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津浦前线

  
  有一天白健生来对我说,宋哲元的队伍退到了马厂,蒋先生叫他跟我商量,问我到河北去,指挥他这一路的队伍好不好。我说:
  “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
  后来,我接到命令,调我到第六战区去。那是很紧急的时候,我马上乘汽车到南京,见了蒋先生,我说:
  “为了打仗,到哪里去都可以。只是有一句话,王聘卿(注:即王士珍。)和段芝泉(注:即段祺瑞。)他们两人是好朋友。王当国务总理,段接他的事,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接替一会儿,他才能接。况且,宋哲元是我的旧部,无论如何,我不能接他的事,若命我指挥他几天,倒无不可,这是我预先要声明的。”
  蒋先生很以为然。我预备了火车,马上就走。日本鬼子散布侦探间谍太多了,我由浦口开车,出去不过四站,鹿瑞伯的车子在后方还没开车,当中有一列车,铁路坏了,车也歪倒了,可见日本鬼子是怎样暗中对付我了。我很高兴,日本人总算看得起我,他能这么用功夫对付我。去蚌埠一路上都是轰炸,日本人的飞机,不在前便在后,用机关枪扫射。走到两下店,这个车站上树木很多,很茂盛,我把车停在这里,跟着我的人都下车出去离开铁路几里路。日本的飞机来往轰炸,把从南边新来的车炸坏了,我这个车呢?到底没有炸着,就是占了树林子茂盛的好处。
  到了济南府,我对韩复榘说:
  “你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听政府的命令,对日本人作战就是最正大最光明的道路,千万不可听坏人的话。”
  正在这个时候,张自忠来见我,在车站上,韩复榘说:
  “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
  我说:“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
  我马上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主要是说赦免人的罪过到多少次,圣经上说,七十个七次。
  我坐火车到了景县的桑园,下了车,知道前头的军队在马厂打着,并且打得很激烈。这就调后边的队伍,来了一支原系东北的队伍,是姓刘的带着,对他们的将领勉励了几句,就开上前方去了。还有几部归我指挥的东北的队伍,用无线电找怎么也叫不应他们,命令发不下去,多么令人着急呀!我这几年都没有管军事,万想不到这救国救民的军事坏到这步田地!这是谁的责任?一天到晚都是糊弄,“李铁拐,把眼挤,你哄我,我哄你。”这叫什么国家大事!有些身为将领的,一天到晚打麻将,完全是赌博鬼,要想用他,就送他钱,十万、二十万随便送,以为这就是办法。到了真正有事了,除了几个有良心的以外,跑的跑了,溜的溜了,藏的藏了,哪一个也不肯出力真干,像这样子怎么能救国家呢!
  千言万语,军事是最科学最实在的东西,不能有一点欺哄骗人。现在看一看,半点实在也没有,可怕不可怕?有一天,冯治安、陈继淹同一个姓肖(注:指肖振瀛。)的来见我,言谈之下,姓肖的说政府对不起他们,我马上把脸沉下来,对他们说:
  “政府现在抗日,无论是谁,不能再说政府不对。”
  我又切实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又特别地对冯治安叮嘱一番,我说:
  “无论如何,不能有一点受人挑拨,说政府的不对。”
  冯治安非常领略这话,说一定切实遵守。
  冯治安是河北省主席兼师长,他跟我当过伙夫,也是我的模范连的学生,很勇敢,很坚强,并且对人很谦和。陈继淹是河北人,自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陕西督军署来跟着我,在南苑入了军官高级教导团,后来入了陆军大学。他人很聪明,很知道是非,对于抗战很努力。姓肖的是东北人,完全是政客,有官有钱他卖国都干。中央有许多人被他骗了。他常说,无论是谁,只要同他谈个半点钟的话,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他都可以拿着你当泥球儿一样玩。他说起话来,可以叫人爹,可以叫人爷,可以叫人祖宗,什么好听他说什么。可是他脚直动,你问他那是怎么的?他说脚直动就是说“不算,不算”。遇见这样的人,你不倒霉说什么!同这种人打伙计,没有不失败的,同这种人做生意买卖,也一定要失败。他在重庆用汽油有人供给,用车有人供给,这两位先生都是政府的人,也闹了好几年,才晓得是被他骗了。中国的俗话说:“不知其人,观其友。”你这家里老有个卖国贼跑出跑进,别人怎么看呢?后来他做了个大买卖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坑了,这还不可以证明吗?秦绍文对一个人说,又有人告诉我,肖与雷继尚(注: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与何应钦勾结,为何去香港找日本特务。冯玉祥对雷很不满。)飞香港与日本贺知商量,何(注:指何应钦。)要广田三原则(注:“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所说的一切,肖两面来回说诳头。别人问他,他说:
  “做媒人的没有不说诳的,非说点诳头不可。”且劝秦先生出去。
  秦说:“我不能去,我们有个姓秦的本家,弄得我们已经不能抬头了。”
  他问:“是谁?”
  秦说:“是秦桧。”
  我在常会报告过这事,说这是最危险的事。我记得在察哈尔抗战回到泰山,他去见我说:“再不敢做卖国的勾当了,我母亲叫我来的。”他给我跪倒不起来。又记得吴鼎昌曾有一天见到他,回来讲,肖同他说:“我跟蒋先生闹了一点别扭,只把国卖了一半。”
  马厂退下来,前面的队伍到了泊头,我找鹿先生同李某(注:指李文田。)、黄师长,还有几个人,拿着我画的图下命令给他们,从侧面分四段抄击敌人,二十里或三十里一段。这种抄击的办法,敌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这是“抄其背,截其腰”的办法。后来鹿先生回来说,黄维纲对他说,队伍走了十几里路就回来了,问他怎么的呢?他说李某对他说的,老先生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不出去走一走,敷衍敷衍面子,真打仗是至死也不干的。我听了这话,就打电话告诉白健生先生说,请他报告蒋先生,军队坏到什么程度了,竟坏到这个样子,谁能想得到?谁把他们养成的?无论如何,管军政的人不能不负责任。
  有一天,冯治安从前方给我打电话说,士兵们都在水里泡着,没有鞋、袜子,痛苦得很,我就给何敬之打电话,请他买四万双鞋、四万双袜子。他说:
  “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
  我说:“你查一查,国家章程上是不是说叫官兵在水里泡着,有没有这一条?要没有这一条,官兵也不要在那里泡着,可以不可以?”
  他没有话说了,他说:“这样子吧,一样买一万双,可以不可以?”
  我说:“前方打仗,官兵受伤的一千两千地往下抬,死了的还不算,政府给人买双鞋,买双袜子,这是应当的,你还说四个人一双,那谁穿谁不穿呢?”
  为了官兵的事情,总算把这位先生得罪不轻。我深知道,在里头为了士兵的事得罪了何先生,在外边为了不许他们说政府的不好,得罪了姓肖的。他们二位内外合起来在南京对付我,还仗着蒋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当时还没有出岔子。
  前方的队伍渐渐地向后退,我的长官部也移到了德州。在未移到德州以前,白天敌机轰炸得很厉害,只可利用夜间集合部队加以训练。宋哲元带的学兵团,有一两千人,每天晚上在加紧训练。我特别注重的就是精神教育。若说有形的精神那还在次,最主要的就是无形的精神教育。什么叫无形的精神教育呢?就是一种自我牺牲、死而无悔的士气之造成,牺牲自己的性命,保存最大多数人的性命,流自己的血,使最大多数的人不流血,也可以说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真义的阐发。此外,随时告诉他们实行作业的办法,若是夜间住在哪里,没有深沟高垒,随时都有被倭寇骑兵袭击的可能。常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换一句话对他们说:“一懒惰成千古恨。”有铁锹自己不用,不肯把沟挖深挖宽,不肯把墙加高加厚,想着只是一夜怕什么呢?哪晓得许多军队就吃了这一点的大亏。这样经过阐发和指点,他们都能实行起来。后来到了武昌的时候,这些学兵二三百人入了军官学校,他们来见我,还提这一件事,还提到那夜间的训练,就是下着雨也没停止过。他们深深地觉得,那才真是抗战的训练呢!那才真是收复失地的训练呢!
  我在德州,觉得韩复榘应当把所有的他能指挥的军队都带到前方来。可是他说话和态度都很犹豫,我知道他左右有坏人,有卖国贼挑拨他。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今天下一个高尚的决心,就是四个字‘为国死义’,机会不到,也许不叫我们死。反过来说,没有这个决心,犹犹豫豫,失地辱国,到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国民和政府要我们的命,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怕他记不得,我对他连说了三遍,他是含含糊糊地从德州就开车走了。
  不两天,就有命令调我到新乡、邯郸一带,整理刘汝明的队伍。这个时候,我知道肖某等所营谋的发生了效力。我到了邯郸,正是谣言很多的时候,说刘汝明的队伍不能打仗,不敢打仗。待我详细地一查考,知道李心田旅长受了伤,刘、田他们几个团长都阵亡了。这几员将校,都是非常勇猛忠实的,为国牺牲了。那下边的官兵,好几千死的死了,伤的伤了。结果呢?一位报馆的先生硬说他们没有打仗,不敢打仗,这真是丧尽天良的话。
  我在邯郸城里头,对刘汝明部讲了好几次话,看见官兵的精神非常饱满,纪律也很不错,只有少数的察哈尔各县来的民团有些长短不齐,那个将官就是支应遴。他也觉得这些民团很难带,可是大致都很不错。刘汝明本来是一个很勇猛很诚实很廉洁的将官,因为受了这一次报纸的攻击,他很难过。
  有一天,白健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张自忠没有回军队,委员长的意思要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意思怎么样。我说不成,我就把在桑园派鹿钟麟叫他们带着命令抄击敌人的事说了一遍。李文田不服从命令,他敷衍命令,黄维纲报告他,说他不按着命令去做,并且说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得了。不久的工夫,白健生又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说的,尊重先生的意思,还叫张自忠回军队来。”
  在这个时候,听说前方的军队,有的对程颂云先生也是躲避命令,他们知道长官部在哪里,他们就躲开长官部,从两翼绕过去。这样一来,程颂云先生几乎吃了大亏。现在是完全胜利了,若是真的整饬军纪的话,确实应当把这一笔一笔的旧账清算清算才对。想不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有提这桩事,好像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一样,这样怎么能建起军来呢?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一件事。回顾和检讨是进步的要紧方法,美国胜利之后,他们检讨珍珠港的失败,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就连马歇尔参谋总长,也得问当时的情形。看看人家是如何检讨过去,我们则一点不提,是最不妥当的事。
  从景县向西南退,那里有两道河,我顾虑到冯治安和张自忠的队伍退却的时候不能过河,预先派了几个得力的副官会同县政府,在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搭了浮桥。后来听到说,军队走到那里退过来,一点亏也没吃。可见预先侦察地形,做种种的事前准备,是多么重要!
  德州以东,一直到海边的情形,各县是怎么个光景,不十分明了。就派了一位姓王的,还有一位姓陆的,两位都是蒙城县人,骑着脚踏车去侦察。想不到一去就没回来,后来听说,是被人杀害了,是土匪还是什么人?都不很清楚。因为我从津浦路又调到平汉路去,隔得远了,好久没得到实在的消息。后来,接到他们家的信,说是被某人给害死了。这是奉命出差,为了抗战遇害的,到而今还没有给他们抚恤金,这是一件良心上最不安的事。我想领抚恤金的事,一定要办到,不这样不但对不住死的,也对不住活的。
  我们在济南府,出了一份《抗日早报》,每天一张,也出到几千份,就为了把实在作战的情形报告给民众们,因为当时说真话的报纸太少了。
  过了没几天,何敬之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找我到南京去商量,没有几个钟头我就上车出发了。我到了南京听到说,第六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一条线上,都在平汉路,没有法子指挥队伍,就把我负责的第六战区取消了,我说这个办法好极了。这样我就把已经印出来的各种抗日小册子,叫长官部的人们分发各部队,其中有几本非常重要,并且是一目了然,官兵看了就能懂得。
  在三战区的时候,我住在无锡,编过一册短短的《抗战十问》,发到各军队里,为官兵应用。说是有大效力也未必,小效力一定是有的。
  打仗是要紧的事,但是若没有自信心,是没有法子打胜仗的,况且我们打的是持久战,越久越能胜利,越短越不能胜利。要想持久,就要有一种信心的训练。信心要增加,必须拿出事实来证明,方才能成。什么事实为最好?一个就是敌人内部要崩溃,大家都知道敌人要崩溃了,自然胜利的信心就增加了,这本《倭寇内部的危机》的小书就是为做这个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许多国家都要跟日本作仇敌,也就是都要跟日本人打仗,这样一来,当然敌人离着失败不远了,这一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的小书,是为着这个用的;还有《伟大的抗日民众》,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们同胞的力量,唤醒人人对敌人敢拼死命,把这伟大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打胜仗,这样信心自然就增加了;还有《抗日的模范军人》一本,是说明许多有血性有良心有硬骨头的武装同志,在那里不屈不挠、很坚贞地向着敌人作决死战,这样可以使大家更把精神奋发起来,振作起来;还有一本就是《敌人在我国的暴行》,为的是使每一个同胞看了这本书,都能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来与敌寇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