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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南斯拉夫〕加约·彼得洛维奇
1963年3月
本文由李德齐译自美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963年3月号。
人们或许以为在提出异化理论的争论问题以前必须对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理论作完全客观的展示，而丰富地引证马克思似乎是作这种展示的可靠的手段。事实上这样一种方法是很危险的：引证往往井不一致——马克思对异化的见解并不总是完全一样的。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所发表的文章里扼要地阐述了异化理论，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非常批判地谈到异化、自我异化、人的本质和人性，因而看起来他们已开始否定这一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他们认为哲学家在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过程时，把全部历史改变为意识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可能意味着异化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被否定的”异化理论不仅含蓄地而且明白地，不仅它的内容而且它的词汇都出现在这些著作里。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马克思谈到异化以及应在未来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实现的“人性”。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自我异化的本质是人同时把某种东西由他自身异化出来井把他自身由某种东西异化出来；即把他自己由他自身中异化出来。
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的本质，如果我们分析他的著名的手稿《异化了的劳动》——在那里他谈到异化的四个方面或特征[1]——我们就能亲自看到这一点。马克思首先探讨人的劳动成果、即人所生产的对象的异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它的对疻化，而对劳动者来说，这个对象化同时就是对象的失去，即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如同他与一个异己对象的关系。他的双手的产品构成一个分离的对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是异己的，统治他，并且奴役他。
人的生产活动成果的异化，它的根基是在生产本身的异化之中。人之所以异化他的劳动产品，是由于人把他的劳动活动异化，是由于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变成为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在其中他不肯定却否定他自己的活动，一种不解放却压制他自己的活动。当他不作劳动活动时，他是安适的，而当他作劳动活动时，他却是不安适的。
马克思从异化了的劳动的这一特征推演出第三个特征：由于从他自身异化了他自己的活动，人事实上从他自身异化了他的本质并从他的本质异化了他自身。人本质上是有创造力的、有实践能力的生物，而当他从他自身异化了他的创造活动时，他从他自身异化了他的人的本质。他的族类的本质转变为保持他的个体生存的手段，人从他的人性异化了自己，他不再是人。
最后，作为人由他自己异化的直接结果，发生了人由其他人的异化。人和他自己的一切关系都表现在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而，人由他自己异化表现为人由人异化。正如同工人把他的劳动产品、他自己的活动及他的族类本质由他自身异化那样，他把作为他的老板的另外的人由他自身异化。生产者自己生产出不生产者对生产的权力。
因此，马克思在异化现象中区分出四个“特征”。马克思把其中的第一和第四特征（生产品的异化和人由人的异化）看作第二和第三特征（生产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这里可直接看到这种现象的本质（人由他自己异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马克思本可以列举三或五个，而不是四个特征；数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思想：自我异化意味着人由他自己异化，意味着异化可采取不同的形式。不仅生产活动的异化和人的族类本质的异化，而且生产成果的异化以及人由人的异化，本质上都是人由他自己异化，即人由他的人性异化。因此，自我异化了的人是一个实际上不是人的人；一个非异化的人是一个实际上是人的人。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异化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本质的构成成份，或者它只是人的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所特有的。
由于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地发展了非异化的原始状态的理论，因而使得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已变得似乎是人所周知了。他在描写了易洛魁人的社会制度后评论说：“这种氏族制度，就其一切天真纯朴来说，是何等的美妙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知事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审判，而一切都条理井然。一切口角和纷争都由有关者全体——氏族或部落或各个氏族相互之间——来解决；……一切事情都由有关者去裁决，而在大多数场合下多年来的习惯已把一切都调整好了。不会有贫苦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族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者、病人及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自由、平等的，包括妇女在内。直到那时还没有奴隶，一般地也没有对异己部落的奴役。……凡曾和未堕落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一切白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正直、刚强和勇敢，这就表明这样的社会产生出怎样的男人和女人。”[2]
因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在原始时是非自我异化的、“未堕落的”，并且他成功地实现他的一切可能性。
马克思本人认为人迄今始终是自我异化的，但人并不因此而需要始终如此。像恩格斯一样，他认为人能够而且应当得到他所应得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它意味着“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返回到他的人的即社会的生活（存在）。”[3]
作为异化的否定的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概念构成马克思后期著作的基础。虽然他总是强调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不合理的存在形态，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所必需的存在形态，但他从来没有把那些形态和共产主义形态之间的区别降低到只是较早或较迟的必然性的区别，甚至也不是人道实现程度的区别：他清楚地把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对比为异化的和非异化的社会，对比为非人道的和真正人道的社会。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人的历史地暂时的特征，看作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固然是一切先前历史的持征，但并不因而也必须是未来的特征。
异化和不异化是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更深刻的必然？
人们也可以说异化的条件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如果异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现象，那么它的条件和原因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只是经济学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直接提出关于异化基础的哲学问题。在他的未完稿《异化了的劳动》中，他写道：“我们已把劳动的异化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了并且把它分析了。我们或许会问，人使他的劳动异化，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异化在人的发展的本质中有什么基础呢？我们已把关于私有制起源的问题转化为异化了的劳动和人类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已做了许多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制肘，人们以为他们自己正涉及到人类以外的某种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人们直接涉及到人类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已包含若问题的解决。”[4]
在马克思的《异化了的劳动》这篇手稿的末尾，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而这是其中的第二个问题。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未曾引用。他未回答第二个问题。手稿没有完。问题留着未解决。他只是说问题的提出已经包含着它的解决。
如果我们认为异化是一种历史上的暂时的现象，它是怎样地建立在人的发展的本性之中和历史的本质之中？
注释：
[1] 见弗洛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附有由 T. B. 巴托摩尔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Frederick Ungar出版公司纽约1961年93—109页。
[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本第二卷第250—251页，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55年版；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2页。译者根据英文本对译文有所修改。——译者
[3] 弗洛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第128页。参阅《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第83页。根据巴托摩尔的英泽文全句应译为：“因此，作为对人的生活的掠夺的私有制，它的积极的扬弃就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返回到他的人的即社会的生活。”
[4] 弗洛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第107—108页。参阅《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64 页。这段译文是译者根据英译文翻译的。
感谢 佐仓绫奈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