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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火星报》论文集
“正统的”咬文嚼字
(载1903年6月1日、6月15日、7月1日
《火星报》第41、42、43期)
H·梁赞诺夫【H·梁赞诺夫，疑有误。当指另一梁赞诺夫（1870—1938)。该梁赞诺夫于1889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3年积极从事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并被推为大会代表。1921一1931年任苏联马列研究院院长。《普列汉诺夫全集》就是由他主编出版的。—一译者注】整整写了302页来批评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这当然很好，只要他的批评能够对我们的纲领问题作出一点点新的说明，我就会第一个赞扬他热爱劳动和感谢他对我们的关注。遗憾的是这个批评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梁赞诺夫什么也没有说明白，倒是把很多事情都搅混了。他的批评像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处女一样是不生育的。此外它的吹毛求疵和矫揉造作令人无法容忍。它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莫里哀的《precieuses ridicus》【《precieuses ridicus》，《可笑的女才子》，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名作。—一译者注】因此您可以判断，阅读梁赞诺夫的新作会多么高兴，而分析这部新作又会多么愉快！这的确是活受罪；有点像纠缠不休的牙痛。
不过读者切勿以为我对梁赞诺夫的书没有给予好评，只是要报复他的批评：“喂，你等着，你批评我们，那我们就嘲笑你。”完全不是！如果我们的特点甚至是有睚眦必报的心理，如果我们对来自同志方面对我们的批评态度也要进行报复。那么这样一来，梁赞诺夫的著作就不会使我们产生进行报复的念头：他提出的那种批评对我们根本没有危险，因为任何感觉稍微敏锐一点的读者大概都会立即发现这种批评完全没有对事物的严肃认真和深思熟虑的态度。至于说到我本人，那么，如果我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徇私偏袒，我倒是宁愿夸奖梁赞诺夫的书，而不是指责它。他常常十分赞许地引证我的著作，有一个地方他甚至把我列入现代社会主义最优秀的理论家。您得承认，这是很大的恭维。大到这佯的程度，以至我甚至吓坏了，惶恐不安地问自己。我怎么担待得起呢？难道我没有写过某种学究式的东西么？难道我不是也像莫里哀的“precleuses ridicules”么？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样一种考虑：梁赞诺夫远非在—切方面都赞许我。他夸奖我的其实只是我从前的著作，至于我在《曙光》杂志和《火星报》上写的文章，是得不到他的赞赏的。说真话，我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要我相信比方我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或者刊登在《社会民工党人》上的我的论文犯了如此丰富多彩地充满上述梁赞诺夫著作的那种可笑的学究式文风的毛病．我也会很不愉快的。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恰好产生一个很使人慰藉的思想。正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梁赞诺夫发现需要称赞我以前的著作，而对我后来的文章困惑莫解地耸耸肩膀，那么这种情况同这些或那些著作的内容和优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
……这里另有打算：
主人喜爱音乐……
【语出《克雷洛夫寓言》“乡村乐队”。张三请李四吃饭。不是为了使他的朋友不再瘦弱下去，而是另有意图．他要李四听乡村乐队的演奏。而李四对乐队震耳欲聋的乱吹乱打却感到十分难受—一译者注】
梁赞诺夫之所以称赞我过去的著作，不是因为他确实发现它们是好作品。而只是因为属于完全外在的而且完全“音乐的”性质的某种原因他才要称赞它们。因此我用不着为他的称赞而伤心。
然而梁赞诺夫喜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在这种场合他喜欢的是这样的音乐。
他呀，请注意，想要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祖宗“劳动解放社”，在没有受到列宁这条诱惑人的蛇的诱惑之前是站在正确观点上的。他惋惜它的堕落，但同时又暗示，他承认存在着减轻它的罪过的情况，而且(如果它振作起来反对蛇)甚至准备抹去那个头。他建议我们党不要接受《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而通过“劳动解放社”的旧草案，只作适当修改。他显然认为自己的提议是“劳动解放社”极为称心的，他希望该社将支持他。这样的“音乐”是会使梁赞诺夫非常愉快的。不过我们没有丝毫的愿望取悦于他的听觉。
第—，梁赞诺夫大错特错了：他以为他批评的纲领草案是诱惑人的蛇强加在我们这些从前的“劳动解放社”成员身上的。一般说来，诱惑人的蛇任何时候都没有把任何东西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总是作为志同道合的同志思想上和我们协同—致地进行活动，他对正确理论在我们事业中的伟大意义的理解丝毫也不亚于我们，而且他—点也不想把这个理论作为实践的牺牲品。而如果我们向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纲领草案有缺点，那么，我们—一即巴·阿克雪里罗德、维·查苏利奇和我——应对这些缺点所负的责任决不会少于列宁或我们编辑部这个集体的任何其他成员。梁赞诺夫和其他一些喜欢评议《火星报》《曙光》杂志的、眼光敏锐的“读者”，如果彻底地牢牢记住了我这-断然的声明，是会有很好的作为的。现在某些喜爱富有诗意的虚构的人相当热心地培植的关于诱惑人的蛇的神活，是应该彻底抛弃了”。
第二，我们现在的纲领草案不是别的，恰恰是经过适当修改以后重新出版的“劳动解放社”的旧草案。梁赞诺夫不赞成这些修改，但是我们确信，不作这些修改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我们党委托我们起草新纲领，同时拿我们社的草案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毫不动摇地立即逐条地恢复现在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草案名义而著称的那个草案。我们之所以不能起草任何别的草案，是由于这样—个简单的原因：任何其他的草案都不会如此确切地表达我们的观点。
梁赞诺夫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草案中发现对所谓马克思的批判者们的一些重大的和不适当的让步。在他看来，草案的理论部分似乎是在伯恩施坦先生强烈影响下写成的。而他之所以这样看，唯一的原因是他不懂得现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在自己的正统信仰中他没有走得比言词和语句更远。当他在他所分析的草案中偶然碰到随便一种他不习惯的言词或语句时。他就人声喊叫：“救命啦！背叛马克思啦！普列汉诺夫为什么犹豫不决呢？为什么他不击毙列宁这个机会主义的蛇呢？”对正统思想的这种爱好，就其本身说甚至是今人感动的，而同时它又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它确实需要有自己的莫里哀。
举—个例子。梁赞诺夫在他觉得不愉快的草案中读到了以下几行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而日益扩大；其结果—方面使大企业的经济意义增加了，另—方面则导致独立小生产者受到排挤，把他们中间—部分人变成无产者，缩小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在某些地方则使他们处于对资本的或多或少全面、或多或少公开、或多或少严重的依赖关系中。”
这几行文字使梁赞诺夫非常愤慨。因为他在其中发现有《KaHynep》，【KaHynep，一种小黄菊属植物(Pyrethrum balsamita)。——译者注】就像涅克拉索夫作品中—个书刊检查员称呼有害的思想那样。“为什么在本来可以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的增长或发展的时候，纲领却要说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领域的扩大？——他挖苦地问道，—一岂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增长就是无产阶级的增长，即对独立生产者的sans phrases【sans phrases，直截了当的。——译者注】剥夺，而‘生产领域的扩大’等语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使得有可能更好地把握生动的现实么？”(第2l一22页)回答这个挖苦的问题是很容易的。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原因避免谈“无产阶级的增长”和“对独立生产者的san phrases剥夺”，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技术的改进使部分独立小生产者变为无产者了。既然我们说了这句话，那就很清楚，我们一点也不怕说无产阶级的增长。而如果我们需要补充说，除此之外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产者的小生产者中的许多人落入对资本的依赖关系之中，那么，需要有梁赞诺夫全部学究式的天真才会在这个补充中看到对机会主义者的让步。实际上这里不是让步，而是某种直接相反的东西。机会主义者们（和梁赞诺夫一起)用生产者无产阶级化的增长来衡量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我们说，他们(即机会主义者和梁赞诺夫)使用的是不精确的尺度，因为在某些地方小生产者虽然表面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因之也就不能把他们算做无产者，事实上却仍然处在对资本的依赖关系中。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进行得比机会主义者们(和梁赞诺夫)仿佛觉得的那样要迅速些。这就是我们这位批评家不喜欢的几行文字所要说的内容。这里的机会主义究竟何在呢？对伯恩施坦先生的恐惧何在呢？其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这位批评家撒在它们身上的那些嘲笑。我们知道，这些嘲笑是梁赞诺夫理论上无能的结果，他记得某些“正统的”词句，却不理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他的嘲笑我们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来回答他：
你的笑话自然是尖刻的，
不过我惋惜地看到
其中有你的理智的不幸
和你的记忆的幸运。
那么为什么我们把上面提到的小生产者对资本的依赖关系称为或多或少公开、或多或少全面、或多或少严重的呢？难道这里没有对机会主义者的某种让步么？不，我们写这几行字不是因为我们想在机会主义者面前退却，相反，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和可能迫使他们退却。当小生产者——比如农民——对资本的依赖关系还没有明显暴露在主要是为了不看才存在的那些近视眼面前时，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们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不愿去注意这种关系，而且把处在这种关系中的生产者继续看作独立的东西。鉴于这一事实，——所有熟悉当代社会政治文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必须提醒注意，或多或少隐蔽的依赖关系仍然是依赖关系，而且它的产生本身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领域的扩大。这种提醒在梁赞诺夫看来是危险的新东西。然而我们又怎么办呢？和以前一样我们只好对他的记忆比他的判断力较为幸运表示哀悼。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上述依赖关系有时是或多或少全面和严重的？这原因跟刚才援引的道理是同样的。“独立”生产者对资本的依赖关系在它还不很严重，或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限度的时候通常是不会引起注意的。因此在为反驳“马克思的教条”而引用的统计核算中，还没有落到全面和严重依赖资本的境地的生产者，通常是以独立者的身分出现的。我们用这个说法提醒人们注意。这不过是辩护士的诡辩，而梁赞诺夫之叫喊背叛正统思想，唯一的原因是他在其他各国正统纲领中没有遇见类似的说法。看到他的记忆的这种幸运和他的判断力的这种不幸。我们感到惋惜。很惋惜。
“扩大‘经济意义’是什么意思？”梁赞诺夫继续挖苦道。
对于这个证明他科学上十足天真的问题也很容易回答。
如果以前大企业年产值构成该同年产值的一半，而现在构成它的四分之三，那么这些企业的经济意义就扩大了，难道这不明显么？难道这不简单么？并且难道梁赞诺夫不知道，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大企业的经济意义会日益扩大么？如果他的确不知道，我建议他去看一看德国的统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这方面很有教益的材料。
那么大企业经济意义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代价换来的呢？这种答案也是简单的和明显的：代价是中小企业意义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组合。可能出现无论小企业主的数目或者中企业主的数目都不变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这个数目或多或少地增加的情况。[2]：最后，还可能出现其中一类企业生产者数目增加，而另一类企业生产者数目减少的情况。例如在德国，从1882年到1895年期间，(拥有1—5人的)小企业的数目减少到186，285个，而(拥有5—50人的)中等企业的数目则增加到54,458个。不过这后—种情形，即中等企业数目的增加，并不妨碍它们在国家经济中的意义的减少[3]，如果这种意义的减少造成生产者的状况甚至在生产者人数增长的场合下也相对的恶化，邓那么可以猜想在这种人数减少的场合会发生什么情况。考茨基在自己《爱尔福特纲领》中公正地说：“要设想比同大生产竞争的小手工业者或小农更悲惨更艰难的处境是困难的。”1882-1895年期间德国小生产者人数之所以减少，正是因为他们中间—部分人经受不住大生产的竞争(与此同时另—部分人则落到了对资本的“或多或少全面的”等依赖关系。见上)。而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恰恰标志着大企业经济意义的增长。在这种情形下，请判断—下梁赞诺夫的深刻思想吧，他带着沾沾自喜的挖苦心情向我们问道：“难道不断改进技术使得独立小生者受到排挤，只是因为大企业经济意义在增加么？”(第22页)
我们这位深思而又挖苦的梁赞诺夫并不罢休：
“独立小生产者受谁排挤呢？”——他挖苦地问道。然而读者会同意，回答这个问题完全是多余的：事情本来就是明显的。我们倒是觉得最好同梁赞诺夫谈谈危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听到某种确实耸人听闻的东西。
我们的纲领草案指出，技术的进步怎样朝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随后我们说：“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尖锐化的竞争，使以不断增长的数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销售变得越来越困难。表现为或多或少尖锐的危机的生产过剩，以及随后出现的或多或少持续的工业停滞时期，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反过来又更加破勾坏小生产者的经济，更加增强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更加迅速地造成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或者甚至绝对恶化。”
这几行文字使梁赞诺夫很开心。他，正如常言所说的，简直笑得前仰后合，而且不断地由于开玩笑而神采飞扬。“‘既是蘑菇，就要进篓”【“既是蘑菇，就要进篓”，俄罗斯谚语，意为“说到就要做到”，“挑上了重担就要挑到底”。——译者注】——他说着俏皮话，——‘或多或少尖锐的危机’和‘或多或少持续的工业停滞时期’只能仍然‘或多或少’地破坏小生产者的经济，仍然‘或多或少’地增强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等等。这个结论自然‘或多或少’是荒唐的，不过这里的过错在于‘或多或少’荒唐的前提。”(第33页）
很好！你的笑话自然是俏皮的！不过，究竟为什么我们这位机智的批评家提示给我们的那个结论恰恰是荒唐的呢？就因为危机和停滞时期对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状况的有害影响只是作为“或多或少”强大的影响才在其中显露出来么？不！这根本不是荒唐，这是最明显的真理：谁不懂得不是所有的危机、也不是所有的工业停滞时期都同样有害地影响着雇佣工人和小生产者的状况呢？荒唐不在这里：荒唐在于这样一个假定一-—梁赞诺夫机智的笑话中默然接受的假定：危机越是尖锐，它对上述那些阶级的状况的影响就越是有害：这个假定没有任何根据：在—定条件下较不尖锐的危机比更尖锐的危机对工人和小生产者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关于工业停滞时期也应当说同样的话。它们的有害影响不能光凭它们的持续性来衡量，这两个默然接受的假定确实是荒唐的。不过它们不是我们的：它们是梁赞诺夫作出的。就是说梁赞诺夫不是嘲笑我们，而是嘲笑自己。
不过这还只是—朵小花。下面才是小果子——而且是相当鲜美多汁的小果子。梁赞诺夫以他进行分析时固有的尖酸刻薄和毫不留情，把我们关于危机和停滞时期的这几行话，可以说辨析得细致入微。例如他听到我们谈及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就疾首蹙额，立刻向我们提出如下—个微妙的和(用他的话说)毁灭性的问题：“这里连接词‘和’有什么意义呢？是对比呢还是联言呢？”并且他不准备在我们后面再作回答：“明确地说是困难的，一—他俩手一摊，说．一—我们只能说，摆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和’字应该表明，作者们是把危机跟工业停滞时期作了区别的。否则他们不会认为必须分出第二种现象。”对的就是对的！我们的确把危机跟停滞时期区别开来了，因此我们为梁赞诺夫的机灵鼓掌。不过他对我们并不满意；他在生气；他又变得尖酸刻薄，“他们干吗这样做？”——他射出威胁的眼光，问道，并且面含讥讽地回答说：“为了应付各种情况。而且真正的，如果出觋—个什么新的伯恩施坦，并向我们证明：‘或多或少尖锐的危机’已经消失，那么我们仍然还贮备着或多或少持续的工业停滞时期呢！这样我们就会所向无敌地驳斥可能的伯恩施坦的可能的反对意见。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以逻辑和科学性为代价来换取‘写真性’、具体性的。”(第32页)
原来是这样！以逻辑和科学性为代价！然而这种严格岂不过分了么，我们机智的批评家？为什么您以为我们害怕可能的伯恩施坦呢？为什么您不愿假定我们只不过是想仍然忠实于真正的马克思的真正的观点呢？请拿起被称为《资本论》这部真正的著作的真正的第—卷。在那里，在真正的俄译本(彼·司徒卢威先生校订)真正的第374页上，您可以找到这样的话：
“工厂生产的这种巨大的、在跳跃中发生作用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就这样按照中等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转换，”【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7页。——译者注】您怎么想呢，深思的批评家，——这里连接词‘和’字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对比呢还是联言呢？您会同意吧，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难道您不会告诉我们，当真上的马克思真正地把危机跟工业停滞时期区别开来时，他究竟害怕什么”可能的伯恩施坦”呢？
请您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而我们暂且指出，在同一(即第一）卷以及第三卷《资本论》中有许多类似的观点，它们丝毫不容怀疑地表明，真正的马克思本人由于使您痛恨的“情况”而苦恼。
在此以前我赞赏梁赞诺夫记忆的幸运，只是哀悼他的理智的不幸。现在我要说，在他同连接词“和”的倒霉的斗争中，他同时遗弃了理智和记忆。在这里他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在年轻力壮和创作才华无比美好的时候倒下了。现在梁赞诺夫只要轻易地改动普希金诗中奥列格的几个字，并且不带讽刺而用最真诚的忧郁心情读它们，就可以感叹地说：
这就是我的毁灭隐藏的地方，
“和”死亡威胁我的地方。
不幸的梁赞诺夫啊！我确实非常非常可怜您。
我们这位吵闹不休的批评家的整本书都是用这种精神写成的。梁赞诺夫冒称正统派．然而他只不过是在做咬文嚼字的勾当，在这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他有时远远地离开了正统派的观点。这也是显然的事：要成为“正统派”，光记住言词和语句是不够的；需要有辩证思维的能力，在梁赞诺夫身上却没有这种能力的痕迹。梁赞诺夫那个或多或少“正统的”咬文嚼字的笨重成果有300页，它们对任何人(除了梁赞诺夫本人，再说还有他的一伙人)都是根本不必要的，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益处的，也许除了充当—个非常鲜明的例子，来表明批判是一回事，而咬文嚼字则是另一回事。同咬文嚼字打交道是枯燥的，但是……义务先于—切。所以在下一朗，出于职责的义务我将继续分析梁赞诺夫或多或少“正统的”批判习作。
II
铁面无情的梁赞诺夫不限于向我们宣读严厉的同时又是挖苦的关于“连接词和”的训词。他对我们关于工业危机基本原因的整个观点都给予批判性的分析，并且宣布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非“正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用他的活说——完全不像我们这样。我们在这里也偏离了正统思想，害怕伯恩施坦发生及其同道。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梁赞诺夫身上的理智比记忆差得多；我们还看到，甚至记忆有时也以最奸诈的方式背叛他，我们来看—看就在一般的危机理论中他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东西。
为了尽快揭穿我们的异端邪说，粱赞诺夫直截而又坚决地向我们提出表现在——正如我们的纲领草案所说——或多或少尖锐的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或多或少持续的工业停滞时期的生产过剩取决于什么的问题。我们的草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生产过剩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技术进步(即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身已经极其不利于工人，而且越来越变得适应资本家的利益，从而造成无产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有些地方甚至是绝对恶比。然而正是这个回答不为我们这位似乎正统的批评家所喜爱，他把自己批判分析的尖锐锋芒也正是指向这个回答。他从《资本论》第二卷中摘引以下一段话作为反对我们观点的最重要的和——在他看来——最无可反驳的沦据：“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主义制度除开支付的消费不知道其他种类的消费。受到社会轻视的那些人和骗子在外。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前提是购买商品归根到底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份。按照这些具有‘简单’的健全思想的骑士们的观点，这样的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6—457页。——译者注】
梁赞诺夫以为这段引文会瞎子推翻我们对危机基本原因的整个观点。而他之有这样的看法唯—是因为他记住了马克思的—些术语，却不理解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也不理解刚才引证的话。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而且只是—一资本主义生产自身中包含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和注定要引起危机的种种条件。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本人作出的，而且当然是难以辩驳的。然而这个结论却丝毫也不会驳倒我们，因为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肯定相反的观点。要知道我们的草案恰恰是在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借以发展的那些条件必然会(即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造成生产过剩。马克思关于引证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说明不了危机起源的那个见解并不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说明不了，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什么东西引起上述消费者的缺乏。谁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应该指明这种缺乏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般性质和发展有什么因果联系。我们的草案用不多的话语揭示了这种因果联系。它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注定会(即又是不依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造成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有时还会造成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在这里(也像在各个地方—样)，我们的草案始终完全忠实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坚决地断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后原因，始终（请梁赞诺夫注意：始终）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而不顾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发展生产力的企图，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第39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一—译者注]】梁赞诺夫不妨费点力气向我们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坚决的断言哪怕有一点同我们草案中所说的相矛盾。
梁赞诺夫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任何矛盾。他也预感到，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必须同他争论的话)要向他指出的正是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话。因此他自己认为必须引证它们，并就它们提出如下的见解：“不过从这—点还远远不能得出结论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在说明危机时对引证‘国民收入的分配’，引证‘特定国家居民购买力与该国生产力不相适应’，引证‘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甚至绝对恶化’会感到满意”，等等。
我之所以要着重研究这—见解，因为它极好地说明梁赞诺夫的“批判”风格和思维方法，如果只能谈论-—个习惯于只运用语词的人的思维方法的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危机时不满意引证国民收入的分配，引证群众的贫困等等。假定这是对的，但要知道我们也“不满意”；要知道我们同样走得更远，我们指出，国民收入或者一一也可以说一—社会收入的分配如何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什么梁赞诺夫要宣布我们是“满意的”呢？只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因为他像普劳图斯【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约公元前254--前187），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用讽刺诙谐的风格改编新喜剧，创作了—批具有诗体喜剧特色的作品和—些不朽的典型。——译者注】—部喜剧中那位不招人喜欢的主人公—样进行“批判”，这位主人公陷入困境后激动地说：“现在我得搞乱，这是局势的需要！”
并且我还要问—问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曾经不满意引证(当然不是歪曲的引证，而是正确理解的引证）收入分配等等？如果他们写过关于危机的专门研究，那么这种引证对他们说来自然是不够的。但是在问题是指出危机的最后原因的那个地方，——而在我们的草案中引文所谈的这个原因，——他们不仅会满意上述引证，而且事实上已经表示了满意，我从马克思撰写的和恩格斯当作某种十分明显和毋庸置辩的东西不加任何修改和注释地予以保留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摘引的那个地方就可以证明这—点。
梁赞诺夫指摘我们，说我们没有说明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同于洛贝尔图斯危机理论的特点。这真是可笑的指责，因为纲领草案中根本没有篇幅去谈经济学说史。然而根据我们援引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不足以宣布我们是洛贝尔图斯学派的，这—点从马克思下面几行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实现，……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着重号是我加的】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条件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条件，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在或多或少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着重号又是我加的】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资本论》俄译本第三卷189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273页。——译者注]这个一本有很多地方很不成功。因此我在摘引的这几句话中做了某些修改，最后两行的着重号也是我加的。】
这个矛盾会引起什么结果呢？引起生产过剩。因此，明显的是，在“说明”生产过剩时引证消费关系和分配关系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必不可免的：放弃这个引证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什么都说明不了。而梁赞诺夫倒是应该在这个引证问题上叫喊对正统思想的背叛。
“资本主义生产力方式固有的、力量绝对发展的倾向，不是表现在消费资料生产过剩上，而是表现在生产资料生产过剩上，一—梁赞诺夫教训我们说，—一应该在这种生产过剩中寻找危机的主要原因。”(第42页)
是……是这样，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让《资本论》的那种作者再说说吧：
“在制造作为不变资本的商品的各个资本家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24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11页——译者注]着重号是我加的。】
看来谈到危机时你不会抛弃个人消费：而如果你不抛弃．那就避免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会使得梁赞诺夫叫喊：“不得了哇！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啊！”好一个正统派，那还用说！
请读者原谅从《资本论》中作长段的摘录。我认为做这样的摘录是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会澄清问题，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那些企图离开分配关系去解决整个市场间题、特别是危机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怎样的程度没有忠实于马克思。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革命方面就在于指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越它固有的财产关系，即超越了它的经济组织。按照上述经济学家们的学说，结论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超越。他们的这—学说不仅没有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而用—系列完全任意选取的具体数字、同样任意建造的“公式”和没有任何根据的三段论来掩盖这个矛盾。它之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就像令人放心的安慰之对待可怕的预言。梁赞诺夫正是从这种学说的观点来攻击我们的。这种情况给我们提供衡量他的“正统性”的尺度。
不过暂时关于危机，关于“灰色的理论”已经说得够了，现在来谈谈我们党的实践任务。
按照梁赞诺夫的意见，《火星报》把这些任务解决得糟透了：在这里我们编委会的机会主义达到了极点：在这里，对以前的“劳动解放社”的退让态度扩展到把“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革命纲领”整个地束之高阁的程度。这真是可怕。而如果我们这位无情的批判家没有想出这种可怕，那就应该承认．制订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单命纲领”、后来又在诱惑人的蛇的坚持下把它束之”高阁”的前“劳动解放社”恰好犯了背叛的罪过。
然而究竟在什么地方检查官不可怕呢？
且听听听指责的根据何在。
例如梁赞诺夫很不喜欢我们纲领草案中这样—个地方，其中说道，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里每一步都会遇到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余阻碍经济的进步，不容许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面发展。对于这个地方梁赞诺夫照例要嘲笑一番。
“赫卡柏和她有什么关系？【赫卡柏，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底马斯（一说喀修斯）的女儿，她的形象是极端悲痛和绝望的象征，后来她的命运引起很多诗人（如但丁等）的同情。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有“赫卡柏和她有什么关系？”一语，现在这句话就成了成语。——译者注】——他激动地喊道，——经济进步怎么跑进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呢？难道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面发展，我们就要促进经济进步么？”【着重号是梁赞诺夫加的】(第21l页)把进步—词放进社会民主党纲领，在梁赞诺夫看来不仅多余，而且简直不能容许。他提醒我们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经济进步，他说的只是经济发展”(第212页）当然，《资本论》作者的榜样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很有教益的，不过我们没有在词句面前停步不前的习惯，而是力求掌握包含在词句背后的概念，请梁赞诺夫回想一下《资本论》第一卷第—版的序言，其一个地方谈到，德国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同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它的不够发展。“除了现代的灾而外，—一马克思肯定地说，—一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一切现象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译者注】梁赞诺夫如何看呢：马克思是否认为帮助排除旧事物的这些残余是必要的呢？而如果马克思是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力图消除迄今还在我们俄国保存着的大量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又怎么会是犯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罪过呢？过去在马克思和他的西欧同志们的纲领中是必需的和必然的任务，一写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怎么就成了不适当的、甚至是声名狼藉的呢？
——然而为什么你们需要经济进步呢？——梁赞诺夫痛苦地叹道，——为什么你们不说发展呢？
一—安静些，最可尊敬的人！-一—我们回答他说，——请记住，我们是站在辩证的观点上，而从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发展过程都有两种因素：发生和消灭，换句话说，—一进步和退步。我们不是反动派，我们必然要倾向于进步并且认为自己有义务同所有阻碍社会关系进步运动的现象和制度作斗争。如果我们不这样想，那么我们就会和40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佯了；这些社会主义者曾经受到《共产党宣言》如此辛辣的嘲笑，而他们和你们的相似之处却很不少，因为你们和他们—样，学究气地爱好古怪的名词，完全没有辩证思维的能力，而没有这种能力的帮助，就不可能解决、也不可能正确提出我们时代的革命任务。
梁赞诺夫没有能力抛弃按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此外都是鬼话”的公式进行推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达到怎样高的地步，可以从下面—个例子中看出来。
在我写的一篇登在《曙光》杂志上、对一位匿名作者的《20世纪前夕的俄国》—书的评论中，我用这样一类词来形容俄国自由派：”聪明的和有教养的，正派的和廉洁的”。这样形容在梁赞诺夫看来似乎极为滑稽可笑。他经常重提此事，并且可以说每一次都笑得前仰后合。他觉得特别可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还把我评论的这本小册子的那位不知名的作者算作上述—类的自由派，而这位作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采取了很否定的态度。看来梁赞诺夫坚信只有愚蠢的、无教养的、不正派的和不廉洁的人们才能这样对待我国这位伟大的启蒙派。这种信念证明他非常尊敬那些的确值得非常尊敬的人。不过这种信念也暴露出他的确乎稚气的天真，暴露出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由社会斗争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很懂得这种辩证法．因此他会抱着很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那些天真幼稚的捍卫者。
一般说来梁赞诺夫很不喜欢我们对待自由派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我们的机会主义最鲜明的证据之—。他情愿预先提出这个虚假的证据，因为他知道，还没有完全清算“经济主义”偏见的那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好好理解我们策略观点的这一方面。在这里和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梁赞诺夫都不是说明问题，而只是混淆问题。因此我认为着重谈谈这一点是不无益处的。
我们对待现今俄国存在的各种政党的态度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句话来规定，即：“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切旨在反现存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革命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每一种特定社会运动的革命意义越是深刻越是重大，我们对这一运动的同情就越是强烈。然而，现在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社会民主党才在完全的和最深刻的意义上是革命的。同它相比，其余的一切政党，只是部分地，只是在一定的、有时相当狭窄的界限内可以承认是革命的。其他党的革命者由于不善于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不由自主地把狭隘性、局限性的因素带进自己的社会政治的宣传鼓动。只要这—因素跟我们的宣传鼓动相矛盾，它就会给工人的思想造成混乱，它就会是保守的，或者甚至是反动的，而且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跟它进行可以说是殊死的斗争，不会因为某些天真的读者和听众在这个问题上向我们提出种种责难而感到困窘。我们那种所有人都知道的和这么多人都感到愤慨的“对论战的强烈热情”，可以用这—点来解释。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是由我们极端革命的观点，而且只是由这种观点所制约的，我们才不会对任何“教条”和任何“公式”感到困惑不安，而是给我们那些甚至最顽固最坚决的政敌以应有的评价，只要他们不企图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能在同事物现存秩序的斗争中采取任何一些坚决的步骤。因此在某些不是出于理智而热心捍卫“正统思想”的人看来我们是“机会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对待其他政党的总的态度。至于具体地说到自由派，我们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我们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恪斯在上世纪40年代末对待德国自由资产者那样对待他们。“在德国，——《共产党宣言》说，一—只要资产阶级在自己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斗争中是革命的，共产党就同资产阶级—起走……但是，共产党—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头脑中培养尽可能更加明确的对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敌对的对立性的意识。”【参看《马克思恩铬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译者注】
梁赞诺夫自己清楚地懂得，在这方面我们忠实地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榜样，因此他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理解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面临的政治作用。我不想深入考察这个历史问题，只限于提出三点小小的意见。
第一，如果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错误的，那么结论是，我们同相当不错的伙伴即同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起犯错误。
第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种情况：为了证明我们离开了正统思想，梁赞诺夫必须指责马克思相恩格斯本人的错误。
第三，我们这位批判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错误即使事实上存在，也不会有任何实践意义。这个错误，用梁赞诺夫的话说，就在于我们夸大了我国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假定我们真的夸大了它。这种夸大的有害的实践后果又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再在工人头脑中提高他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对立性的认识呢？我们是不是会力图使我们这里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任何—点削弱呢？凡是了解我们的出版物，而且不想干违心事的人都会说，从来没有过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始终明确地和坚定地捍卫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我们对资产阶级的仿佛夸大的期望丝毫不会使我们偏离即使根本没有这样的期望我们也会循之行进的那条路线。因此为这些期望而责备我们，意味着就“期望”这样的问题进行徒劳无益的争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没有任何可能运用多少确切的方法。我知道，正是这些“期望”产生我们的下面这种所谓异端邪说：我们希望——像列宁同志所说的一样——走进一切社会阶级中去。我们的某些批判家认为，正是这种期望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背叛。然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人们使用词句，却弄不清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当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走进”贵族中去，在那里招募为新社会制度斗争的战士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背叛了自己阶级的观点呢？不是，这里任何背叛都没有，有的是可以更加牢固地确立同—观点的、完全正确的政治考虑(或者也可以说，政治本能）。如果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走进“上层”阶级，目的是为了在那里寻找能够为社会民主党的利益服务的手段和力量，这会是背叛么？看来这里不会有任何背叛，看来这种“走进”将是政治考虑的事情；因而从原则的观点看，这里什么也没有说明。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实际可能性的问题而已。在俄国“上层”阶级中是否存在这样—些能够为我们的运动好好服务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它们在很大的数量上暂时还存在着，如果不善于利用它们，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其次，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个人，甚至整批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可能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却能够在所谓上流社会中保持牢固的和对我们有利的联系？这样的人无疑是存在的。因此从这方面说问题可以很简单地解决：“走进”—切社会阶级——在上述界限内——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尽可以不为背叛我们的原则的想法而困惑不安，背叛完全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一分钟都不走出无产阶级队伍也可以背叛无产阶级。为此只要丧失对于把无产阶级利益同其他阶级利益区分开来的界限的清楚认识就行了。至于说到这种丧失，那不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宣传所能促成的。要知道我们之所以由于自己的“论战中的热情”而出名，正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明确地和无情地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读者可以由此看出，无论是《火星报》还是《曙光》杂志距离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旧的革命纲领”束之高阁的意向有多么遥远。如果这样的纲领存在，—一它也确实存在过，—一那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乃是它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捍卫者。它们在从各个方面传来真正机会主义者们反对它的号叫的那个悲惨时期，以及现在，当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事业由于这两家机关刊物而完全输掉了的时候，都无畏地捍卫了它；现在，当—一又是由于它们，即由于《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杂志——革命的一派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时候，指责它们背叛“正统思想”无异于亲手给自己写下智力贫乏的证明，或是出于某些纯属个人的考虑利用另一些读者智力贫乏进行投机。
这一次是足够了。
III
梁赞诺夫就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没有”同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残余作斗争的“地位”问题把我们训斥了一番以后，就着手向我们证明，被我们当作旧社会制度的残余的种种设施（他说的是：“现象”），实际上应该看成是新制度而且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开端”。他在这种场合所引用的证据，对他这位所谓的批判家说来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我禁不住至少引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某些证据。
“其实还有—个大问题，——他说，——即《火星报》纲领在将其与‘残余’相联系时所指出的所有那些现象，实际上怎样用这些残余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开端’来说明。现在我们是否必须着手‘彻底修改农民解放的条件’，如果这种‘解放’不是由‘人民生产’而是由‘以劳役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未准备好，如果这种‘解放’不是由农夫们所完成，他们已经擅长于榨取‘剩余价值’的事业，擅长于跟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趣不比他们少的国家站成联盟？”(第215页)
这几行话，就像读者所看到的，写得极其拙劣，因此要正确理解它们是不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在可能范围以内来理解，即有可能把它们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如果农奴制的取消是由(民粹派文献中）所谓人民生产而不是以劳役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准备的，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定要彻底修改农民解放的条件了。然而请问，“人民生产”能不能创造使得农奴制的取消会成为迫切的经济必然性的一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有点见识的人都会毫不动摇地作出否定的回答：不能，这种“生产”随着时间的流逝本身就会变成我国一切种类和变种的农奴制最牢固的基础。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既然我们确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梁赞诺夫需要1861年农民改革为人民生产所“准备”这种荒庸的假设呢？显然，他之所以需要这仲假设，只是为了更鲜明地突出这样一个思想：如果农民是在对他们很不利的条件下得到解放的，那么这原因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诚然是还继续保存其劳役制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来这个思想应当使我们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1861年立法使俄国农民所处的那种地位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准备”的。
这个结论中正确的东西只是：朝资本主义方向进行的经济发展使得农民因以变为不得不出卖其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的那些解放条件在很高的程度上成为地主所必需的。既然农民变成了这样的出卖劳动力的人，那么他们就陷入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所处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会予以消灭的那种状况。这种状况自然不是旧时代的遗物，而且我们纲领中主张同旧的前资本土义制度的残余作斗争的那些条款并不反对它。然而问题在于缺少土地的农民和无产者所共有的这种状况由于整整—系列这样的设施的存在而变得复杂了：在这些设施下我国出卖劳动力的人们都被捆住了手脚，不得不在比他们如享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者的合法地位时所处的那些条件更为不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唯一的商品。这就是标志着我国古老农奴制残余的那些设施；这就是我们纲领草案中引起梁赞诺夫关于“开端”和“残余”的混乱议论的那—部分敦请我国革命者进行斗争加以反对的那些设施。如果梁赞诺夫以为这些设施(比方使农民依附在土地上以及诸如此类)是资本主义的开端，那么他本应援引比下面这个可笑的假设较为严肃的某种东西来支持自己的意见：按照这—假设的意思，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彻底修改农民解放的条件，如果这种解放是由人民生产所准备的话。然而他没有援引任何东西，原因简单：他本来就根本用不着援引，而是需要按照跟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任务没有任何共同点的那些考虑讨论一下。
“难道从大改革时代到现在这段时期，——梁赞诺夫继续说，—一即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时期，没有创造出整整一系列不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全面发展的开端么？”(第215页)
假定说创造了。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草案中所指出的残余不会存在，或者指出同这些残余作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没有地位”呢？看来无论如何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梁赞诺夫还没有讲完。“难道它(即刚才指出的时期)没有创造出整整一系列不仅有助于保存和加强对千百万农民最野蛮的剥削形式、而且形成虽然较不野蛮却无比精巧的新的剥削形式的开端么？难道它没有创造整整一系列和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一样在黑暗和无权的状态中同等地控制着全体人民的开端么？难道保护关税政策、税务制度、军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农奴制的后果么？(216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梁赞诺夫所指出的时期确实创造了新的较不野蛮却更精巧的剥削农民的形式，那么这里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形的—种：或者这些新形式建立在过去我国农奴制遗留给我们的旧的法律设施的基础上，或者它们依靠按其内容完全适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我国公民权利的那种状况。在第—种场合，同它们的任何严肃的斗争都是反对“残余”的斗争，我们纲领中与此有关系的条款也对这种斗争作了大致的规定。在第二种场合，同新的剥削形式的斗争只是社会民主党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种形态。后面这种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是很明显地指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新的较不野蛮却更精巧的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既不会使我们手足无措，也不会提供任何—点论据来反对我们纲领的这—部分或另—部分的缘故。
说到俄国的税务制度，那么迄今为止都是部分地建立在农民这个特殊纳税阶层无权状态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些范围内这—制度无疑是以“残余”为依靠的，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军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不管这里可以数出什么来），那么类似的现象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我国固有的，而且是西欧固有的，在这种意义下当然不能把它们算作什么“残余”。不过我还是要问，究竟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由此可以得出的只是：对于怎样同这些现象作斗争的问题的答案，不应到我们纲领谈到“残余”的那—部分中去寻找。不过如此而已。读者不难同意，这完全不足以证明梁赞诺夫的下述思想，即“残余在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没有地位”。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最好行动起来，——梁赞诺夫继续道，——如果他们让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反对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的战斗，而自己则仅仅指出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地方必然灭亡，以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们从福利的泉源变为诅咒的泉源”(第216页)。
咬文嚼字也像所有其他事情—样有自己的逻辑。由于只记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而不能理解它的内容。梁赞诺夫自然要得出这样的实际结论：这些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辛辣的讽刺。我们让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反对我国旧制度残余的战斗。而自己则只限于指出这些残余“在什么地方必然”灭亡，等等！不，梁赞诺夫先生，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因而绝对明确地彻底表明，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为主义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在这种场合我们就会让资产阶级民主派完全充当现代俄国社会生活中革命因素的角色，而只把扮演脱离现实生活的书呆子的可怜的角色留给自己。
这种场合远不是不重要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看出来：法律上把大多数工业工人也都包括在内的我国农民，在自己争取改善生存条件的斗争中，迄今为止每—步都遇到由于“残余”的存在而造成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为有水平的鼓动者提供了许多不可替代的、进行政治鼓动的理由。根据“残余”对另—种思想家说来也许可能是“开端”这—点而忽视这些理由，意味着效法那位著名形而上学家：他坐在墓穴中，迟迟不使用给他放下去的绞索，因为这绞索只是一根“普通的绳子”，而他一定要知道，能不能想出“别的什么东西”代替它。如果我们党希望有幸成为革命思想最有力和最坚决的代表，那么它一定要比所有其他政党更坚决和更有力地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作斗争，否则它的希望就会成为轻率的，因而也是可笑的。
“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不总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梁赞诺夫指出，一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依靠中世纪成为‘自由主义的’是很方便的。而且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这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摧毁任何关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神话”(第217页)。
并非任何前资本主义制度都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们的草案中谈的是完全确定的和大家都知道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即确实是以劳动群众成为上层阶级、国家或其首脑的农奴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制度。请问怎样称呼呢？至于说到依靠这种制度成为自由主义的是方便的，我看不出这种方便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俄国读者很长时期以来处于民粹派宣传的影响下，他们恰恰相反，喜欢把我国的前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至少从它的经济方面，——其结果在我国，有利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化”比反对它的“自由化”要容易得多。虽然资本主义在我国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但是第一、这—点还没有得到所有的人承认，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还远不具有与相适应的法律上层建筑，在我国经济和法律之间现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应该由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次伟大的胜利来消除。既然我国的法律上层建筑(在它和现代社会需要相矛盾的同等程度上)是我们从我国前资本主义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所以有思想的俄国人是不可能依靠这种制度而成为太“自由主义的”，把我们对这种制度的关系跟现代西欧公民对“中世纪”所处的那种关系相提并论是可笑的。梁赞诺夫在这里又陷入了窘境。他希望在想到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时像马克思那样说话。然而如果这些关系存在，马克思大概会作另—种表示。
梁赞诺夫很不喜欢我们把沙皇制度说成是我国前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和最有害的遗迹。我们这位批判家宣布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固有的启蒙主义历史文献的成果，“在历史上我国的专制制度确实根源于过去时代，——他说道，——然而它和许多其他社会生活现象—样是分享这一命运的。跟别的‘残余’不同，它不是遗迹。不是偶然保存下来的过去时代的残骸。可惜！它很牢固地扎根在现在。如果我们草案的作者们不是把整个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另一个是资本主义时期。他们就会看到我同专制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哪怕是从约翰三世【历史上有好几约翰三世。梁赞诺夫这里究竟指哪一个，未详——译者注】起也好”(第220页)。
无论我们的草案还是对它的评述都没有任何一行文字会让人有理由认为，我们硬说俄国专制制度具有不变的性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性质是随着我国社会关系发展的进程一起变化的；然而此种变化的这—不容争辩的事实—点也不妨碍我国专制制度是过去时代的“残余”、“遗迹”。难道只有具备不变性的特点的那些设施才能作为“遗迹”或“残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么？这就新鲜了！那么为什么梁赞诺夫以为我们认为专制制度是偶然保存下来的过去时代的残骸呢？要知道无论我们的草案还是我们对草案所写的评述对这个思想始终没有一点暗示的迹象。然而这就是梁赞诺夫主要的“批判”手法的不变性，这种手法是：把对手从未有过的荒诞思想硬加在他身上并且胜利地驳斥这一虚构的荒诞思想。不用说，这种手法大大地有益于梁赞诺夫的“批判”事业。
后来我们从梁赞诺夫那里获悉这样一个有趣的新闻：我国专制制度一向是这—或那—社会阶级手中的武器。“在从18世纪未期到改哥时代的这—时期中，当‘人民生产’，……最后让位于以劳役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国专制制度经历了特别剧烈的变化。如果我们说我国专制制度按其现代形式说乃是资本主义开端的产物．我们将无可比拟地接近真理。关于它是一些贵族手中的武器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传统，在资本主义强壮而坚实的萌芽面前老早就已经——虽然也是“固执地”——退居次要的地位。它还试图在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平衡，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它的这两个支柱内部增长起来的矛盾必将把它引向灭亡，尽管所有的企图都适应变化着的阶级结构”(第220页)。
总之，专制制度要灭亡，因为它不能适应变化着的“阶级结构”。为什么、它不能作这种适应呢？是不是因为专制制度乃是不适应已达到相当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样一种政治设施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不就意味着专制制度是作为旧社会制度遗迹的一种政治设施吗？很像是这样！梁赞诺夫本人也感觉到这—点，但他不服输。他宣布了专制制度是资本主义开端的产物，因为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些贵族手中的武器，而开始也为资产阶级服务，以便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然而这个理由只有在下面唯—的场合才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梁赞诺夫向我们证明了，资产阶级从来不希望或不可能把这—或另一旧制度遗迹变成自己的武器。既然他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任何时候都证明不了，这一点，那么他的全部论据就会再一次像纸糊的小房子一样垮掉。实际上任何新的、上升的社会阶级总是力图——而且并非没有成功地——为自己固有的目的而利用旧社会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种种设施，只有在这个阶级借助于这些设施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时候才会同这些设施进行斗争。例如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资产阶级力求使封建设施变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武器。而只有不善于“适应”最起码的逻辑要求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此这些设施是资产阶级发展“开端”的产物。
我们关于专制制度按其本性敌视任何社会运动的那个思想，也是梁赞诺夫很不喜欢的。
“这个民主主义的智慧是对什么地方进入社会民主党纲颂的呢？——梁赞诺夫威严地喊道——难道草案的起草者们不知道按其本性专制制度所敌视的并不是任何社会运动，而只是某些社会运动，并不是任何阶级的社会运动，而只是某些阶级的社会运动么？”(第222页)
我们已经从梁赞诺夫那里听说，我国专制制度一向是这一或另—社会阶级手中的武器。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很明显，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时期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阶级。它善于使无限制的王权变成自己的武器。在当时专制制度究竟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上，我们不会跟梁赞诺夫发生争吵：对我们说来只要我们的第一前提是正确的，专制制度一定得为其中的—个或几个阶级服务就够了。从这一信念出发，我们请梁赞诺夫告诉我们：沙皇—上上【上上，含有“极粗野的人”的意思。——译者注】政府不敌视哪—个阶级的哪—种运动？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运动。
我出于作责任心的驱使，越是潜心阅读梁赞诺夫的书，就越是经常地想起有—次恩格斯对某些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不由自主地发出的感叹：辩证法是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梁赞诺夫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样，所缺少的正是辩证法。他是天生的形而上学者。当形而上学者进行抽象议论时，指望有什么好结果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者那里，就像在托尔斯泰伯爵描绘的虚无主义者那里一样，动作既笨拙，学说也有点粗鲁。梁赞诺夫将自己的有点粗鲁的学说往我们面前冒充最正统的正统思想。这岂不可笑！
不过我们这位形而上学者在批判我们的土地纲领时表现得还要笨拙和粗鲁。
列宁同志在自己的关于俄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论文中指出，在问题涉及产业工人运动的地方，我们“从德国人那里”会得到许多现成的东西，而在土地问题方面我们也许能创造某种新东西。【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6卷112—113页。——译者注】梁赞诺夫刚刚读过这些话，就—一正如常言所说的一—耳朵生在头顶上，十分警觉：“哼！新东西！那么，这样的东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没有的啰。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正统的。就是说列宁是异端分子，应当把他当作这样的人来鄙视”。然而梁赞诺夫从列宁那里听说在土地问题方面“并不是一切在西方正确的东西在东方也正确”的时候，他的正统热情”【“热情”，双关语：醋意，嫉妒，热心热忱。——译者注】就更加高涨了。对此梁赞诺夫突然爆发出了—大段激昂的挖苦话：
“这个‘新东西’就在于发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如果在‘西方’向自己提出‘增加小经济和小私有制’的日标的土地纲领是对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破坏．那么在‘东方’我们有‘特殊例子’。【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111页。——译者注】我们支持和增加的小私有制是为了消灭农奴制残余和农村阶级斗争的自发发展。换句话说，为了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第247页)。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世界上—切事物的确有两个方面。应用于一个方面或—个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原则，很有可能应用于另—方面或另—时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者却不理解这一点，因此当他听说在一些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下认为正确的原则在另—些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被宣布为不正确时，他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在这里看到了不彻底、矛盾、背叛。形而上学者们曾经使科学社会主义两位伟大奠基人很不愉快。比如说《共产党宣言》就跟形而上学者进行了战斗。读者大概会记得书中这样一个地方，那里说到德国的热爱智慧的人，哲学家和半哲学家，他们贪馋地抓住法国社会主义文献，只是忘记了“法国的各种关系没有和社会主义文献—起搬到德同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页。——译者注】“这些热爱智慧的人、哲学家和半哲学家都是纯种的形而上学者。《宣言》的两位作者对他们忘记下面—点是不会原谅的：法国的社会主义批评(他们是这种批评的不理智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组织为前提的，而这些社会条件，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96页。——译者注】梁赞诺夫也是同样纯种的形而上学者，为了羞辱我们，他指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增加小私有制”。梁赞诺夫忘记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他是这些观点不理智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些条件我们的土地纲领正是尚待争取的。当我国农民处在现今西欧农民所处的那种地位时，我们也会坚决地起来反对任何“增加”私有制的企图。而现在，当我国农民处在另一些条件下的时候，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是不能让我们信服的：一旦处于另—些社会条件下，我们就必然要作另一番议论。这自然不是说我们—定要增加私有制。不，这也是依种种情况为转移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既然说到私有制，我们就应该考察我国局势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对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引证。
谈到我们增加私有制时所涉及的究竟是些什么情况呢？
这些情况有两种。
第—，农民私有制的某种增加可能是把著名的割地归还给农民的结果．即把在消灭农奴制时由他们使用的和从他们那里割去的土地归还给他们的结果。
第二，私有制的大量增加将是将把自由支配农民土地的权利交给农民所造成的，即是现代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瓦解所造成的。
我们首先谈谈割地【割地，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从原先归农民使用的土地小割给地主的那—部分。农民的份地凡超过1861年2月19日法令规定的最高限额都实行割地。割地约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18%，个别省份占到40%左右。——译者注】。割地在农民经济生活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它们是农民受奴役的根源。下面就是我们从比方像阿·尼·恩格尔哈特【恩格尔哈特，1832-1893，俄国农学家，政论家，19世纪60年代“土地和意志社”成员。1866-1870年彼得堡农学院教授。1871年被流放，1882年出版《农村来信》。——译者注】这样—个熟悉我国农村生活的专家那里得知的关于割地的叙述：
“在对农民进行分配时，按照规定多余的土地詖割去了，而这种确实为农民所必需的割地被他人占有以后就把农民压挤在自己的一种处境中，因为割地通常以一条狭窄的耕地把他们的土地包围起来，并且毗连着所有的三块田地，因此无论牲畜从哪里跳出来，一定会落在属于地主老爷的土地。起初，当地主还不懂得割地的意义时，以及在农民比较讲求实际和不大希望“新的自由”的地方，地主们或者用金钱或者用任何废物(？)就成功地买下了割地，这样一些人现在是相当享福的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懂得割地的意义，[4]并且每一个地产购买者、每一个佃户，甚至每一个不会讲俄语的德国人，首先就看是不是有割地，怎样利用割地，以及把农民排挤到何种程度。在我们这里农民到处都由于割地而替地主耕种土地——恰恰是劳动一圈，即用自己的马连同自己的工具像在农奴制度下一样在所有三块田地上生产充分的成品。估价这些割地——常常实质上什么也不值——不是按土地的性质，不是按土地的生产率，而只是按照土地在何种程度上为农民所必需，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排挤农民，由于这些割地而能够从农民身上压榨出多少。”[5]
这就是割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归还割地对农民是否有利呢？显然是有利的。而如果是有利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归还割地写进自己的纲领呢？因为，一一我们的批评家们回答我们说，——这无异于支持和增加私有制。然而为什么支持和增加私有制是有害的呢？因为私有制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归还割地有害处的其他理由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那里由于某些原因，归还割地并不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会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对此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场合所看到的情形。所有研究人员都一致承认，阿·尼·恩格尔哈特如此鲜明地描述的通过割地对农民的“排挤”，大大地妨碍俄国农村经济的进步。因此，把割地归还农民意味着给我国经济发展一个新的推动。而既然经济的发展在我们这里正如在所有的地方—样归根到底都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即导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归还割地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支持和增加私有制在这种场合会加速生产资料向公有制的过渡。因此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主张把割地归还农民。在形而上学者看来，这样的结论自然是一种逻辑游戏。不过我们并不指望说服形而上学者；我们重视的是能够掌握现代社会主义辩证方法的人。
顺便指出，当梁赞诺夫硬说我们企图赎买全部割地时(第264—265页)，他严重地歪曲了我们的思想。只有在原先的地主地产转到了他人手中时，我们才同意赎买，而且就是在这里赎买的实现——根据我们的要求——也应该不是由农民负担费用，不是由国家负担费用，而是由所有的地主负担费用，应该为此对他们课以特别的赋税。让读者自己来判断，这样的赎买在何种程度上跟“臭名昭著的赎买行动”类似，而我们这位深思的、机智的和能随机应变的梁赞诺夫却将它们相提并论。
现在来谈谈村社。废除村社土地所有制毫无疑问等于大大地支持和增加私有制。不但如此：由于废除了村社土地占有制，许多俄国农民便第一次获得了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同意这样做而又不背叛自己的纲领呢？我们以为能够；而且我们这样认为时，又发现自己有很不错的伙伴。1850年3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告该同盟成员书(Ansprache)中一—这份告同盟书显然是马克思亲笔写的——断然说道，无产阶级政党最不(am allerwenigsten)应该容许永远保存村社所有制(Gemeindeeigentum），这种所有制甚至和现代私有制相比也是落后的形式，它到处都必然要解体并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8页。——译者注】私有制的增加是村社所有制解体的结果，这种增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没有被马克思当作能够延缓现代社会向社会主义运动的现象。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它也不可能是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辩证法家，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认识到下述命题的正确性：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支持和增加私有制在或多或少迅速地朝社会主义革命行进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害的和反动的，而在问题涉及使资产阶级社会从“旧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和涉及消灭古老的、落后的和过时的所有制形式的地方却可能是一种必要的和有益的措施。
然而我刚才引证的这份《告同盟书》还要求没收“封建地产”，把这些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并在那里设立工人居住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7页。——译者注】在这里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当时的纲领看来跟我们的草案是有分歧的，而梁赞诺夫似乎成了真正的正统派，因为他的土地纲领草案在这方面和马克思的纲领看法一致。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这里梁赞诺夫又力求在想到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时像马克思那样说话，然而如果这些关系存在，马克思就会开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说话了。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称为革命的代数学，那么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纲领自始至终就应该是革命的纲领。而在革命的纲领中每一项个别的要求都是从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革命运动的成功的观点出发加以评价的。如果发现某项要求一旦实现就会加强反革命力量，就应当把这项要求撤下来，尽管它本身也许会给革命阶级预示某些好处。我们就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待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的要求的。
在我们俄国，自古以来国家就习惯于把不属于所谓私有者的土地看成自己的财产。农民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无论土地还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都属于官方，而且根据“官方的利益”加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沙皇制度最牢固的经济基础的缘故。为了推翻沙皇制度，应当摧毁它的经济基础，而为了摧毁这一基础，则必须使农民处于现代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和消灭我国实际上建立的亚细亚式的土地国有制。因此，任何土地国有化或把地主的土地变为国家财产的方案在我国实质上和其革命的外表相反，都是反动的。因此马克思大概要谴责这些方案，把它们看成是跟我们面临的革命的基本要求相矛盾的东西。如果在德国他作了另一种议论，那是因为那里的条件完全不同。
梁赞诺夫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们(他从后者那里借用了自己的土地草案)说道，诚然，革命后从大私有者那里夺来的土地，不会属于现代的我们的警察国家，而是属于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土地和庄稼汉的自由民主共和国。但是梁赞诺夫和他的“社会革命”导师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把我们所分析的问题给歪曲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假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当然就会排除一切与之有关的困难，但同时我们也就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而变成了空想主义者。实际上民主共和国只有在革命运动摧毁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即摧毁社会主义者—革命者(请读作：反动分子)和我们这位可怜的梁赞诺夫力求加以巩固和扩大的那个土地国有制的场合下才会胜利和巩固。
还有几句话。梁赞诺夫说，我们既然争取把割地归还农民，那我们就是承认其余的土地乃是地主完全合法的财产。这跟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一模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孜孜不倦地反复对我们说，既然我们要求缩短工作日，比方说缩短到8小时，我们就等于承认不超过8小时的资产阶级剥削是公正的。对这样的议论可以不作研究。
梁赞诺夫提醒我说，我在说明我们的纲领草案时承认，在革命运动进行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提出完全剥夺地主土地的要求。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不过我在这里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与归还割地的要求相矛盾的地方。在这两种要求中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量的不同，正如两个法律草案，一个要求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另一个则要求缩短为比方说6小时，它们之间也只是量的区别；此刻我们接受哪一种要求，这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且仅仅取决于这种力量对比。现在，当农民革命能量很小时，我们自然会为他们提出比较温和的要求，而—旦我国农民显示出很大革命能量的时刻到来，我们当然不会拖他们的后腿。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向他们指出更为广阔的革命目标。而且在这种场合，我们仍然忠实于自己纲领的精神，而不会支持梁赞诺夫从社会主义者—革命者那里抄来的反动空想。这就是整个问题之所在；这就是我们纲领的主要特征之所在。
现在，在结束我和梁赞诺夫谈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句话。“这并不是产生不和的最后原因，——有一次这位风流女皇写道，——某些人指摘另一些人的即使也是有益的事情，只是因为不是他们完成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从来不擅长做这些事。”梁赞诺夫也是这样。我觉得他之所以不喜欢我们的草案正是因为不是他完成的。而我们这位严厉的批判家本人“擅长”制造的只是由他理解得很糟糕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可惜呀)十分牢固地铭刻在他心上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们那些反动空想的要求组成的难以消化的混合物。
[1] 参看他的《为拟定党纲而准备的材料》一书，第2分册《“火星”派的纲领草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斗争”社出版，日内瓦1903年俄文版。
[2] 请梁赞诺夫原谅我使用“或多或少”一词。我知道，他由于自己坚毅的性格很不喜欢这一词组。然而没有它又怎么避免不变成按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此外全是鬼话”这个公式而议论形而上学呢？
[3] 尽管这类企业的数目增加，但他们的经济意义可能在减少，这种见解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所没想到的，或者使他们避而不谈的。我们的刚听提到了它。而梁赞诺夫照例不弄清事情就叫喊：“背叛！”
[4] 在这里恩格尔哈特不完全正确；割地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批评者中间的许多人说来．例如对梁赞诺夫先生说，就是不可理解的。
[5] 阿·尼·恩格尔哈特：《农村来信》，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