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督练新军

  
  有一天奉到命令叫我督练九十九军、三十六军、十八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组织,就调了几个朋友来帮忙,先从重庆起。三十六军军长叫江纯,他这军队驻在重庆附近,分了几十处住,在沙坪坝离南开中学不远的地方。我是先来训练官长和班长,把《官长救国十问》和《士兵救国问答二十八问》问过去问过来,他们觉得很稀奇,我倒觉得这是救国的根本大计。看这些官长、班长,精神还不错。操练完了,又对他们讲完《国仇问答》,有的是摩拳擦掌,也有的是咬牙切齿,还有的是痛哭流涕。这种敌忾心的激发,实在是很重要的。我把《国仇问答》等书印刷了许多本送给大家。有一天我训练完队伍,要去看病人,那个团长竭力地说:“不必去。”
  我说:“训练队伍主要的还是看病人,非去不可。”
  他说:“离这里远。”
  我说:“不要紧。”
  他说:“一上一下的坡子太多。”
  我说:“也不要紧。”
  他说:“正下着雨。”
  我说:“更不要紧。”
  就这样,他领着我去看病兵,他指给我,就在那个房子里。走了四五里路,一上一下的路很滑,好容易走到那个地方,一问,他那一连不在那里住。这位团长脸通红,说:
  “原来在这里住,不晓得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我说:“没关系,再找一找。”
  又走了四五里路,找了两个地方,这次找着了。十几个病人,穿着棉裤袄,就躺在那稻草上,什么也没盖,有七八个都是脸烧得通红。我摸摸他们的头,问他们吃什么东西没有?想喝水吧?有医生给看过没有?我问了没有几句话,这些孩子就哭起来了。说自从病了之后,就没有人看过一回。我对那位团长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蒋先生把这兵交给你们了,你们应当带兵如带子弟一样,你的儿子病了,是这样待他吗?你的兄弟病了,是这样待他吗?带兵不得兵心,你怎么带了去打仗呢?”
  我把他狠说了一顿。我觉得带队伍,这样办法要去跟日本鬼子拼命,是万万不能成功的事!
  又有一天,在土桥看一个团部,有一间屋子。我把一切表册一本一本地摆开,什么军装、军械、杂械,教育的预定表、实施表,官长的、士兵的各式各样的表册,真是应有尽有。这跟我在清朝时代二十镇预备校阅的时候那一套是一样的,那是欺骗清朝那些王子、王孙、贝子、贝勒的,想不到今天又弄开了这一套。这是抗战的时候,是讲实在的东西的时候,这一来把营里的书记和司书可算累死了,一点实在处也没有。正要去给队伍讲话,我在院里站着看见一个岗兵,十八九岁,长得很雄壮,很饱满,看他拿的枪是崭新的一杆好枪。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资中人,问他来了多久,他说十个月了。我说:
  “你定一个标尺六百米。”
  他说:“我不会。”
  问他:“为什么不会呢?”
  他说:“没有学过。”
  我往墙角一指:“你测一测,到那墙角多远。”
  他说:“有十四步。”
  我问:“是单步是双步呢?”
  他说:“单步。”
  我说:“你步一步看看。”
  他步了三十步,差了一倍还多。细一考查,他们就是没有训练。
  看这样子前方正打着仗,后方练了十个月的兵,有很好的枪,还不会定标尺,这叫什么练兵?我对他们的官长们说:
  “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你们全军的官长,若不真实地有一种觉悟,恐怕打起仗来要吃大亏的。”
  有一天,我看三十六军的营对抗演习,到了土桥跟前的一个大石桥上坐着。忽然从一边来了两个老头,对着我笑嘻嘻地尽看。我说:
  “老先生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您像……您是不是冯先生?”
  我说:“我是冯玉祥,你怎么认识我呢?”
  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见过您的相片,今天看见您,我太高兴了,太走运了。”
  我就把这两位老先生拉坐在我一边一个,都坐在石桥栏杆上,说话说得很投机。有一位老先生姓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前方军队里当参谋官,还有一个在军队里当书记官。我向他说:
  “重庆城里头轰炸得很厉害,我有些老朋友,在城里住着不方便,想在乡下找几间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
  他说可以,这里有他家的一个祠堂,要不嫌不好,就可以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找副官同他去看,说定了一个月租金十四块钱。就这样,邓鉴三、王海门几位先生都搬到于家祠堂去住。这地方清静得很,并且离公路不很远。在桥头上坐着的时候,看见一个摆着小摊卖糖卖烟卷的女人,脊背上背着个小孩,两只手编着草鞋,自己还看着烟卷摊子,一身担着好几种任务,我说这也算是兼差吧!小孩子在她妈妈的脊背上只是哭,那个老先生问她:“孩子哭你听见没有啊?”那个女人说:“他不是哭啊!那是给他妈妈奏音乐听。”我们几个坐在桥上的人都笑起来了。母亲的恩似海深,这更足以证明了。
  我在重庆这个地方督练了三个月,尽是看三十六军的队伍。我替他们担心到万分,重庆街上太繁华了,官长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容易受引诱,容易懒惰。还有就是住的地方太多,太分散了,不容易集合训练。又搭上没有大的操场。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本来应当去野操,可是这些官长怕一天在野外太劳累了。恐怕里头也有饮食的关系,营养不足。有形的精神实在不够,无形的精神更欠缺得厉害。我为国家担忧,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担忧。这军队不能打仗可怎么好呢?有一天,我把这话对蒋先生说了,蒋先生马上拿红铅笔写在纸片上,可见他很注意了。
  我在这里乘船到宜昌去看十八军,沿路上一县一县地看看地方上的情形。长寿下边便是涪陵,涪陵上边有一个镇叫蔺市镇,高兴亚(注:时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先生就是这里的人,我下去看了他老太爷。这位高老先生长得非常清秀,风骨棱棱,他革命几十年,家里被抄过好几次。现在革命成功了,老先生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决没有一点争权夺利的意思。我到了涪陵,这个地方的学生正在赶校长,是个中学,学生们很激愤地来找我替他们做主。我请老舍先生、吴组缃先生和赖先生,代表我去给他们了事。这里有一位姓萧的,叫萧先生。也是国会的议员,有七十多岁,很关心国事。
  到了丰都,这里有个训练团,并有一个很好的操场。我走到各县都找一种土产,就是蓝粗布印白花的包袱、窗帘、门帘、被面、褥面,各县的花色都不同,我选了有二百多种。有一次在巴县中学,还找了些朋友来看,就算是一个白花蓝布的展览会。还有好几位外国朋友来看的,他们觉得很稀奇。
  我走到巫山、巫峡,看见那个地方可以刻几个大字,我写了六尺见方的八个大字:“踏出夔门,打走倭寇。”我叫刘副官致钧(注:时任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去同那里的地方官商量,一同办理。几个月的工夫,才把这个事情办成。
  过了万县,到了巴东,听到说前几天由船上卸弹药。是用几块木板往下滑送,忽然嘭的一声响了,接着船上都着起火来,不但是几百万的弹药毁了,还炸死了很多人。可见办事的人,没有知识,不谨慎,不小心,是最危险了。我到了巴东,上了坡去看一看,太脏了,到处是污垢,到处是臊臭。抗战的时候,人们容易得病,就是这个原因。从长江这一条路,一路上都是空袭。早起空袭,晌午空袭,晚上也是空袭。用种种的方法来防备,还算好,跟着的朋友们一个也没伤着,这就算是很侥幸。离宜昌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古迹叫三友洞,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在这庙的大殿上看了好久,这些人在这里办公,一个是太潮,一个是太暗。我在这个地方最高兴的是见了张难先先生、石恒清先生,还有湖北代理主席严重先生。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吃了一顿饭,是各人拿着各人的东西吃的。我看全国的主席、厅长也没有这样的。这三位先生真算是革命党,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为抗战打算,不是为老百姓打算,这真是爱国爱民的模范人物。这里看军队,又看阵地,把这阵地仔细看一看。花钱真不少,都不顶用,有的死角太大,有的目标太暴露,有的里边尽是水,不能进去人。我想,无论有多深的水,我应当进去看看。好,到了炮垒里头,存的水深过了我的腰,若是一个矮一点的炮兵,想是一定过了他的鼻子了。这怎么叫阵地呢?后来,过了有半年,听说办这个事的人,是一个姓蔡的,叫蔡继伦,湖北人,也是陆大毕业,是刘菊村的亲戚,被人告发了。他把国家给的款项都装了腰包,后来由军法人员问实了枪决的。这个人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惹过一回大祸。那时他假借着国民军的名义,把江西督军方本仁在汉口公馆里的一切东西都给抄没了。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方本仁见了我的面,把这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本要重办他,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北伐完全成功,陆大成立特别班,刘菊村就偷偷地把他介绍到特别班去了。我叫人去捉他,陆大的同学们还不满意这件事。假若那时候把他退了学,或者他不能担任宜昌的什么工程司令,也不至于把阵地都做坏了,更不至于有人告发他,他也就不至于死了。所以说“姑息养奸”,这是一点不假。若说公道话,并不是刻薄。蔡继伦的命,就是刘菊村过于姑息,把他给害了。为国家留意人才,实在应当注意他忠诚、正直、勇敢、信义,否则那结果是非坏事不可。我看见过许多有才的人,他不务正道,到后来把国也害了,把人民也害了,并且把他自己也害了。
  我到江南岸看了几天队伍,张之江先生也来了,他是自告奋勇愿意跟着我到各地督练军队,还有刘允丞先生也跟着一路来了。在南岸看军队还是那一套,先问《国仇问答》,再问《救国问答》,再问《官长爱国十问》,家长、师长都跟着在一起。有十几个官长,每顿吃饭的时候跟我一块吃,都是我预备的。他们给预备的东西。我一点也不要,并且我领着他们唱了《吃饭歌》。现在我把这《吃饭歌》写在这里:
  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血汗。
  救国救民,不忘每饭。
  日本强盗,全国之敌。
  我们应当,拼命血战!
  在这里看他们做一营的攻击办法,连尖兵出发等等的事,一层一层地看。有的很好,有的差一点,大致还算不错。有一天,看他们的单人战斗,都是些官长和班长,他们在利用地物的时候不大明确。有一个考得最好的,是在他们训练班里毕业的,我给他指了一个目标叫他利用地物,他却在坟头左边利用,奇怪不奇怪!我不明白他怎么考的第一呢?我给他改正,又给他细细地讲了一会儿,领着他们唱了几首歌。我看见一桩事使人不放心,就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点也看不出精神在哪里。将来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不然养了一大堆人,一点事不做,怎么对得住国家呢?听到说好的也有,可是我没看见。
  我们又到沙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命令给我,叫我察考检阅沿江各地的要塞。到了沙市,把各处的炮台看一看,跟宜昌一样的坏。这都是姓蔡的办的,枪决他真是应该的。一个人不诚实,不尽自己的责任,不自己察考自己,那怎么能做出好事呢?这个姓蔡的就是这样的人,自高自大,不诚实。好弄钱,结果得的是什么?枪决!并且耽误了国家大事。
  在沙市看见王修身师长,他们这一师人精诚团结,勇往直前。自开仗以来。可以说是为国家牺牲最多、出力最大的一师人。我在这里夸奖了他们一会儿,官兵们都很高兴。后来听人说,我在这里讲话,还有人去报告,造了好多谣言,这些特务真是害人不浅!
  在这沙市公园旁边,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注:即敖,字艾猎,春秋时楚国大夫。)的墓,前头还有一个碑。我对孙叔敖这个人非常佩服,不但是廉洁,而且谋国忠诚。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就上山打柴。若不是优孟对着楚王唱了“廉吏可为而不可为”的歌,他那后人恐怕免不了要讨饭。
  旁边还有一个楼阁,人们都说这是关公读《春秋》的阁,所以叫春秋阁。当然是坏过多少次又修理的。一文一武,孙叔敖和关夫子,真可说是圣贤。假如地方上把这两件事大大地宣扬起来,叫民众喜欢来,喜欢看,一看就懂得,拿着这类模范人物来教育国民,那够多么好!若再把他们两位的小传编得详详细细,都是白话文,低价卖出去,凡来游览的都可得到一本,可以说这个力量大极了,可惜就是没有人办。
  我从这里回到宜昌,又在这个地方讲了几天“抗战哲学”和“打胜仗的方法”。有一天,宋某对我说,先生讲的《孙子兵书》上“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孙子兵书》上没有这话。我说是吗?他说是的,他说他在泰山给高级班讲过《孙子兵书》。我赶紧把《孙子兵书》找出来,翻出指给他看,真有这两句,他没有话说了。我说,你还是陆大毕业的,不但不肯看书,更不肯读书,还好瞎说,这样你怎么还能教人?如何能为人师呢?把他说了几句,他笑着说真是没看见。
  我心里想,不只是别人不了解我,就是我的学生,他也以为我是个“丘八”,说出话来,大概都是杜撰。他们不知道我在前四十年就把《孙子兵书》读了个烂熟,他们更想不到我的带兵方法,都是本着先圣先贤的教育来的。这样,他们如何不时时刻刻地、摇摇摆摆地跟风飘着一样乱动呢?他们不会有坚定的信仰,也就在这上头。
  有一天,在宜昌的一个大礼堂里讲了话,到的人很不少。我讲的还是非抗战到底不可的理由,详详细细地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一次讲话,有许多人大受感动。我特别指出宜昌是最前线,你们若稍微一大意,敌人就来到了,说了又说,可以说是叮咛又叮咛。
  我同刘允丞先生和张之江先生及一切督练的文武人员向重庆来,预先打了电报,叫他们把大汽车、小汽车都开到朝天门码头上等着。船一靠岸,我下来就上了车。也不过三五分钟,敌人的飞机就到了。我到了巴县中学的楼上,听到说三十几架飞机,就在朝天门码头轰炸,死了几百人。他那个船,因为开到别处去了没受伤,接我的一辆大汽车跑得很快,把些个案板、勺子都掉到路上。要不是有准备,这一次一定有很多朋友要遇危险的,这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在重庆住了几天,就到贵州去督练九十九军。过桐梓的时候,那里的一位县长叫孔福民,山东人,在地方上办得很好,能吃苦耐劳,能与大家同甘共苦。我上次过此地时,曾打电报给蒋先生保举他,后来蒋先生明令嘉奖了他。
  我到了遵义,正赶上有九位青年从上海来,要到重庆去,在车站上检查他们带着几本新书,便说他们是共产党,押起来了。他们托人来找我,说决不是共产党,他们都是爱国的青年。我听了这话,派人去说,结果县党部就把他们押到省城的党部里去了。
  我到了贵阳督练九十九军,据军长跟我说,他这一军人分住了二百几十处,这还怎么督练呢?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勉勉强强地训练他们。看那个光景,实在是不能打仗。兵是好的,官是好的,可是不能集合,不能训练,这还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每天上午训练完了队伍,就在野外吃午饭。午饭以后,又接着督练,真是大敌当前,若不赶紧训练,敌人来了怎么办!有一天,十月二十三日,是首都革命(注:指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班师回京主张和平,推翻贿选总统,电请孙中山北上,成立摄政内阁,驱逐清朝废帝。)纪念日,李协和先生也来了。我讲起十三年前首都革命的事和第一次国民军会议的事,黄膺白当总理,李协和当参谋总长,李晓园当陆军部长。就是这天午饭的时候,同九十九军的营长以上的官长会餐,一饭一菜一个汤,他们觉得很稀奇,可是李协和先生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这里,住在北城的一个什么地方,是三层楼。有一天,谷某忽然来了,他还领着三个同学,说是在哪个训练班毕业的,他们要到重庆去,没有路费找我帮忙。我说:“好,你们搬到这里来吧!”哪晓得他们四个人都长了一身的疥疮,我又叫医士找了朱式如在三层楼上生着火给他们搓疥疮,一二十天才给他们治好。后来,谷某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因为看着他父亲的面子,给他补了个排长。哪晓得,他不愿意干,开小差跑了。各处窜了一阵子,又跑到重庆来见我。我说:“你是逃官,应当捉住你枪决。”就把他吓跑了。这几年没听见信,忽然看见报纸上说,他在什么“停战小组”当中校代表。那我明白了,他已加入那里头做那个去了。急了嘛,没有路走,到哪里人家都不要,做什么呢?只可干那个。
  为了国防,为了防备损害我们国家权利,这种人员也不能不要。可以换一个名字,更重要的是他管的什么事,权限有多大,应当有个明确的规定,不能像今天这个样子,哪里都有他们,任何事情都管,人人都不敢说话,这够多么危险哪!我想美国、英国决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娃娃当了排长开小差跑了,几蹦几跳当了中校,又跑到三人小组里头去当代表,这可以说一步登天。无怪乎青年人不走正道,要乱来,越乱来越有办法,越乱来越有用,并且有人重用。也许有人说这就叫革命吧!真是可怜到万分了。
  说到那四个人长疥,经朱式如给他们烤,给他们搓,方才治好,可见军队里头离不开医药。为什么他们在一个训练班里会长了疥疮呢?由此就可知道,说大话下命令很有办法,临到做实事了,就没办法了,这糟糕不糟糕!
  这一天是三十,晚上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在遵义救济的几位青年,在贵阳的省党部里,正在大哭,并且要自杀。他们在那里到底犯了什么罪了?我听了这话,就托人去说,后来把他们保出来,同我一路到重庆来。我记得这里头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当排长,打仗的时候阵亡了,这真是民族英雄。还有一个到了湖北省政府,后来又到行政院做事,是位姓严名钦亮的。还有一个叫王方绥的,到了《民主报》里去做事。这些青年真是国家的瑰宝,他们真是有用的人。在遵义的车站上把他们扣起来,这种做法是哪条法令上规定的?这完全是胡乱行为。给政府挣骂名,给蒋先生挣冤枉,一点点益处都没有。再说一句,蒋先生决不会知道这回事,政府决没有叫他们这么做,他偏要这么做,这些人不是活见鬼了吗?奇怪不奇怪!
  我在贵阳,有一天吴主席(注:指吴鼎昌。)请客,我记得吃的是涮羊肉,一人一个炉子,一人一个锅,很讲究,吃得很好。他那回招待我,因为是太特别,所以永远忘不了。吴先生是一位银行家,他们讲究吃,有些个新的方法,使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个是没有这样享受过,一个是觉着有点太过。按着中国的道理说呢,自奉要俭,待人要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这一年的三月里,敌人开始来攻襄樊,一拉一推,在襄樊一带血战。本来日本鬼子有自知之明,他对王耀武、薛岳、张自忠、刘汝明带的队伍,都是躲避着,不敢打他们,他调查得很清楚。他遇见别的队伍,拼命地打,有时候不用打,他们就溃退了。这一次在襄樊,遇见了张自忠将军,果然是一场激烈的血战,几进几出,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双方死的人太多了。最后日本鬼子向回跑,把我们的军队截成两段,因为张自忠将军正带着一支最勇敢的不怕死的军队,冲击敌人的后背,而敌人的先头部队又冲到后边来。这一次敌军有一排人,在一个小山头的下边,上了刺刀冲击我们小山头上的队伍。几十分钟后,我们军队的一排人果然被他们冲下来了。张自忠将军就叫这一排人再反攻,又把敌人冲击下去。当然敌我都有很大的死伤,为了这个小山头是五出五进,两边对着增加人,对着冲击,最后我们的一排人占了那个山头。这一次敌人挑了三个班长,一个官长带着,拿着上了刺刀的枪,从一翼绕道冲到我们这一排阵地里头,打起交手仗来了。这次白刃战,张自忠将军是亲眼看见的,张克侠将军也是亲眼看见的。他们两个对我说,我们官兵的体力太不如人家了,平素营养太不够,身体不健康,一打起交手仗来,人虽多,还是打不过人家,这真是要我们赶紧觉悟的一件重大事情。
  又一次,张自忠将军也是冲入敌阵,截断敌人的归路。他临过襄江的时候,就写了绝命书给他的朋友们说,一个是打胜仗,一个是死,若打了胜仗就喜喜欢欢地回来,若不打胜仗,就至死也不回来。这种硬骨头精神是可贵的,他的主意是早就打算好了的。
  果然,五月十六那一天,他受伤不退却。因为他受了伤,参谋、副官都要把他抬下来,他把手枪拔出来说:
  “谁要抬我,我就打死谁,我食人民脂膏,信仰三民主义,要对得住国家,对得住先烈,只有死在这里,一步也不能退后。”
  果然,他又受了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真是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张将军就是这样壮烈牺牲了。这是最悲惨的一天,同他一块阵亡的还有许多人。
  我在陈家桥得到了这个消息,马上作了一首长诗,那是一面哭一面写的《张自忠将军》。李德全、张公干部在院子里,至今想起来还是哀痛万分。不久就托了老舍、吴组缃两位先生,还有别的朋友写了一出话剧、一本小传及其他纪念文章。后来,因为出主意的人太多,把一些愿尽义务要写的人得罪了,只是把话剧写成了。那是老舍先生的笔墨,我记得正是伏天,老舍脱了个光膀子,汗不停地流,笔不停地在那里写。我说:
  “老舍先生你可以歇一歇,太热了。”
  老舍说:“张自忠将军为国家流血,献上他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为张将军流汗献上身体吗?越热越写,什么都不怕。”
  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热忱和正义感多么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