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奉命先到汉口。挂了一列专车,有些朋友同我一路,有沈钧儒先生、老舍先生、赵望云(注:时任大公报美术编辑,曾教冯玉祥绘画。抗日战争时期,与老舍同住在冯玉祥处。)先生他们几位。我们都是八位八位地编制起来,什么茶壶、茶碗、面包、咸菜各样必需的东西,都一份一份地预备好了。开车之后如遇有警报,车一停住就离开车五里路散开,向车的两旁找树林和村庄去休息。在路上遇见了几次空袭,都没有伤着一个人,这太不容易了。
到了徐州的南边叫李坝集,孟昭进来见我,说他要回山东原籍去,发动他们本县的人打游击。我看他很有勇气,知道他是很有硬骨头的军人。他是一个纯粹爱国者,我把我编好了的《游击战术问答》送给他几本,盼望他实实在在地照着这个本子去做,一定能打胜仗的。我记得我另外还送给他四十块钱作为旅费,这一位洁白无疵的爱国志士,很高兴地就走了。几个月后,忽然听到说,他带了三四千本县的爱国同胞,拿着枪械打进了山东省城,把济南府占据了几天,并且把日本鬼子打死了很多。这样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回家去不到几个月就做出来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是可喜!他在南京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中校咨议,在那里谁也看不出他会做出这样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的事业来。
我走到郑州,跟我的一位是魏凤楼(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第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同志,是军委会中将参议,带着两连卫队。他上车对我说,他愿意回家去发动本县的父老兄弟去同日本鬼子拼命。我说很好,也送给他一些《游击战术问答》之类的小册子。一二年后,他就在豫东跟日本鬼子拼了几年的死命。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几乎要死,我报告了委员长,委员长派飞机接他到医院里去治疗,并且还发给他医药费,还觉得很对不住他,大家都佩服他为国牺牲的精神。
魏凤楼没有读多少书,但很努力学习,为人极其忠诚,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对朋友,真是言忠信、行笃敬,确乎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既不避劳,又不避怨,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逢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决没有一点敷衍塞责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位爱民爱国的军官。若是平素不得民心,他怎么会回到家乡马上带起几千人来,同他一起去拼命呢?这不要说就明白了。我永远记着孟昭进和魏凤楼,他们这种志士仁人的做法,才是真正自己看得起自己的英雄豪杰。
我走到郾城县,就接着报告说,有朋友挂了一辆车到了汉口,一个星期还没有找到一间旅馆,那是因为下游来的人太多了,使武汉三镇没有闲房子。我听见这样说真着急,赶紧打一个电报给汉口的一个朋友沈文卿先生,请他给我找房子,我又马上派了副官去接洽。隔了一天,电报回来了,说给我预备了一个大院子,里头有七座大楼,请我去住,当然我很高兴了。
我在郑州的时候,到碧沙岗为烈士祠后的坟添了一回土,在祠堂周围看了一遍。祠堂里有许多金制册子,上面登着历年阵亡的好弟兄们的名字,墙上挂有瓷屏,还有银盾、旗子、横匾等等,我将这些一起装进箱子,装在火车上,载到汉口来了。
这个三民主义烈士祠,是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花了二十万块钱修盖的。有人说不坚固,还有许多不妥当,我说盖起来总比不盖好。历年阵亡的弟兄们的坟,都由各地迁到这个地方来,托靠一位叫葛心田的看管。总算好,快十年了,还是那样,若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到了信阳州,为了看看这里的地形,就住在一个信义会学校里。第二天一早看见学生们正上学,几十分钟一堂课,下课后就看见大学生打小学生,强壮的学生打弱小的学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我想这个坑人的教育,实在太坏,为什么先生们不出来看看呢?假如说有一位肯管事的先生站在那里看看,也不至于有这么坏的情形。孩子们被打得鬼哭狼嚎,无论是谁也看不下去,可是他们习以为常,满不在意,这就是那个中学里头附属的一个小学的实在情形。
根本来说,教育是这样松懈不认真,这是毁害人家的子弟,并且也毁害了民族。今天的小弟弟、小妹妹都是将来的主人翁,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了怎么能好呢?我细想这个原因,全部由于有些人不配做先生。这种制度若不真正改革,那管保是越来越糟糕。从小就是乱打乱闹,连偷带拿,谁也不管,这种恶习惯久了再想改掉,就很不容易了。
我到了武汉,就过江住在黄土坡,在循道会的福音堂里头,院里的几座大楼又坚固又好,楼上楼下的廊檐有一丈二尺宽。这是英国式的房子,他们讲究大的廊檐,人们住着很舒服,楼梯又宽又缓,上下的时候,走路方便,不费力气。院子里有许多树木,人行道的两边有白的、红的各色花草,非常美丽。这里住着就有一桩坏处,房子旁边是很大的无线电台,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最好目标。
我在院里找葛营长效先(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冯玉祥的卫队营长。),用二寸直径的木头,一根挨一根地钉了一个框子,八十生地宽,一面六尺拐一个弯,横面是一丈二,高六尺,就这样埋在土里,做成防空洞。有一天,敌人来了十二架飞机,就在洞的周围轰炸,周围炸死了好多人,房子也炸坏了两幢。我在这个防空洞里,就觉着这个洞向前一歪,向后一歪。有朱牧师的一个亲戚,是个老太婆,唉呀的一声就晕过去了,飞机走了之后,过了好久才醒过来。
在武昌,敌人的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些人躲在我住房后门外头,在树底下站着,飞机一轰炸,大的弹片向外纷飞,把人的脑袋炸掉了六七个,身子还靠着树站着呢!
又有一天,湖北省政府忽然着了火,把一幢新盖的房子烧光了,后来听说是电线走火了,这是多么危险啊!房子盖得好,电线用的是坏的,它会给你烧光了的,光注重房子不注重电线,也是了不得的事情。
马相伯老先生在武昌住,敌人轰炸得很厉害,老先生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个轰炸,我就劝他离开武昌,他说很好。我问他喜欢上哪儿去呢?要看风景,就到四川;要为人和呢,还是到广西,请他老先生自己决定。他决定到广西,我就同李(注:指李宗仁。)、白(注:指白崇禧。)两位先生商量,他们说欢迎极了,在火车上,有我负责任,一下火车,连房子带吃的等等事情,都由他们负责任,我说好极了。老先生就这样平平安安到了桂林。
若拿马老先生到桂林来说,什么他都不操心,都给他预备好了。以我到武昌来说,人家找不着房子,我就有七座大楼来住。这是什么缘故呢?完全是朋友的关系,有朋友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朋友,你有钱也不成。先圣先贤,把朋友列到五伦之一,实在是有道理在里头。平时多交好朋友,有事方能相助,若是临时抱佛脚,那是万万不成!
这个时候,蒋先生在一所靠洞门的房子里住。我和孔庸之先生去看他,孔先生从腰里掏个电报出来,说王克敏到了北平,就了日本人委任他的什么职务。蒋先生说:
“不会的,不会的!”
孔庸之说:“这个人靠不住。”
蒋先生说:“靠得住,这个人决不会。”
我在旁边听了,觉得蒋先生是“君子可欺”,他是被蒙骗了。在前十年,或者说前十五年,我就知道王克敏自私自利,是个坏小子,只要对他个人有好处,什么坏事他都做得出来。
我记得林主席(注:指林森。)离开南京的那天晚上,是开国防最高会议,蒋先生主持,林主席站起来向大家说:
“现在九点钟了,我要上船去,趁着深夜好一点。”
他那脸上是满面的愁容,比什么都难过的样子。接着又有一位起来,撒着双手,也是很难过的样子说道:
“他们要抗日嘛!”接着又连说了两声,“他们要抗日嘛!他们要抗日嘛!把大局弄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呢?”
看他那脸上青一块红一块,那真是“如丧考妣”的样子。到了今天,想到那时候的事,可以说一句,真是危险万分了。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教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李协和先生从江西武宁来到武昌,他去见蒋先生,说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就恐怕他不听。蒋先生说:
“我一定听。”
协和先生站起来就走,说:“我不说了。”就是这样的一连三次。
蒋先生不让他走,请他说,他说了四件事情:
“第一,要抗日到底,不论怎么困难,必须苦争到底,就是失败,也是成功。第二,既然抗战到底,就应把亲日派、投降派驱逐出去,不应让他们盘踞在你的左右。第三,你应当坐飞机到莫斯科,同斯大林仔细商量商量共同抗日的办法。第四,要精诚团结,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应当再分彼此。”
蒋先生对他这番话很以为然。协和回到我住的地方,马上又把上面谈的四项写了一封亲笔信,上头还画了许多圈,给蒋先生送去了。看协和先生谋国之忠,对友之诚,可以说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真不愧为大丈夫、大英雄!
有一天,我到东湖疗养院去看李德邻先生,看见那医院很大,就在东湖边上。那里的院长是个美国人,中国姓姓米,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治病非常好。这个医院里是吃素,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德邻先生住了没有几天就好了。李任潮先生也住了几天医院,我也看过他。后来我在东湖边上刘菊村(注:即刘骥。)先生的家里住着,因为那个地方蚊子太多,我被蚊子咬了,得了恶性疟疾,烧起来热度就不退。蔡善德大夫跟着我,连看了几天,他说非得入院不可,我也就到东湖疗养院去,找米大夫给我看病。他先抽出血来验,确实是恶性疟疾。不大的工夫,就在臂部打了一针,这一针下去,果然就好多了。隔了一天,又打了一针,两针就把病完全治好了。
在我病得厉害的时候,蒋先生去看我。正是武昌城被轰炸刚完了,米大夫自己开着车,在炸坏了的一个破房子里头挖出来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用车载到医院里来。我对蒋先生说:
“你看外国人多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哪!人家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你再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假基督徒啊!这样我们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国民?”
蒋先生说:“咱们要做真基督徒,咱们要携起手来做真基督徒,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同胞,救世界人类!”
六合村附近有一个卓刀泉,是关夫子(注:指关羽,字云长,三国时蜀汉大将。)拿刀在那里一戳就成了的一个泉,这种迷信话是不足为凭的。这附近许多人家都用白布包着头,愁眉苦脸,好像人人都在那里发疟疾,唉声叹气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我想,非用政府的力量大灭蚊虫,就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这件事情并不难办,若不是政府的力量,只靠着穷苦百姓自己挣扎,可以说永远不会把蚊虫灭尽。
有一天蒋先生请李任潮、李德邻和我三个人吃饭,有林文蔚陪着。菜并不多,其中有一盘肉,蒋先生说:
“我们的兵每一个星期要吃一回肉,是很要紧的事。”
找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军队照办。有一块肉上带着毛,蒋先生说:
“肉上带着毛,士兵们吃了一定要生病的,请林先生记下来,要告诉各军队,毛要拔净,拔不净要拿火筷子烫。”
在碗里头捡出一块姜来,蒋先生说:
“姜这个东西可以杀菌,炖肉的时候,是不可少的。”
也要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官长照办。
以上这三件事,可见蒋先生对于士兵的生活多么关心。不过下边一级一级的官长,有的关心,有的不关心,结果就大不同了,因此,我想起宣传部的重要。宣传工作,一个是有事实,一个是无事实,无事实的宣传那是说空话。前方打仗,后方的大元帅,每一吃饭,每一动筷子,就想到士兵,这实在应当宣传到每一个士兵那里去。而且,这是实际的,更应该宣传出去。可惜没有这样做,你看痛心不痛心。
苏联潘友新大使来到武汉,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作战,要什么家伙给什么家伙。说好八九成的时候,我就请蒋先生跟他接头,不必经我的手。几个月后听说这位大使回到苏联,坐汽车由山上一下子撞到山下去,连开车的和大使夫人一齐都摔死了(注:讹传潘友新遇车祸身亡。),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在武汉的时候,李任潮先生住在银行公会,我有时候也住在那里。任潮先生时时刻刻地打算怎么样增加战斗的力量。他对于朋友,对于国家,万分热诚。他在大陆当过多年教授,又带了多年的兵,对于国家,他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参谋长。可是,后来却只任命为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起来这“主任”两个字的制度,太不妥当。为什么有这样的名称?军队里有班长管十三个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班主任”可以管五千人、六千人,这怎么讲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制度的错误。又如同“侍从室”三个字一样,侍者立也,从者随也,那就是说这屋里头,都是在旁边站立着跟从人家走路的。活着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不必说了,若是死了,他的子孙出个讣文,还得要说他的祖宗跟着人家站着,跟着人家在后头走着,这露脸不露脸,体面不体面?替人家想一想,就知道这是顶不妥当的名词。
汉口有个朋友叫黄文植,我在武穴驻兵的时候,他当会长,到常德,帮他忙运些东西到下面卖,很赚了点钱,日久就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他办一个纱厂在武昌,因为他那里有一个澡盆,我找不着很干净的地方洗澡,就找到他那里,是个很好的地方。有一天,天刚要黑,我到了他们纱厂的大门口,看见一个老头抱着挺小的小孩,风刮得很大,孩子哭着,我问是做什么的,他说:
“孩子的妈妈在工厂里做工,抱着孩子来等着吃奶的。”
我看了这种情形,真是痛苦到万分,我对黄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在这门口盖三间房,摆上些个座位,烧点米汤,给这些老头喝,也省得使这些老头这样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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