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眉县,到了彭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城里有一位徐原烈先生,他写了很多诗歌和抗战的故事,都非常好,他为此花了很多钱,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不痛快他。他儿子简直地对他说:
“你老了,要指望你的儿子养活着你,还能指望书来养活你吗?”
徐先生说:“你们不懂的,我到日本留过学,都是受国家培养,我应当努力救国,不应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他见人就说非救国不可的真理,有很多人受了他的感动。他还在城门上、县衙门口各地立了许多石碑,都是刻的要救国家,要收复失地的好话。我佩服他,我给他写了对子、中堂送给他。别人看见了就说:
“你们看呀,还是爱国好,冯先生来到这里,请徐原烈先生吃饭,送他对子,送他中堂,怎么不送别人?”
因此彭县这个地方的人民就都热烈地做爱国工作了,这都是那位徐先生提倡的结果。
这里有个女子师范,那位女校长非常有爱国心。我对学生们讲了一次话,这里的女学生就把她们的金银戒指及各样的宝物、各样手工做的针线东西献出来了几百件。还有人把她没有穿过的皮鞋也献出来了。她们还表示愿意献上她们的生命,都愿意从军去。由这一件事情上看,就知道教育是无上的重要了。
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到的人很多,就是准备不够。许多人爬上台来没有路下去,这一条路能上不能下。有的乡间妈妈们上来了,但下不去。有人跟她们说,从后头屋里下去,她们涨红脸说:“我们不上屋里去!”台下的人们都笑起来了。她们看见别的人都从屋里下去,也就跟着走了。有许多老太婆抱着孙子,找我抱一抱,她们说,可以免灾,可以避邪,可以去病。我对她们笑了一笑。献金大会光景很不错,数目也不少。
这县城外边有三个碑,一个是老彭的,一个是张纲的,一个是李密的。在我的青峨游记上写得很清楚,这里就不重复了。
离开彭县即来到新津县,新津县附近,正在修很大的飞机场。许多人都在这里做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工程大极了。四川有的人对于抗战说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大量的土地都拿出来了,交给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这里的县长是赵崇炜先生,很高的个儿,半红半白的脸,看去很健康,说起话来非常诚恳。他自己首先献金十万元,他说这是他老母亲用谷子变成的钱,给她的孙女出嫁陪送的钱。他怕人家造谣言说怪话,先声明这钱是怎么来的。我很佩服这位赵县长,他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爱国者。在这个地方,我仍是每天对着各界演讲,如学界、军界、工业界、商业界、妇女界,一拨一拨地来。这个时候,已经是要数三九的天气,很冷了。有一位老先生是和张岳军同过学的,现在是这里中学的英文教员,中等个儿,有五六十岁,慈眉善目,一嘴很好的胡须。他说:
“天气太冷了,您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屋子里,一点儿火都没有,穿着个棉袍子会我们,您知道我们穿的什么?”站起来叫我看,“您看是不是火狐的皮袄呀!咱们当个中学英文教员,在家里烤着火盆,您老人家这样为国家为抗战受苦受寒,那怎么样呢?只可把我们挣的钱献给您了。”他把大拇指一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没有话讲了,只可大家献金,声明一句,这是大家甘心乐意的献金救国。”
他说完这段话,我对他笑了一笑。
这个地方,这位老先生领导的有一个诗社,他们常常到对岸的山上集合些朋友作诗。在这个地方,真有这样的雅士,真是可喜得很。
此地也是有“袍哥大爷”的,多少年来四川的社会上,都是拿着“忠义”两个字来勉人,来自勉,虽然说是人类不齐,可是忠厚长者,肝胆义气的人,居最大多数。
有一天,我同赵县长从他的县公署出来,正遇见一位老汉,一把手抓住了我的棉袍,紧紧地不放,说:
“冤枉啊,冤枉啊!”
我说:“老人家有什么冤枉啊,慢慢地说。”
他说:“我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去了。”
我问他:“你知道是谁把他抓去的?”
他说:“不晓得。”
我说:“你知道冯玉祥就是被抓来当兵的,今天当了国民政府委员。将来你的儿子也要当国民政府委员的,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必须请一桌客谢谢人家,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将来下帖怎么下啊?”
老人家笑了,说:“冯老先生你尽同我打岔。”
我说:“不是打岔,说的是实话。你看国家有事你的儿子不当兵,我的儿子不当兵,那样,我们有了机关枪、大炮,还能叫英国人来替我们放吗?你老人家的意思是不是找美国人和苏联人来替我们放机关枪呢?”
说到这里,老人家很诚恳地点了点头说:
“冯先生,我明白,明白,我不要儿子了,我听你的话。”
围观的许多老百姓都鼓起掌来,笑起来了。
距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大庙,有人说叫忠孝堂。我去一看,真是伟大得很。它分四个大院子,是忠、孝、节、义四部分。它把自有历史以来的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人物,都挑选下来,按着那时候的情形塑成像,用大赤金贴了的。听说是一位商人做买卖赚了钱,他把所有的钱用来做了这一件极有教训、极有价值的大事。依我想,这在全中国是惟一无二的中国神仙庙。
很使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有些小偷儿,他们从后头跳进墙来,用什么药水,把那些塑像身上的贴金都给洗去了,洗得那些塑像很难看,真是可惜得很!
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非常热闹。台子上下的道路都准备得很好,分两行上来,自由献金,整整齐齐,欢欢喜喜。事情真凑巧,因为人来的太多了,把那六七百步远的一个煤厂门前的砖柱子给挤倒了,砸着两个人,并且砸得很厉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我又送了些钱,派人去看这受伤的朋友。献金的结果,很不错。赵县长对我说:
“双流县县长是新换的,是东北人,同本地的人不太熟悉,愿意帮忙同我一路去。”
我说:“很好。”
他到了双流帮忙很大。那里献金的故事,很动人的就是一位朋友把他的田地拿出来献了,感动得大家不断地鼓掌,还有落下泪来的。原来大会准备在文庙里开,后来知道容不下,又改到公园里去开,还是挤得满满的。这个地方因为挖防空洞,挖出来两扇晋时的墓门,那石头有三尺高、四尺长,上面刻着人及孔雀的像,存放在大堂前头,那是怕被旁人弄走的。
吕县长是个高个儿,很精明的东北人,原来在省政府做事,看样子是一位谨慎小心的人。这个县虽然很小,但献金的数目也不算很少。
离开双流,就到成都,先去看张岳军先生,看他正布置过圣诞节。院子里有很好的一棵大松柏树,有许多带着白毛的小金球,看着好像下雪天里的星星一样。寒暄之后,我就把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大意说了一遍。岳军非常赞成,我要走,他说请我看一看有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在树根底下。我过去一摸,摸了个很大的纸包,那就是张岳军先生首先献的一万元钱。这一天我住在蓝文彬先生的家里。他这个房子不中不西很高大,总算是独出心裁的办法。一个大长院子,有几百步长,也有五六十步宽,满院都种了苹果,北头是五开北房,上头有五间楼,还有个大高台子;西边当中也有个高台子,上面有四五间房像个客厅。我住在北边的东头一间里,前面是客厅,后边照拂人住的,就这样马上开始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个地方,同省政府、市政府接头的人就是王冶秋(注:时任冯玉祥的秘书。)先生。王冶秋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对于国家的事非常热忱,说出话来很有条理,所以同人家接头办事情,人家都喜欢他,愿意同他接头。这里有几位帮忙的先生,像孟简涛,他是省政府的秘书主任,河南人,大高个儿,两只大眼睛,很有学问。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年底,他在叙府(注:即叙州府。在今四川省宜宾县,明为叙州府。)一个河边上蹲着,问了之后,知道他在叙府南一个县里做县长,被云南的军队把他赶了,他丢了个光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从此,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并且成了好朋友。这回他帮忙很大,他自己保存的古人对子,还有别的东西都献出来,这些东西都值很多钱。还有一位就是余中英先生,他是市长,这个人精明干练,办事有方法,有手段,他帮忙很大。
头一天,是张岳军先生在励志社请客,请的有文的武的,还有地方上的绅士,共四五十位。首先由岳军先生介绍我,他说我是他的老长官,在国民军,在军政部,我当部长,他当次长,叙述了一回。后来就是我讲话,讲了两个钟头,不外乎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说了许多故事,给他们听。讲完之后,第一位说话的是张表方先生,他说这个献金运动,也正是收复失地运动,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当竭尽全力,拿出我们所有的来救我们的国家。接着就是一位一位的,都是赞成这个办法。过了一天,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在他家里请吃饭。他说:
“这一次的运动成效一定不错。”
我说:“你怎么见得呢?”
他说:“成都这个地方,只要是叫老百姓出钱的事,张表方先生总是第一个反对的,他总是横着插一杠子,叫这个事情难办。这一次出人意料之外,头一个赞成的就是表方先生,这样结果,一定不错了。”
秩序排开了,民众分为内中、外中、内南、外南、内西、外西、内北、外北;学界分了几天,商界分了几天。本来是一天讲两次,后来讲到三次、四次,最多的一天讲到六次。
有一次在青年会大门里头的一个大电影院子里讲话,到的人很多,我讲了两个半钟头。刚讲完之后,严啸虎司令拉着我的手说:
“我给先生上个条陈,就是讲完了话,大家就在这里献金,不要让他们回家去。”
我说:“怎么讲呢?”
他说:“听完了您的讲话,要我的命,我都愿意马上献出来,那还用说献多少钱吗?当然有多少都献出来。可是若一回家同太太一商量,至少也要打一个五扣。若再过两天,小孩子们又缴学费了,三弄两弄都忘掉了,那自然献金不能献多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
“也不一定,还有些人,他的太太比他更爱国,夫妻俩一商量,比他个人献的更多也是有的吧?”
这几天在各处讲话,有的要献房子,有的要献地,有的把他工厂出的东西都献了出来。一位东北人姓刘,他献了很多包牙粉,他是按月献金一次,这位先生热诚极了。还有边疆服务处的几十位朋友,听了我的讲话,马上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
这里有《田家史》月刊,负责任的是张雪岩先生,他很热心,他把每天我讲话的消息都介绍出去。
一次,在一个小学里头讲话,忽然有个人来说:
“先生你可不要走,我父亲要来献金。”
我说:“好,我等着。”
不大的工夫,一个老头子,有六七十岁,胖胖的,笑眯眯的,除了献几万块钱外,又拿了一个很新的缎子面的火狐大皮袄,并且说他献的东西太少了,对不住国家。这样,这个学校就开始献金。先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雪白的背心,戴着很好看的帽子,每人都用自己的两只小嫩手儿捧着一个红纸包,有的说我要救国,有的说妈妈叫我献的。接着六年级的、五年级的、四年级的都来献金。有人说,献金是一桩事,另外这种爱国教育的意义太大了。
在成都东门外有一个空军遗族学校,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少爷陶宏介绍的。陶宏最好读书,英文很好,中文也很好,并且很有正义感,他原来每天吃两个鸡蛋,他看见有一个学生很苦,他把两个鸡蛋不吃了,完全帮助那个学生,我觉得他这种精神非常伟大。遗族学校和遗族们献金,都是特别热心。有一位女同胞,她有四个孩子,一岁的、二岁的、三岁的、四岁的,她要献金,并且把一个紫缎子绿双龙花的桌布献了。我说:
“你们的生活很苦,不要献了,留着给孩子们买点吃的。”
她说:“必须把这结婚的东西献了,才能对得住为国牺牲的丈夫。”
又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说:
“先生,求你帮我的忙,我的儿子在空军打仗阵亡了,我的儿媳妇领着我的两岁的小孙子走了,找不着她了,请你把我的孙子给我要回来。”
我说:“这都是日本鬼子害了我们。”
这里的空军朋友们和遗族对我说,他们的钱太少,没法子生活。我答应了回去赶紧给蒋先生打一个电报,我告诉他们说:
“我打这个电报一定有回电,请你们放心。”
这个地方的献金会开完了,结果这个学校的校长和他的夫人、他的孩子以及他的老太太,每人都献了个人的宝物出来,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感动人。
到了华西大学,那里的齐鲁、金陵、金女大献金更热烈。有一位山东的学生没有钱,把棉袍脱下献了,冻得直打颤。我说:
“那不成,无论如何不能要你的棉袍,回来你把冻病了怎么办?”
他哭了起来,非献不可。我说不过他,我就请王冶秋先生替我同他说。他是一个逃难来的学生,除了棉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这么一来,感动了许多人,都落下泪来。
还有一位大学生把他的毛衣献了,天气很冷,毛衣献了就有冻着的可能,怎么劝他也不行,他非献不可。后来这几件东西,到各处去义卖,卖了很多的钱。
有一次,我在银行界讲话。我讲了冯(注:也叫冯谖,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曾替孟尝君到封邑薛(今山东滕县东南)收取债息,得钱十万,把一些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为孟尝君争得了民心。)的一段故事,主要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老板现在缺少什么,金银财宝他们都有,缺少的就是仗义的“义”字,你们应当替你们老板买点“义”,放在家里才好。他们不是说老板不在家,便是说他们不敢代表他们老板,弄得余中英市长着了急,结果成都的献金,银行界到底是不多,就是银行界不肯多拿出钱来的缘故。学界的人愿意拿钱,可是他们没有多少钱,银行界的人有钱,他们不肯多拿。到了大会这一天,各机关的代表都来,和尚、老道、尼姑都有。最可惜的,民众来得太少,我想是方先生警戒太严的缘故。大家抬着食盒,放着鞭炮都来了,正在一拨一拨献金的时候,忽然右边的台子卡嚓一声塌了半个,但没有伤着人,这真是万幸的事。
这里献金的结果,得了一千多万,从重庆出来,这个数目是最大的。但这么大的省城,要说献金救国,可也不能说是大数。
这里有一个照相馆,找我照了相,他送我一百张相片。在他看来是捐得不少了,但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有用,相片送人怎么能向人家要钱呢?我总觉得这回他送的这些相片太可惜了。
最痛快的是任自立先生,他开了一个展览会,中国字画和山水画卖出不多。他用了我的名义,请了一个茶会,五千块钱一包,一包里头有五六张,二三个钟头就卖光了。这件事情,又省事,又有效验,可说是太好了。
成都市献金完了,接着就在成都县和华阳县发动献金。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接到张岳军转来蒋先生的电报,说请我回重庆去,我说很好,就准备动身。
正要走,见着赵友琴(注:即赵守钰。)先生和熊锦帆先生。熊先生请了一些老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友琴先生说,他本来是护送班禅到西藏去,过了玉树之后,英国人向我们政府说:“中国的官吏和军队不可以入西藏!”班禅就这样气病了,不久就病死了。拿这件事情看,美国帝国主义把西藏看做谁家的地方,我们的同胞若不早些有个准备,我们中国的西南方一定会受英国人的大害。
这一天,我同锦帆、友琴一路去祭谢慧生先生。看见许多的大木头,扔在地上没有人问。我想人死了之后,办事的朋友们若不积极努力,一定是迟延又迟延,不是这个没有人,就是那个没有钱,一耽误就搁下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到了望江楼,在那里弄了一壶酒,两条鱼,同锦帆先生吃着喝着,又找了一个弹琴的老头,弹了琴,这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从成都回到重庆,用了两天的工夫。头一天住内江,在这里正碰见高树勋,他对抗战很努力,表示要为抗战而死,愿意跟张自忠学。我很喜欢他,这个话说的有出息,有道理。
同他一块来的还有卢崇义(注:曾任西北军军长,参加过重庆国民党三十军起义。)。我也跟卢崇义谈了许多的话,我觉得他一点也没有腐化,还是很忠诚,很饱满。我告诉他说,前途远大,要努力读书,不可有一点懒怠,他非常感激我这话。
到了重庆写了好多本《正气歌》和《满江红》,送给朋友们。沈天灵先生介绍我到各工厂去参观讲演,去写字,这样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为献金募了很多钱。
我把这一次出去献金的情形和路上的见闻,一桩一桩地都给蒋先生报告了。
前方来的人对我说军队里头困难的情形。军食是发谷子,不发米;发小麦,不发面;并且发整的包谷,要问负责任的人为什么发这整东西呢?回答的消息是后方找不着人,找不着磨,前方就说我们哪里弄人弄磨去呢?就这样弄得前方的官兵都是垂头丧气。
因此,我就想起我在第三战区指挥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陈辞修、杨虎五部军队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大米饭做不熟,火一点着敌人的飞机便来了。夜间不能见火,昼间不能见烟,一见烟火敌人的飞机就来到。厨房离着战线近了,敌人的炮火就打到了,离着战线远了,饭熟了如何去送呢?况且伙夫被炸死两三个,这一连的饭就没法做了。再加上连阴天没法子点火,就更不得了。不是被敌人打得怎样,实实在在地说起来,乃是把军队饿坏了,饿得不能打仗。并不是敌人怎么厉害,是我们这边太不注重官兵肚子,才有这惨败的结果。
第九中学校长是邵华先生,安徽人,他约我去他们学校讲话,我老没工夫去,这一次我觉得为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有去一次的必要。这一天,坐了一条民志轮,路过小南海,我一看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水越浅越容易出岔子。我到了江津,打了个电报给蒋先生,又同水利委员会说:
“这个地方若不赶紧想办法,一定会出大乱子,请以民命为重。”
到了江津,邵校长和县长萧烈在江边上欢迎,一下船,见满街上都站满了人,鼓起掌来像打雷一样地欢迎我。
在这个地方也是排好秩序,一天一天地去讲话。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礼拜堂里去讲话,刚讲完就有一个老太婆献金,她说:
“我们信仰真理的人,更应当爱国,我们应当有什么献出什么,不应当有一点踌躇。”
这里县长萧烈的夫人,也穿着戎装,为了献金,发动妇女界出力很多。
邵华先生找我到他们学校讲话,学生们真是同生龙活虎一样。我看邵华先生办的这个学校,实在是有生气。学生们听了我两个钟头的话讲,马上就开起小组会来了。真是你献的多,我比你献的更多,大家都在救国献金上争强斗胜起来。
这里的教员就有一二百位,也开了一个献金会。有一位女教员站起来说,她有一个戒指要献给国家。邵先生对我说她很穷,并有一个小孩跟着她。我说:
“你的孩子太苦了,请你把这戒指卖了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吧。”
这位女教员说:“国家要好了,我的孩子是会好的,我献金救国,要打走日本鬼子,就是为救我的孩子,请你把这戒指收下吧。”
这个学校的工人,有一位叫王大娘,她一个月赚不了多少钱,她一下子献了二千元,大概把一年的薪金都献了。这位邵校长马上给她写了个红布条子,上头写道:王大娘献金两千元。她把这条子缝到胸前,人人都能看到,谁见了都鼓掌。
国立九中这次献金是数目最大的,真把江津各界轰动了。
我从九中出来就到伤兵医院去,对这里的伤官伤兵都一个一个把他们的伤口抚摸一回,我问他们阴天下雨的时候还痛不痛?有几个兵哭起来了,他们说不痛,并且说向来也没有一个人摸摸他们的伤口。给他们讲完了话,就到江津县城。
关于受伤的官兵,我觉得我们太对不过他们了,要同美国人比恐怕要差几十倍。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还不算,并且用种种的方法来克扣他们,他们从哪里高兴呢?
江津城南山坡上头有一个小城,那原来是一个武官住的地方,或者是教练队伍住的地方,现在是个体育学校在那里。他们请我去看他们的体育表演,他们表演得很好。实在说起来,那种手巾舞等等的名堂,比中国的武术差远了,偏偏我们国立的学校要学那一套。至于跳高跳远中国也不是没有,为什么把自己有的全都丢了?全都不要了?这完全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没有自信力,见着外国人的皮毛都要学习,真算是可怜到万分。
江津这里正有一个保甲长训练班开课,我去给他们讲了话。保甲长回到乡下去,这个力量是不小的。萧县长胆子很大,他喊的口号是“超居人前”,要超过成都市的献金。当献金大会召开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攥着十万块钱来到台上,又当场把她手上戴的两个赤金镯子脱下来献了。有人对她说:
“你这老太婆不要这样傻,要留一点。”
老太婆说:“留一点做什么,给我的孩子是不是?你知道这就是给我的孩子花一笔保险费,国家好了呢,我的孩子将来都会好的;国家不好,给他们留多少东西还不是做亡国奴,那有什么意思。今天当国家大难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献给国家才对。”
这老太婆一说这话,全场一两万人都鼓起掌来。他们献金的总数是一千三百五十万。萧县长的意思是希望这笔款项都买成飞机,名叫江津第一号、江津第二号,老百姓都赞成他这个建议。我就照着他这个意思,打了个电报给蒋先生,回电说,很好。
第二天我就到白沙。白沙这个地方,真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教育集中地。有大学先修班,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有几个中学,还有黑石山的一个中学。我分开给他们讲话。这些青年学生,为了献金,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摆在街上去卖,并且是贱卖。街上热闹极了,有的为球赛卖票献金,也有的拿个纸裱一裱,找我写一个“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的字拿到街上及大的工厂去卖,学生们想出来各种办法。到了开献金大会的一天,各处来的学生排着队,吹着号,打着旗子,步伐很整齐,都来了。你的数目多,我比你的数目还要多,六十万加到七十万,紧加紧加到了九十多万。大学先修班说商会的数目太少,希望他们多加一些,那位商会会长说什么也不加。学生们推了十几个代表上台来,请求他加钱,他还是一个不加。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向台上大声一喊,大家都向商会会长跪下了,就这样,商会会长才勉强答应了。当时许多的女学生,除了把钱拿出来以外,还把她们穿的大褂脱下来献了。有的女学生把皮鞋也脱下来献了,愿意光着脚回去。会上的光景热烈到万分。当学生一万多人跪下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落下泪来。
我把大公报上的一篇《我们都跪下了》抄在这里:
我们都跪下了
——白沙献金大会记
于淼
三月十九日,白沙举行了一个节约献金大会。在静静的白沙这是空前盛会。上午九时,各界就都已到齐了。列队肃立,在等候着栉风沐雨为国勤劳的冯委员玉祥莅临。冯委员十时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众欢呼。于其巡行一周后,大会开始了。
主席团是各学校机关的首长组成的,由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致开会辞,他说:“几天来,我们都亲聆过冯委员训话,我们大家都受了冯委员耿耿谋国的忠诚所感召。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贡献出我们的所有。让白沙作一个出钱的好榜样,使节约献金运动普遍的热烈。展开在全四川,全中国……”
接着冯委员满脸笑容,用最深刻最动人最通俗的话向大家致词。他说,他对于几天来各团体的努力十分的感谢和感动。他说最使他感动的是学校情况。他举出大学先修班同学们,在轮船码头作脚夫,给别人擦皮鞋,把将从战区带出来自己仅有的东西拿出来义卖。他继续地举出好多个例子……都是使人兴奋得流下来眼泪的事情。
他讲完了话,在乐声中,热烈的献金开始了。最先是学校组,每个学校都由两个学生代表,抬着盛钱的盘子,抬着全校的爱国心,恭恭敬敬地献给站在台子中央的笑容可掬的冯委员。一起起的献金后,就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计女师学院为二十万元,女院附中十二万二千元,国立十七中学四万元,大学先修班六十四万元,省立川东师范三十万元,省立重庆女师十六万元,县立白沙女中十五万元,私立聚奎中学三十万元,私立新本女中六十五万元,修平乡师等校,也都在十万元左右,连小学校竟有献到三四万元的。
当新本女中,以六十五万元的最高额压倒全场时,随着热烈的欢呼后,先修班的同学,以竞赛的情绪,立刻又增加了十万元,又获得了学校第一;接着增加的有:女师学院附中十万元,聚奎中学十万元,国立十七中全体绝食一天,捐献国家。这时献金已达到了高潮,学校组的总额已达三百二十几万元,超过了原定额的六倍以上。
学校组献金之后,是妇女组,士绅组,机关法团,商会工厂。各组织尽了最大的热心,献出了最大的数目。
当商会的六十万元(内有工厂二十万元)从台上报告出来时,全场大哗,高呼嫌少。一片的呼喊请求声,阻止了节目的进行。很久,商会没有表示,临时有学校学生代表高呼每校出代表五人,在台前向商界跪求。商会虽答应增加十万元,但学生仍不满足,接着“二百万”的呼声,响彻云霄。学生代表们感到力量不够,于是发动全场学生一致跪求。一万以上的男女学生都跪下了,为了国家,他们都跪下了。
台上的人,一大半都哭了,冯委员擦着眼泪向大家说:“你们这种热诚,就是铁的,石头的,钢的心,都会感动的……可是我们献金,是完全出于自动啊!”
商会不加,学生们不起来,冯委员无限感慨地说第二次话:“出钱的多少,是和知识有关系的……我们爱国是要本着各自的良心……”
冯委员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和学生们的“商会不加钱,永不起来!”的坚决表示,感动了商会代表,答应了二百万元的数目,学生们破涕为笑地站立起来了。
最后是自由献金,自由献金悲壮情况,有甚于前一幕者。川东师范附近洗衣老太婆们组成了一个十四人的献金队。川东师范的一个十岁左右工友,献出了他全部的积蓄七百元。伤兵,工人,小儿,乞丐全都捐献。好多的女同学脱下外面的大衣,里面的毛线衣;好多的男同学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衣。一个小学的小女同学脱下了脚上穿的鞋子;当先修班同学把她举起来让大家看时,全场的人都哭了。……
冯委员说:“会不能不散了,不散,大家会把一切都脱光了,大家都会病倒的……”
大会,在下午一时散了。白沙一个小镇,总共献了国币七百几十万元,实物尚不在内。这都是民族的血泪,民族的热情啊!我想这情况,一定会激动全国各地的同胞后来居上,一地高于一地,而展开热烈的爱国节约献金的高潮。
(载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这是为了同胞们借此可以知道当时青年学生们爱国的情形,是如何的热烈!
一天早晨,有一个大学生领着美国的一个武官来找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们有五个人住在泸县,都是美国大使馆的,他到重庆去领饷,领了三万块钱用个口袋装着,在船上把这口袋当枕头枕着睡觉,醒来才知道口袋被人拿走了。昨天晚上在白沙下船一文钱也没有,也不能下来,又不会说中国话。今天早晨下船,正在无办法,遇见大学先修班的学生,他会说英文。这位大学生对他说:“你没有办法,冯先生在这里,你怎么不去找他呢?”就这样他领着他来找我。我说:
“很好,中国人拿了你的东西,就是我拿了你的东西,你们从美国来,是为了帮助我们中国抗战,为了我们的独立自由,我们非常地感激你,你丢了钱,我就给你三万块钱算了。”
他听了这话,觉得又出奇又高兴,他收了我这钱之后,说在美国实在没有这个办法。我笑着说:
“或者中国与美国不同,也许就在这一点上。”
我约这个美国朋友参观献金大会。他看完了之后,很兴奋,他说:“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
十二点,夏军长夫妇请我们去吃饭。我也约了这个美国人,给夏军长夫妇介绍了,说明了他的来历。这位美国人看见大家对待他十分诚恳,好像对待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非常感激。我同夏军长谈到献金的事,他说:“先生来了,为了救国,我们赶紧献金。至于某人怎么样,请不要提,若是对他,我是不献金的。”完了之后,我又回到江津。
在白沙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姓王,他说他有几句话跟我说,我说很好。他说他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抓起来,左打右打,吊起来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吊得他眼看要死,他说:
“法官大人,你也有儿子、女儿,假如无缘无故地被人抓起来吊着打,你心里好过么?”他是哭着说的。
这几句话感动了法官的慈悲心,才把他释放了。
王说:“先生,可不可以把这话给蒋先生说一说,冤枉的人太多了。”
我说:“蒋先生早就知道。”
他又哭起来了。我对他说:
“你不要灰心,因为不光明,你们青年人必须奋斗,才有光明;因为无是非,你们青年人必须努力,才能有是非。”
他听了我这话不哭了,他说:
“好,我从此要加倍地努力,加倍地奋斗,来实现光明,来分辨是非。”
这个青年孩子,就叫王多闻。我记这一段事情,完全是为一般青年男女学生挨打受骂、被人陷害叫冤,希望大家认识这种办法是不对的,这种办法完全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办法。
我从江津到合江去,忽然听到说昨天下去的一条船在小南海翻掉了,淹死了几百口子人。国立武汉艺术专科学校弟兄俩都被淹死了。这个船上去开教育会议的很多人都被淹死,只是江津山坡上那个体育专门学校的校长,他会游泳没有淹死。由此可见,平素练习游泳用处多么大呀!前一阵子正为小南海这个地方打过一个电报。假如我们的政府真的重视民命的话,没有大办法,也应当有一个小办法;没有顶好的办法,也应当有一个次好的办法。假如在小南海上头有人指导着把船停下,人都下来,过了小南海,人们再上去,我看这总不算是个难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办?我细细地想,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只在屋里等事,不敢出来找事,这是一切的病根;第二点,只求无事,不愿有事。这样一来,大家都喜欢没有事,结果呢?就变成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什么事都不管,逼急了就拿到长官那里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明明表现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住,他哪有什么办法呢?谁还能重视民命呢?马上跑去亲自看看,想个办法出来,不要有这些念头。这是抗战时候最可怜的一件事。
江津对岸有一个瓷业学校,校长章继南,他是日本留学生。这学校是四川省立的,有一位画家,画得很好,他烧的一种酒壶,叫鸡鸣酒壶,一倒酒吱吱地叫,很响,这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办法。我把史蒂芬逊(美国陆军部长)送我的有国父孙中山和林肯像的邮票给他看,他照着那个像放大烧了一个瓷心,还有两个瓷像,烧得很好。我请他多烧了些,送了几十个给蒋先生,预备他送外国朋友的。这个像的好处,是中山先生在上首,林肯大总统的像在下首,又是美国人做成的邮票送给我们的。我为这件事曾给孔先生(注:指孔祥熙。)和孙哲生先生说过,假如用总理的相片和列宁的相片,蒋先生的相片和斯大林的相片,做成邮票,印上好多张,送给苏联朋友,或是出卖,不是有意思吗?那还许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呢。若是能把英王同林主席(当时林主席还没死)、蒋先生和丘吉尔他们四个人的相片也做成邮票,分赠给英国人,那不一样的有意义吗?他们说很好,可惜就是没办。我们国家有多少很好的机会,都是眼瞧着过去了,多么可惜呀。
武汉艺术专科学校也在对岸,我也到那里讲过话。那些老师和学生们,真是艺术家的姿态,既大方又文雅,我给他们讲了一段话,看那样子都像很受感动。最可惜的是这校长和他的兄弟在小南海翻船淹死了,他们是国家很好的人才,我听说他的兄弟是在法国学油画回来的,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这里有个被服厂,在城西七八里路的地方,我到那里讲过话。男女工人很多,他们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听了我讲话之后,献金是很踊跃的。
江津县城里最使人难过的就是几十位老百姓跪在地下喊冤。问他们有什么冤呢?他们说,军政部的监护大队行船在江边上,有几个人进城要到戏园子里看戏,把守戏园子的兵不许他们进去,互相打起来了,监护队就把机关枪搬下船,在大街上支起来,打死打伤百姓好几十,所有的窗户和门墙都被打坏了,请求替他们做主。我到了县商会和县参议会,他们也是这样说,并且说打了电报给重庆,结果政府派了人来,说你们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商会会长和参议会议员们说,你们的军队无缘无故地把我们的老百姓打死打伤很多,怎么治罪,怎么处理,一字不提,你们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怎么个化法呢?你们想想,我们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死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子能把它化小?请你们指教指教。他们非叫我打电报给蒋先生不可,我马上给蒋先生打了电报,又写了一封长信。后来,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详细地当面谈了一次。
以这件事情来看,就知道越是属于军政部的越不守军纪,并且越不说理,这就是军纪废弛的一个大原因。先贤说:“爱民为性命根本之事,必须日日三令五申。”有军队不爱民那跟一些禽兽有什么分别?古人说:“兵犹火也,不戢自焚。”今天只谈有兵,并贪兵多,不注重保护人民,这如何能抗战,这简直是自掘坟墓。
这里有吴白屋先生的两个儿子,都是很好的青年,一个在中学当教员,一个在报馆里当主笔,都很有学问,也很知道自爱。
献金大会以后,女子中学的先生领了几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一次献金献过了,永久献金也写过志愿书了,他们总是觉得对不过在前方拼命流血的抗战的同志们,他们想在放暑假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做一双布鞋,献给将士,寒假的时候也这样办,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说:
“太好了,你们能这样办,解除了政府的困难,也解除了士兵的困难,你们看我们的士兵,同英美的士兵在一条战线上,人家穿的是皮鞋,我们的士兵光着脚穿着草鞋,爬两个山头那草鞋就坏了,又得拴,又得绑,这怎么比得上人家呢!你们这个想法真是再好没有了,我先替前方将士们谢谢你们。”
这样,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了,几天的工夫,全江津县的女学生都响应了。由此可见,四川妇女界觉悟程度高,她们真诚爱国,是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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