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蒋先生告诉我,说要找我到湘黔川三省去点验检阅后方的队伍。我欣然接受,收拾了一天,调来几个人,就由武昌上火车,预备先到长沙。这天晚上,到了十一点多,从武昌开车,我看见站上有汪精卫的两个人在那里,也看见车站上的人复杂得很,我就加了小心。开车以后,我对手枪营长彭国政(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冯玉祥的手枪营长。)说:
“天要一亮,找个小车站,就把车停住,车上的人们马上下车,离开铁路,总要在五百步以外,尽可能把吃的喝的带在身上,都预备好了。”
刚一天亮,就到了一个官塘驿小车站,我马上就催着大家快下车,有的人看着露水很大,一走把鞋袜子都(足堂)湿了,感到不方便。我说不管,只催着大家快下车,快快地走开。果然不到二十分钟,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十八架。十二架在前头,六架在后头,摆成了两线式,先把后面的铁路炸毁了,又把前面的桥梁炸毁了,然后就一来一往地对着火车轰炸。那些炸弹扔在火车的两旁,就像道旁种的树一样,一个窝一个窝子摆得很均匀,把田里的泥炸起来,把我的汽车打了两个大坑,火车两边的窗户上都溅满了污泥,可是却恰好没炸着火车。炸弹扔完了之后,就一来一往地用机关枪扫射,飞机飞得很低。正好这附近七八百步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两沿尽是小的机关枪堡垒,我们一家子都躲在那堡垒里头。晓达(注:冯玉祥的小女儿。)惊慌得很,用手掐人,掐得很厉害,小洪(注:冯玉祥的小儿子。)像不知不觉的样子。这一次简直到了绝地了,那是汪精卫之徒谍报日本人,蓄意消灭我们。可是我们这一列车,约有八九百人,这一天一个人也没伤着。若不是这些机关枪堡垒早就做好的,那低飞扫射,是没有法子不受伤的。五六个钟头轰炸和扫射过去了,天黑了,桥坏了。跟铁路上的人一商量,说到明天正午十二点才能修好。我说:“那不成。”找彭国政他们再去跟铁路上的人商议,铁路上的工程处有两位好朋友,都非常热心,愿意努力修一修看,他们真算是特别出力,辛苦了大半夜,到了三点钟来报告,说桥修好了。我说:“很好!”向他们道了谢,马上就开车了。又走出去一二百里路,天亮了,找了个小车站停住,又跟昨天一样,敌人飞机来了,可是没有昨天厉害,我想他不知道我这一列车停在什么地方了。我在这个地方同老百姓谈话,他们说家里的男人都上山做沟垒去了。老太婆、老先生和孩子们对我们亲热极了,招待很热情,可是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自己带的都有,只是临时买了他们些青菜,再三再四地说不要钱,可见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天真纯良,最有良心,最和善的,这真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在不断轰炸之下,火车开到了长沙,张文伯先生热情招待,诚恳谦和。更有一件不能忘的事,那就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在敌人昼夜轰炸之下,同我住的几位老先生,像陈哲甫(注:教冯玉祥古文的老先生。)先生、刘聿新先生、邓鉴三先生,因为炸得厉害,我就给张主席打了个电报,请他在长沙给找一处房子。他马上回了电说给找好了一处,在银行公会,这样,这几位老先生就住在那里。有警报的时候,他们就过江去。我很感谢张先生的帮助。
在长沙看队伍,在城周围一处一处地看,并且仔细讲解《打胜仗的方法》,这是我新近完成的一本书。
我到岳麓山,看见许多好地方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毁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一天我去祭蔡松坡先生,又去祭黄克强先生,都读了祭文,献了花圈,照了相。觉得这两位先生真是革命的英雄豪杰,他们创建中华民国,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祭他们,真觉得他们是无比的伟大,真是敬佩之至。
我又过江去看了赵炎午先生,是一位湖南的大革命党,他为了救国救民,受过多少次的苦,冒过多少次的险,到现在当一个老百姓,不但是湖南人敬佩他,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不敬佩他的。
赵先生一位兄弟,是德国留学生呢,还是法国留学生?很勇敢。听说,有一次几个外国人在那里渡河,欺侮河边上的百姓,打河边上乘船的人。这位赵先生看不下去,动了手,那个外国人向着他跟饿虎扑食一样,奔着他来,被他一摆手,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又上来了两个,也被他打倒了。几个外国人被他打得乌眼青,莫名其妙,看的人很多,到底外国人不打了,算完了。这种爱同胞爱国家的精神,真值得佩服!长的个子不大,若按旧话说,身体有“通天贯日”四个字的说法,他这短小精悍的身体很像个日字,精神非常饱满,将来是国家有用人才。
我到了益阳看军队,也对民众讲了话,也把几本书送给他们。又到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学校,他们很有精神,我在该校也讲了抗战哲学,后来这本书在重庆印了出来。
到了常德,有几个文武官吏来欢迎我,我对他们谢了一谢。第二天正集中训练的一些保甲长及民众有几千人在一起,我对他们讲了话。听到说刘聿新老先生生病在常德医院里,我去看他,他的痢疾好一点。恰巧这个医院的护士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他们请了五桌客,硬拉着我也算个客人,我很乐意地应允了。在吃饭的时候,客人里头有两个是校长,他们对我说,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学当学生,我教过他们军事操练,因此对我非常亲热。有几位低声对我说:
“我们常德人,都想看先生,可是不敢来看,因为本地一个官有命令,在常德谁要看冯先生就枪决谁。”
我听了这话才明白,我说怎么的呢,我来到这里,怎么看不见许多老友呢?怎么看不见许多常德人呢?是这个原因。这真是奇怪的事!后来没有过几个月,大火烧长沙,就是这个人干的。他由常德警备司令调去,不知为什么跟得了神经病一样,一把大火烧了长沙的百姓,许多人被他害死了,他也被委员长枪决了。常说的话,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这个人就是在那里作躁,完全是胆大妄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结果怎么样呢?把人家害了,把自己也害了。
临澧县的一位姓侯的来看我,住在旅馆里。有人给我说,他是想着在东关外地方,我曾修过一座石头桥,他们要在那里为我立个碑,以为纪念。哪晓得有命令,谁见我就枪决谁,他只有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就赶紧回家去了。我听了这几方面的消息很纳闷,他们这葫芦里头是卖的什么药?可以说到底也不清楚。
第二天到陬市看军队,也讲了话。听到说过了桃源,到贵州的汽车路有几段很窄,必须先打电话通知那边来的车在那头等着,这边的车过去了,那个车才能开。若是电话说不好,两车在当中碰上,要让也让不开,那就麻烦了。我听了这个话,就决定由湘南到广西,由广西到贵州。归途到益阳,听说刘聿新老先生的病重,我就找赵力钧(注:冯玉祥的参谋。)同志带着钱去看他,并且为他办了身后的事情。后来力钧回来报告,说老先生的痢疾本来好了,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就这样死的。衣服、棺材装殓好了,埋在一个地方,并且还立了一个小石碑。辛亥革命的时候,刘聿新先生首先攻破南京,打走张大辫子张勋,可说是创建中华民国的老英雄。后来他做江北护军使,袁世凯因为他是革命英雄就把他调到北京住闲,不给他事做。这老先生学问品行都是第一等,字也写得极好。后来我本着这些事迹报告常会,政府颁有明令褒扬。
走到宁乡,听说周道腴先生住的地方离着汽车站不很远,我买了些礼物找人给他送去,问候问候。周先生接着来看我,说军纪甚坏,百姓受害不浅,有些军队把塘里的水放掉,把养的鱼捉个完,除了自己吃,还拿去卖钱。老百姓们对这样的军队,痛恨极了。吃了鱼还不要紧,明年栽秧的水也没有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周道腴先生真是忧国忧民的一位革命老同志。
就在这路上看见贵州送过来的新兵,饿得面黄肌瘦。这种情形,有什么好枪好炮也不能打仗。为什么军政办得这么糟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治兵,他们自己以为满肚子学问,在纸片上拿起笔杆来,好像有千条妙计似的,到了实际上一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还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把无数万的新兵饿得骨瘦如柴,路都走不动。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负责任,说是我办的不对,想法子改革,而只是在那里推诿过错。有好处大家争,说这是我办的,有坏处大家推,谁都不负责任。这是抗战里头一条最根本的事,偏偏没有人管,可叹不可叹!可哭不可哭!
抗战吃大亏的是关于兵的事。后边练的队伍送到前边去补充,后边的军官也都是受过教育的军官,都是年轻力壮,叫他把兵训练好了,送到前方,交给前方的军官,他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叫奶妈子,精神上就不好过。有的说我们不配打仗吗?为什么叫我们把兵送到前方,叫我们空着手回来?
由四川隆昌送新兵到云南这是几千里,内中还有伙夫、马夫等等。八百人送两千人,因此路上跑了很多,送到了,回来又是两三千里路,来回两三个月,劳民伤财,物质精神都吃了大亏。
为什么不谁练的兵就让谁带到前方?人是有感情的,训练时期熟了,带去正好。把新兵交去不管了,新兵新官,人生面不熟,名字都叫不上,怎么能打仗呢?一打就散,这是许多人都看到的大错误,为什么不改正呢?我怕是有人跟汪精卫勾结,有心跟委员长捣乱。
由长沙转到宝庆过湘乡,打听打听曾文正公(注:即曾国藩。)的家乡。听说曾文正公的后人,大多是读书人,这真是难得得很!读书才能明理,不读书的人决不能明理,注重读书比注重给孩子们留下产业是更要紧的事。
到了宝庆,这里有一个司令,我也不写他是谁,他告诉我说,他们军队里应领的东西,就是不发给他,要发给他,还得花多少钱去运动。他生性痛恨这种腐败行为,所以东西老领不下来。一面说着,一面难过。我听见别人说,他跟某人当过参谋长,可是还受这样的黑暗待遇!我就照他所说的话,给委员长打了个电报去,这电报有人看见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可是我既肯发那电报,我就不怕人家不痛快。军事的败坏全从这里来的,这一件事若不能革除,军队怎么会好呢?
这里有一个招待空军人员的地方,是新生活办事处的朋友们办的。被招待的都是苏联的空军人员,身体非常健壮,跟他们谈起话来,都是说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牺牲自己的性命,慷慨激昂,真诚勇敢,真是使人感激佩服!
这里有教会的朋友不少,我也给他们谈过一次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亲热得很。他们受过圣经的训练,见了人总是亲热而谦和,使人们觉得特别舒服,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样子。从这里到衡山,张文伯先生在等着我。他在这里训练了五六千中学生,都是预备做保甲长或区长的,年岁都是二十岁上下,体格好,精神饱满。我对他们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话,题目是“献身给国家”,讲得他们眉飞色舞,一会儿悲痛起来了,一会儿高兴起来了,一会儿摩拳擦掌,竖起脊骨来。这些青年热血赤心,真是最有作为的人物。后来听说张主席离开湖南,他们就被解散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在这里本来有人劝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因为我受的命令没有说到广东去,所以不便去。我在衡阳看了军队之后,就到零陵,正遇着李协和先生在那里,很痛快地谈了一两天。他就是忧郁,武汉要不守,可怎么得了,若守不住,可怎么得了?这些爱国忧民的老同志,在他每一句话里头,都站在救国家、救百姓的立场上来说的,来行的。他找我写四个大字,是“身心健康”,他又说唐孟潇先生的家就住在这附近。
在武汉的时候,石筱山送了我几十幅他自己写的小挂屏,都是写的战史上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我坐着车,一面走着一面读,越读越高兴,简直地把四十九段读了个透熟。沿路上看见有某机关,正在衡阳以北、衡阳以南大盖房屋。我想这些办法真是不妥,敌人要来到这里,盖那么些房子有什么用呢?有这些钱,都应该在官兵身上去花,不应该扔在水里头。这个毛病就是因为亲自出来看的人太少的缘故。执政掌权的人坐飞机,飞到这里,飞到那里,路上有许多实在的情形都看不见,这是一件顶不得了的事。
到了广西界,慢慢地看见一座山一座山都与北方的山不同,好像是一座大山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山尖来一样,这真是特别得很,峻峭美观,这样的山在桂林一带很多。当中过两道河,汽车上木船,用小汽划子带过河去。有的船上没有人,半会儿才叫了人来,有的船上没有油,得现去找油去,耽误工夫不少,添出麻烦不少。到了桂林,黄主席(注:指黄旭初,广西省主席。)等好多老朋友,非常亲热,看他们上上下下真有一种苦干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乡气。
我住在他们的一个招待所里,遇见蒋百里先生,那时他是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前几天在长沙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的时候,好多先生和同学硬把我叫了去,也去跟着行毕业礼。因为在南京的时候,我在特三期旁听很久,所以好多同学来拉我去参加盛典。我记得那天行毕业礼,蒋百里、张文伯都在场,很有意思。当天晚上,许多同学恭请蒋百里吃饭,这个人过来敬三杯,那个人也过来敬三杯。百里先生说:
“都来呀,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
我看那个样子很不好,怕他会吃了喝酒的亏,我劝他不要喝多了,对身体有妨碍。他说他的身体很康健,不要紧。在桂林招待所里又遇见了他,约我在一个屋子里谈谈话。我说:“很好。”他首先说到汽车路上冒出许多的石头,这样汽车轮胎一定坏得很快,这不是把外国货都损坏了吗?不又得用自己的金钱去买吗?国宝外流是最不好的,若是用石灰和土,把这路修一修,钱都花在中国人身上,而汽车轮胎又不坏,为什么没有人办这个事呢?他很焦急。后来又说:
“国事危险万分!盼望冯先生多多地向蒋先生讲话,因为蒋先生不明白各地实在的情形,也是有人故意地欺蒙他。”
我说:“咱们携起手来,说实话,说真话,盼望你在路上,把所见所闻的随时给蒋先生打电报才好。”
他说:“应当,应当。”
这一次谈论真是肺腑相见,谁晓得几天之后,他竟在河池县死了。这一次谈话就算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了,你说可叹不可叹?
这里有巢县同乡开垦的团体,因为许静仁(注:即许世英。)先生的帮忙,还有一位董志诚(注:冯玉祥研究室人员。)先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幸福来帮助这些难民。我同这些男女同胞们谈了一回话,勉励他们:我们在后方,一定要努力生产,好帮助打走日本鬼子。这里就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多数是不识字的,容易被人欺骗。这是一件可虑的事。
桂林城区特别为老百姓便利,开了好几个门,一拉警报,哪个门都可以出去,我看这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有一天我过河看见一个很长很大的浮桥,过来过去的人很多,很稳当,这个桥给人们的便利不少。
这里有几个大洞,有朋友点了蜡灯领着我去看。里头宽大得很,有警报的时候,许多人都到里头去,这给躲警报的人很大方便,洞上头石头还厚得很,我看它用什么样的炸弹也不要紧。
一天午后一点,在招待所看见协和先生从零陵来了,在客厅里坐着,他诚恳热烈地对我说:
“最要紧的事,就是武汉失守了,恐怕有些人包围、动摇蒋先生,又加上汪精卫在重庆正在胡说八道。现在听说蒋先生到了衡山,你赶紧到衡山去,对他痛陈利害,说明全国有知识的人,有革命性的人,都一定拥护他抗战到底。”说得非常恳切。
我说:“你的话很好,我一定去。”
协和先生说:“这就去才好。”
我说:“好吧,我就把房子让给你住,我就上车。”
决定后就上车动身了。赶到衡山,蒋先生到长沙去了,我就马上往长沙赶。走到夜半,太晚了,只好住在一个汽车站上,站长帮忙给我们买了铺草,就在他那地上铺草睡了一宵。第二天赶到长沙,在何键先生的房子里见到蒋先生。那时正是十一点多钟,有唐孟潇在座,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吃午饭,吃饭的时候蒋先生问我:
“武汉失守后,我们该当怎么办?”
我对他说:“您记得鲁子敬对孙仲谋说的话吗?那几句可要紧。”
蒋先生说:“什么话?什么话?我记不得。”
我说:“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来到长江北岸,写了一封信给孙权,约他会猎。张昭、顾雍一般人见大军压境,非常害怕,都说非投降不可。鲁子敬趁着孙权更衣的时候,对孙权说,张昭、顾雍这般人说的话,完全是为自己谋富贵保妻子打算。今天的事,谁都可以说降,惟主公不可。孙权说,怎么讲呢?鲁子敬说,像我这样的人,投降了也能做一个刺史,将军投降,不但自己完了,东吴也完了。这一段话,很是要紧。汪精卫一般人为了富贵,什么坏事都敢做。委员长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
蒋先生说:“很好!很好!我们至死也不投降。”
我说:“但是还不够。”
蒋先生说:“怎么样呢?”
我说:“孙权把周瑜调回来,因为有诸葛亮的痛陈利害,孙权下了决心之后,周瑜还怕有人从中说长道短,请孙权把已下的决心当着大众表示出来。孙权乃抽出宝剑把桌子砍掉一角,尔后把宝剑递给周瑜说,谁敢再说投降的话,就拿他当桌子对待,一定砍掉他的头!今天委员长不用宝剑,可以用大刀,砍掉桌子的一角,叫这些亲日派投降派都知道,不敢再说投降,动摇人心,那局面自然好了。”
蒋先生说:“很对,很对,我们就这样办。”
散了之后,晚上就叫我在长沙广播。我特别地对着汪精卫说:
“你要再说投降,可要砍你的脑袋了。”
这一回真是教训了汪精卫,这些卖国贼知道蒋先生有决心,知道抗战派的人是要抗战到底,他们只好打算逃跑了。
当天晚上,开军事会议,本来是个要紧的会,有几个人在那里说,要焦土抗战,要退却的时候,一定把房子烧光,把火车烧完,不可以给敌人留着。散了会,蒋先生跟大家在一块儿吃了饭。
那天晚上,白健生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完全说的是抗战必须到底的事情,说得有条有理。到半夜里,蒋先生和蒋夫人上南昌去,健生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他。这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与抗战很有关系。
第二天早晨,我又回到衡山,由衡山又到桂林,见了协和先生,把对蒋先生说的话详详细细地跟他说了,协和先生很兴奋地鼓起掌来。
有许多跟着我走的人员家眷,没有办法,从桂林向河池运,一趟又一趟,有人就说我的怪话,我都装没听见。为什么呢?在这大乱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忍不得叫我的亲戚朋友刚刚从敌人的铁蹄之下逃出来,又扔在半路上不管,那样良心怎么得安呢?所以无论怎样受指责,我还是把他们都运出来了。
从桂林到柳州,在路上看见宋明轩来接我。他身体有点不大好,我对他说:
“不着急,不生气,写字读书,多走路,一天能出三身透汗,什么病也没有了。”
到了柳州,看见兵工厂在山洞里头,地方太好了。又靠着一条大河,运输也不算困难。到了河池,沿路上有熟朋友的地方,都拉拉手,还是实行那几个原则,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礼物,不借人家的钱,不托人家买东西。所以到了那里,没有多大的耽搁。到了贵州和广西交界处,看见许多前清时代府官、县官立的一种政令碑,上面写的有“(犭童)人”字样。“僮”(注:现改为“壮”字。)字现在都改成立人,原来是犬字边,这就是轻视僮人的意思。大概是在民国以后,一律平等,就不用那个“犬”字了。这种僮人,跟我们普通汉人全是一样的,一点分别没有,哪看得出来,大家一定是一个祖先。这种政令碑我觉着有保存的价值,那可以证明皇帝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在广西吃过一种大米粉做的面条,不很长,都是二三寸长,吃起来很有意思,那比小麦面擀的面条一定是容易消化。在北方,怎么也不知道大米能磨成面,也能擀成面条。只要走的地方多,一定看见的新的事情也多,这是一点不错的。
在柳州附近,看见有十几万男女同胞忙着担土修路,说是要筑铁路,好多三四十岁的妇女,脊背上背着娃娃,在那里担土,看那种努力抗战工作的情形,是多么可敬多么可爱!拿这一带的妇女来看,那真是比北方的妇女强多了,北方的妇女因为缠足的缘故,动作起来是很艰难的。南方经历多少次的革命,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北方是被专制皇帝压制住,年代久远,积重难返了。解放,解放,有些人还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东西。
进了贵州界,有一段汽车路坡度太大,开车的人若是本事稍微差一点,就要出大乱子的。这个路也是“欲速则不达”,应当按着交通的准则重新改造。坡度太大了,拐弯太急了,一辆车不要紧,一天也不要紧,日子长了,车多了,总要生岔子,害死多少人!这是不可不慎重的事。
贵州有些地名都不大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色彩,像什么“镇远”、“威远”、“安顺”、“黄平”等等都是皇帝派兵来杀百姓,杀完了之后,起个名字作纪念。民国以后,都应当把它改过来,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民乐”、“民喜”、“民安”、“民康”……这些名字不好吗?还有些更不好的名字,叫“狗场”、“兔场”,这一定是由于卖狗、卖兔子的原因留下来的名字。我倒不赞成都改得像重庆附近地方什么“小龙坎”、“化龙桥”、“虎溪河”等等唬人的名字,我想要改为“高士乡”、“忠义场”、“侠义桥”、“利他集”这一类的不迷信而又平民化的名字,是最有意思了。
看见贵州苗族同胞很多,各式各样的。有人说有花苗,好穿花衣服;有的叫白苗,也许是长得白一点;有的叫黑苗,是好穿黑衣服;有的叫熟苗,是指着他会说汉话;有的叫生苗,言其在山里头住着,不会说汉话。我一面到处看队伍、讲话,一面打听苗族同胞的情形和生活方式。有人说汉官不论文武,常常欺压他们,或是诳骗他们,日长月久彼此就不免有些隔膜,由小隔膜变大隔膜,由大隔膜就闹出乱子来了。这就是前些年苗族同胞常常闹民变的根本原因,说来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苗族同胞不会说我们的话,我们又不会办教育。他们不能读书,自然就不能明理,不能明理,那就容易出岔子。看外国教会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立礼拜堂,给他们编一种罗马字母,教他们说话认字,还编出书来给他们读。若是我们能办,一定比他们办得好。可是我们不办,这是不是羞耻的事呢?
看苗族同胞住的以草房为多,底下是猪和牛,一边或者是上边就是人住的。这样一来,没有好空气,人就容易生病,身体也不容易健康。妇女用蓝布绣各样的花,都是图案画,精美巧妙,非常好看。
有一天在施秉县集合了有一千多苗族同胞,男女老少都有,我预先买了些盐巴和布匹送给他们,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盐巴。什么叫盐巴呢?就是自流井、五通桥这些地方,从几百丈深的井里汲上来的盐卤,又用几百丈深的天然水,拿锅放在火上头,盐卤倒在锅里,熬出来的盐巴很像焖大米饭那个锅巴样子。大米饭的锅巴不过一二分厚,或三四分厚,这个盐巴呀,有的三寸厚,有的二寸多厚。他们为什么喜欢盐巴呢?这是人的生活必需的东西。也许是在以前杀伐他们的时候,一封锁几个月,不给他们运盐进去,他们吃过这个没有盐的亏,因此愈知盐巴之可珍贵。我送了他们每人二三斤盐巴,也送了些糖。我对他们讲话,还有一位翻译,我说的大概意思如下:
一、人类的祖先都是一个。
二、不论汉、满、蒙、回、藏、苗、壮、夷,都是一个祖先。
三、因为兄弟们多了,分处各地,生活互异,意见不合,就发生了你吃的东西我不吃,你穿的衣服我不穿,你说的话我不说这些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处。
四、年头久了,弄得他们老弟兄们的子孙们彼此十分隔阂了,就是这个原因。
五、今天我们的国家被日本鬼子欺侮到了极点了,我们大家不团结起来必定都遭灭亡。
六、我们从今天起,要有一个新的觉悟,彼此认识,我们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敬。
七、鼻子跟嘴不能闹意见的一个故事,我对他们说了。他们哈哈大笑,都高兴起来,都喜欢了。
那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的一张嘴说:“我作一个嘴真不容易,既要吃饭,又要喝水,说话也是我,读书也是我,这负着多大的责任。鼻子这个东西,他管些啥事?反倒在我上边,我实在是不能忍受,不掉换掉换是不成的!”
鼻子说:“我在这里不但是摆着好看,并且帮助呼吸,哪是香,哪是臭,没有我你们还知道吗?你看那眼睛管啥事?倒摆我上头,我也是忍受不了了,非掉换掉换不可。”
眼睛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替你们看黑看白,看着道路,看着各样的东西,你们反倒说怪话,说我在你们的上边,我从今天就不管事,我看你们怎么办?你们没有看见那耳朵,他在那里只是摆设,你们怎么不说他呢?”
耳朵说:“我不光是摆设啊!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从今天起我就不管听了。”
这样一来,七窍全都不动了,几天后这个人快要死了。后来都有了觉悟,说这个人完了,咱们也就完了,我们快悔改吧,也不要争高争低,各尽各人的责任好了。就这样,这个人渐渐康健了,什么工作也能做了。大家精诚团结,马上就都好了,彼此指责,彼此埋怨,马上就坏了。
我们全国同胞在日本鬼子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我们只有自己觉悟,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因为我们是一个祖宗遗留下来的兄弟姊妹同胞。我们亲热起来,彼此相帮,彼此相助,什么样的大灾难,我们都可以闯过去的。
话说完了,我又细细地问他们,都很懂得,很明白,并且说我讲的话很对。
我从马场坪转到镇远去。这个地方的专员姓华,也是个老朋友,他很会办事,也很能干。我看了这里的队伍,看看周围的光景,真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说到征兵的事,明白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不明白的苗族同胞就往深山里头去躲藏。可见平素教育关系太大了,我觉得国家别的钱都可以省,就是教育费万不可省。
华专员对我说,这里有一位王天锡先生,他是王天培的兄弟,他在家里种了几十万棵桐树,都结了很好的桐籽儿,是一笔很大的资产。他家还开了个金矿,叫洞金,不是沙金,两个星期出二十两。我说很好,你把他请了来,我们谈谈。王先生来到,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知道他很能干,我给蒋先生打了个电报,说王天锡这个人是很有用的人才。蒋先生就打电报请他去到重庆,后来委任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参议,他倒是很高兴的。王天锡先生对我说,他种桐树都是把桐籽儿放在瓦片上,叫它这个根往四下里伸,不往下长,说起来有很多道理在里头。若是把四川、贵州挑五六个县,或是七八个县,拨给他一些专款,叫王天锡专门负责任,办种桐树的事,也可以弄点林警来保护着,这些没有用的荒山就都变成了宝地了。可惜只是给他个空名义,没叫他办什么事。
他说金矿的事,从镇远一直到湖南的桃源,都是矿金。若能大力开采,一百处或二百处开起来,一天见几千两金子是不难的。我想几百万、几千万没有一点事情干的穷苦老百姓,若给他们一些法币,叫这些人都去开金矿,几年以后,不但百姓都好了,国家也富了。若是用机器开,那就比这个更好了,可惜不去办。我们的国家就在这里停顿着,什么事情都不办,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从镇远到了贵阳,路上看见有一县出铁锅,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东西。我买了一口带着,送给贵州的主席吴鼎昌先生。在这里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岳军先生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要到重庆来,我说:
“是的。”
他说:“派没派前站?”
我说:“没有。”
他说:“我给您在这里办前站好不好?”
我说:“好极了,谢谢您。”
就这样,他给我找了巴县中学楼上头一层大楼二三十间房子,不但把沙发、桌子、凳子、炉子都预备好,并且把大间改成小间,连床铺带马桶,凡住家房子里需要的都预备得好好的。最讲朋友最讲交情的,也可以说是最会替蒋先生办事,最能帮蒋先生忙的,我看张岳军是第一个。
在贵阳这个地方,大操场里集合了有几千人,我同吴鼎昌先生一路去看队伍。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无论在操场,在讲堂,在党部,在省政府,在公共的地方,都是拿着“抗战必胜”四个字来说话。
这附近驻着一旅卫队,是军事委员会的,看他们很整齐,规矩也很好。
附近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花溪,那个地方也有苗族的同胞。每年开一个会,不晓得是纪念会还是庆祝会?他们都戴上假面具,拿着刀枪在那里耍,敲着锣鼓家伙,老是那几下子,表现出来的门道太少,太原始了,这是文化的关系。看普通的旧戏,有大花脸,有小生,有文有武,有老有少,有种种的说法,又有种种的唱法,锣鼓家伙,枪刀剑戟,使你看了不厌烦,这是文化高的缘故。这里头的门道很多很多,两两相比,知道相差太远了。文化的高低当然各处都能表现出来,不只是在舞蹈戏剧上头。
从贵阳到遵义看队伍,新兵穿的衣服破烂极了,都跟叫花子一样,我讲话的时候就栽倒了几个人。我下了台,到兵跟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有的把肉皮子冻得发青,有的在那里打抖,我给他们照了相。后来这个相片在重庆拿给蒋先生看,蒋先生看了,气极了。
遵义这个地方,有些老绅士,都是在地方上深孚众望的,我都请到一起,吃个便饭,谈谈话,问问民间的疾苦。这些老先生说,就是征兵的办法太坏,乱捉兵,待遇又不好,他们都痛恨这个办法。老先生说的话我当时一条一条地记下来,吃完饭,老先生们走了,我就马上发了电报给委员长。
陆军大学在这里,他们是从长沙刚搬到这里,教育长换了万耀煌。万是湖北人,人很谨慎小心,做事实在。他在武汉的时候,办中央训练团,办得很不错。这陆军大学由长沙搬到这里,太不容易了。我在这里看见了白俄的教官,一位叫布尔林,一位叫多玛,还有一位叫圣索夫斯基。圣索夫斯基是教要塞学,布尔林是教筑城和战术,多玛是教战史。这三把手都很好,尤其是圣索夫斯基这位老先生,非常热诚,有一次他病了,还是在那里教功课,躺在床上,把学员们叫到他床前,他在那里教,许多人受到他的感动。多玛教东西教得好极了,他在黑板上写,写出来一个字不改,就是一篇文章,这个人的学问是很成熟的。布尔林讲的也好,而且极热诚,我在南京就听他讲过。这样的成熟人才,在我们的陆军大学担任教育,实在应当特别优待他们。后来我听见说,因为物价太高,他们的生活弄得很艰难,很困苦。
路上经过桐梓,这里有个旅馆叫中国旅行社,办法很特别,他们弄的那小屋就跟火车上的房间一样,挺窄挺小,但也挺干净,饭堂倒是宽大的,可容好几张桌子。不论怎么样,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思想有学问,敢这样办。许多人都是一辈一辈地闭着眼过下去,不肯改革一点。有点改革思想的人,又怕旁人说怪话,这样永远不会改进的。
由遵义在綦江来,过一道大山,高得很,有些稀奇古怪的名字,一个地名叫吊死岩,或是钓丝岩,这附近摔坏的车,摔死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事不许登报,假如登报的话那每月都有几起,这八年还得了啊!实在说起来,应当费点大的工夫另辟一条路那就好了。我看不是难事,抗战的时候关系很重要,就是胜利之后,这条路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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