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原因是,夸夸其谈的政治野心家赫尔利不愿意与魏德迈将军分享公众的注意力,他嫉妒魏德迈将军。不过,魏德迈将军认为,他必须屈尊而迎合大使,例如,给大使使用战区指挥官的前面有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车,直到大使自己的轿车到达,因为大使喜欢坐豪华的车。
赫尔利在自己的辞职信里提到,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和外交关系的进行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他说,美国因为大西洋宪章和民主的原则而参加战争,结果却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转变的原因在于那些职业外交家的责任,他们曾经建议中国共产党说,他(赫尔利)的任务是避免国民政府的崩溃,而这并不反映美国的政策。这些人告诉中国共产党,除非由他们来控制,否则他们应该拒绝让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联合。
戴维斯是四个隶属"迪克西使团"的外交人员里第一个让赫尔利生气的人。1944年12月19日,受到宋子文影响的赫尔利告诉戴维斯,要他调往莫斯科。戴维斯被安排调动,但三天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尔利说,戴维斯在延安暗中对谈判搞破坏。戴维斯认为,赫尔利脑子发昏而引发的大混乱使他失去了冷静。在圣诞节的晚会上,赫尔利似乎极力弥合裂缝。但在1月9日,当戴维斯在前往重庆机场的路上向他和魏德迈问好时,赫尔利对戴维斯的一些话极为生气,结果另外一场争吵开始了。在交锋中,赫尔利说戴维斯是共产党。多年后,魏德迈对大使的真实想法表示怀疑。魏德迈自己觉得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埃默森体现了"史迪威精神",他们写的报告与其说是亲共不如说是反国民党,他们年轻,有奉献精神,也许对自己所见到的过于热情。戴维斯请求大使不要毁了他的职业生涯。而赫尔利叫嚷着,他要把他踢出国务院。
魏德迈阻止了戴维斯的被解职。但有些时候,外交官员对自己在敌后的见闻所表现的热情引发了与赫尔利的冲突,这导致的麻烦是不会消散的。例如,1945年2月,卢登乘飞机回重庆见魏德迈。凑巧的是,他和周恩来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周恩来是去看赫尔利的。莫里斯·德·帕斯(MorrisDe.Pass)是在包瑞德走后、彼得金到任前的"迪克西使团"指挥官,他也在飞机上。德·帕斯告诉卢登,他是多么崇拜赫尔利,并对卢登说,你会发现赫尔利是一位鼓舞人的领导。
在重庆,卢登与魏德迈单独交谈。他说了他同彼得金和其他使团成员在日本战线后方行走1200英里中的感受。他非常兴奋地描绘了日本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战斗。战斗中,中共英勇战斗,抓获了许多日本俘虏。卢登说,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武器和装备,这样我们就能利用他们的努力了。后来,卢登就自己在延安和敌后的经历给赫尔利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会。迈尔斯上将也参加了汇报。
卢登的观察引起了魏德迈极大的兴趣,他在整个谈话过程里没有表露出反共情绪。但卢登敦促他亲自去延安看看中共正在干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也没有表现出敌意。当魏德迈听取汇报时,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也对卢登的评论感兴趣。尽管他想利用外交官们的专长,尤其是要他们帮助确定共产党领导人的特点和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能量,但将军相信他比卢登或其他外交官更懂得战术。他没有以卢登所期待的热情来接受卢登的建议。
事实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魏德迈正准备返回华盛顿去讨论对华总政策。他让卢登也一起同行,并享有优先权,这样他可以随时接受咨询。卢登完全明白,一旦到达华盛顿,由于魏"承受不了压力",魏德迈会放他和埃默森回国务院。
在魏德迈离开重庆前,卢登和谢伟思给卢登的观察记录写了一份总结。该总结言简意赅地说明,国民党对打败日本没有多大兴趣,却对维持自身的权力有更多的兴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中国军事上的失败。美国最安全和最明智的行动途径是靠它们准备抗击敌人的决心,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各方团体和势力。
几天后,在赫尔利离开期间负责大使馆工作的乔治·艾奇逊(GeorgeAtcheson)决定给国务院一份比赫尔利在使馆时关于中国的更加真实的情况报告。他和大使馆人员一起发电报建议,请罗斯福总统告诉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给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提供给养和合作。电报说,这样做是个好主意,不但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可以让共产党站在我们这边,而不会在苏联参战时将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
当赫尔利获悉电报的内容时,他的脸都气青了。作为大使,他努力通过审查他们的东西而使得他的下属都听话。在阿瑟·林沃特(ArthurRingwalt)给他看这份言辞尖锐的已发电报后,他即在林沃特的电报上画了一把手枪,他说:"我知道是谁起草了那份电报,是谢伟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惩罚这个狗娘养的!"
当他被法官和审问者"要求在国务院里同一群亲共分子一道回答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如何捍卫美国在中国的政策"的问题时,赫尔利就更生气了。他相信,他的人都"与他作对",就等着他离开重庆才发电报,而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干的。为了报复,他使艾奇逊调到另外的岗位,让谢伟思从魏德迈的手下变成大使馆的手下和返回国务院。该行为表明罗斯福支持他的大使对抗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