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二卷
第三部分 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
第一章 改革对俄国社会思想发展过程的直接影响
彼得改革极大地增进了莫斯科人同西欧居民的来往。
这一情况至少对于那些不得不参加改革的俄罗斯人的思想方式，要增加一些新的因素。
对于我们祖先的思想方式增加一些新的因素，我称之为彼得改革对俄国社会思想发展过程的直接影响。
自然，俄国的欧化过程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影响。
与西方往来的增加，逐渐在俄国社会制度中造成比较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又在社会意识方面引起某些改变。因存在方面的预先变革而引起的意识方面的这些改变，我认为是同一改革的间接影响。
我们下面便可看到，彼得改革的间接影响来得颇为迅速。但间接影响的暴露却不像直接影响那么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确信，直接影响只是，而且只能是随着暴露稍迟、但却深刻得多的间接影响的巩固，而趋于巩固。
一
在彼得前的美好旧时代里，当莫斯科人偶尔跑到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时候，他们对于那里的比较丰富的文化异彩，纯朴地感到奇怪。阿弗拉米主教曾与伊西多尔总主教一道前往参加佛罗伦萨的教堂集会，他在结束其关于报喜节[1]神秘剧演出的叙述时写道：
“在佛罗伦萨所见极为奇怪，其出品亦极新颖，我们的笨拙头脑不及一一领悟，亦不能一一笔录。今兹所述，不过其小焉者也，许多事迹，当未述及”
[2]。
莫斯科国家的思想发展条件如此，其居民实际上很难“容纳”他们在稀少的西方旅行中所看到的东西。这些宽袍长须的旅行家，因无认真观察比较先进国家的生活的素养，只是注意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而对于重要现象，则反淡然置之。对于他们，完全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其实，他们不仅在命运将他们送到西方时如此。谁要是因为“头脑笨拙”不能从个别提高到一般，他便不由自主地迷失在个别之中。以下作为例证，从1456年《徒步朝圣苦行僧瓦尔索诺菲的圣城耶路撒冷巡礼》一书中，摘录数段：
“神圣的教堂巍峨雄伟，悬挂着耶稣复活神像，在大门前，在教堂各门前增建的副祭坛呈高大的圆形，筑有石墙。墙上有木架，上面盖着木板，钉着铅板，建有圆形拱门，其状如钵。”
又如：“这一圣地有十字架，长10指尺
[3]，周围17指尺，圣石为大理石，颜色分蓝、黑、白不等。”
再如：“通达天主十字架，有两个石砌阶梯，那里神圣女王叶连娜三个十字架，强盗两个十字架，其一宽3俄尺，有30级。”
[4]
瓦尔索诺菲僧侣对于他所看到的建筑物的一切细节，都描写得如此详细，他的旅行记在现代考古家看来自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材料[5]。但是，这一精细的人虽然准确地测量了阶梯的长度和石墙的高度，却对他所看到的教堂的建筑学特点，无一语道及。固然，他对于外观，不是毫不关心的。关于耶路撒冷复活教堂的钟楼，他说：“极大极好。”但言尽于此。他不谈钟楼的风格，却赶忙指出钟楼建筑所用材料和钟楼的情况：“石料，运自南方国家”[6]。
瓦尔索诺菲在旅行圣地时所具备的一般知识，是极端贫乏的。奉彼得之命到外国去学习“航海”和其他科学的莫斯科军职人员，其思想储备也同样是贫乏的。但如果以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超过瓦尔索诺菲的思想水平，那会是一个错误。例外是有的。在17世纪，西欧的概念已开始注入某些莫斯科人的头脑。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但个别的例外不能推翻一般的常规。而一般的常规则是：彼得一世的供职官员，对于他们面前展开的西欧社会精神生活情景，毫无认真判断的素养。П.佩卡尔斯基在谈到П.А.托尔斯泰的日记时写道：
“在他的日记里，也像当时俄国人关于欧洲的所有记述一样，最主要的是时详时略地描写途中所见城市，村落、庙宇、教堂，各式各样建筑物及其颜色等等。可以立刻看出，旅行家最注意的是教堂的各种仪式、奇迹、服装以及其他物象。他津津乐道在天主教堂中所见的一切，甚至教堂神职人员的服装，他们的外衣是用什么材料缝制的，是什么颜色，在复活节放几响礼炮，做礼拜时有多少人朗诵福音书，有多少市民参加仪式，神像前点了多少灯等等，无不录入。”
按照佩卡尔斯基的说法，托尔斯泰对途中所见纪念建筑物，也是用特殊的观点去观察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建筑物的外观，而不是引起这些建筑物的营造的事件”[7]。
所有这一切都很与僧侣瓦尔索诺菲相似。但托尔斯泰在出国时已有某些知识，他的眼界也比同代的大多数军职人员更为广阔。
当时的另一莫斯科旅行家——《彼得大帝陛下巡幸记》的不知名作者，更是远远不及托尔斯泰。他真是不曾超出他所描述的现象的外观。这自然是不足为怪的。为要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象与事件的外观，莫斯科人必须事先受过一定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却正是他们在本国所没有的。上述《巡幸记》的作者到达鹿特丹后指出，他看到“一位名人学者的铜像，手中的书也像人像一样是铜铸的。敲击12下，书页便翻转。这名人的名字叫埃拉兹穆斯”[8]。
读者以为这位莫斯科官员知道《愚昧的颂歌》一书的作者吗？在到达鹿特丹前，他一定什么也不知道。但到了那里，看到他的铜像以后，他只听说埃拉兹穆斯以博学而负盛名。这是很不多的！因此，很自然，在谈到埃拉兹穆斯时，他“只能描写铸像的外观”。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在科隆时，写了这样的一些话：“在科隆的市集上，看到两头的婴儿；也是在科隆，在药房里看到两俄丈长的鳄鱼。从科隆骑马溯江而上”等等[9]。这些瓦尔索诺菲的杂记少些宗教气味，但同样是细微末节，同样缺乏任何一般理解。
呆板迟钝的莫斯科思想，是向来就不愿求得这种理解的。此外，还须补充说明：在彼得改革时期，莫斯科罗斯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思想，——例如18世纪的法国感到真正需要的思想——而是技术知识。由于历史的必要而奉沙皇之命去到外国的俄国人，必须获得的，就是这种知识，请看1697年初发给出国旅行的御前大臣的训令，提出一些什么要求吧：
“一、熟习绘图或地图，指南针及其他航海标记；二、掌握船舶，包括作战和普通航行中的船舶的知识，熟习一切器具及工具，如船帆、缆绳，以及服役船舶和其他船舶上的桨橹。三、尽可能于作战期间出海，不能出海者每次了解战时动作；无论是否看到作战情况，均须取得所属长官的签字和盖印证书，证明未亏职守；四、谁想往后回国获得大量赏赐，便应学好以上训令的各项规定，知悉他们经受训练的船舶的制造”
[10]。
主要的事情是获得一定技术知识。莫斯科军职人员对于这一主要事情做得怎样呢？相当坏。
这里，必须承认一种足以减轻他们的责任的情况，即他们在外国的“学习”，时常是一场很艰苦的考验。请看其中一人——请注意他是一个出身显赫门第的人——在1711年写到国内的一封信：“现在报告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极为艰苦和困难的。第一，贫穷，更加别离。我决定学习最深奥的科学：尽管我整天饿着肚皮学习，但无收获。因为我不通语言，也不懂科学。”
彼得向来都是很节俭的。他将官员派到国外，又不肯给他们钱花。同时，他的亲近辅臣还要将他规定的为数很少的旅费，想方设法去削减。彼得最亲近的辅臣之一，费奥凡·普罗科支维奇对于高级僧正臣仆的评语，是人所共知的。他说：他们“通常都像是贪馋的畜牲”，只要可能，便像鞑靼人那样无耻地掠夺。人所尽知，像畜牲那样贪馋的，实在不只是高级僧正臣仆。彼得的辅臣纹丝不动地保存了一切莫斯科的积习，随时盗窃公款。因此，留学外国的俄国军职官员有时真正穷困达于极点。科农·佐托夫有一次报告内阁秘书马卡罗夫：海军学校许多俄国学员因为快要饿死，决意“做奴隶去”。这是脱离贫困的真正莫斯科方式。佐托夫也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方式去取缔饥饿的海校学员的这种罪恶意图。他写道：“我用最严厉的惩罚去吓唬他们。”
莫斯科是善于使用严刑峻罚的。彼得更将这一本领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去歌唱呢！
还有一个原因使莫斯科人在学习技术知识上遇到不少困难。同一佐托夫在1717年上书沙皇：“总管第特里先生请我到他那里，并将俄国学员在土伦的无耻行为通知我：他们时常互斗，恶言相骂，其粗鄙超过此间最下流的人。因此，他们的佩剑已被没收。”一月后，佐托夫又向彼得提出新控告：“海军学校学员格列博夫用佩剑刺伤另一学员巴里亚京斯基，因而被捕。海军中将先生不知如何处理此事。因为在他们那里（法国），类似的事情从未发生，尽管他们也有刺伤，但只是正直地在面对面的决斗时。”1718年，侨居伦敦的俄国侨民Ф.韦谢洛夫斯基报告：“最近派来的工艺学徒不受管束，他们不愿见工长，不愿在合同上签字，而只是无理地要求回莫斯科。”[11]
在这种条件下，莫斯科人虽欲学得纯粹技术知识，也是很困难的。佛克罗迪说：他们的出国，并未收到任何实效。他说，彼得本人很快就确信，莫斯科人回国时所具备的知识，与出国前并无多大差异[12]。克柳切夫斯基很同意佛克罗迪的这一意见。他说：“彼得想使贵族成为欧洲军事和航海技术的苗圃，但他很快便发觉技术知识很难灌输到这一等级，俄国贵族很少，也很难成为工程师或船长，而且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在国内也很难实用。缅希科夫曾同彼得一道在沙尔坦爬横桁，学习制作杠杆，但在本国却成为一名陆地的省长。”[13]
毫无疑义，这里有很多正确的意见。莫斯科国的以往情况，是一目了然的。克里扎尼奇抱怨过：“我们的思想是迟钝的，手是笨拙的。具有迟钝的，也就是不开通的思想和笨拙的手的人们，自难做出比他们先进得多的西欧居民所能轻易做到的事情。”克里扎尼奇虽然强烈反对外国旅行家对莫斯科国居民的轻蔑批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强制才能驱使他们做点好事，他完全正确地解释这是由于莫斯科所特有的“严酷的占有制”。这种占有制已使莫斯科人这样道德堕落，以致他们显然更无比地倾向于消极抵抗改革，而不是倾向于积极促进改革。他们被迫为进步工作，然而如所周知，在被迫为进步工作的条件下，代价是很高的。莫斯科人促进进步的工作，一般说来，是坏到极点，以致国家不得不为了他们的工作，付出非常高的代价[14]。任何社会政治情况，都有其自己的逻辑。
另一方面，也不应夸大克柳切夫斯基所作判断的消极意义。无论如何，应该记住，克柳切夫斯基对于他的判断也附有某种保留。他补充说，莫斯科人留学外国，毕竟是留下了一定痕迹。他说：“强迫教育没有提供很大的科学知识的储备，但无论如何，却教训了贵族去认识学习的过程，刺激他们的知识欲。贵族毕竟学到了一点东西，虽然所学并未达到原来派遣他们的目的。”[15]
读者已经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谈不上学到本义上的“科学认识”，而只是领悟一些技术知识而已。至于这种技术知识，无论其积储量是多么小，还是提供了由浅入深的可能。克柳切夫斯基虽然批评安娜女皇的外交政策，却对彼得死后留下的军队，仍称之为优秀的军队。事实上，这一军队若与以前构成莫斯科君主的武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相比，也确乎是优秀的。比较优秀的彼得军队，仅就组织一项而言，也是需要具有相当技术知识的。除陆军外，还建立了海军舰队。按照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这是“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东西”。不要以为，当时只有在俄国供职的外国人，才有技术知识。除了外国人，彼得时期就有一批具有技术知识的俄国人：例如，可以举出阿列克谢·济宾，——公认为有相当水平的工程师和水手；谢明·阿拉别尔杰耶夫，颇为熟悉“航海”科学和地质学；费多尔·萨莫伊洛夫，在荷兰学习航海事务，成绩甚佳；列夫·伊斯梅洛夫，一度服务于丹麦军队；著名的瓦·尼·塔季谢夫，矿学知识极为渊博。缅希科夫本人——顺便指出，按出身，他不属于贵族等级——不仅是一位陆地上的省长：如所周知，他在战场上的指挥也不是没有成绩的。甚至大贵族，他们一般说来是最反对彼得改革的，其中某些代表人物甚至比军职阶级的所有其他阶层，更有学习外洋“巧技”的能力。据说，老戈利岑公爵便是一名很好的将军。德·利里亚公爵称他为俄国的英雄，说他聪明、勇敢、精通兵法，且为部队所爱戴。西班牙的公使推崇他，说他若生长在不野蛮的国度，就会是一个真正的伟人[16]。我们在下面的某一章里将看到，同西方往来的增加，对于莫斯科的军职人员。特别是对于出身名门的官员的政治观点，也发生一些影响。现在看一看问题的另一方面。
二
旧莫斯科的奥勃洛莫夫[17]式人物笨拙地、艰难地、长吁短叹，转向西方。但无论如何，总算是转了。的确，他们依旧不大喜欢外国人，但还是逐渐接受了外国人的一些习俗。莫斯科罗斯的欧化，虽极迟缓，但还是一直向前发展的。长时期中，欧化差不多完全限于最高的军职阶级。可是，在这一阶级之中，欧化的某些结果，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即已显然可见。
像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一样，在类似的情况下，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外观。佛克罗迪就认为，即使在最有利于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俄国人民先进部分也不可能放弃西欧的服装和剃胡须的习惯。他断言，俄国人民的先进部分再也不会恢复闺禁妇女和某种朴素现实的结婚风俗[18]。无论他对于欧化的俄国人抱着多么怀疑的态度，但他却承认由于同外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上等社会的人物，甚至许多普通的居民（“ja Sogar viele unter der Bürgerschaft”）也都学会了比较礼貌的态度[19]。
对于佛克罗迪的这些意见，可引用一些有趣的人的文件。
著名大贵族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的儿子安德烈·阿尔塔蒙维奇，于1705年到达巴黎，关于法国道德风尚记录了如下的观感：“这一民族的最为值得赞扬的制度是，他们的子女不是由于父母或教师的因循守旧和残酷无情，不是由于善意的尖刻言辞责罚，更不是由于毒打，而养成了正直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
他对于法国妇女不是像通常莫斯科国的最高阶级中那样受闺禁，同样愉快地感到惊异。他说：“法国的女性在同男性的诚实交往中，绝未发生不体面的事端。男子汉也是仁爱备至、彬彬有礼。特别是名门闺秀，相互间日有来往，他们有音乐，端庄地自弹自唱，不仅法国老爷中的特殊官吏，而且外国人也能自由前往，同她们娱乐，既真诚，又欢快。”[20]
A.A.马特韦耶夫儿时便受到良好教育。所以非常自然，他能看到许多不及他文明的同代人所忽略的现象。П.А.托尔斯泰到波兰后，亦对妇女的道德风尚作过同样的评语。他写道：“元老院的议员们领着他们的妻小，穿戴阔绰，遍游城市各处，并不以此为不名誉。”[21]
也许，妇女界的影响比所有其他影响更能促使那些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彼得改革的俄国人，即令不在道德风尚上，也在举止态度上，有所软化。一般说来，人们开始认为，学习有礼貌的态度已属必要。大家都知道，1708年起我国非宗教内容的书籍已根据彼得的命令改用新字模，即所谓“民用字模”印行了。用“民用字模”印行的第一部书是《几何学·斯拉夫土地测量制》。这是完全符合俄国在改革时期所特别需要的知识的性质的[22]。但据克柳切夫斯基指出，用新字模印刷的第二本书，已不是什么技术指南，而是一本名称别致的书：《各种贺词的德文写法举例：即统治者致统治者和亲友之间的问候和道歉信简款式，德译俄》等等。这本尺牍大全的印行，表明彼得急于要将欧洲的礼节与风俗告诉他的“奴隶”。佩卡尔斯基在引述这部尺牍大全中一封信的内容，将其文字与彼得前的莫斯科罗斯文字加以比较时，指出：
“这封信的文字艰深到可笑的地步。每一词组都几乎是日耳曼式的。但信中未提下跪，没有像俄国书信中那样对受信人过分夸张的比喻和捧上天的赞扬，也没有写信人的自我菲薄——这一切都消失了”。请读者注意信例中用了“您”的称呼来代替旧莫斯科的“你”。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礼貌要求很不习惯，根据这位学者的意见，19世纪末的莫斯科人谈话和写信时，通常还是把“您”和“你”混用
[23]。
信例要求的文字“客套”，在俄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德国人又是从法国人那里学到手的，而法国人则学自意大利人。16世纪时意大利在这方面及其他许多方面给整个其他西欧提供格调[24]。这是必然的，因为意大利城市文化的发展，比其他西欧各国为早。当俄罗斯人认为必须掌握礼节时，他们自然不能满足于一部尺牍大全：食欲是在吃的时候到来的（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因此，在1717年又遵照彼得的命令，出版了一部新书：《青年的诚实守法镜[25]或生活礼节指南》。这部书教育俄罗斯青年如何走路（不要垂头丧气，目光下垂），如何看人（不要侧目而视，要和颜悦色，文雅专注），遇见朋友时如何打招呼（三步外脱帽），如何围桌而坐（不要以手倚桌，不要修指甲或用刀剔牙），以及如何吐痰（不要吐在身边，而要吐到别处）。在社会学家看来，这部文集（《守法镜》，《不同作家的论文集》）为了强调其对青少年的良好劝告而提出的理由，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吃食物时不要像猪那样吧嗒作响，不要在食物未吞下前说话，因为这是农民的行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首先要注意不去模仿庄稼汉。对于下层阶级的人们，特别是对于男女仆人，《守法镜》是极为轻视的。它主张：
“不要同自己的或别人的仆人过多来往：如果他们是勤奋的，就爱他们，但不要在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笨拙无知（无头脑），没有分寸，却想在有机会时超过自己的主人。他在离开之后，会把交他办理的事情向全世界宣扬。因此，必须注意谈论他人时，不让男女仆人在场，也不要指名道姓，而要旁敲侧击，暗示，使他们无法知道，因为这种人是会故意无中生有，加油添醋的。……青年人相互间应该用外语交谈，借以养成说外语的习惯，特别是在需要谈些秘密的事情时，绝不可让男女仆人知道，也不可让无知的饶舌者探悉。因为每一个商人都要夸耀自己的商品，尽可能将它卖掉”
[26]。
在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里，高尔希白斯认为情人与所爱者结婚，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他的女儿玛格德伦却对此感叹说：
“好爸爸，您的话是极端资产阶级的。您这样说使我害臊。您应该学习优雅的礼貌啊！”
17世纪法国贵族认为自己是风度优雅的人，不愿使自己的举止态度同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相似。莫里哀所挖苦嘲笑的著名女才子只不过是把这一点发挥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从而把贵族意图的极端荒谬可笑同资产阶级人士区别开来。玛格德伦完全不是贵族，她是一个十足的资本家的女儿，莫里哀说这个资本家是一个“好资本家”。但她模仿贵族，因此也以资产阶级的举止态度为可耻。
贵族对资产阶级礼节的向往，是客观社会关系的表现，即贵族的特权地位的主观表现。在莫斯科罗斯，由于社会关系的比较不发达，特权者的自然倾向与非特权者的差别，在表现上亦有所不同：那里的军职人员以与“庄稼汉—短工”相似为可耻。佩卡尔斯基保持一种见解，认为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忠诚的守法镜》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但值得指出，这本书在说明反面理由时，所举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和仆人。对于俄国青年“小贵族”，这些理由比资产阶级的理由更易于理解。还更易于使俄罗斯人理解的是上述《守法镜》主张在谈话时应注意不使仆役在旁。赫沃罗斯季宁的《逃走曲主题》就已痛苦地抱怨“奴隶”的叛变。热忱的改革家彼得在血腥镇压对他稍有不满的军职阶级代表人物时，丝毫不曾轻视“奴隶”的告密。由于这种不满是易于发作的，所以聪明的人暗示他们在当着仆役说话时，要极端小心，或者……宁可用一种外国语言相互交谈。……莫斯科军职人员在学习外语“生词”时，是很有耐心的。对于他们，苦功是学问的根本，而当他们掌握了某种外文时，鉴于上述情况，他们应该承认，学问的果实是甜的，因而法国谚语“不幸对某些事情是有益的”（à quelque chose malheur est bon），可见是正确的。
《忠诚的守法镜》有很多论到仆役的地方。书中主张应使他们诚惶诚恐，凡犯过错两次以上者，应不予宽恕。“如能使家仆诚惶诚恐，则对他便会规规矩矩，殷勤服侍。因为奴隶就其品德而言，是无知固执，倨傲无耻的，所以，对他们应该制服和贬抑。”
由于不懂《守法镜》一书的德文原文，因而对译文是否准确，无从查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原文中绝无Solaven一词，而只有“Hausknechte”或“Diener”等词。但俄文译文中统做“奴隶”。这是同我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相适合的。
毛病仅在于“奴隶”一字与原文不符。原文说，仆役于第三次犯错误时应受到驱逐出屋的处罚。许多俄罗斯的“奴隶”一定不反对这一处罚，而他们的主人却相反，完全不愿实行这种处罚；当“奴隶”从家中逃走时，他们倒要设法捕捉回来。《忠诚守法镜》关于奴隶行为的下述意见，也是不完全适合俄国情况的。《守法镜》解释说：“对仆役不应忍耐，听任他们啰啰嗦嗦，或像狗一样乱叫，因为仆役总是想得到比主人更多的权利的，对此不要纵容。没有比贫穷、自傲（贫穷和自傲是不大能结合在一起的。——著者）、厚颜无耻和令人憎恶的仆役更肮脏的东西。”所以俗话才说：“魔鬼以贫穷的自傲为乐。”充塞军职人员门庭的“奴隶”是“厚颜无耻”的，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但说他们想得到比主人更多的权利，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意图，只有雇用仆人（他们并无法律根据害怕主人拳击），才会表现出来——如果真有这种表现的话。
俄国读者是否看出《守法镜》中所说的仆役，并不是俄国仆役。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会是很有意义的。然而他们的家庭实践比《守法镜》中所阐述的理论更能符合俄国条件，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
《守法镜》一书获得很大成功。在彼得朝代，它一连出了三版[27]。
三
这样，先进的俄罗斯人是学会了在社会上守礼节，对妇女“讲赞语”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定在学习礼节上比学习“航海学”更有兴趣。文学反映社会风俗的变迁。17世纪上半期某些俄国小说的主角，谈吐间所用语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旧莫斯科的粗鲁笨拙，但这种语言似乎也变得非常讲究，有时夸张甜蜜了。这些老爷们中间有谁谈恋爱，这就意味着他“被爱神的箭射伤了”。他们一经坠入情网，便很快惊喜若狂，也就是失去理性了。如果K.佐托夫向彼得告密，说海军学校中的俄国学员在土伦互斗，并用最卑鄙的恶言相骂，因此他们的佩剑已被没收，那么，小说中的角色的表现却是有教养多了。“骑士”季格纳诺尔生“骑士”亚历山大的气，颇有侠义精神地对他说：“你这骗子，来，同我决斗去！”在合适或不合适的时候，这些有教养的“骑士”都用歌唱来抒发他们的柔情。例如，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爱上了少女埃列奥诺拉，却不望得到她的爱，便出城找到一处凉爽舒适的地方，唱起以下满怀激情的“咏叹调”：
“里勒市啊，我现在看到你的非凡的美丽
[28]：城门光耀夺目，在里面，各种复制品精巧瑰丽！可为什么你要同我斗争呢？
最坚固的城墙围绕四周，建筑物绮丽无比，你手持大军刀！我和你同受创伤！
今天教长给了她赞美，我的勇气消失了，悲哀郁积，我把箭矢抛弃！
啊！埃列奥诺拉姑娘呀！你是最珍贵的发光宝石，满腔愤怒和怨气！请帮助我等待吧——我看到命运现在控制了我，不幸向我进袭！我行将死去，搭救我怎来得及？”等等[29]。
埃列奥诺拉方面，也责备自己的冷淡使亚历山大害了重病，因而痛哭流涕地唱道：
“命运，埃列奥诺拉啊，你毁灭了自己，你给自己的青春带来了悲哀！病引起了骄傲的回答，现在却更增添甜蜜！
可怜的骄傲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最尊重的又是什么啊！你因何失去了健康，陷于痛苦！
爱人呀！来吧！消除你痛苦，不要枉然死去！快来帮助我呀！展开双臂吧，除了教长，还能把希望寄托于谁？”
[30]
由于我国社会活动的不很发展，俄国知识分子在小组中讨论男女间的合理关系时，要比西欧知识分子显得更为慎重。但这个在法国影响之下产生的问题，其在法国国内，也仅于19世纪才被提出。而在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时期，就是在西方也未提出。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俄国骑士”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注意这个问题，即他们力图尽可能增加他们的“情场奇遇”。上面所说的“贵族亚历山大”只想多遇到一些少女或妇人，“结识他们，然后带走”。他是一个十足的女性玩弄者。
事情不仅在于鄙俗。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期待当时的俄罗斯“骑士”在学会了某些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完全摆脱其旧时的笨拙。他们的炽烈爱情的特点是讲求原始的实际。当少女季尔罗应亚历山大的邀请来到他的寓所时，他兴高采烈地扑上去迎接她，一句闲话不说，便告诉她：“我希望得到实惠。”[31]他在争取到她在信中承认爱他以后，便兴冲冲地以为“收到了许以实惠的信”。可是同这部小说的另一角色贵族弗拉基米尔相比，亚历山大还不失为一位绅士。弗拉基米尔在对女人的关系上更显得是一个卑鄙的坏蛋和最凶恶的野兽[32]。他将某一丹麦男爵的见解详告亚历山大。这个男爵断然宣称，我们大家的爱只是为了取乐。至于他怎样理解在爱中“取乐”，这可从他的如下歌词中窥见：“不要给（所爱的妇人——著者）以意志的自由：时常打她耳光，让她像奴隶般站在你的面前，经常不断地诚惶诚恐！”
我同意，当小说的作者要丹麦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诗意更多地表现了他在本国所见，而不是他对西欧道德风尚的理解。将妇女完全看为奴隶，并且用打耳光来对付她，是同旧时代的莫斯科人的概念和习俗相符合的。
这部小说中的角色不但喜欢玩弄女性，而且爱好奢华，俄罗斯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33]到达奥国后，“租了一所部长官邸，装饰富丽，月付租金50金卢布……。他雇用了50名仆人，给他们做了金边制服，衣着阔绰，像这样的制服，就是在奥国宫廷里也是没有的”[34]。爱好奢华的陈设，同样比学习“航海”学或地质学更为容易。
但是，应该说句公平的话。前述小说所以值得称道，还在于其中的主角确信学问之可贵。例如，小说在记述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时，说他“由于科学和服务”受过很大的光荣，因为他很熟悉海洋科学，知道海上岛屿的位置，知道海洋的深浅、急流、风向、天上星球，以及气流。由于这种科学知识，他做过船长，所有的老水手都很推崇他。
贵族亚历山大于成年时向他的父母说了以下傲慢，但却有特色的话：
“现在全世界的习惯是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派他们出国学习各种光荣的事物，因此，我，您的奴隶，决心请求您允许我出国旅行。我知道，您的热情和慈爱当然不主张我们分离。但我仍恳求您不要把我等闲看待，因为您如留住我，是会给我造成永远的耻辱的，那样，我怎能称为贵族，又怎能受到赞扬呢？不仅不配受到赞扬，而且不配称为贵族啊！请发发慈悲，不要让我受到永远的耻辱吧！”
最后，《王子阿尔希拉邦传记》一书的作者写道：“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克极爱王后玛丽亚·克鲁斯季娜，生一子，生后便命名为阿尔希拉邦。阿尔希拉邦于5岁时被送到学院学习各种语文和工具，在学院待到16岁。”[35]这第三部小说所写的可能是18世纪中期的事情。但小说所表现的却纯粹是彼得的科学观：学习科学就是要学习各种语文和“工具”。阿尔希拉邦自5岁至16岁都在学习，而在“相当学好了各种语文和工具”的时候，却参军服役。这又是完全符合彼得改革所形成的习惯。
根据其他资料，可以看出小说文学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业已开始的学习观的改变。在“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里，收入一篇《父亲对出国留学的青年儿子的训词》[36]。显然，波索什科夫不是这篇训词的作者，但在这里，这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这篇训词的内容。训词的无名作者是这样教训他的儿子的：
“由于在知与不知之间有巨大和艰难的间隔，因此要珍惜你青年时代的时间。出于父母的关怀，我劝你不要把任何一点钟浪费在徒劳无益的、不需要的事情或玩乐上。要知道，时间是最可宝贵的，时间的每个部分、一点钟或一天，都是一去永不复返的。谁不浪费时间，谁就不仅会有光彩的世界，而且会达到未来的永久幸福。为此，必须不虚掷任何一天或一点钟，而尽可能规规矩矩地把它花在学习科学上”。
在儿子的学科选择上，父亲所写的训词，也是完全站在他的时代的观点上的。他说：
“为了便于迅速获得科学知识，我劝你学德文，否则学纯粹的法文，开始时用你所选学的语文学算术，以及数学，入了门径和基础后，便学几何学、建筑学、筑城学、地理学、海陆绘画学、指南针以及太阳和主要行星的运行”
[37]。
为什么要学数学、建筑学等等的理由，也是值得注意的。所以要学这些科学，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当工程师或舰长”，而是为了能够监督外籍官员。“如果接受某种工程委托的外籍官员要对伟大君主的城市进行危害……，那你就能够用你胸中这些科学知识……去了解实况……从而取得伟大国王和君主的赞赏，获得光荣；而这些外国人亦将由于害怕你而不敢为所欲为”[38]。
在《瓦拉穆术士的谈话》里，业已看到对外籍官员的不信任。随着外籍官员来俄者日众，这种不信任势必增加。这对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是有其影响的。
彼得改革不仅教会了先进俄国人尊重科学和“工具”。它也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个他们前此几乎完全不知道的新世界。莫斯科国的居民历来就不是什么株守家园、不肯出门的人；相反，他们情愿去到“新的地方”，——他们的这种意愿是如此强烈，以致不得不将他们固定在原来的住处。尽管有些住在距离立陶宛边境不远的军职人员和农民，有时离开立陶宛罗斯，想在西方找一栖身之所，但一般说来，他们是宁愿去东方的。他们的思想意境也是倾向东方的。我希望读者还记得，16世纪的莫斯科政论家佩列斯韦托夫屡次把土耳其当作模范。《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本来想说：“在别的国家”，却失误（Lapsus linguae）地说：“在别的汗国。”彼得改革时起，情况改变了。先进俄罗斯人的眼界是转向西方了。我们熟识的俄国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出生于“俄罗斯欧洲”。他在旅行荷兰、英国和法国后，仍旧扬帆回到“俄罗斯欧洲”。美丽的佛罗伦萨国公主伊拉克丽娅在向他谈到她的不幸时，告诉他曾有“俄国商人乘船从欧洲”怎样来到她的国家。由此可见，俄国似乎已主要地被看为“欧洲”了[39]。
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也不放过机会告诉公主，他就出生于“俄罗斯欧洲”。同时，他在谈到他的旅行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位贵族水兵在西方感到非常舒适，而且一切人对他都很敬重：
“我奉派到荷兰学科学，在那里受到荷兰商人的敬重，荷兰商人将商品交到船上，从那里运到英、法，再从英、法回国，获利甚丰，所受敬重超出名门子弟”
[40]。
在彼得改革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其中的角色大部分都不懂地理，而将西欧城市和国家的名称肆意歪曲。但这绝不妨碍他们怡然自得地相信，整个欧洲都对他们的功绩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俄罗斯的骑士”亚历山大由于受到一名英国高级海军军官的侮辱，高傲自信地向英国国王说：“我希望，而且您也已经知道，整个欧洲将支持愤怒和胜利的骑士。”[41]这自然是可笑的。但这却值得注意，因为这是那一过渡时期的象征。
最后，我还要指出小说中新人物的两个性格特征：
这些先生们虽然热中研究恋爱学，虽然时常使人感到“惊奇”，而且频繁地唱出感人的情歌，但却有时表现出非常残酷。我在上面已多次提到的贵族海员科里奥特斯科伊先生，便曾命令对偶然落在他的手中的佛罗伦萨海军将官，施加“暴君式的酷刑”，因为这位将官有一次想将他溺死海中：他“命令将这位将官吊在皇军面前，活活剥皮”[42]。这很适合伊凡雷帝的胃口，但可惜，这同伟大改革家的习惯也相去不很远。
第一，“骑士们”继续用旧眼光看待臣民对君主的关系。当奥国皇帝请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与他同席就餐时，他“恭敬地”回答说：
“伟大的皇帝，看来我不应坐下，因为我是您的奴隶，我不应同陛下一道坐下，而只应站在陛下的面前。”
这位皇帝反驳说：
“您干吗推辞呢？因为我看您很聪明，才真心赏识您；就令是我的臣民，只要我赏识他，命令他坐下，他便得听话；而您却是来我这儿做客的，请坐下吧！”
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完全是按照旧莫斯科方式表达其对奥皇的敬重的。
阿凡纳西·弗拉西耶夫被伪君季米特里派往克拉科夫，代表沙皇参加玛琳娜·姆尼舍克的订婚礼。在请他同皇帝同桌吃饭时他不肯吃，因为在这样高贵人物面前，奴隶吃饭是不礼貌的，他只要恭敬地站着，看他们吃就行了。午宴时，他坐在皇帝的未婚妻旁，不停地当心别让自己的衣服碰到她的衣裙。在行订婚礼时、他同玛琳娜握手之前，先将自己的手包着。
读者会同意，可爱的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很像阿凡纳西·弗拉西耶夫。他在同奥国皇帝谈话时，自称为皇帝的奴隶，纯朴地以为这是对皇室大人物应有的礼貌。他毫不理解，奴隶是一回事，而臣民则是另一回事。但我们知道，彼得也禁止俄罗斯人用自卑的名称——如万卡、先卡等等向他写呈文，然而他的臣民却仍旧是他的奴隶。因此，关于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的小说，在这里也是忠于它的时代精神的。
彼得改革没有消除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基础。它在相当长时期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这些基础。因此，军职阶级对最高当局的态度不仅保持了旧的性质，而且更加突出了它。但是西方的榜样对于军职人员——特别是对于最高级的军职人员——的思想，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这在彼得死后不过几年工夫，便相当明显地表露出来了。然而这是后话。
四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公正地指出：彼得及其亲近的辅臣，并不像有些人根据伊·波索什科夫的话（波索什科夫说过“他〔改革家〕在山上连同自己不过十人往上拉，而山下则有成百万人往下拉，他的事业怎能顺利进行呢？”）所想象的那样孤独。现在已很难有人会反对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这一见解了。对于那些仍然怀疑这一见解的正确性的人们，可请他们看看我刚刚提过的已故学者的极为详尽的著作《彼得同代人关于改革方案的记述》（圣彼得堡1897年版）。这部著作很明显地表明，彼得的许多改革计划都是从他的辅臣那里得来的。可是，在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以前，П.Н.米柳科夫在前引著作《18世纪头25年的俄国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中，表示了同一思想。П.Н.米柳科夫断言，在彼得改革中，皇帝个人的创举，其范围之狭小远远超过一般假定。他说：“问题是由生活提出，而由多少有些学问的人表述的；皇帝有时抓住这种表述的主要思想，或者——也许，更常见的是——抓住其实用的结论；至于在实行过程中关于业已提出、表述和批准的主张的各种细节的必要讨论，则由皇帝交给政府和提出倡议的顾问负责，结果制成命令。”[43]这一结论无论对于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都是很重要的[44]。但是毕竟最有意义的还是看看改革时期在命令制成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彼得的命令几乎经常要求人民作出巨大牺牲[45]。这一情况在人民中引起了巨大不满。此外，这些命令还破坏了许多旧的习惯，牵涉到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这更加剧了彼得命令所引起的不满。甚至军职阶级，他们同莫斯科居民的其他阶级相比，对改革虽是较少敌意的，但也怨声载道，进行抵抗。固然，他们的抵抗经常是消极的。贵族不曾像哥萨克那样实行变乱。然而就是消极抵抗也对这一改革危害很多。彼得和那些向他提出改革计划或同他一道制定其所设想的计划的同代人，经常都是少数。波索什科夫的话不是完全不对的。愿意“在山下”往下拉的人是比“在山上”往上拉的人，多得不可比拟[46]。我们假定彼得有无限的权力，而且很乐于非常广泛地使用这一权力：对于暴乱者，“竭尽”杀戮之能事，对于消极抵抗者，处以残酷的拷打和苦役。他的命令满篇都是威胁。一位外国作家公正地说：他的命令是用鞭子写的。然而皇帝和他的辅臣无论多么坚信刑罚的挽救能力，却不能不认识到为了改造俄国，只靠绞死暴乱者和鞭打折磨或放逐“工厂缺勤者”是不行的。他们力图使国内的舆论站到自己方面来。改革的敌人不仅口头上埋怨，而且写出了大量“暗中传递的书信”和其他书面抗议。彼得不愿在文字上向敌人屈服，因此他的命令不仅用屠杀和无情惩罚进行威胁，而且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说服。就这方面说，命令不愧是一种不寻常的政论家著作。
尤其不寻常的是1702年颁布的关于号召外国人前来俄国的命令。这一命令长篇大论地谈到改革的意义和利益。命令写道：“所有在我们的最高当局管辖下的国土都知道，我自即位以来，一切努力与意图都是要使国家的管理能够增进全体臣民的福利，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幸福地生活。直到现在，我都在尽力保持国内的安宁，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犯，竭尽所能改善和扩大贸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不得不在管理上实行某些必要的和符合国家利益的改革，以期我国臣民能够更方便地学习迄今所不知道的知识，从而能够更技巧地进行商业事务。我为了增进对外贸易，业已发布必要的命令，成立各种皇家机关，而且往后还决意这样做。由于目前的情况未能符合我的愿望，我国臣民还未能完全安静地享受其劳动的成果，所以我还想用其他办法来保证我国边境不受敌人侵犯，保全我国的权利和财产，并像一个基督教君主所应做的那样维护基督教的安宁。为要达成这些善良的目的，我特别要努力建立最好的军队，使其成为国家的支柱，这个军队不仅要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而且要有良好的制度和纪律。为使这件事做得完善，应敦请外国人士前来我国。凡能有助于实行这一目标，能对此有所贡献，具有有益技艺者。无论在我国服务或留居我国，都无不可。本文告及其下列条款，应到处宣布，印刷后公布全欧。”[47]
另一例子。彼得在颁布关于贵族领地不可分割的命令（即所谓长子继承制命令，虽然这一名称是不正确的）时，对于这一命令的好处解释说：
“如果把不动产总是留给一个儿子，而把动产留给其他儿子，则国家收入更易整顿，因为就令收得少，从一个大户收税也更为满意；而且这时只有一户，而不是五户，这使所属臣民得到益处，而不是使他们破产。第二个理由是：门第不致衰落，它将通过荣耀的高大房屋而显得不可动摇。第三个理由是：其他儿子不致游手好闲，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服公职，学习、经商及其他途径赚得面包。这一切他们是为了生存而做的，但对国家亦有益处”
[48]。
又如《宗教规程》。这不只是一个规程。这同样是一篇政论家的著作，政论家表现出显著的辩论爱好与才能。在关于僧侣和寺院的命令里（这篇命令部分地补充了《宗教规程》），政论因素属于主导地位。命令包含着自古代犹太人以来的整个僧侣史：
“犹太人就曾有官，像僧侣那样的官，表面上很讨厌（《俄国史》第4章），但根据誓约，他们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基督教徒也提到僧侣的官职，认为他们的产生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但后来却“给社会带来危害”。在非斯拉夫人之间造成迷惑。命令的作者说：这显然是正确的。“我们将在这里予以证明”。他们事实上也尽力作了证明。
彼得对于僧侣的看法，一如他对所有其他事情的看法，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但他认为僧侣利少而害则很多。彼得引述拜占庭在某一时期的历史，认为当时一些希腊皇帝“在放弃其称号以后，开始伪善”，屈服于“某些骗子”的影响。骗子们逃避劳动，力图兼“别人的劳动”而生活。他们在从黑海甚至到查尔戈罗德（帝王城）这一条全长不过30俄里的运河沿岸，就建造了庙宇300余座；至于其他各处，庙宇的数目更多，而且“都有巨额收入”。这些“坏疽”完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其他疏忽和这一原因，导致了巨大灾难：当土耳其人包围查尔戈罗德时，能找到的战士，不到6 000人”。
如果相信命令的作者，则庙宇给俄罗斯国家带来的利益，不比它们带给拜占庭的多。“因为现时僧侣的生活是兼其他章程得来的收入来维持的，为害殊为不少。他们大部分都是不劳而食的人。游手好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许多分裂教派的迷信和扰乱治安的歹徒由此产生，这是人所共见的。”
彼得对于游手好闲和僧侣迷信，尤为不能容忍，因为僧侣在我国都是来自农民，而农民当然应该工作，而不应该夸夸其谈。农民在获得僧侣称号后并不放弃世俗福利；相反，却比以前享受得更多。“因为房屋是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国家和地主，成为三重贡品，在庙宇里，一切都是现成的；而自由的农民工作着，只有三分之一的收成归农民自己。”同时，他们既不学习，又不读圣经。结果，他们对社会完全没有任何“利益”。旧谚语说得好：“他们对神、对人都一无是处”。彼得禁止农奴剃度为僧，只有取得地主的“放行证”者除外。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也规定必须审查姓名，年龄，为何剃度，地主为何解放了他，是否识字等等。不识字的农民，庙宇是不收容的[49]。
这一命令是由彼得会同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制定的[50]。由此可见，就在以政论家的姿态出现时，彼得也不孤独。1714年的命令，即所谓关于长子继承制的命令，我在上面已经略有摘录，其论点也不完全属于彼得一人。据П.Н.米柳科夫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其最主要论点都是彼得从费奥多尔·萨尔特科夫的一部著作中抄来的[51]。毫无疑问，彼得在政论方面的最积极助手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这人可称为改革时期的最多产和最有天才的政论家。
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教，从各方面为彼得改革进行了广泛的、不懈的辩护。例如，莫斯科的呆板思维，对于彼得及其军职人员的出国，是不能苟同的。因此，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必须论述出国旅行的益处。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讲词”里，他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至大。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光荣的诗人叶林斯基·奥米尔在《奥德赛》一书的篇首，对小说中长篇歌颂的希腊英雄奥德赛作了简短的赞扬不是徒然的。赞扬虽短，但伟大，内容虽简，但益处很多。”[52]
按照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旅行一般地增进旅行者的智力，特别是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但是，如果普罗科波维奇不同时从军事的观点来观察旅行的益处问题，那他就不是彼得的辅臣了。他以为根据这一观点，彼得的旅行甚至是最有益处的。
“特别是军事，虽说困难，在旅行中也可学得很多。地图是行军时用得很多的，但总不及亲眼看到国家、城市和人民那样便于进行考虑。在地图上看不到什么样的堡垒，也不知道何处有希望，何处有危险，不知道人民有何技艺，人民心境如何。地图上看不出何处便于进军，何处对通过、渡河、扎营、交战等等有困难之处。只有旅行才能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在自己的记忆里绘成活的地图。所以，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除非高飞远眺，是不能有所认识的”
[53]。
五
最珍贵的新政之一是海军，海军建设引起了强烈反对。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必须挺身而出，拥护海军。1720年9月8日在彼得堡的《颂扬俄罗斯海军、颂扬俄罗斯兵船击败瑞典舰队7月27日取得的胜利的演说词》里，他把航海问题提到哲学和历史的高度。
这篇演说词把航海当作上帝为了对人类进行文明教育而选择的一种手段，是完全同他的宗教宇宙观相符合的。
“圣明的创世主认为人类是彼此友爱的，所以不喜欢世界上所有各国都生产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实，因为那时这些居民对那些居民，那些居民对这些居民，都注意下面情况，即是彼此无互助的要求。创世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后，原期望彼此之间能够互助，能够友爱联合。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在陆路交通上远近相接，所以伟大的上帝便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国家能够相互往来。由此可见，海上船舰是多么需要。由此可见，不爱船舰就是不爱自身的幸福。那样，上帝也就对我们的幸福不再关心了”。
不过，普罗科波维奇认为不必对海军的一般利益多所发挥，因为任何“通情达理的人”对此都能理解。他迅即转而考察海军对俄罗斯国家的利益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毗连许多海洋的国家里，没有海军是可耻的。“我们从海上举目远眺，只见客人来来往往，而自己却于此道一窍不通。”因此，我们的海域并不属于我们。此外，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侮的。
“尼罗河上的陆地动物是很难对付鳄鱼的。同样，俄罗斯呀！如果你不按照上帝的仁慈意旨、唤起建设海军的奋起精神，你就很难在你的海域里对付敌人！”
[54]这样，海军的建设，归根到底也是上帝的意旨了。所以，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自然要请他的听众为俄国海军的产生，为俄国海员的胜利而感谢上帝了：
“我们颂扬给我们光荣的上帝，感谢给我们欢乐的上帝：他的事业就是俄罗斯舰队，他的仁慈就是俄罗斯海军巨大的力量和战果，他使我们的国王蔑视小船小舰，他使沙皇的心灵热衷于舰队的建造，他决定恢复和扩大我们的海域，他预示用海军武装起来的海域的强大和胜利。让我们感谢上帝，现在感谢，永远感谢”
[55]。
如所周知，彼得于1709年初向戈利岑公爵询问：“在僧侣中有无从兄弟寺院来的可疑人物？”他得到的答复是：“我在整个基辅找到一人，他就是从兄弟寺院来的一名官员，但他对我们都很体谅。”这个官员就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他同彼得接近以前，就已对改革抱着“体谅”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705年在学生时代写的“悲喜剧”，也是以改革、即以在俄国实行基督教为主题的。“悲喜剧”的名称是：《弗拉基米尔，斯拉夫俄罗斯各国公爵和国王从不信教的黑暗到圣灵带来福音的光明》。后来，Н.И.格涅季奇发现，在这一悲喜剧里有一些在那个时代连窃窃私语都不敢表述的思想。事实上，许多人觉得《悲喜剧》是过于勇敢的，是充满了反对僧侣的尖刻议论的。彼得死后，马克尔·拉德舍夫斯基密告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把东正教的主教、司祭称为术士和法利赛人（伪善者），……把俄罗斯的神甫称为伪善者和笨拙的术士，把修道士称为黑衣庄稼汉和蛆虫。他想把僧侣和修道士尽行消灭。”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了。他说，他所攻击的不是所有整个神甫，而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因为这些人用不着，也不配有这种称号，他们在道德上是堕落的[56]。彼得在世时，普罗科波维奇可以不怕告密，因为彼得大帝本人也讨厌“寄生虫”，在他的眼光里，对改革的同情不能不是一个大的功绩。彼得死后，时代就不同了。
但不要以为普罗科波维奇对彼得改革表示拥护，在当时的俄国僧侣界是一个例外。颇多出生于小俄罗斯的僧侣也都对改革抱着“体谅”的态度。他们当中有些人一般拥护改革，特别是拥护海军的，可以说他们很内行（Ex Professo）。我现在引用几句加夫里尔·布任斯基的话，他是1719年被任命为海军总修士祭司的。他在布道时说，没有海军的国家仿佛是一只想单翼而飞的鸟。他还热烈地描绘了商人给国家带来的“非言辞所能表达”的利益。他说“任何一个王国不能没有商业而自足”。海军另一修士祭司揭发了彼得改革的主要敌人——分裂教派，并把《尤斯特·李普西伊从历史学家著作中收集的拉丁文政治训词和例证》译成俄文[57]。
总主教职地方视导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对彼得的许多措施是不同意的。太子阿列克谢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党，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我国当时的神权完全屈从于俗权，所以亚沃尔斯基也不得不勉强按照自己的方式维护“皇帝的意志”。就热诚拥护海军而言，他并不亚于普罗科波维奇。他在这里，似乎并不虚伪。
他将彼得比作诺亚，他觉得诺亚是第一个海上能手和海军将才。俄国因为有了一位新诺亚，比以前无可比拟地居于更有利地位。以前“俄罗斯人不知道任何地方的消息，别国的道德风俗和政治，都一无所知，因而不得不忍受别国的辱骂责备和许多使人苦恼的事，像无知的婴孩和少年一般，除家中事外别无所见”。现在上帝用彼得的钥匙打开了俄国的大门，俄国可以通过这个大门而与世界其他部分交往了。海军不仅在教育的意义上，而且在发财致富的意义上，也大有益处。“有了海军，可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到各国，看到各国的政治形势，城市的美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道德风尚的不同和许多前所未见的奇怪现象。有了海船，可以迅速增加财富。一个孤零的城市（彼得堡）只有亏空，有了海船和码头，它就可以弥补亏空了。你的大篷车队要到中华帝国去吗？小事情：一艘海船就比得上一个车队，而且海船不用马，不要饲料，没有损失，不折车轮，也不用很多仆役”[58]。
所有这些政府的政论家的出发点，就是要迫使俄罗斯人的行为适合他们的利益的需要。彼得在他的各种命令里不断重复了这一观点。在1723年的命令里，他说：“我们的人民如像儿童，不曾学习，不懂字母，当教师强迫他们学习的时候，最初觉得苦恼，但在后来学成之后，才知感激，才知现在的一切事情不都是强迫做成的吗？从此听到许多感激之声，从此产生了效果。”[59]
然而只有对服从的人，才可强迫。尽管俄罗斯人本来就没有抗拒最高政权的习惯，但政府的政论家却都异口同声、向他们反复强调不服从的害处。传教师在指出不服从的害处时，总要强调不服从地上政权是坚决不允许的，而且是会受到天上政权的严厉惩罚的。天主教的神甫在论及不服从世俗政权的害处时，还不时附带说明，而在这里却连附带说明的影子也看不到。
六
西欧的开明专制理论家时常表示他们深信“强迫”的必要。人们也把我们的彼得称为开明的专制君主。这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在谈到彼得的开明专制时，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已多次指出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东方君主专制国家的专制同西欧国家的专制有所区别。东方的专制君主有权任意处理其臣民的财产，而在西欧的君主专制下，国王则只能在法律或习惯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其臣民的财产。在这里无须重复说明，这一差别的产生完全不是由于西欧君主在道德方面优于东方君主，而只是由于两处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但事实仍旧是事实：彼得在完成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东方专制君主的无限权力，而且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权力。他力图发展俄罗斯的生产力，一开始便使俄罗斯的一切现有力量完全受制于国家。他在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雇用了许多外国采矿技师。回国后，他继续大力关怀欧俄和西伯利亚的矿业发展。为了保证其发展采矿事业的各项措施的成功，他在1700年便已授权每人在全国范围内，不顾土地所有者的意向而找矿。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矿石的地主，有权申请在这些土地上设厂。如果他们不愿或无力行使这一权力，则将这一权力授予任何愿意创办新事业并具有必要资本的人，“务使上帝赐予的地下宝藏不致白白留下。”凡隐匿矿床或阻碍他人建厂者，处以肉刑和死刑。无论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对于最高当局肆无忌惮地处置他们的财产是多么习以为常，但是对于彼得因关怀矿业的发展而对他们的产权实行新的侵犯，毕竟最少引起了他们的消极抵抗。由于没有公开反抗沙皇命令的可能，土地所有者便迁怒于采矿师。彼得“获悉采矿师在找矿石和矿藏中受到重大侮辱和干扰”。因此，他于1722年命令贝格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彼得为了发展俄国采珠事业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值得注意的。1716年的命令要求无论何人都不得妨碍韦利亚舍夫船长和他所派出的人员采珠。韦利亚舍夫有权雇用熟悉这一业务的任何人。如果这种人不愿受雇，他可强迫他们工作，每人每月发给三卢布，同时严格监督他们，使其勤奋工作。
因为建造军舰需用优质木材，彼得事实上将森林变为国家财产。当时有许多禁林，虽业主亦不得侵犯。凡砍伐造船所用树木者，规定处以死刑。但后来彼得认为必须减轻这一刑罚。对于砍伐柞木者，只是……割其鼻，并流放服苦役。最后，这一刑罚也觉得——您应同意，不是毫无理由啊！——过于残酷，便用货币罚款来代替：砍伐柞木一株，罚款15卢布，砍伐其他树木，罚款10卢布。但对于累犯者则仍保留鼻刑及苦役。
私人的渔业所有权，也为了国家利益予以剥夺。
1722年5月命令将以前由国有牧场饲养的细毛绵羊，按照村庄的数目，分发给世袭领地的领主。甚至不愿接受这种绵羊的人们，也必须接受。换句话说，为了发展呢绒生产，照管细毛绵羊也成为加给居民的一种实物贡赋。
为了这一同新建军队的需要密切相关的事业的利益，不仅将绵羊，而且将牧工也都发给许多领地所有人。对于牧工，不问其愿否为某一领主工作，一如对于采珠工，不问其愿否接受韦利亚舍夫船长的雇用。国内的劳动居民视同国家的私产。研究工艺也成为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1712年命令全国各省从铁工、木工中选择精于业务的青年315人，教他们制作枪身、枪机及枪托。此外，每省应派出两人学习制鞍工艺，以备军用。凡熟悉某项工艺者均应于接到政府要求后立即前往参加国家工作。1709年派到彼得堡从事城市建筑者达4万人，石匠及制砖工人尚不在内。1711年又要求从各省派出技工，从事军舰制造工程等等。
彼得对于劳动居民的观点，从下文可以最明显地看出。他在1702年9月命令舍列梅捷夫“购买一批里夫兰农民，将他们送到俄国，在粮食歉收地区落户，以便通过他们，教育俄国人更好地耕耘土地”。这一办法获得了意外的良好结果。在有了大量俘虏的情况下，购买“芬兰人”已无必要。舍列梅捷夫答复沙皇说：“陛下命令购买发送芬兰人和拉脱维亚人，托陛下宏福，无须购买。可以发送的不只1000，但运输困难。”然而尽管困难，还是向莫斯科发送了男女共600人[60]。
为了欧化俄国，彼得使居民在对国家关系上的无权地位，达到逻辑的极端，而这正是东方专制的特点。沙皇——改革家一方面对劳动居民（“对国王的孤儿”）不讲客气，同时也认为对军职人员（“对皇帝的奴仆”）没有客气的必要。学习各种技术知识（研究“航海”学和“工具”）也成为多如牛毛的实物贡赋之一，即成为贵族的实物贡赋。我们已经知道，贵族对于这一义务是执行得很坏的。但毕竟还在一定程度上（尽管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执行了。国家元首对贵族的器重，也是按照他们对自己的义务的执行程度和他们对本职的修养程度而定的。彼得不断教诲贵族，他们只有通过服役才能成为“高贵”，而有别于“卑贱”，即有别于普通人民。然而如果只有服务才能使贵族成为“高贵”，则将贵族的权利授予任何服役有功的人，也是完全自然的了。彼得便是这样作的。根据1721年1月16日命令，凡服役到尉官职称的人，都为世袭贵族。彼得在次年一月制定著名的“官阶表”时解释说：出身高贵门第的人，在其对国家和祖国立功以前，不得到任何官阶。前此数年，——1714年2月——规定出身“贵族门第”的军职人员，凡未在近卫军中通过士兵服役，“不通晓士兵基础知识者”。均禁止晋升为军官。1716年军事章程规定，“俄国贵族除在近卫军服役外。不得以其他方式留任军官”。因此，近卫军部队主要为贵族部队。在完全由“贵族子弟”组成的近卫军团队里[61]，有300名列兵具有公爵爵位。克柳切夫斯基说：“贵族近卫军军人像士兵一样住在营房里，领取士兵的口粮、执行一切列兵的工作。”[62]同时，贵族列兵时常由服役有功而出身“最卑贱”的人指挥。这样，门第在官阶面前是瞠乎其后了。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这个过程至少自伊凡雷帝以来即已明确：近卫军的建立，就是为了迫使门第退到功绩的后面去。在使俄罗斯欧化的时候，彼得在这里也把那种使俄国接近东方专制的特点，发展到了极端。由于误解，人们有时将这一特点看为民主的象征。例如，在М.П.波戈金的某些历史见解里，在库科利尼克的某些“文艺”作品里，便是如此。事实上，这一特点同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一特点占优势的制度，是与民主制度直接对立的：在这种制度里，除一人外，所有的人都被奴役；而在民主制度里，则所有人都自由，最少在法律上（de jure）都自由。一切宪法，凡以比较多的特权者自由为其特征的，则均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彼得使近卫军在成分上变为贵族的团队，从而使有军职的贵族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近卫军在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是当局的一种盲目工具，而在控制薄弱时，便成为罗马式的禁卫军或土耳其式的亲兵[63]。事实上，在彼得的几个继位者时期，近卫军时常起了禁卫军或亲兵的作用。但是发挥这种作用并不妨碍他们仍旧成为剥削被奴役的农民劳动的地主。他们以这种地主的身份提出某些要求，虽专制皇帝亦不能不予考虑。这些要求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破坏了俄罗斯居民所特有的无权平等。贵族逐渐变为特权等级。而由于近卫军的组织无疑地促进了所提要求的实现，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彼得通过军队的改革促进了军职阶级的等级特权的发展。同时，不应忘记，在彼得的继位者时期，扮演禁卫军或亲兵角色的贵族，由中央政权本身坚决促使其与西欧人作某些接近的。毫不足怪，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禁卫军或亲兵对西方各种政治概念的认识，是彼得改革前罗斯军职人员所从未有过的。
贵族根据沙皇的命令而获得的知识，从来就不广泛。他们自10岁到15岁必须学算术，初级几何学和神学。15岁以后，停止强迫教育，开始强制服兵役。政府一方面关心军职人员不要荒废学业，同时又一样关心不使学业妨碍服役。1723年10月17日的命令禁止官员子弟在15岁后留在学校，“使他们不致用学习的名义而逃避兵役”。不过，当时的贵族虽然喜欢逃避兵役，却不习惯在学校里逃避它。在应当学习的时候，他们的代表情愿说“不知下落”，正如在必须将他们送去服兵役时一样。
有时他们向某一学校报名，避免进入他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另一学校。某次，许多贵族不愿进入数理学校而向莫斯科神学院报名，“彼得命令将神学爱好者送到彼得堡进海军学校，强迫他们在莫伊克打钉子，以示惩罚”[64]。
当然，情况只能是这样。在这种前此几乎没有教育的社会环境里，怎能有对教育的强烈爱好呢？尽管在那时的俄罗斯，彼得不算孤立，然而就以许多在他的庇荫下的“小学生”而论，史学家的下列严格批评也是适用的：
“改革的助手并非出于自愿。这些人并不是从心里真诚拥护改革的。与其说他们是拥护改革，不如说他们是攀附改革，因为改革给他们以有利的地位……效忠彼得并不就是效忠俄罗斯。祖国的概念对于他的臣仆还太高深，不符合他们的文明程度。最接近彼得的人们不是改革事业的活动家，而是彼得个人的宫廷仆役……他们是在这个横征暴敛的警察国家教育出来的真正儿女，这个国家充满了彼得的专横独断，对法律和人的个性的蔑视，充满了道德情操的衰退……”
[65]
更正确地说：在莫斯科的世袭君主专制国家，个人比在西方横征暴敛的警察国家更少受到尊重，而法律则更多地受到蔑视。世袭君主专制这块土壤，是完全不适宜于发展教育的。但是，如果在彼得前的时期，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个别人真诚倾慕西方的习俗和西方的科学，那么自然应该期待，在彼得和彼得以后的时期里，这种人即便是例外，也应成为更常见的例外了。事实上，自彼得改革以来，我们看到在罗斯不断出现西方启蒙运动的拥护者。俄国的社会思想就是在这种人中发展起来的。彼得的最亲密辅臣之一，即我在上文多次引述过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本人就是这种人，他把这种人称为“学术侍从”[66]。
“学术侍从”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甚至是非常卓越的。现在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作些进一步研究。
[1] 耶稣教节日，传说天使于这一天告知圣母，谓将生耶稣。——译者
[2] 引自《И.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1卷，第276页：《古代俄国文学》。
[3] 每指尺约合9英寸。——译者
[4] 引自《吉洪拉沃夫文集》第1卷，第284、285和286页。
[5] 关于这一点，参阅《吉洪拉沃夫文集》同卷，第283、284页。
[6] 同上书，第289页。
[7] 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146页。
[8] 同上。
[9] 《祖国杂记》，1846年，第8卷，《科学与艺术》篇，第136—137页。
[10] 佩卡尔斯基：《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146页。
[1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230页。
[12] 《约翰·高特利·福克洛特和奥托·普里亚笔下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里斯特·赫尔曼博士编，莱比锡1872年版，第102页。（Russland unter Peter dem Grossen nach den handschriftlichen Berichten Iohann Gottlieb Vockerodt’s und Otto. Pleyers， Herausgegeben Von Dr. Ernst Herrmann. Leipzig， 1872，P.102.）
[13]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14页。
[14] 关于莫斯科罗斯为改革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米柳科夫的著作《17世纪头25年的俄国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圣彼得堡1892年版），作了最好的论证。
[15]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14页。
[16] 必须承认，这位戈利岑就是在国内，也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伟大，虽然不是表现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他是“少数达官显贵之一，有勇气在1718年拒绝彼得大帝之命，不在处死皇太子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判决书上签字”。（A.科尔萨科夫：《安娜·约安诺夫娜女皇登极记》，第10页，喀山1880年版）
[17] 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主角，此处指萎靡不振之人。——校者
[18]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Russland unter Peter dem Grossen），第106—107页。
[19] 同上书，第107页。
[20] 佩卡尔斯基：《马特韦耶夫伯爵1705年巴黎游记》，《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uк ）杂志，1865年，第57卷，第61页。
[21] 《П.А.托尔斯泰旅行日记》，《俄国档案》，1888年，第1卷，第193页。
[22] 这部书的第二个标题准确地规定了该书的实际用途：量度的方式或数学的原则，借此简易和新颖的方法，迅速进行土地测量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工艺。佩卡尔斯基，同上书，第2卷，第173页。在过去，研究几何学被看为罪过。笃信宗教的人们说，对几何学的任何爱好，“都是对神和天主的渎犯。……”
[23] 《П.A.托尔斯泰旅行日记》，第182页。
[24] 布克哈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Burklardt，La civilisation en Italie au temps de la Renaissance），1885年，巴黎，第2版，第185页。
[25] 守法镜（Зерцало）为帝俄官厅陈设品，上面贴有彼得大帝关于守法的谕旨。——译者
[26] 佩卡尔斯基：《马特韦耶夫伯爵1705年巴黎游记》第2卷，第382—383页。
[27] 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2卷，第383页。
[28] 事情发生在里勒市。
[29]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55、132、135页。
[30]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33页。
[31] 同上，第151页。
[32]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66、168页。
[33] 《俄罗斯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和佛罗伦萨的美丽公主伊拉克丽娅的故事》一书的主人翁。见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同版。
[34] 同上书，第118页。
[35]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90、109、123页。
[36] М.П.波戈金出版。
[37] 《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第207—208页，莫斯科，1842年。
[38] 《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第208页。
[39]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08、110、115页。
[40]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16页。
[41] 《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60页。“愤怒和胜利的骑士”就是我国的贵族海员亚历山大。
[42] 同上书，第128页。
[43]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514、587、588页。
[44] 特别是对于那些研究“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人们。
[45] 正是П.И.米柳科夫比所有其他人更有说服力地对此作了证明。
[46]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自己说过：甚至彼得的最亲近辅臣也不经常像他本人那样热衷于改革。在他死后，新政府保存了全部最主要的新政，但在支持许多新政方面和进一步发展，却既无力量，也乏热诚。（见《枢密院对彼得大帝改革的评议》一文，载《往事回忆》论文集，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页。另参阅他的论文《枢密院成员对彼得改革的意见》，载《全集》第2卷，第373—404页。）
[47] 录自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44页。
[48] 同上书，第4卷，第151页。
[49] 《宗教规程》，莫斯科版，第117页。
[50] 这一命令的全文，见П.奇斯托维奇：《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及其时代》附录，圣彼得堡1808年版，第709—718页。
[51] 关于从英、法、德及其他欧洲君主专制国家法制局挑选出的若干章程的报告（参阅《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国家经济》，第536页）。
[52] 《奥德赛》相传为荷马所作古希腊史诗，记述特洛伊战争中一名战士奥德赛的游历和奇遇。这里引来比喻和赞颂彼得的国外旅行。——译者
[53]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1卷，圣彼得堡1760年版，第207—208页。
[54]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2卷，第52、53、54、56页。
[55]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2卷，第59页。
[56] 参阅《Н.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2卷，第152页的论文《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悲喜剧弗拉基米尔》。
[57] 关于这本书，请参阅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218、219、492—494页。
[58] 录自П.莫罗佐夫：《作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第86页。
[59]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782—783页。
[60] 见《同代人》杂志（1847年，第4卷）中的论文《彼得大帝时期的国家经济》，第90、91页。我所引用的其他这类例子，也都是从这里摘录的。
[61] 1719年编成的所谓御前部队（Лейб-регименте），补充了两个近卫步兵团，后来改称骑兵近卫部队。
[62]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105、106页。
[63] 罗马的禁卫军（Praetorian）最初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护兵，后来在奥加斯丁皇帝时改编为皇室禁卫军，人数达九千。其成分为上层小地主，其投军的目的是要借军籍以巩固其本身地位。他们获得了很多特权。一世纪中叶，他们对政治有特殊影响，开始造成各种政变，推翻某一皇帝而立另一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即位后，将其解散。
土耳其的亲兵（janizary）（亦称近卫军）为土耳其的陆军常备军，士兵的给养不是靠薪水，而是靠劫掠畜业和手工业。他们最初是苏丹的盲目工具，后亦干涉政治，参加宫廷政变。1826年改革后解散。——译者
[64]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104页。
[65]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33—336页。
[66] 普罗科波维奇在写给A.坎捷米尔的一首诗中写道：
而你突然开始走上光荣的道路，
巨著便如水般涌流；
勇敢的笔横扫邪恶，
指向不爱学术侍从的人们……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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