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这么多困难,埃默森和有吉还是对学校充满热情。他们报告说,被俘的日军士兵大部分是农民,据称他们是最难被教化的人,因为他们显然是建立一个新日本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些男孩公开宣称他们国家的恶劣状况,说那里局势动荡,人民吃不饱饭。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日本人一直致力于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认为美国人杀掉日本所有15~50岁的男子,想要以此将日本人斩草除根。
除了一名有很长党龄的平民外,所有的战俘学员都使用假的名字。战俘们很热心地带他们参观学校。大部分战俘都只受过非常少的教育,而且军衔很低。他们中85%是列兵,只有五个人是中学以上学历;除了有两个中尉外,再没有一个比这军衔更高的军官了。7%的战俘是从战场上被俘的,其他的都是被遗弃的或掉队的士兵。中国人在学校举办期间发现了一些"间谍",他们是日军派来渗透和阻止反战运动的士兵。共产党人告诉美国人,在善待和教化战俘后,这些特工通常都会坦白他们的间谍身份,并努力为集体工作,尽管他们中有一个人被关押了两年。
这所学校声称,它的目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体力、能力和团结精神,以停止战争"。学校的课程包括"政治常识",这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经济与政治的初级课程,使用的是毛泽东、冈野进和其他人的文章。有一天当冈野进正在授课的时候,一些美国人出乎意料地走了进去。冈野进看上去有些狼狈,他很快把话题从马列主义转到了"民主原则"。
埃默森对"学生"们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如预计的一样,他们对日本侵华和日本对美作战进行了谴责。他们相信日本将要战败。大部分人都希望,如果日本战败而不是战胜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日本。他们的结论就是,从在延安的其他日本人那里听到的,以及八路军不杀害或虐待战俘反而善待他们的事实来看,共产党的想法并不都是错的。在埃默森看来,他们的答案反映了他们在延安的心理变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日本会战败,他认为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一行为也是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心理战也包括用日文写传单,用美国飞机将它们投在日军封锁线内。中国共产党也写宣传单,并与美国人交换传单。尽管共产党的传单带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中共与美国双方都传递了类似的反战信息。
戴维斯和其他"迪克西使团"的日裔成员都对冈野进印象深刻。戴维斯发现这位共产国际的前日本代表是一位非常睿智而有吸引力的人,他能说非常好的英语。但另一方面,冈野进却并没打动包瑞德。包瑞德也认为冈野进对他的看法可能也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在冈野进的住处还是在学校里,埃默森与冈野进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埃默森可能最了解他。尽管冈野进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说英语,但他与埃默森在一起时常常用日语交谈。
1944年时,冈野进52岁。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冈野进给了埃默森大量材料,其中许多都是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出版物和海报。在战后很久,埃默森才得知,冈野进从1936年起在纽约和洛杉矶生活了三年。他来到美国是因为共产党在日本是非法的,在那里不能出版它的宣传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他的同志在纽约城发现和获得了一整套日语打印设备。他们把在纽约印刷的东西送到洛杉矶,冈野进和其他人把印刷品装进信封,交到从洛杉矶出发的日本船上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的日本海员手里。当船抵达日本时,海员就在信封上盖上日本邮戳,将它们寄出去,以避免检查人员打开从国外寄来的信。当埃默森与冈野进交谈时,冈野进从来没提到他的这一背景。战后,冈野进回到了日本,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后来成了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日本政府里的一个顾问院(HouseofCounselors)工作,直到85岁。
冈野进的反战组织1940年5月第一次来到延安。它原来是1936年从日本逃往上海的辛治河沣栖(KojiWatusu)建立的反战组织的一个分支。冈野进在桂林创建了第一个日本人民反战组织,共有150名成员。组织总部很快就转移到了重庆。在不长的时间里,冈野进受到了欢迎,并被国民党中央政府表扬过。1944年1月,他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尽管高思大使贬低他的行动,但他们还是感动了许多新闻记者。
有吉和埃默森在冈野进的屋子里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中间只有吃饭和不停地续茶打断过。有时主人谈到他在做地下党工作时的经历,尤其是他使用假护照、假名字四处奔走的经历。冈野进出生在山口(Yamaguchi)县,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14岁的时候他成了孤儿。他最年长的大哥送他到神户商学校和东京的庆应大学。他刚开始上大学时,就意识到财富的不平等。他的论文题目是"革命性的贸易联合主义"(RevolutionaryTradeUnionism)。冈野进一毕业就到一个劳工研究组织友好协会(YuaiKai)工作。1919年,他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1920年,他作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加入了该党。由于他的左翼活动,他被驱逐出境。冈野进在一次很长的旅行,包括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东京。他立即成为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之后的一些年里,他躲避着警察,但并不总是很成功。他坐过几次牢。1930年,他被假释,这样他可以进行一次眼科手术。他出狱后,共产国际命令他作为其日本代表到莫斯科。1931年3月,他非常巧妙地安排好离开日本,来到莫斯科。他在俄国工作了九年,中间非法前往日本好几次。而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在美国待了三年。1940年,在共产国际的秘书长季米特洛夫的命令下,他在周恩来和一个印尼共产党人的陪伴下,从莫斯科来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