事外交报告完了,姓何(注:指何应钦。)的起来报告说:
“重庆这个地方要暴动,主持的人就是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
看那光景既紧张又严重,不像说着玩的样子。我就站起来说:
“这是谣言,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沈先生那么大年岁,他除了有一支笔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拿什么暴动?邹韬奋和沙千里也都是拿笔杆的,他们凭什么暴动?”
我说完了这话,于右任没站起来就说:
“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人都看成是靠不住的人,由疑惑而捉起来,由捉起来而打起来,这才是给日本人制造胜利呢,结果一定是日本人不要打我们,我们就完了。”
他说完了之后,孔庸之先生就东说说西说说,大概说的是不要自己疑惑自己。孔先生说完了之后,陈果夫先生把他那没有血色的、干枯了的蜡黄的脸,向右一扭,脸朝着上,对着我的脸说:
“你别看不起沈钧儒那老头子,他糊里糊涂,共产党要给他准备好了,他一定会干的。”
我说:“沈钧儒先生不是国民党的老同志吗?我们听了这个话,是不是应该派一位同志去跟沈先生谈谈,问问有这回事没有。不然的话,能不能把沈老先生请了来,彼此谈一谈,若是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准备对付他,这是对同志之道吗?我们这不成了仇敌了吗?我觉得,我们对于同志不应当这样!”
我特别地声明一句:“我同沈钧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若有人污蔑他、毁谤他,我都不能说几句真实的公正话,那以后谁还和我交朋友?谁不说话都可,我不能不说,我认为这完全是破坏抗战的人在这里制造谣言。”
这话说完了,何先生他们才说:“大概也许不确实吧?”
回来我就找了沈先生,告诉他今天会议上有这样一个报告,请他去找有关当局问一问,到底怎么回子事。后来,我听到沈钧儒先生说,他去找了何先生说:
“你把我关起来完了。”
何先生回答说:“请回去,请回去,大概是谣言。”
拿这一件事情来说,这是国家大计,应当很慎重地、很严肃地、近乎情理地来研究讨论,不应该捕风捉影的,听见风就是雨,弄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内乱情形出来。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同志当仇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有一位朋友姓许,他在陆军大学当政治教官,是少将阶级,跟李协和先生是同乡,是很诚实、很公道的一个人。他对我说,他在一个训练团里,也当政治教官。有人告发了学生,说某人是共产党,说某人是救国会,又说某人是汉奸。实在说起来,就是叫年轻的孩子当特务,每天每星期,都要作报告,有报告就有奖金,没有报告还要受罚。这样一来,就无中生有。一天捉住了一个学生,说他是汉奸,是汪精卫打发来的。这个学生说,我是不愿意当汉奸才来的,并且是我老人叫我来的,叫我为抗日牺牲性命,报效祖国的,我怎么能当汉奸呢?结果还是不成,拿火筷子烫,拿针扎,用种种的刑罚,逼得没有办法了,这个学生就说:“我都承认了完了,我是汉奸。”说他姨母给他的信,都是些暗号,说他还有个无线电,他也承认了。无线电放在哪里了呢?扔到江里了。没有一点凭据还不成,到底他找着了一个铁圈,他说这就是凭据。这样一来,几天的工夫,就捉了六百几十个学生,都关起来了。有几个打得太厉害了,青年孩子的火性高,他情愿死,也不愿意受这个罪。有个姓桂(注:指桂永清。时任綦江战地干部训练团负责人。)的问他:
“你为什么要暴动?”
学生说:“为了要杀人。”
桂问他:“你们要杀谁?”
学生说:“杀你!杀你这个害民贼!”
桂把眼一遮说:“推出去枪决!”
就把一二十个人都枪决掉了。大概是这些青年的父母和家长们写信给蒋先生,说我们的孩子跟你学习抗日,你把他枪决了,他们犯了什么罪,你必须公布,不公布我们要到法庭里告你。这样,蒋先生才派了许多法官去审问,本来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就审到那个有铁圈的,把无线电扔到江里去的孩子。经过法官再三地问,他才说:
“拿火筷子烫的,我没法子了,才瞎说的。”
法官问他:“那么你这个铁圈从哪来的呢?”
他说:“非跟我要证据不可,我没办法了,我把站岗的钟表上的一个圈给拿来了。”
“那么那钟表搁在哪里呢?”法官问他。
他说:“把钟表扔在粪坑里了。”
马上又动工,把粪一点一点都掏出来,果然把个破钟表找出来了。所有这六百多个年轻的学生,全是冤屈,都问明白了,放他们出来。这些青年说:
“我们不出去,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了,拿火筷子烫我们,拿针扎我们,拿刀子割我们的肉?”
闹僵起来了,没办法了,派了张文伯去给学生们赔罪。说了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到第三天,那些学生才哭着出来了。后来蒋先生把那个负责人派到德国去了。
拿这件事情来说,我们看见那个刀杀人,我们都知道,不能把个刀拿过来砸毁了就算完了,应当问问到底是谁拿着那个刀来杀的人?三尺的孩子,都能懂得这个道理。这件事应该谁负责任呢?这决不能怪桂某一个人。
震动重庆及大后方人心的事,就是长沙大战。薛岳,号伯陵,是个有血性、有良心、有硬骨头的将官。日本鬼子快攻到长沙了,被他几路大包抄,把敌人打垮了。第二次长沙大战,又把敌人打垮了。这不但是有勇,要紧的还是有谋,薛岳将军真是一位谋勇兼备的将领,说起话来,非常谨慎谦逊。他同张发奎将军早年都是跟着朱执信先生的,为了三民主义,受尽各种痛苦。到如今,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他们真是只知为国,只知为民,什么危险全不怕。到第三次长沙大战,还是取得了大胜利。长沙胜败与全中国抗日都有绝大关系。确实说起来,薛伯陵先生为了抗战,是有极大的贡献。
张发奎先生,字向华,短小精干,不怕死不爱钱,尽说真话。可惜的是,拨给他的队伍,多是彼此不相干的。跟他有关系的,就是他那几个参谋副官和传令员,这可怜不可怜!为什么这么办呢?结果,张向华将军有很大的力量使用不出来,他不怕死也白不怕死,他不爱钱也白不爱钱。所以,几次大战他想做出点贡献,但都不可能,就是这个缘故。这种防家贼的办法,实在不应该。
有一次在大会上,中央委员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时候,庞炳勋站起来说话,他看见报纸上满载着慰劳军队的事,听见说是好多次了。自开仗以来,他这个军就在最前线,打过许多次的血战,可是始终就没有受过一次慰劳,也没有一个人去慰问过。他一面说着,一面气愤,一面难过,他呼喊了一会儿,一点反响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哼,好像是对着死人说话一样。后来,庞炳勋改变了作风。那不是他对不住国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央委员太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们官兵,才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接到魏凤楼的信,知道他回到河南西华县他的原籍,带起他们本县的父老兄弟有五六千人,从周家口过了黄河,在淮阳以东袭击日本鬼子,打了一个月的血战。他受了重伤,他带的人死伤了一半。像这样的一位将领,不用国家的枪械,都是老百姓的武器,不用国家的粮饷,都是老百姓供给自己,这真算是义民,这真算是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结果呢?打起仗来,子弹、粮饷,一点有力的援助都没有,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受了重伤还没有人问。我在中央这个地方替他呼喊,蒋先生发了五千块钱的医药费,并且要派飞机去接他到西南住医院。论功真是有功,应当把他的队伍编成师,编成军,才能鼓励别人。实际是什么情形呢?叫他的那些人吃不饱,穿不暖,还是个支队长,只是个游击司令。在后方一次仗没打过的人,不但编成师,并且还编成军呢。这怎么使人佩服呢,太不公平了!
来的人都说,孙良诚在河北跟日本鬼子打过许多的血战,后来到了山东,真应该编成军,应该给一个总司令的名义才对。实际上,饷不给他足,衣服不给他够,职务名义也是随随便便变个法子给他难过。先是听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挥,设一个分署在鲁西,那已经够对不过孙良诚了。后来,又把个分署取消掉,要叫一个专员指挥他,这样使他喘不出气来。他很能够跟日本鬼子打仗,逼他蹂躏他,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的队伍编了又编。把孙良诚害成这个样,说实话是应当有人负责任,不应当就这么马马虎虎地算完事才对。
我确实知道赵寿山军长带的队伍,真是很能打仗,日本鬼子也很怕他。可是竟有特务造他的谣言,说长道短。他在黄河岸上做的堡垒,许多盟国的朋友看了都是钦佩到万分。美国的朋友说,这种堡垒比铁还坚固;英国的朋友说,这真是没法子攻克的阵地。工事做得这样好,阵地守得很久,敌人是不敢来的。忽然间把他调到后方,说是整理他的队伍,换了某人带的队伍去守那个阵地。哪晓得敌人来攻,几天就攻破了。黄河阵地一失,郑州就丢了,郑州一丢,豫南豫西全都动摇了,说起来真是痛心到万分。变了许多的方法,到底把赵寿山军长调开,叫他升了一个总司令,离开他的军队到凉州去住。这还不算,有一团人跟着他住,说是监视赵总司令的。电话有人监视着,通讯有人检查着,这样的一位有学识有胆量、忠国爱民的革命将领,硬把他搞得气都喘不出来,这是谁在这里作祟?可恨不可恨吧!我想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也没有这样的湖涂办法!
我接到李兴中将军的信,说他由师长当了军长,后来又当了总司令。他在山西省和中条山跟日本鬼子打仗,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合一合眼,疲劳得骨瘦如柴。这个人品行端正,学有根底,带兵有许多方法,很能得兵心。他带的一万多人,这几年当中死的就有五六千,结果呢?当了总司令了,把他带的队伍拨给别人去带,把不认识的人归他带。我们中国人,有悠久的历史,但不是人人都受了教育的。实在不能无选择地学美国的方法,当然若是教育普及了,二三十年以后,也许赶上美国人。现在马上按着人家的办法办,一定是费事很多,成效很少。国情不讲,人情不讲,人不是机器,乃是感情动物,这一点不讲究,不会不坏事的。
许多人来说,并且有人证明,前方的大人先生们,都在那里做生意。安徽、河南的边上有个地方叫界首,来往的都从那里过,本来是个小地方,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小上海了。真是谁也想不到它,怎么就那样繁华起来。做买卖的没有别的人,第一,是最大的军官;第二,是最大的地方官。这样一来,真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都跟着他学起做买卖来了。又加上普遍性的官兵吃不饱穿不暖,哪还有一点防备敌人来攻的意思呢?结果敌人一来,把河南的地方就丢了十分之六七。并且,因为军纪太坏,骚扰百姓,使百姓痛恨起来了,哪里还能打仗呢?常说的话,百姓帮忙功自成,百姓不但不帮忙,而且对军队都仇恨起来了,如何不坏啊?
有一次,从天水开到宝鸡,再由宝鸡开到青木关的军队,要上云南去。有一个熟人在那里当连长,他跟我说,他们从宝鸡这条路来,有的一连逃了三十几个,有的一连逃了二十几个,还有的连长、排长都一块跑了。又有的连上空缺太多,只好把枪捆成一束一束的,找百姓抬着,老百姓也是因为吃不饱,把抬的枪往嘉陵江里一扔就跑了。再找老百姓到嘉陵江里去捞枪,把枪捞上来了,水泡过的枪很容易长锈,锈得跟铁蛋一样。不只是这个,像士兵们实在吃不饱的情形就更厉害了。我一条一条地都问明白了之后,拿笔全都记下来。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作纪念周是我报告,那天到的人数最多了,蒋先生和何先生(注:指蒋介石、何应钦。)在场。我就把军队中困苦艰难的实在情形全都报告出来了,这样就有人恨得我刺骨。他们派了人到青木关去叫那些兵签字,吃不饱也要说吃得饱,穿不暖也要说穿得暖,不签字不行。这样一来,他们是骗谁?骗蒋先生,骗了中华民国。听说那队伍到了云南,吃了很大的亏。就因为我这一次报告,再也不找我报告了。这一件事情,我并没有难过,我想有许多正人君子一定是气愤不平。说是黑暗黑暗,哪里也没有这种黑暗,不许说真话,不许说实话,这叫什么事情!我不懂。中华民国跟他们有什么仇呢?他们何苦要这样地坑害这个国家。
我住在歌乐山云顶路五号,这个地方很高,夏天凉快得很。有一天,苏联大使潘友新来看我,说到他们有三天三夜都没睡着觉,热得太厉害。我说:
“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住,这里凉快得很。”
他不肯,他说:“我来住,您到哪里住去?”
我说:“前几天在李子坝,到东湖疗养分院去看病,看见每个屋子里都住的是苏联空军的官长,他们都是在柳州对日本空军作战受了伤,有的死了,有的伤还很重。你们苏联的朋友们,为我们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不但在物质上帮忙,而且你们还流血牺牲,我就是把这几间房子让你们住,我受一点热,这又算什么呢?”
过了两天,费得林珂(注: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先生来了,他说:
“对不住得很,就是要请先生让几间房子,我们这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
我说:“好了,我马上就搬出去,请你们就搬来。”
我就搬到山底下一个小房子里住。潘友新大使他们把房子刷了之后,抬了大木桶来,他们就都搬上去了。有一天,蒋先生请吃饭,我对蒋先生说:
“您的左右应当有两位负责任的人,一位专为这些有艰难有困苦和疾病的老同志,替委员长送送礼,看望看望,帮帮忙,好在都是用的国家钱。再有一个,就是对于外国朋友,像苏联大使,他帮助我们抗战,他们热得白天黑夜睡不着,应该在南山或北山找些房子,抬些冰块送他们或者招待招待他们都显着好。”
蒋先生说:“嗨!你看我这里哪有这种人,我看就请你招待招待他们吧,花了钱你就来这里拿。房子我另派人去找。”
这样,我就在歌乐山预备了很丰厚的酒席,请潘大使他们许多苏联朋友一起吃过两顿饭,可是,我到底也没有上蒋先生那里要过钱。论我自己犯不上招待他们,为了抗战,为了雪国耻,为了收复失地,我不能不尽我自己一点心力,招待这些帮助我们,为我们流血的朋友。
过了几个月,他们在南山又找着房子了,说是蒋先生派人找的。潘大使就在南山请我们吃饭,他同我出来的时候,走到宪兵跟前把一支步枪拿过来给我看,他说:
“你看这是苏联的新步枪,比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进步多了。您看看刺刀怎么样?枪栓怎么样?标尺怎么样?”
我仔细看了一会儿,觉得实在不错。这是因为武汉一退,把步枪丢得太多了,长枪很少,苏联把他们的最好的步枪送给我们很多。不但这个,这几个月从西北用汽车运来的野炮几百门,也是苏联送给我们的。当然将来还要给钱,可是在打了败仗的时候,能有朋友送给我们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太难得了。
就是这天,我们去看了红梅。这个山上满满的有千八百株红梅。真是像火山一样,幽香扑鼻,这种情形在别的地方还没有看见过呢!又到一位王先生纪念他们老太太的大楼上去看,真是大而无当,没有院墙,又没有配房,孤孤单单,看那样子起初桌凳什么的一定不少。可是现在,真是太冷落了,也许是没有什么计划盖的。
有钱的人有的是办法,假如把那个梅花种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们都来看看不好吗?他不干。专种在山上头,自己看方便了,重庆的人要去看一看,以现在的价钱来说,没有六千块钱不能打来回的。这够多别扭吧!要说那个祠堂的话,若是在重庆附近办个大的图书馆,让老百姓们去看看书报,你看那够多好!他们为自己想可以,为大众想是决不干的。我想,这是我们同胞们的一个顶大的缺点,恐怕也是知识太不够的原因吧?虽然这么说,我还是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觉悟了,事事为人而不为己,那时世界的人民一定能够看得起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