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青峨记游

  
  蒋先生催着我出去走一走,我就请了假到成都。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密司莫耳家里,她是纽西兰(注:即新西兰。)人,七十几岁的一个老姑娘,她在宜昌传教有四十多年,专做帮助人的事。这位老人家真是努力不懈,爱人如己。她家里住过一个中国办外交的人,娶了一位英国女人,生了四个女儿,这个英国女人得病死了。这个中国男人就把第三、第四的两个小孩交给密司莫耳替他照顾着。小的八个月,大的两岁,那两个大的十岁的、八岁的就带到重庆。不料,这位中国男人在重庆得了白喉病死了。两个孩子呢?就在重庆给了天主教堂了。两个小的呢?就跟着密司莫耳,后来两个都在大学里毕了业。一个是嫁了民生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一个是嫁了一位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有小孩,照的有相片。看外国人做的事,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做的事,真算是爱人如己,没有法子不敬佩人家。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行为,全是受了基督教的感化,我确实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并不是只拿着迷信来欺骗人。我问到密司莫耳你什么日子的生日?她笑而不言。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
  我说:“那很好,我要替我们中国人感谢您,要来给您做个寿日。”
  我给她写了一副寿对,又把密司莫耳的朋友请了来,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两桌,还为她唱了贺寿的歌,给她写了许多的“寿”字,用红纸粘了满院子,看去是很热闹,朋友们都很高兴。
  密司莫耳对于宜昌逃难来的人,她都特别地招待,她没有多少钱,还给他们炖了两大锅肉,请了一二百位逃难的宜昌人,来到她那里吃饭。说起来莫耳也是逃难来的,她还肯干这个事,我们中国人,大银行家、大资本家也不少,哪一个人肯请一桌穷人、两桌穷人来吃饭呢?何况一二百人呢?这都是基督教的精神。这位老姑娘七十多岁了,还教英文呢!好多军官学校的教官、学生都来跟她学英文。我看,我们中国人一到五十岁就说:“我老了,我老了!”还说:“我什么也不要了,我就有个好木头就得了。”柏木的不好,还要杉木的;杉木的又不好,还要楠木的;楠木的还嫌不好,还要阴沉木的;净板的还不好,要花板的;薄了的不好,还要厚的,厚了又厚,沉了又沉,抬的人都没法子抬。看看这老人家,眼看要八十了,还在那里教书,挣了钱来呢?净来帮助穷人。这样比一比,就知道我们该当怎么样了。
  我到灌县去,在半路上一个茶馆里喝杯茶,见有几位四十多岁的人在那里洗脸,大家用一个脸盆,还是一块手帕子。有一位先生吐痰就吐了满地,我见有二尺见方那么一大块,就在屋子当中,这实在太不卫生了。我叫人到外头买了四个痰桶来,送给这个老板。茶馆的老板看了这四个痰桶,好像是莫名其妙,我告诉他说:
  “这是不要钱的,白送给你的,盼望客人们吐痰吐在这痰桶里,不要吐在地下。”
  半会儿他才明白,我想一定被文武官和穿军衣的人们把他吓怕了,不然他怎么会发愣呢?
  我到了灌县,看了都江堰,工程真是伟大!这是秦朝时代的人民留下来的福利。到了二王庙,老道找我给他写门前的一个立匾,我就给他写了三个大字。到了青城山,这里有天师洞,当家的姓彭,是贵州人,为天师洞这个庙出了大力,把几幢大房都收拾得崭新。并且从山下边一直修到庙后头,一处处的尽是亭子,三角的、四角的、五角的、六角的,一直到八角的、十角的,一个一个都不同,有长的、圆的、方的,是用带皮的松树、柏树做柱子修成的,顶上都是树皮的,既雅致又美观。我问:
  “老道,你怎么出的家?”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比他大几岁,他那时候才十二三,表兄对他说:“在家里上学多难过,你把你爸爸柜子里的银子偷两个,咱们出去学仙去吧。”他就听了他表兄的话,他把他爸爸的银子五十两一个的拿了两个,两个人偷着跑了。走到遵义这个地方,到了夜间,他这位表兄又把他这银子都偷跑了,光剩下他一个人,他有家不能回了,上哪里去呢?哭了一天,听说有个青城山,他就来这里,受尽了辛苦,后来书读的还不错,字写的也好,还会弹七弦琴。到第二次,我再到青城山,这彭老道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呢?有人告诉我说,他喝药酒喝多了。酒这种东西就是毒,看吧,叶楚伧这人多好啊!生喝酒喝的去了两根肋条骨。记得我到合江县的时候,合江县的最好的秘书是喝酒喝死的,他喝茅台酒喝得太多了,一抽烟卷鼻子里就冒火,鼻子堵上就从嘴里冒火,嘴堵上就从耳朵里冒火,这位秘书先生就是这样烧死的,看这酒多么害人!我记得老舍先生割盲肠,大夫说:“你这胃向下移了四寸,都是因为喝酒喝的,若再喝酒,恐怕就要出危险了。”因此,老舍先生就把酒戒了。先贤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我就说“后世必有很多以酒丧其身者”。我记得以前美国戒过酒的,不知道为什么又开了戒了?也许是因为偷着喝的人太多了。人家不承认自己自杀自己,可是仔细考查起来,一百个里头,总有九十几个都是自杀的人,不过有用钢刀的,有用锡刀的,还有用木刀的,这样拿个大木头抹自己的脖子,当然一天两天死不了,日子长了,没有不死的。
  彭老道找我写字,我给他写了一篇,后来他刻在石头上,刻得还不坏。他那里有一个老头石匠,刻字刻得细极了,那真有一种清净无为的精神,他真是不慌不忙。我到了后边大殿上,看见有个大匾是王铁珊先生写的“忠孝神仙”四个大字,写得很圆匀,很好。有一次我讲话,就是拿“忠孝神仙”四个字当题目的。彭老道对我说,王瑚王铁珊先生做灌县县长,有许多使老百姓永远不能忘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丢牛的人告到王大老爷那里,铁珊先生恐怕不容易破案,他就自己亲自下乡去私访,后来把牛找着了。他问偷牛的那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为什么做贼偷牛呢?小伙子说:“大老爷,你跟我去看一看,我的老母亲病得不能动,买药没有钱,我没有法子了,我才做贼偷牛,我只要有点法子,也不会做贼的。”一面说,一面哭。铁珊先生看他母亲实在病得不轻,就把这个牛还了那个牛主人,又对偷牛的小伙子说:“我给你二两银子,以后不许再做贼。”那个丢牛的主人就不愿意,非叫铁珊先生把那个偷牛的孩子治罪不可。铁珊先生说:“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成个好人的。”到了后来,这个小伙子很发奋,并且是勤苦耐劳,乡间的人都佩服他悔过自新,到了三四十岁,尽做地方上的公益的事情,老百姓们都说,这是王大老爷成全出来的一个人。铁珊先生在这里做的好事,很多很多,我不写那么些,就写这一条,就知道其余的事了。有人说,清朝的县官是父母官,民国的县官是什么呢?应当是儿女官。父母官应当爱民如子,儿女官呢?应当孝民如父如母。说起来伤心得很,这些做儿女官的人,都跟败家子一样,不但是打爹骂娘,并且把父母赶出来,把家业侵吞了。
  离天师洞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圆明寺,我到那里看看,有吴先生、徐先生,还有美国的葛先生。他们有许多同道在那里翻译基督教的各种经典,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我很佩服他们做的伟大的工作。同时见到章申、徐达道两位青年,他们俩说,他们要结婚,找我证婚。我说:
  “很好,我愿意当这个差事!”我问他们,“你们在哪结婚?”
  他们笑着说:“还没有找到地方。”
  我说:“在庙里好不好?”
  他们说:“不成,因为老道同和尚都不愿意。”
  我说:“在树林里好不好?”
  他们俩说:“太不好看,恐怕人家笑话。”
  我说:“天师洞后边有省政府给林主席盖的别墅,我给你们借一借好不好?”
  他们高兴极了。那个房子是新的,可是里边桌椅都没有。我在天师洞借了些桌子、椅子,找了些人搬了去,又给他们写“双喜”字,在房子里外贴满了。到了第二天,他们是十点钟结婚,许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来了二三十位,徐宝谦先生赤着脚,穿着草鞋,打着雨伞来了。行完了礼,我还讲了几句话,后来在外面照了相。这两位青年都是很规矩、很热诚的。徐达道在上海医学院毕了业,当了医生。他的哥哥在甘肃做事,年轻人很认真,不知不觉间得罪了人,说是被特务刺死。徐达道因为这件事得了一种神经错乱的病,到如今好了没有还不知道,我是很惦念他们的。
  我在天师洞住着,有一天,下山去赶场,走了五六里路,从后面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扛着一条扁担,问我说:
  “先生在天师洞住吗?”
  我说:“是的!”
  他说:“听说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不是?”
  我说:“是的!一点不错!”
  他说:“在日本国里打呀,是在我们国里打?”
  我说:“日本鬼子到了宜昌,你怎么还问在哪里打?”
  他说:“听说我们有一位蒋委员长指挥军队打仗是不是?”
  我说:“是的。”
  他说:“蒋委员长在上海指挥呀,还是在北平指挥呢?”
  我说:“他在重庆哟。”
  老头说:“重庆离上海不远吧?”
  我说:“离内江不远!”
  他还问了许多话。我觉得老先生很好打听点国家事情,可是我们真惭愧极了。我们有宣传部,有内政部,有教育部,我们做的什么事?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我们不把老百姓应该知道的事告诉他们,这算是太对不住人。自己摸摸良心问一问,一定觉着不安。
  我到了上清宫看一看,也是正在修建。蒋先生在那里写了三个大字叫“上清宫”,老道找我给他写几个字,我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就刻在门口石头上。在这里我见到了章嘉呼图克图,他的庙本来在多伦,他现在是中央委员。他是四个活佛中的最末的一位,头一位是达赖,第二位是班禅,第三位是外蒙的哲不尊班巴,第四位就是章嘉呼图克图了,他们算是喇嘛教里地位很高的人物。这位先生看上去很通达事物,每天除了念经以外,便是拜佛。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伟大——有革命党,有无神派,有大喇嘛,有活佛,有资本家,有劳苦大众,无一不有,这才叫作社会。读书的人总想把社会弄得同刀裁一样的整齐,实在说来,没有这回事。世界上的事多了,有好吃甜的,有好吃酸的,谁也不能掐住谁的脖子,硬叫他做什么,那是不成功的。硬来的人只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的少壮派,结果,把人民害死了许多,把国家也给弄亡了,谁想走他们的老路子,谁就一定倒霉到底。
  天师洞下边山口外面,有一个大庙,是范长生(注:一名延久,又名九重、文,字元,十六国时成国大臣。青城山天师道首领。)祠。这个老先生真是一个忠贞的模范人物,刘备和诸葛亮在成都的时候,请他到成都去,他不去,愿意在山里读书,后来邓艾(注:字士载,三国时魏将。)他们来了,占了成都,阿斗(注:名刘禅,字公嗣,小字阿斗,三国时蜀汉后主。)投降,蜀汉亡了。在这个时候,范先生就带着许多游击队同邓艾他们打,打了很久,所有成都这方面的好人和思汉的人们都到灌县青城山这一带来了,他们的口号是“至死不投降,邓艾见了没办法,他就同范先生划界为守,谁也不犯谁。有人问范先生,为什么刘备找你做官你不去,他们亡了,你倒替他们打起来了。范先生说:“不做人家的官,要替他打抱不平,这才算是人,若是非做官不可的人,那他也未必敢同敌人抗到底,我们这些游击队就是不要官不要名,愿尽为人的本分。”那个时候,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须发皆白了,尚且有这样高尚坚决的主张,真是我们后辈人的好模范。
  都江堰是秦朝姓李的父子俩做成的,这李冰的大名谁都知道,可惜的,他们起名叫大王庙和二王庙,似乎是不大妥,乍一听好像是兄弟俩一样,若叫老王、少王似乎是好一点。这里有一道竹索桥,是由碗口粗细的竹索几十道在两岸拉紧,上面铺上木板,走起来,当然是摇摇晃晃,可是抬滑竿的、背柴的,来来往往的人们络绎不绝,在北方和别的地方没有看见过。这种完全国货做成的大桥,假若有专门家,有些富裕的钱财,一定会把它改良又改良,做到很稳固而又很保险的程度。
  由青城山到二王庙,路不过几十里,大庙小庙很多,许多神话,许多迷信的话,叫有知识的人听见,真是把大牙笑掉。
  在这里不断地看见背背篓的和走路的人,像藏族同胞的打扮,帽子、鞋子和穿的衣服都同西藏同胞一样。假如在这些地方设几个很好的机关招待他们,或者教育他们,用种种法子帮忙他们,只要是用人用的得当,我想一定办得很好。这些地方,是做这些事情的最好地方,怕是有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件事,现在若是下手做呢,还算不晚。
  对于西藏的办法,我们是沿袭清朝的办法来的,那个办法,当然同三民主义的办法差得很远。清朝的办法注重在几个活佛和王公身上,他们不注重民众。三民主义的办法,乃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以大多数民众、农工大众为主的,两个相比,一个是为少数的人享受快乐,而奴役大众的;另一个呢,是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为个人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一点,可说是一点也没做,可惜!可惜!这里摆着这样一个好地方,很可以来实验实验,这个机会千万不要再失掉过去。
  在这里听到说,禹王的家距这里不甚远,于右任先生还到那里看过。有些人,乱搬弄自己有学问,硬说大禹不是个人,是个什么虫子,这真是任意毁谤。不论对不对,只要他能乱说,就有人信,这不是倒霉是什么。中国人这些年来,实在是正在倒这个霉。圣经贤传上有根据的东西,硬设法子说它胡说,这样一来,他就算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他算有了新发明新发现了,这不是怪事是什么呢?
  在灌县见着一位梁先生,叫梁仲华,河南人,他是专办乡村教育的。他同我谈到王铁珊先生,他很佩服他。他又说到一位焦先生,是山东人,也是一位翰林。他从山东到北平赶考的时候,都是替别的赶考人推车子,坐车子的人没有考中,推车子的人反倒考中了。后来他到陕西来到任,又是推着车子,一边放着行李,一边坐着他的太太。到了长安东门,把城门的人不让他进去,说:“你这逃难的人,应当在城外住,不要进城!”焦先生说:“我是来到任的,不是难民。”把门人验了他的凭据,才准他进城。到了城里头报了到,又因为应酬不好,很久他才弄到了一个潼关厅(注:在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清朝时为潼关厅,一九一三年改为潼关县。),真是够冤枉了他。这一年正赶上大旱,他报告上去,请求放赈,几次都驳回来,说是还不到时候。他看到百姓渐渐撑持不住,就不顾一切地开仓放起赈来,他说丢官就丢官,被参就被参,只要百姓都活着,自己什么都不怕,命也不要了。他坐在仓门口,三升五升地眼瞅着放,救那些真正穷苦的。这两个月的工夫,救活了许多百姓。后来他得了重病死了,没有钱买棺材,百姓们来了几千,替他买了棺材,发送了他,还不算,又给他盖了一个焦公祠。这样的不怕死而为百姓谋福利的官吏,民国以来有几个?不说太少,恐怕就没有。
  我听了梁先生这些话,对于这位焦先生真是佩服到万分。这位焦先生的祠堂,真是应当好好地保护,好好地修理,并且应当把这段事实写得清清楚楚,刻在碑上,老百姓们好永远不忘他的大恩大德,文武官吏看了也可以作他们大家的一面好镜子。
  又同梁先生谈到安徽孙家鼐(注:字燮臣,清末大臣,状元出身。与翁同和同为光绪帝师傅。)中状元的一个故事。他的老师叫苗沛霖,是蒙城县的。他中了状元回到家里,要请老师吃饭,请了本府的府官、本县的县官作陪客。客到齐了,孙家鼐就请老师坐上座,老师不肯,说:“有知府在这里,自己不敢坐上座。”这位老师就同这位知府大人互推互让起来。很久的工夫,县官就在旁边说话了:“还是府台大人坐上座好。”一面用手指着这位老师说:“他怎么能坐上座呢?”说了第一遍又说第二遍、第三遍,这位老师生气了,说:“我教的学生中了状元,我怎么不配坐上座呢?我让府台大人坐,是我的礼貌,你怎么说我不应当坐,你为什么看不起我?简直是侮辱我!”越说越火,他带的有民团,马上叫进了一二十个把县官绑起来,要杀死他。孙家鼐吓得磕头如捣蒜,直说:“老师你把县官杀死在我的家里,我怎么得了。”苦苦地跪在地上哀告,这位老师才息了怒,指着县官说:“我饶你的狗命。”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老师回到自己家里,亲戚朋友都来问他说:“你的状元学生请你吃饭,吃的什么好东西?”这位老师说:“什么好东西也没吃着,吃了一肚子气。”就把刚才绑县官的事说了一遍。有人说那还得了,灭门的大祸就到了,他一个折子奏到北京,就非抄你的家不可,这简直是放虎归山,不得了了。这位老师一听,对呀!马上带了一二百民团,跑到一个要道口上等着。不大会儿的工夫,县官坐着轿子过来了,真是一声吆喝,就把县官从轿子里拖下来,把个脑袋砍下来。从此长江以北的几十万土捻子(注:指“捻军”,系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就起来了,杀了很多的人,从蒙城一直杀到天津附近,震动了北半天,曾(注:指曾国藩。)、李
  (注:指李鸿章。)二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剿平了。事情闹到这样大,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让座这一点小事。
  听了梁仲华先生这一段话,我觉得凡事要谦逊,要和平,不应当乱说话,不应当讥刺人。看苗沛霖就是因为被人看不起,一怒闹出这样大的事来,可是那个县官也因为随便说话,把命闹没了。先贤说的“谨言慎行”,里头有很深的道理。
  我回到成都又到峨眉山去,路上经过彭县城郊附近时,看见一个碑,上面写着“张纲故里”。张纲是汉朝的一位大人物,并且是个刚正的人,人人佩服他,所谓“方马埋轮”就是他的故事。又说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说这句话的人实在可佩服。还有一个碑上写着“李密故里”,这就是上陈情表的那一位,因为他在蜀汉做过小官,就不愿意再在晋朝做官,他把他良心里要说的话,细细地写出来,令每一个人读了都深受感动。他先有了纯忠纯孝的心,又能实行,才能写出那样的文章,留传千年。往前不远,又是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老彭故里”,相传说,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那位老彭。有人说他活了八百岁,这也不敢说他能活那么大的岁数,只是讲究卫生,能少吃能多动自然老来少病,没有病怎么死呢?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就出发了,那是怕人家来送我的缘故。走出去四十里,有一个镇子,想煮点面条吃。副官去问一个老板可以不可以,老板说:
  “还没有生火。”
  副官说:“你不是正在生火吗?”
  老板说:“没有油。”
  副官说:“我们自己到外边打油好不好?”
  老板说:“不好。”
  我说:“他既然不愿意,我们可以另找一家去煮。”
  这时候,从那边跑来一个人,好像是镇长、保长的样子,到那老板的耳边咕叽咕叽,说的什么,我听不见。那老板转过脸来笑了说:
  “就在这里给你下面条好吧?”
  就这样,欢欢喜喜地在这里吃了一顿饭。后来知道,这里同县政府是通电话的,那一定是县长打了电话来说冯某在这里过,他才转怒为喜。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就因为无缘无故挑的恶感太多了,本地人感到外乡人老压迫他,使他们难过才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形还是很普遍。有人说四川人排外,我说不对。你看刘备,关公、张飞、赵云、诸葛亮都是外省人,四川人不但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信仰他们,就是他们死了后几千年到如今,还是有庙有碑来纪念他们,来祭祀他们,永远地不忘他们。若说是他们纪念外省的好人,排斥的是外省的坏人,倒是公道的。四川人的文化比别省人的文化高一点,这话倒不假。别省人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别省人忘了的事,他们忘不了。就拿彭家珍炸良弼来说,这是多么敢干的呢!还拿杀赵尔丰和端方来说,不是那样,哪里有中华民国呢?四川人大多数是有知识的,有良心的,有血性的,有硬骨头的,这是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这一条路上正在修飞机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出来做工,几十万人在一处修飞机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事,真算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到了峨眉山的根了,保定府人说是山根,四川人说是山脚下。我记得在天津大沽口住着时,若有南港来的人,一见面就说你上来了吗?若是有了由大沽到南港去的人,见了面就说你下去吗?这上来下去就是这种话。有些人不懂的,听人说他是山脚下人,他就以为是骂他,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误会,不应当有的事情。这里有个报国寺,四川大学在这里,光安徽同乡大学生就有一二百,教授也有一二十位。这些大学生们,住在野外深山古庙里读书,真是太好了。这也是因为敌人轰炸,没有办法才搬出来的。同乡们找我谈过话,我很喜欢跟他们谈话,他们都是天真烂漫。这些青年都是国家的珍宝,将来都要担负为国为民的重大责任。这里的校长是程天放先生,他住的外间屋里有七座金身的大佛。我问程先生:
  “这七座大佛是什么时候人?叫什么名字?”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他们当佛爷是被人选举的还是被派来的,选举是什么地方选来的,派是谁派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不晓得。”
  我又说:“我们中国信佛好多年了,还没听说哪一个人成佛。印度亡了国,倒有这些佛出来,我们中国反倒一个没有,这你说公道吗?是不是我们的政府下个命令,也派几个人当佛爷呢?或是由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几个死的活的来当佛爷呢?”
  程先生笑起来,我也笑起来。这庙里有个和尚叫果玲,他是安徽桐城人。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他搬着他父亲的灵柩从西康来,走到这附近,正赶上杀赵尔丰的时候,他不能走了,没有办法,出了家。后来又出去当兵,当书记,当参谋,以后又回来当和尚。前些年中央的军队赶共产党到峨眉山来,所有的人都跑了,不敢露面,他是当过兵的和尚,当然不害怕,他就出来帮着军队烧火煮饭,找桌子板凳。办峨眉训练团的时候,他又招待过蒋先生,从此大家都恭维他,他就当起报国寺的方丈来了。
  有一天,安徽同乡大学教授凑了八九位,一家做一碗菜,那就八九碗了。这位果玲和尚也是安徽人,他就添了一碗豆花,还请了程天放先生陪客。吃饭的时候,听说重庆有电报来,要开六中全会,程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
  “是的,不但去,我还要提个案子。”
  他们就问提个什么案子,我说:
  “提一个救救和尚的案子。”
  他们说:“怎么讲呢?”
  我说:“和尚凡是愿娶女人的那让他娶女人,不愿意娶的就随便,这样岂不救了和尚。”
  果玲在旁边说:“真是好案子!真是好案子!救了和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说:“案子好是好,要是从报国寺回去提这个案子,恐怕别人说我受了果玲大和尚的运动吧。”
  大家都笑起来,我就作了一首《救救和尚》的诗,写在这里:
  救救和尚
  峨眉山,真是奇,庙宇破败无人理;
  峨眉山,和尚住,穷的穷来,富的富;
  峨眉山,真有趣,和尚彼此生闲气;
  峨眉山,真堂皇,许多和尚脸发黄;
  峨眉山,和尚安,不谈抗战谈修仙;
  峨眉山,有七层,和尚不妨娶女人;
  峨眉山,李花白,和尚娶妻有着落;
  峨眉山,桃花红,娶妻省得胡闹腾;
  峨眉山,茶叶绿,有妻才有好约束;
  峨眉山,水不死,释迦牟尼有妻子;
  峨眉山,石头青,和尚有妻才正经;
  峨眉山,和尚好,国家大事多不晓;
  峨眉山,有佛光,穿愚无告我心伤;
  不可骂,不可怪,
  须把和尚当作子弟爱,
  和尚是国民,都不是外人,
  能有好教育,便可成万能。
  和尚是同胞,我们不能袖手瞧。
  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
  有的走错了路,我们岂能袖手瞧。
  我要到峨眉山去看看,雇滑竿太贵了,没有办法,只可走着。有的四五里地一个庙,也有的六七里地就有一个庙。每个庙里都有看庙的,他们为了弄几个香钱,就造许多谣言出来,说是某神有什么灵验。你听吧,说的同真的一样,你一不留神,就被他们骗了。我走到大峨寺,看这个庙很大,树木也很多,就是太腐败了。到处乱七八糟,尘土很厚。出了庙门不远,就是一个圣水寺,有一个和尚,看那样子有五六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像画的老头一样。这里水好,又有木头盖的几间新房,我就住在他这里。这个老和尚说,他就是大峨寺的和尚,因为大峨寺的和尚分两派,都在那里争着卖树,要打架,并且要打官司,他就躲出来,重新修理这个圣水寺。抗战以来,重庆一带用的木料太多,就有许多商人到峨眉一带买木料,砍了许多树木,利用大雨的时候往下冲,冲到河里时,再编成筏,编成排,运到重庆,可赚很多的钱。因此峨眉一带的树木,砍伐太多了,若不赶紧补种,不但景致没有了,连木料也不够用了。
  因为白天出汗太多,这一夜睡得太好了。第二天,醒了又睡,简直睡不醒了,同我去的朋友,都以为我是病了。走了五六十里的上坡山路,累过了,出汗太多,一直睡了一整天,这才恢复了。就在这里,坐了滑竿回到报国寺,是沿着一条有水渠的路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