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献金琐记(一)

  
  缙云山的缙云寺外边有一个楼官亭,长满了碗口粗的竹子,总有千八百棵,我就住在这里,给这房子起个名字叫“虚心斋”。这院里有一家看房的百姓,一位老太婆有六七十岁,有两上男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岁,养着一头驴,每天去驮煤往山下送。驴驮一百四五十斤,小孩子们担七八十斤,弟兄俩换着班,午前是大的去,午后是小的去,刚刚够一家人的伙食。忽然间夜间来抓壮丁,把大男孩子抓去了,他妈妈托了多少人,结果花了二百多块钱才把孩子放回来。
  有一位英国人,中国名字叫白英,有三十多岁,在复旦大学当英文教授,个儿不很高,瘦瘦的,很有精神,最好帮助穷苦的先生和学生。他常常在北碚街上,手里拿着一个馍馍且吃且走,他对一般穷苦的人们很同情。他很努力工作,每天把他所见所闻所想的事,都用打字机打出来,常常到两三点钟才睡觉。我有个做饭的,他没有看过什么叫打字机,听见黑夜老扑打扑打那么响,第二天他对人说,这个外国人一夜都发无线电报,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后来告诉他说,那是打字机,他才明白了。
  白英先生的父亲在造船厂里负责任,我给他写过一篇字,他写信来表示非常的感激。为了英国人的一顿饭运动,我画了两张小画参加展览,由白先生寄去。后来,由英国回来的朋友对我说,他站在小画底下还照了一个相。卖门票的时候是五块美金一张。可见英国人,他们对于义举有很多的好办法,这真是应当效法的。
  在重庆有英国访华团来,四位先生,各代表一党,说起话来各说各的一套,很光明磊落。这个说话,哪个不赞成,他就说不赞成,不像我们中国人,心里不赞成嘴里还说“哦”。
  白英同熊二小姐两个人结婚找我证婚,我说:“很好。”没有惊动什么人,马上就成功了,这真是平民化,也真是革命化。
  北泉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大庙,前些年这庙里常有土匪,上下的船只要从这地方过,就得拿买路钱,不然就过不去。后来卢作孚把土匪打跑了,把庙改成了公园,整理得非常好。最宝贵的是这里有温泉,白天用这水洗澡、游泳,并可以磨面,晚上就用它发电。这可以证明,四川人的文化程度很高。
  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书也不少。有一位图书馆的人,是湖南人,他听说我来了,很高兴来“农庄”(注:北泉的旅社楼房名称。)看我。他读了很多关于吴白屋的事情,他拿出吴白屋先生的日记、办学的一切布告和章程,都是一丝不苟写成的,既方正,又圆润。我看了他许多首诗,记述他在陕西长安被刘镇华围困八个月的事。他非常地感激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三个人救了他的命,并且救了长安城里多少万人的性命。
  吴白屋名字叫芳吉,江津人,他在清华读书。有一个同学不知为什么得罪了一位美国先生,就决定开除他。各省在清华学校的学生,每省举一个代表,去见老师们请愿,要求不要开除那个学生。哪晓得那位美国先生上了火了,就要把这些代表都开除。有些先生说不能这样做,美国先生说:“不做也可以,就叫他们每人写一份悔过书。”这样一来,有的人就写了。吴芳吉说:“我不能写,还是先生办错了,他们应当给学生写悔过书才对。”到底吴先生没有写,他就被开除了。这时候有一位陕西的学生也姓吴,对他说:“你这样硬到底的办法是我应当有的,我为什么不这样办呢?因为家里的父母盼望我能好好读书,若是我被开除了回家,我的父母一定会打我骂我,所以我不敢不递悔过书。你替我做了,我应当帮助你,我要到美国留学,每月有六十元,我都交给你,你可以好好地在国内读书。”就这样吴芳吉讨饭回了四川。到美国去的这位吴先生,真的就每月把六十元美金寄来,吴芳吉就拿着这钱去读书,书读很多,当了大学教授,也当了中学校长,为人很耿直,也很义气,他的文章都是写实的。他死了之后,埋在江津县白沙镇的黑石山,我去献金的时候还到他坟上去祭了一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吴汉杰,一个叫吴汉□。一个在女中当教员,一个在报馆,都很有修养,学问也造就很好。图书馆里这位吴先生的学生,忠诚实在,他真的够上尊师重道,他说的话,他写的东西,都是为了宣扬他的吴老师,像这样的学生太可佩服了。
  北碚这个地方,有一位老绅士,名字叫王尔昌,很爱做公益的事。他家里也开着几个大煤矿,五个儿子,每个儿子管一桩事,处理得清清楚楚。他对于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非常帮忙,他有一次捐很多的钱。他在北碚公园修了一条宽大的石头路,就叫尔昌路。他愿意为纪念张自忠上将成立一个人民祭祀的纪念会,并在坟前盖五间大殿作为飨堂。总而言之,这老先生是慷慨仗义,自己看得起自己,尤其是对于抗战有益的事,他是不遗余力地见义勇为。
  重庆成立了基督教献金总会,有些人很热心,分头去劝募。也有的人,不痛不庠。只有利他社的几位朋友,如陈汉清、陈祖光、陈丰镐、陈容贵、冯子原、陆绍云、沈天灵、沈天敏,这般人都是按月献金,并且推动别人来献金。基督教青年会黄次咸总干事和他这会里的许多人都是按月献金。最特别的就是张树声先生,他的徒子徒孙很多,献金也最多。
  我在这里认识一位荷兰人,叫高罗佩,不但会弹中国的七弦琴,而且中国字也写得很好。说起话来都是要用中国的成语或者书上的句子,他若给你倒杯茶,他就说“弟子服其劳”。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中国人,很瘦很小,说是在西南联大毕业,起初是教高罗佩的中文,后来他们就结婚了。高罗佩个儿很高,在日本呆过多年,会说日本话。他有点见解,也很不客气。有一天什么人利用学生为东北的事情游行,从荷兰大使馆门口过,学生们就对高罗佩说,你们快快把香港、九龙还回来。高罗佩说:“你们这些青年的孩子,还不赶紧回去读书,你们的知识不够,被人利用,你看一看连荷兰国的国旗都不认识,你们算什么知识分子,可怜得很!”他把那些学生们教训一顿,我听了觉得他这话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过分。
  在重庆为了献金的事,我写了很多份《满江红》、《正气歌》。谁帮忙就马上送他一份,就这样,把纸、墨、笔、砚费去实在不少,工夫也用了不少。这个时候,我每天学英文,不学英文就写诗,不写诗就写大字,早饭后走一个钟头,午饭后走一个钟头,晚饭后走一个钟头,一天出三身透汗,身体觉着很好。
  有一天我去看林天和牧师,他正在病着,见我就哭了,他说他有罪了,上帝降罚他。我说:
  “你怎么有罪了。”
  他说:“有一个姓王的在你那里教英文,他是一个品行最不端正的坏人,好几次我要对您说,我都没有说,上帝降罚我,叫我生病了。”
  我说:“好了好了,先生不要难过,这也是一件特别的事。”
  在重庆的毛吟槎牧师是江苏人,我们在汉口开过一个大会,到的人很多,孔庸之先生也在场,结果呢?举了我为基督教徒联合会的会长,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好在是抗战的时候,只可勉为其难。后来毛吟槎先生到云南昆明,又到重庆。那是刚轰炸以后,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墙壁里头冒着残余的白烟,毛吟槎先生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收拾了几间房子,做传道的工作。天太热,地太湿,果然病了。我看这种情形,心里觉着不安,又有点不平。不安的是,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能活下去?我想不只是病,恐怕一家人都不能活了;不平的是,为什么外国牧师有洋楼住,有地板住,我们的中国牧师,就这样的可怜呢?我下了个决心,给他铺了几间地板,后来他办了一个小学,办得很好。
  有一位朱浩然牧师是河南信阳人,他是中国基督教信义会总盟督,“七七”事变一开战外国来款就断绝了。这位老牧师一家一二十口,住在北碚的乡下,距文星场二三里路一个板桥镇上,可怜极了!
  那个地方常常发生不平安的事情,牧师还是在那儿,领着大家做礼拜开祷告会,凡是苦人穷人要他帮忙的,他都尽力去做,这样这个地方的百姓,就都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珍珠港被袭击以后,外国传教的朋友们渐渐有来的了,又找他到重庆来传教,他就是不来,他说:“我在乡间对着穷苦同胞传教,才合乎耶稣的意旨。”后来,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有两位外国朋友到乡下找他去,几次他才答应了进城。就在复兴关的下边,江边上,一个很好的房子里,办了一个神学院,也有几十位学生,家在那里。我也对他们讲过一次话,光景很好,穷苦学生都是纯洁可爱的。
  求精中学搬到乡下去了,张海松牧师就住在这里,有好多次做礼拜都找我去讲话。张牧师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正义感,家里孩子很多,抗战这八年,他受罪不小。做礼拜的地方在个楼上,因为有地板,觉着干净得很。领圣餐的礼节,实在给人很大的教训,大家用一个玻璃碗,有一点不大卫生,不像我们美以美会,是每一个人一个玻璃杯,那样子讲卫生。重庆有一个圣书公会,专是卖圣经的,是林天和牧师负责的,每逢开会,张之江先生和我都是到的。
  在北碚有张之江先生办的国术馆和体育专门学校,他的办法也不错,他是六十几岁的人,练起体操来谁也比不过他。他特别注重体育的原因,是看了我们这几年来考空军的人,一千里头只有二十个人合格,这样将来我们要大量地练空军,我们还能去外国招学生吗?不是什么别的学问不够,完全是体力太差。他在陆大三年,同学们都佩服他守规矩,能给大家作模范。他入陆大的时候是求我保荐他的,蒋先生批准了之后,他又不愿去了,我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不去不成,结果很好地毕业回来了。钮惕生(注:即钮永建。)先生看见张之江毕业回来了,他也叫我保他入陆大,他没去成,大概因为他是考试院的副院长的缘故。钮先生跟我当过参议,既有学问,又很谨慎,是个真正的革命党。张之江先生和钮惕生先生的身体精神都非常好,可是要比着德国的兴登堡(注:德国的政治家、大总统。)还不敢说怎么样。兴登堡八十七岁死的,八十六岁还骑马阅兵。我常说,假若世界各国都派个代表开个大会,有人说,你们中国若能有一个八十六岁的上将还能骑马阅兵,那你们就算第一等国家,我们就没办法了,可是我们要找四十岁的将官可就多得很。如克鲁泡特金,八十岁在德国边界上住着的时候,有几个美国人去看他,他的看门的说:
  “先生没在家。”
  美国人说:“若是先生躺着不能起来,或者是咳嗽得厉害,请你告诉说,我们是慕名来拜访他的,只跟他拉拉手,不同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看门的说:“先生出去打猎去了,十二点要回来用午饭的,现在十一点半多了,你若想见他的话,请你坐在这里等一等。”
  美国人等了几分钟,看见老先生背着猎枪,枪上挂着两个野鸡,老先生须发皆白,精神饱满。美国人问他:
  “你就是克鲁泡特金先生吗?你怎么还去打猎呢?”
  他回答说:“我们俄国要大革命,我已经签了字,到最前线去。我每天得练瞄准几个钟头,不然的话,我在前线上不是白送命吗?”
  拿这一类的例子来看,假如世界代表开会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说,假如你们中国要能找出一个八十岁的还能签字去革命,又每天去瞄几点钟的准,只要找出这么一个来,你们也算是第一等国家。如果这样,那一定要了我们的命了。我们民族的体力不健康,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张之江先生提倡国术,也有人反对的,以为这是落伍的办法。实在说起来,各有各的好处,若是我们不能普遍地西洋化,那就不如人人按着时候练几套武术为好。
  在献金的时候,我在北碚。有一家姓冯的给他儿子结婚,找我去证婚。行礼的时候,堂屋里搁不下,就屋里一半屋外一半。这位冯先生讲话的时候,背了一篇文章,背了一半他忘了几句,老半会儿才想起来。他的儿子呢?也是背了一篇文章,那就更不如他父亲了,他结结巴巴背得更不清楚。我讲的完全是人人懂得通俗的白话,要紧的意思,是乡间习惯,虽然活到六十岁,只要你没结过婚,那总算是孩子,结了婚就是大人。什么是大人呢?说起话来入情入理,做起事来,能通人情,能合道理,应说的要说,应做的要做,如何对父母,问冷问暖,问饥问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事后我想到,这位冯先生真是可笑到万分,不知道为什么要背一篇文章,我想他是穷人乍富,不该装的地方他要装。其实用不着,有学问的人用不着装,越装的人,越显着没有学问,这是一点不错的。
  这个时候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松岗洋右到苏联和斯大林元帅商量的结果,日苏协定成功。松岗洋右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元帅亲自送到车站,这样一来,谣言就都出来了,说什么话的都有。一天,蒋先生问大家的意见,一位一位地说,就有两位高谈阔论地讲道:这还不是明明地瓜分中国吗?潼关以西一定划归苏联了,潼关以东一定划归日本了。一面说着,一面装得像先知先觉一样。从这一次的谈话,就更明白了,他们装着像有什么似的,实际肚里是一包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天一天地明朗化了。
  当德国希特勒袭击苏联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在蒋先生的吃饭桌子上,说苏联一定败,德国一定胜,好像德国要打了胜仗,他自己能得到什么便宜似的。孙哲生、于右任和我总是说苏联一定打胜仗。有人说斯大林元帅杀了很多的苏联军官,恐怕军心不稳固吧?我们总是说,不然,若不杀了这些人,他们要在军队里干起来,那才是不得了呢!
  有一次,说到日本,在张鼓峰(注:山名。在现今吉林省珲春县之南。)和诺门坎(注:地名。在黑龙江省西部、海拉尔之南,伪满时称之为诺门坎。)地方,苏联同他打起来,日本吃了大亏,可见日苏早晚要打起来。至于斯大林元帅送松岗洋右,那就证明了斯大林已经知道德国一定打他,他必须向一方面暂时妥协,方能持久作战。一点不错,果然是这个样子。
  报上登着苏联后退后退又后退,这个时候苏联大使馆请客,也不用黑鱼子了,菜也减少了,可见人家是与国家同忧同乐同甘苦的。又过了不久,日本鬼子袭击珍珠港。这明明是因为罗斯福大总统领导着美国主持正义的缘故,他们眼光远大,又有正义感,又真正是个民主国,所以他们能够在世界上做第一等的国家。这个事情一发生,我们开了个正式的中央常务会议,国防最高会议,马上也就对德、意宣战了。
  日本袭击珍珠港,有知识的人都看透了,这是日本闹“五·一五”、“二·二六”两次大屠杀案所决定了的。这一次的袭击珍珠港的事情,他们是要把他们的老成持重的人一下子都杀净了,不但白头发的要把他们宰了,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也把他们一个不留。自命是少壮派的人们,就是这一个袭击把日本国弄亡了。由此可见,老成谋国,老成神算,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的政府里头,还有人正在学习日本少壮派呢!也要学着他们走什么路,这种不知深浅的办法,恐怕要给中华民国弄出一个大祸乱来。
  我记得秦穆公见百里奚(注:字井伯,春秋时秦国大夫。本为虞人。曾到齐,不见用,又到周,也不见用,后到虞任为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牡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帮助秦穆公建立霸业。),降价而迎,寒暄之后,看他满脸的皱纹,秦穆公说:“先生高寿?”百里奚说:“七十三岁。”穆公说:“好是很好,可惜老了。”百里奚说:“今后若用我推车挑担确实老了,无能为矣,若用我谋国家,比姜尚(注:即吕尚、西周时齐国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为“师”(武官名),也称“师尚父”,通称姜太公。)还小七岁呢!”穆公说:“失言,失言。”拿这一段来看,就知道国家的大计,不是推车挑担跑路的事,乃是学问阅历经验,若尽用些半生不熟的人来谋划国家大计,那危险极了。北方的俗话有“二百五”(半吊子),河南、山东就说是“红砖”这一套的名词,都是指的半生不熟。半生不熟吃什么都会得病,不但大米饭半生不熟不能吃,就是面条子也不能吃,只有鸡蛋半生不熟吃了不要紧。可是治国不是吃鸡蛋哪!清朝亡国,亡到振贝子(注:即载振,清咸丰帝堂兄弟,庆亲王奕之子。)、涛贝勒(注:即载涛,清光绪帝的弟弟,过继哈奕诒。)这一般人手里,日本亡国不是亡在土肥原、松岗洋右等这一般半生不熟的家伙手里吗?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大难,应该对这一点特别谨慎,特别小心。
  同我在一起逃难的朋友,如宋修德,他是陆大毕业的,先到孙连仲那里,后来到刘汝明那里当了参谋长。这个人个儿不高,四方脸盘,忠诚笃实,很可惜,他得了个腰痛病,时发时愈,把他累赘不轻。
  有一位叫崔贡琛的,也是陆大毕业,到了刘汝明那里当过师参谋长,后来当军参谋长,最后当了师长。胜利之后,忽然调任后方兵站的副司令,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想,除了特务报告以外,没有别的理由。
  有一位吴组缃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不但汉文好,而且人极忠诚,慷慨义气,丝毫不苟。为了抗战,营养不够,他害了肺病,简直什么罪都受了。有一次,说有人劝他入国民党,不入党的不能当公务员,他说不当就不当,我就不入党,也就过去了。由此可见,这个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有一位熊冠民先生,是山东人,汉文很好,以前给我当过秘书长,为人和蔼谦逊,受尽了苦难,我为他挂了一个上校秘书叫熊正大的名字。他的血压很高,也是为了忧国忧民的缘故。
  有一位王冶秋先生,他原来在自贡市一个中学当教员,我请他来教我白话文。他很客气,为人热诚爱国,工作起来不遗余力,这几年的抗战,也是营养不够,吃苦很大。
  有一位赖兴治先生,是四川内江人,在北大读书,为人忠诚谨慎,是他应办的事,都是万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恳恳的人。在献金的时候,他特别地出过力。我保荐了他,蒋先生把他送到美国去,学工厂管理法。在美国半年之后,他就能直接用英文演讲,这是多么可爱的青年。
  有一位张雪山先生,也是在我这里帮助写过稿子,后来在山东打游击,几年的工夫,出生入死,弄了十几团人,在鲁北、鲁西打死日本鬼子很多,胜利之后,他就离开了山东。这位年轻的山东人,就这样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李时甫八年以来,由参谋长而师长,由师长而军长,由军长当了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他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品学兼优,谋勇兼备,真是一位明大义、识大体的模范军人。他这一军,两万多人,连死带伤的总有八千左右。
  赵寿山,他是陕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也是跟我当过参谋官的,后来当师长、军长,也当了总司令。此人勇敢善战,最能得兵心,所以连年抗战以来,他能够百折不挠,始终在最前线上,这真是第一等的将领,可惜不断地被人排挤。
  山东、河南、皖北各地的旧朋友,忠贞为国的实在不少,不过因为受人家欺骗者有之,被人家遗弃者有之,迫于义愤者有之。像刘郁芬、门致中两位,是做过某君的上宾的,到了武汉很诚意地拜访过某君,好多次都不得见面,弄得没有办法,他们才走了。我想像他们这一类的朋友,因为生气闹成这样的,必是很不少。
  我听见好几个人说,孙某的军队纪律严明,身体精壮,武器很不好;反过来说,某某部队武器很好,都是美国式的,可是纪律太坏,身体又很衰弱,这怎么讲呢?我的朋友白先生说,这样子太不好了,这是我们胜利后的一个顶大的缺点,这一点若是不改正的话,恐怕要使国家受到一个顶大的损失。
  有一位姓张的,是山西人,在天津当电话局长,同日本鬼子反抗过多少次,几乎被日本鬼子把命要了。他到重庆来,在财政部里做了个小事,是很努力很热心的人,很能任劳任怨。他对我说:
  “节约献金的事,最好到外县去发动发动,定然很有成效。”
  他给我借了车,也预备了汽油,还找了一位盐务局的朋友陪着我。我先到了内江,第二天就到自流井,住在盐务局的招待所里。这里有刘仁庵市长,他是成都人,很清廉,很能干,他的老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从成都给他写信来说,只要你能做一个清廉有为的官吏,我看病赚的钱就都给你用。首先就给他汇来十万块钱到自流井银行,本地的绅士都知道了。看这位地方官同一切的地方官都不同,他的生活开支都是用他自己的钱,再加上他谦逊和蔼,认真做事,结果,人民对他非常好。这里的盐务局长姓曾,名仰丰,号景南,是福建人,美国留学生,曾在天津一带做过盐运使。他也是工程师出身,个儿不太高,精神饱满,中外学问都好。他给我讲过中国盐政史,把管仲(注:即管敬仲,名管夷吾,字仲,春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刘晏(注:字士安,唐大臣,理财家。)抬举得很高。他说,近代为盐务真正谋利的人,就是一位英国人,名叫丁恩,是第一把好手。他说丁恩在中国每一个出盐的地方都仔细看过,他把盐务的弊病和利益都看得十分清楚,把中国的盐务制度给改革了,结果是有知识的人没有不赞成的,也没有不佩服的。最好的地方,就是盐务人员生活有了保障,不许他作弊,他们的家庭生活,住房、教育、卫生、有病有灾、老了、死了都有确实的办法,所以盐务人员没有一个不实心实意地去工作。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制度好。我们而今有些人,把这个意思弄错了,以为训练是要紧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生活无保障,家中老少生活无保障,管你怎么训练,他都不会好的。这实在是顶科学的办法,制度所以要紧,就在这一点。
  我在这里对盐务考察之后,我给蒋先生写过一封信,说的是兵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是因为国库没钱。国库里想有钱,想许多的新的门道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既容易招人民反对,又增加机关和官吏太多。为了收复失地打胜仗起见,不如就从盐斤上加价,机关官吏都不要增加,又不费什么事,可以办成功。曾(注:指曾国藩。)、李(注:指李鸿章。)的时代,他们向洪(注:指洪秀全。)、杨(注:指杨秀清。)作战,也是没有钱,办了一种厘金,扰民很厉害,收入并不甚大,后来,找着盐商,商量好了,一斤盐加几个制钱,可是收入的数目就很大了。淮河流域的盐商们,他们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他们一个“淮”字,他们出多少钱都愿意,淮军之所以得名就是在这一点。曾、左(注:指左宗棠。)、胡(注:指胡林翼。)、李他们能够成功也是在这“盐”字上下了功夫。我们今天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注意这一点方能有办法,后来果然有了成效。
  这地方开会,光景很好,开大会的前一天,在一个大戏园子里,我讲话完了之后,马上就有个老太婆,把她攒了三十年的二百块现洋献了金。开大会那一天热烈极了,有一个小女孩九岁,拿着个金戒指来献,挤不到台跟前,就在台下边哭了,她说她要献金,不准她献不行,不收她的不行。她还说,救国她也有责任,不能轻视她。曾景南先生和缪秋杰先生是一样的作风,看得到做得到,敢做敢为,又有胆量。如自流井的一个中学,那房子盖得好极了,是照着南开中学的样子盖的,这个钱花得真是值得。教育本是国家的性命根本,无论公私,大家都应提倡。这里有个校长叫韩叔信,是在南开毕业的,很谨慎小心,学校办得很好,规矩也很严正。
  这里有一道河,多少年来都是一下大雨河里就是洪水,沟满濠平,雨下过去一半天,水就流光了,船是不能走的。曾景南先生在这里修了一道大闸,把水闸住,很大的船都能走了,这个闸就叫庸公闸,那是因为孔庸之当行政院长的原因。闸旁边能行船,那个行船的方法是仿照巴拿马运河做的,做得好极了。很大的船,载的分量很重,都能平平安安地行走,这真是改造天地宇宙的办法。后来,过了三年多,账目报到财政部就不给他销账,孔先生离开了,财政部长也换了,说是谁修的谁自己拿出钱来,账不准销,可把曾景南急坏了。我听了这个话,去跟蒋先生说了。我说:
  “这太没有道理。”
  蒋先生说:“万不能这样办,我来招呼财政部。”
  过了好久才把这个案销了。
  这里第一次献金,是二百几十万,这里帮忙最大的是朱秀峰先生,他是这里的总工程师,河北省人,大个儿,红脸,浓眉毛,大眼睛,说话爽直痛快,最爱国家,又最好交朋友。他在绥远呆过,跟我同过事,他见我来做献金工作,是十分喜欢,十分帮忙。
  我从这里到威远,那是参观黄金沟煤矿去的。从威远过,他们那里正开运动大会,截着我,找我下去讲话,我讲了三十分钟的话。后来知道,他们成立了献金分会,头一次献金是五十万。到了黄金沟,这里的矿长是郭象豫,河北省人,高个儿,北洋大学毕业生,说话有点沙音,他把这个地方创造成新天新地。原来是毫无人烟的地方,经他的手创造了一个很庄严的新世界。这个人既有能力,又有办法,对国家忠诚极了,无论是长官朋友对他都很信任佩服。经我一次对他们的人员讲话之后,他们就决定了,写了每月志愿献金书。那时候钱值钱,他们每月献二万八千元,头一次献的还不算,以后又陆续有增加。这里完全是机器开采煤矿,为工人搞的种种福利,如洗澡一类事情,办得周到极了。
  从这里到荣县,县长叫黄希廉,是我办的西北干部学校的学生,冒尖得很。在这一县里头,他把本地的父老得罪不轻。这里有一位姓赵的,名叫熙,号尧生,有七十多岁,他很精神,很健康,我给他写了一副寿联,他也送了我一个中堂。这里有基督教会,牧师是英国人,办了一个很大的医院。这里交通这么不便,能有这样一个大的医院,谁也想不到。这也是给我们教训不小的一件事情。
  这位县长,真是一位找事干的人,在这一县各乡镇里头都修了汽车路。老百姓们说,我还没看见过汽车哪!修路要占用很多好地,用许多很有用的工人,因为这样,老百姓们就很不痛快他。可见做事是先要把话说清楚,使老百姓都能明白就容易办了。
  这里最好的一桩事情,是每天早晨都有朝会,学生们、公务员们一早都要到的。小县城的人们,都知道爱惜光阴和遵守时刻。更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男女孩子们都得上学,这些孩子见了人都得行礼,可爱极了。由此可见教育太重要了。
  这里有一个年轻的会画画的,给我画了一张像,拿来给我看,要我题字。他问我:
  “像不像?”
  我笑了笑,说:“很像。”
  黄县长问像谁?
  我说:“像我表弟。”
  我为了鼓励起见,还是题了“冯玉祥”三个字。
  县长屋里放了一杆步枪,我问他:
  “干什么用的?”
  他说:“这个地方不大平安,我带了好多人打土匪,好久才打平的。”
  他现在还时时刻刻防备有事。
  我说:“备而不用是好的,但是不可常常地拿枪动家伙,使老百姓害怕。”
  他这一县里献金还算不错,后来因为地方的百姓和党部都反对他,所以他在献金这件事上表现得并不很好。
  到了五通桥,这里是一个产盐的地方。有个黄海化工社,有许多很好的科学家。有一位孙学悟先生,他在芦台、天津一带就办黄海化工社的事。日本人出多少钱请他去,他不去,他不愿意多拿钱替外国人办事,他宁肯少拿钱,也愿替中国人办事。在这里看见了一个老朋友刘站长的儿子,也是一位科学家,他研究了用汽车的马达从井里往上提出盐卤,代替了牛力,这一件事救了不少牛的命。过去许多牛聚在一起,常常发生牛瘟,现在牛瘟减少了。另外,过去牛太多,到了冬天没有草吃,就把山坡上种的甘蔗砍下来喂牛。有了这个发明,许多的甘蔗都可用以做糖了,这是一件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的事。这位刘先生名字叫刘学义,有三十多岁,个儿不矮,胖胖的,是一位很诚恳很努力的青年。他父亲民国元年在北京西边三家店车站当站长,名叫刘锡廷,人很好读书,很注重孩子们的教育,所以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
  五通桥的区长龙则灵,很年轻,小个儿,很有精神,说起话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为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很是努力。这里的盐务分局局长丛保滋,也很努力。盐务局里有一位女先生来献金,说起来才知道她的先生是位医生,因肺病死了,她的戒指已经陪着她的丈夫埋到坟里去,有她先生名字的戒指,正在她手上戴着,同着她的一副耳环,一起献了出来。我说:
  “你还有二三个小孩,还要你养着,你拿回去卖了养活他们吧!”
  这位夫人说:“有我先生名字的戒指,除了献给国家以外,没有法子对得起他。不卖钱给他的孩子,是愿意叫他的孩子知道国家比他们要紧,只要国家好了,他们就不会当亡国奴了,若是国家不好,不论他们吃得多好,穿得多好,都是没有用的。”并且说:“老靠当汉奸过日子,吃的越好越丢人,穿的越好越可耻。”
  就这样,我把她献的东西收下了。
  丛保滋先生约我到一个山上去,那里是从前盐务局外国人住的地方,讲究极了,房子好,院子好,有树木,还有草坪。我在这里洗了一个很痛快的澡,并在这里用了午饭,说了许多关于管盐务的事:英国人走了,我们自己管了,我们必须比英国人管得更好才对,尤其是正在抗战的时候,我们更要时时刻刻地警惕、奋勉、努力。
  后来就在这里见到一位陕西的朋友,也是关中的豪杰,谈起话来,才知道都是国民军的老朋友。他耿直实在,他不会运动,不会巴结,净是说实话,所以他跑到这个地方来养胃病的。后来我在成都买着了鹿茸精给他寄去,说是吃了那种药好得多了。那一天我是走回来的,也有十里路,沿途上看那风景美极了,中国到处都是锦绣河山,实在应当好好保守,不应当叫外人夺了去。
  第二天,我到永利工厂去,他们办公的地方叫道士观,沿路上的百姓摆上桌子献金,几十,几百,有工人,有穷苦的农民,有男女学生,一段一段地把车挡着,截着我献金,每一段我都给他们说几句话。到了永利公司,一进门有一个影壁,上头写了几句话,好像是他们的公约,一是破除迷信,二是信仰科学,三是认真实干,四是俭朴勤劳,还有两条记不清楚。我很佩服他们的办法,这才叫简单明了。他们集合了工友和眷属,来请我讲话,我讲完了话,他们马上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的办法。后来知道在二十里路外还有工厂,也是同他们一样决定了一次献金和永久献金的办法,这是出人意料的事!后来到了这里的大桥上看看,很长的大桥,两边都是河。这个地方上的商家都很热心,我同他们谈了话,我佩服他们有见识,也有眼光,不像那些没有知识的商人,光想自己弄钱,不顾国家的存亡,他们很痛快,很识大体。这里开献金大会的时候,光景很不错,临走的那一天,同很多的学生照了一个相。走了不很远,就到了一个探深井的地方,是用机器钻了一千几百米深,他们还要继续往下测探。这个地层里有一丈八尺深的煤层,这是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把地里头几千米深的地层取出一寸径的东西来,一块一块地摆得好好的,这样大家一看都清楚明白了,这就叫科学。
  这里用的钢丝有一寸多的直径,是从德国买来的,现在德国已经打起仗来了,就从美国买来运到印度,由印度用飞机运到昆明,用汽车运到自贡市,再运到五通桥。钢丝来不到,这里就停了工。四千多尺的深井抽出来的黑囟,气味很大,盐质最重。
  从这里看出来,我们的国家真是落后,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业不进步。钢丝不能来,我们就得停工,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造钢丝呢?实在说起来,我们应当自力更生,应当自己能生产,不应当依靠任何国家来生存。今天这件事是万分重要的事。
  到了牛华溪,这个地方有二十四道街,买卖都很兴盛,什么东西都有。这里开了一个临时的大会,献金也很踊跃。这个落后的地方,当然免不了迷信,有好多老太婆抱着他的孙子、外孙来找我抱一抱,都是几个月的娃娃。有些孩子,胖胖的脸,黑眼珠瞪得很大,很大方的,满不在乎,看那样子被我抱了,他是很美、很舒服的;也有的孩子刚一抱,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各色各样的话都有。在这里看得出来老百姓是人人爱国,老百姓的力量是大无边的,就是应当向老百姓学习。
  距这里不远便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一道是沫水,一道是若水,他就住在这个地方,我很想到他家里去看一看,可惜时间来不及了。碰见了他的一位同学,他把郭先生家里的情形给我说了一点,郭先生是一位很努力读书的人。同这里的老百姓谈一谈,真是聪明伶俐,俭朴诚实,这样一看,人生在世界上,谁若是自圣自贤,自骄自傲,自大自恃,那谁就是傻子,谁就是一个最不聪明的。只要你肯仔细看,你就知道了,在老百姓当中有许多圣贤,比那有知识的还有知识。
  到了嘉定,就是乐山县,清朝的时候是嘉定府,这个地方出产很丰富,文化也很高,紧靠青衣江,西南上有四县,雷(注:即雷波县。)、马(注:即马边县。)、屏(注:即屏山县。)、峨(注:即峨边县。),是汉夷杂居。夷人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以大梁山为根据地,周围很宽广,风俗言语都跟我们不同,常常闹事。打进来的时候,一个是抢东西,占地方;其次就掠人,掠了人去,就要当他们的奴隶,并且是任意买卖。我们这边上的(汉)人跟他们来往的很多,教给他们一些不良的方法,如种大烟等。他们弄大烟来换手枪,换步枪,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民族冲突。假如我们有人办事的话,我们应当用教育的方法教育他们,一面保留他们的语言,一面输入我们的语言。这本来是总理的遗教,为什么不办呢?若是办的话,我们就不必派队伍去防备他们了,队伍就可以拿去打日本鬼子,而且这些夷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也能同我们一块儿去打日本鬼子,这样一加一减,这个力量差了多少?到今天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还是万分重要的。
  这个地方不久以前设过一个财政部的税官,有多少种抽税的方法,老百姓们一看都大吃一惊,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把新设的一个关卡包围起来,要打办税的人。他们要兵保护,这里的军队就把机关枪架起来了,越说越厉害,危险得很。这要一开枪,一定要死很多的人。这里有两位绅士,一位是蒋焕亭先生,湖南人;一位是刘裕周先生,商会会长,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两位先生出来说和,说和不下,他就站在机关枪口前头,无论如何不能让开枪打百姓,就这样才把事情说和下来。
  由此可见,抗战时候的财政是多么艰难危险。若不新设关卡,利用原来的盐务机关,那够多么省事呀。不知下情,这是最不得了的一件事,轻举妄动,常常闹出大事来。
  在这里有武汉大学,校长是王星拱先生,有五六十岁,性情和蔼,道德学问都很好。找我去讲话,学生们对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非常拥护。有一位工学院院长,安徽人,谭声乙先生。工学院的设备还算不错,他制造了很多机器,卖给旁的机关。一个学校能制造钢铁的东西卖给别的机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我给他们讲了话。
  有一天给小学生们讲话,刚讲完了就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上台来对我说,请求我帮他们的忙,向教育部说一说,把这一本书的字印好一点,他们实在看不清楚。一面说着,一面拿小学教科书第六本给我看。我一看那个字真是太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楚是个什么字。学生又说,这本书在兜里放几次就碎了,我看了看一点不错。我答应了马上回去就给教育部写信,并将这一本书也放在里头。后来陈立夫先生复了我一封信,说是正印着,不久就有好纸印的书出来。几个月之后,我接到一套小学教科书,果然纸是好的,字也很清楚。
  在这江的对岸,也有一所完全小学,找我去讲话。我走到半路上就看见三十五十的小朋友们在路上等着欢迎,他们喊的是“小朋友欢迎大朋友”的口号,很快乐欢喜的样子,蹦蹦跳跳的,高兴极了。
  这一天讲完了话,大家在一起会餐。就有一点不好,孩子们的菜没有客人们的菜多,我觉得这样不好,菜多就都多,菜少就都少,有多有少相形之下很不好看。我记得是在灌县夏令营,一次是张文伯先生请我同那一队在一块儿会餐,我们在当中桌子上吃,菜多,学生们的菜少,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又有一次,是在灌县夏令营的大操场上,是朱家骅代表党里做主人,那天也是那个样子,台子上的主人们,反倒菜多得很,好得很,客人们反倒菜又少又坏,那些青年学生吃了两口就完了。他们也很不客气,看见做主人的桌上大鱼大肉还很多呢,他们就端着菜盆子对着台上嚷起来,说:
  “党部里请客,我们还没吃两嘴就没有了,你看你们做主人的反倒一桌子鸡鸭鱼肉。”
  弄得朱家骅可说是无所措手足了。他只是说:
  “请你们原谅啊!请你们原谅啊!”
  那些青年孩子们说:“我们原谅你,肚子怎么原谅你?”
  我们下了台,围着他们周围走了一圈,看那碗里实在是没有多少菜。
  这个学校是一位范先生做董事长,倒是很有钱的,四川人最大的好处是有钱肯办学校。
  这江的对岸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大佛,那是就着那个大山凿的,耳朵眼里能站下两个人,那是一点儿不假。中国人有钱去干这种事,他也不去拿着钱研究科学,尽去弄空的虚的,这多冤呀。
  这里有个大庙,也招待客人,清洁雅致极了,和尚们说话也是说神仙怎么有灵,怎么有灵,好多笑话。这一天开献金大会,到的人真不少,因为这里有一位韩文源很帮忙,中央银行有位办事的陈祖辉先生,更是热心得很。献金的那一天,开起大会来,忽然从正东来了一些人,放起鞭炮,敲着锣鼓,抬着食盒,四个食盒装得满满的,全都是法币。这里还没有抬上台去,东方、南方都放起鞭炮来了,打着鼓,敲着锣,也是十个、八个抬了来。光景的热烈,真是向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地方献金比自贡市还多,最难得的就是大家的爱国心,是纯洁诚恳的,拥护抗战的。
  这里有个织绸厂,织了绸子就做降落伞。降落伞一做好,就用卡车运到飞机场去。到了飞机场,空军的将士就马上背上它飞将起来,同我们全民族的仇人日本鬼子打仗去了。一棵桑树,一条蚕,乍然一看那有什么关系,可不知道都与打仗有关系,这就知道平素不注意的一点小植物和一点小动物,都有很大的价值。
  这里有个印票子的地方,叫大业公司,我去参观。那些办事的人,有的是以前认识的老朋友。他们报告我他们艰难困苦的情形,我对他们为国辛劳的奋斗精神慰勉了一番。
  离开嘉定,就到夹江,这是个很小的县,县长姓王,也很热心。这个地方献金的数目虽少,可是爱国的精神很好。正开着献金大会,那不远的地方失了火,好在走的人不很多,没有影响到这个会。这是什么人干的,这是居心破坏抗战的人干的勾当。献金献得多,士兵们就吃得饱穿得暖,自然能打胜仗,为什么破坏献金呢?这真是一种低能的手段。
  我在这个地方看了看造夹江纸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能多用些机器来造,那就更好了。
  离开夹江来到眉山县。县长姓张,名字叫玉阶,他是四川资中人,有四十岁左右,很精明,说话也很清楚,在党里做工作做了很久。他迎接我有四五里路远,我约他上了车,一同到城里关了门的中央银行的空房坐下。没多大工夫,他就说,这个地方去年旱了,今年又没收,献金的事恐怕很难办。我说:
  “你不必说好办难办,请你记着,大家就是献了十万、二十万,你一个落不着,我一个也落不着,大家一文也不献,你也穷不了,我也穷不了。”
  我又说:“你什么也不要管,只是把父老们集合在一起,我来同大家讲讲话,就有了。”
  就这样,约定午后四时,请地方上父老来到一个礼堂里,我对他们讲了两个钟头的话。随后我问大家有什么感想,有一位团里的青年王超父马上站起来说:
  “我们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来拥护这个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接着,几位老先生一个一个站起来,都是泪流满面,他们说:
  “出钱、出力、出命,为了抗战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用全力拥护这件事。”
  从此就分开了队,分头活动。后来,听说有两个人下乡去了,他们听有人传说是冯先生来了,叫你拿多少,你就得拿多少,快跑开吧!这是从夹江过来的人宣传的,老百姓们不明白内情,只好躲开了。后来听说我讲话讲得大家都落下泪来了,他们就慢慢地又回来了。可见真诚为国的事,也免不了有人从中破坏。这里献金的结果很好,在开大会的时候就有献金戒指的、献毛衣的。义卖的时候非常痛快,有一个卖件毛衣,五千块钱,一说出来,那个青年王超父就买了。本地中学教员杜重囗先生,他捐了他画的很多本画,卖了很多的钱。这些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们都这么热烈,实在是可佩服。我们在三苏公园照了个相之后,那位县长先生挨着我的膀子走,我说:
  “张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他说:“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要学习学习。”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在这里卖公债,把地方上的人请了来,对他们讲话,他们有的把耳朵捂上,有的如同耳旁风一样,三二十万的公债他们都不愿意拿;先生来了,什么也没拿来,就是有两片嘴,一开献金大会,得到那么多的款子,这是什么缘故?请先生教教我好吧。”
  我说:“不敢说教,只是盼望你多同老百姓站在一起,多跟老百姓在一起谈话,那一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