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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的活动(5)


  朝鲜商人、演员和音乐家们也与其他朝鲜志愿军和朝鲜独立组织的创建人一起来到八路军根据地。这些机构的任务就像是鼓励人们冒险来到中国共产党所在地。
  "迪克西使团"并不仅依靠日本和中国来获取情报。几个月后,战略情报局建立了一个微缩胶卷实验室,并开始教一个中国人如何进行操作。美国人计划先在阜平,然后在其他地区建立其他实验室,这样可以把捕获到的文件、报纸和杂志拍摄下来。他们与冈野进计划派人去北平大量购买杂志。每件东西都复印两份。微缩胶卷将被送往重庆,从那里转送华盛顿。这个计划要求建立一个相片实验室,以进行微缩,但人们认为一个设备完整的暗室可以用来做其他重要的用途。
  最初,将观察员派往延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1943年至1944年间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空中行动增加了。这一结果就是飞机坠落数量增加,救助那些坠落在日占区和共产党控制区的飞行员就很必要了。B-29飞机的问世更是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数量。这种飞机有非常巨大的载弹量,也有严重的问题。当飞机拥有巨大的载弹量时,飞行员在起飞时比遭遇高射炮或敌机时有更大的危险。甚至一个发动机失去部分起飞动力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飞机坠落。可怕的是,飞机的顺桨机构很不可靠,燃油量的估计非常不准确。一个飞行员从轰炸任务回程的时候只能靠猜测来判断什么时候油会用完。但发动机故障仍然是最坏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飞机坠落的原因。
  "迪克西使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救助幸存的飞行员。中国共产党在使团到延安来之前就加入了帮助逃离和避难的行动。中共向使团征求建议,让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进行救助活动。共产党当然并不是惟一参与救助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当航空军团加贝·迪索斯威(GabeDisosway)将军在中国中部的日本控制区被击落时,国民党游击队发现了他,把他救了出来。于是当地人把他藏起来好几个星期,直到可以将他带到一个安全地带。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救助活动中与美国人合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合作。在这些事件中,"迪克西使团"只与共产党打交道,就像他们在其他事件中一样。
  "迪克西使团"的空地救援组与帮助军事人员从日本人手中逃离的工作最为密切。亨利·C.惠特塞中尉是使团中第一个空地救援组的代表。在他中了日军的埋伏牺牲后,阿诺德·达迪安少校继任。空地救援组认为它的主要职责就是让中国人明白,发现的工作是中国人的责任,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惠特塞和他的那些继任者们希望在中共控制地区找到逃生和避难的可能性,并把这些信息告知航空军团,这样飞行员们就会知道,如果他们的飞机在中共地区坠落,他们可以去往何处。空地救援组告诉共产党,他们需要交换大量信息,并需要进行一些变革,这些变革来自于逃生的飞行员们的建议。他们建议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建立一个中国空地救援委员会,由各个中共控制地区派出一个代表组成。叶同意了,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一次筹备会议中,每一成员都画出了一幅地图,标注他的区域内的"安全"和"不安全"的地区。之后每个成员与惠特塞就其所在地区进行了详细讨论。惠特塞发现这些人对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充满热情,并了如指掌。他认为这些人对逃生行动非常有帮助。
  惠特塞在重庆与他的指挥官进行交流时,强调这一委员会对于逃生和避难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延安与所有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都有无线电联系,但这一系统并不见得运行顺畅。他还就此列举了事例。他认为延安的委员会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所有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地区"处于警备状态"。它还可以发展在每一地区扩展安全地带的计划。惠特塞预测,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人将会通过委员会交换失事飞行员的信息和对新建议进行评估。而且至少在他们找到更直接的转移方式前,所有的撤离者可以途经延安,接受查问。他希望扩展空地救援组的行动。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目的,惠特塞与彼得金、卢登、多姆克、希契和格雷斯一起前往晋察冀军区。他们于1944年10月6日离开了延安。
  J.P.巴格里奥(J.P.Baglio)中尉的事例说明了共产党的救助行动。1944年6月9日,巴格里奥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从飞机上跳伞。他走到正太铁路的北面,在那里碰到了共产党的军队,花了三个月时间从山西中部来到了阜平,最后来到了延安。
  最开始,共产党护送巴格里奥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总部。然后在1944年7月16日,他们带他去参观阜平的一个兵工厂。巴格里奥后来向包瑞德描述了这些,包瑞德认为它听上去与共产党在延安的兵工厂在装备和生产能力上很相似。对于中共晋察冀军区总司令和政委聂荣臻向包瑞德所做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敌军力量和共产党政策的陈述,巴格里奥进行了证实。这一确认更进一步增加了包瑞德和其他人对他们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的情报的真实性的信任。
  让巴格里奥吃惊的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也对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盗窃行为和民兵组织很感兴趣。巴格里奥告诉他们,在他的旅途中,他没有听到过关于盗窃的事情,而且他也不认为在每个人都忙于战争和支持军队的时候会有盗窃行为。这一评论引起了使团的兴趣,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盗窃盛行。约翰·谢伟思认为,即使共产党除了消灭盗窃行为之外一事无成,他们也一定是为中国普通大众做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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