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文艺作品中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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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艺作品中的社会思想

I

　　俄国文学史家对于彼得改革后时期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初期作家的态度，不经常是公正的。直到现在，我国还颇为广泛地流传着一种观点，以为最初，我国文艺作品的特点是完全或几乎完全缺乏内容。例如，就在不久以前，有一位学者断言：

　　“新生的世俗文学无疑地必须首先熟悉形式。康捷米尔在这方面奠定了端绪。他的讽刺诗往往完全脱离了生活和现代实际，这是它们的主要缺点。然而重要的是，由于他，某种文学形式才为人们所公认。既然有了形式，则文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就会为这种形式取得生动的内容了”。

　　这段话无论从理论的观点或从实践的观点说，都是不正确的。

　　一般说来，形式是与内容密切联系着的。诚然，在有些时代，形式比较强烈地脱离了内容。然而，这是特殊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是形式落后于内容，就是内容落后于形式。但是必须记住：内容落后于形式，不是在文学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而是文学业已趋于衰落的时候——这种衰落常常是由于其爱好和意图在文学中获得表现的那一社会阶级或阶层的衰落的结果。例如，当代的颓废派、未来派以及其他相似的文学现象，就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精神衰落引起的。顺便一提，文学的衰落经常表现于人们对形式的重视开始远远超过于对内容的重视。可是内容与形式是极为密切地联系着的，所以对内容的轻视，便迅速地在最初带来美的损失，而随后更使形式完全丑化。为了举例，我将再次提出文学中的颓废派和未来派，或许还有绘画中的立体派。但在文学（或艺术）刚刚开始发展的那些时代里所发生的现象，是同我们在衰落时代所看到的现象完全相反的。那时，不是内容落后于形式，而是相反——形式落后于内容。这一点在康捷米尔的那些仿佛完全没有内容而且脱离生活的讽刺诗里，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些讽刺诗里所包含的思想，有一些直到现在还完全保持其意义（如关于教育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的表达形式，却使现在阅读康捷米尔的创作，不能不费相当大的气力。就在康捷米尔以后，文学必须作出长期的巨大的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优美，也就是说，要为它所处理的内容找到适当的形式，这种内容在每一特定的时期，都是由俄国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别林斯基在其“同现实妥协”时期，如所周知，是不大喜欢讽刺作品的。但在晚年，他对讽刺作品的态度便迥然不同了。这时他满意地，也可以说是骄傲地指出：以讽刺作品开始的我国文学，对于我国社会甚至是实际道德观点的生动来源；以康捷米尔为代表，讽刺文学曾向愚昧、偏见、争讼、诽谤、刁难、贿赂、盗窃公款等等，无情地宣战，它看到这种种现象在旧社会里不是缺陷，而是一种生活的规则，一种道德的信念。别林斯基对康捷米尔由讽刺作品的这一评价，是同实际情况毫不矛盾的。试问，如果这种讽刺作品没有内容而且脱离生活，它怎能成为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的来源，它怎能向社会的缺陷宣战呢？

　　以为制定形式是我国文学在18世纪，乃至部分地在19世纪的特殊事业，这个思想在我国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坚决和明确地提出。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尚不曾获得我在上面引述的这位学者所赋予的那种一般意义。第一，车尔尼雪夫斯基恰恰是把那种按照他的说法，“经常构成我国文学的最生动，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生动方面”的“讽刺方向”作为例外的。第二，讽刺作品以外的一切，他说都是缺乏内容的毛病，这不仅在18世纪，而且在19世纪——直到果戈理出现以前，都是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许多他的同代人业已不满意普希金的诗的内容。他补充说：“但在普希金的诗里，其内容比他的战友们的诗的内容加在一起，还要多一百倍。”在这后一类人的诗里，几乎完全没有内容：“在他们的诗里，形式几乎就是一切，在形式里面几乎什么也找不出。”^[1]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当代的学者是很难同意的，且亦不可能表示同意。所以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已不能满足于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我们是从另一角度去观察社会及文学的发展过程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把文艺作品中的讽刺方向称为批评的方向，会是更为正确的。他确定批评的方向是一种“在仔细研究和再现生活现象时，深刻意识到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符合理性和高尚情操的标准”的方向^[2]。

　　他深信在果戈理出现以前，我国文艺界的活动家对于这一是否符合问题的意识，是非常不发达的。因此，他才说直到果戈理时代为止，这种文学几乎是完全没有内容的，果戈理破天荒地引起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像所有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过分将他和他的同道们所信奉的“理性及高尚情操的标准”理解为绝对的东西。他忘记了这种标准是随着时间及空间条件的变异而变异的。由于他自己的理性和高尚情操在许多方面同前此各时代的文学家的理性和高尚情操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以为就这些文学家而言，形式几乎就是一切，除了形式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

　　这是唯理主义的观点。现时我们最好不从唯理主义的观点、而从历史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发展现象。

　　在上面不止一次指出：在彼得时代以后，最早的文学活动家，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热情的启蒙学者。塔季谢夫写《论科学与学校之利益》一书，康捷米尔的第一篇讽刺文为“对诽谤者理论”的讽刺，绝不是偶然的。康捷米尔在为这篇讽刺作品所写的序言里说：“讽刺作品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用风趣的笔法来讥笑不良的言行，力图借此改正人类的道德风尚。因此，它的用意是同任何其他劝善的著作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他对讽刺作品的任务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则他自不能对自己的讽刺作品的内容淡然置之。但同时应该记住：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劝善的成分，业已有力地渗透到那些同道德毫无直接关系的部门。

II

　　在为同一讽刺作品写的序言里，康捷米尔承认：“我在写我的作品（讽刺作品——著者）时，特别仿效的是戈拉茨和法国人波厄洛，从他们那里因袭了许多东西，将其收进我国习俗。”这里寥寥数语已对我国第一位讽刺作家的活动，作了正确估计。他“仿效”了戈拉茨和法国人波厄洛，而且不只是仿效他们：他在一切发现有好东西的地方，都把它收集起来。但他在仿效外国作家的同时，还将所因袭的东西“收进”俄国“习俗”。他究竟怎样做到这一点，可从他的第5篇讽刺作品的写作经过中看出，其经过叙述于该篇注解中。

　　我们在注解中读道：“诗人出国之前，模仿波厄洛的第8篇讽刺作品写过一篇讽刺诗。后来，发觉（他的讽刺诗——著者）几乎都是用法国讽刺作家的词句组成的，便选出诗中一小部分写成这篇讽刺作品。”但第五篇讽刺诗是康捷米尔的最长的讽刺作品之一。他从波厄洛那里抄来的“诗的一小部分”，几乎完全消化在他自己所写的诗中。而这篇他自写的诗是同俄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显著的直接关系的。凡读过他的第五篇讽刺作品的人，想必不会忘记其中关于在节日里，人们普遍酒醉如泥的美妙描写的：

　　……人们尚未午膳，
　　太阳尚未升到顶空，
　　街道上几乎挤满了躺着的躯体。
　　我最初望去，
　　还以为是你们害了时疫，
　　但闻去却无尸体的恶臭。
　　这时我看到，
　　另外一些人踩着这些躯体，
　　有的人举着手，
　　有的人面孔绯红，
　　艰难地抬起头。
　　软弱的两腿不能起立，
　　一句话：
　　都已烂醉如泥。

　　如果不是已经太长，我倒愿意继续抄下去。这里使人吃惊的不是脱离生活，而相反是对于最丑陋的人民“习俗”之一的现实主义的再现。同样，他描写的商人典型——很用心地遵守一切教会礼节，同时却最丧尽天良地欺骗自己的主顾，也是直接取材于生活的。这一膜拜上帝的商人（他经营伏特加酒）对于责备他欺骗主顾解答说：

　　此外，商品到店，
　　我已花费很多。
　　你知否——
　　馈赠法官、执事、书吏要花费多少？
　　写文告、统治我和给我指示的就是他们。
　　你知否——
　　为了得到这些指示，
　　仅仅鞋子要跑破多少？
　　你知否——
　　白白喝酒的又有多少？
　　先卡和伊凡、差官和他们的仆从
　　他们都要抱着酒瓶睡觉啊！

　　所有这些贪官、所有这些警察人员，他们甚至要“抱着酒瓶睡觉”；这也都不是从波厄洛的讽刺作品中抄来的，而是直接取材于俄国生活。然而在康捷米尔的第五篇讽刺作品里，可能最好的是关于一位宠臣的描写。我很愿向读者提一提这一段出色的描写：

　　马卡尔昨天在人民看来还是一个糊涂虫，
　　只好用他去砍柴和挑水。
　　谁也看不出他有丝毫脑筋，
　　他那恶劣的心地装满了黑炭。
　　命运向这同一马卡尔微笑了，
　　今天他已成为宠臣，
　　一切都得心应手，
　　变得正直、高贵和多能。
　　一切聪明都奇迹般在他身上轮番出现，
　　国家应期待他作出多么大的贡献！

　　当时看过不少这类宠臣的俄国人民，应该承认这一照片是完全与原样相符的……

　　他们不能不承认，康捷米尔关于这类宠臣的命运的描写也是惟妙惟肖的。

　　……马卡尔很快就滑倒了，
　　他滑到冰窖里去了。
　　他的光明的日子来得很快，
　　也同样消逝得很快。
　　他突然回复了当年的愚蠢，
　　在黑貂之中，
　　羞辱、悲伤地度着贫困的余生。
　　谁要迫不及待地爬上他的位置，
　　同样的劫运亦将等着他们。
　　然而人们却要相互倾轧，
　　轮流地赶上同样的劫运。

　　的确，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胜利者迫不及待地享受自己的胜利，在彼得堡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失败者则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黑貂之间度过余年。康捷米尔用嘲笑的方式痛斥贪婪虚荣之辈的无情相互倾轧，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他的讽刺作品是多么接近我国当时的社会生活。

　　假如我们将他的第五篇讽刺作品与他在写作中所模仿的波厄洛的第八篇讽刺作品作一比较，不再提前面说过的俄国讽刺作家从法国作家那里所作小量直接抄袭，则我们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在形式上，波厄洛的作品无比地高于康捷米尔的作品，但就其直接取自生活的具体内容而言，它却比康捷米尔的作品贫乏。

　　这一结论，若用以审查可惜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异常流行的关于18世纪俄国文学的意见，也许是不无补益的。

　　因为篇幅所限，我不能详细地在这里研究康捷米尔的其他讽刺作品的内容。我只想说：就令这第五篇讽刺作品的内容最为丰富，而作者的其他讽刺作品，也无任何一篇是脱离生活的。

　　甚至以第六篇讽刺作品而论，它所写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论真正的幸福》。

　　康捷米尔在这篇讽刺诗里证明了中庸之道的优点：

　　只有这种人才能终身幸福，
　　他安于微末，
　　看破尘世浮华，
　　他摆脱了使他人痛苦，
　　使希望破灭，
　　使德行的道路必然堵塞的种种思虑，
　　他知道在宁静中默默地生活。

　　也许，初看来，很可能这种关于中庸的优点的议论必然要在抽象概念的范围里兜圈子。然而并非如此。康捷米尔所以得出中庸优点的信念，不是通过抽象的思考，而是通过对他在第五篇讽刺诗里所惟妙惟肖地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密切的观察的结果。《论真正的幸福》这篇讽刺作品的道德观，乃是他从对这种生活的观察中得出的逻辑结论。

　　研究康捷米尔道德观的学者未能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因而他们对于这一道德观的判断犯了很大的错误。我在另一地方已经谈到这一点，但对此值得再谈一谈。

　　按照加拉霍夫的意见，康捷米尔的道德哲学一如他的性格，是羞怯的、不勇敢的。“它宣扬善，但羞答答地怕伤害了恶。这不是一个完全不可侵犯的道德，这是半道德，近乎冷淡无情、漠不关心。”康捷米尔这样喜欢戈拉茨，并非偶然，因为戈拉茨也只是“企求宁静和舒适的中庸之道，而对未来则漠不关心，‘要求不高’”。

　　按照加拉霍夫的说法，则康捷米尔一如戈拉茨（请参阅第108及其后各页），并不追究社会的缺点，而“只是对它们加以嘲笑”。

　　但是讽刺作家要用什么方式去追究社会缺点呢？他就是“只有”对之加以嘲笑啊！他一般地除了嘲笑的武器之外，是没有别的武器的。而且问题全然不在于他是否追究社会缺点，或者“只有”对之加以嘲笑：而在于他是怎样嘲笑的。按照讽刺作家的情绪，他的嘲笑采用极不相同的格调。如果我们仔细听听康捷米尔的格调，那我们就可发现，它全然不像加拉霍夫所说的那样“平静”。受过康捷米尔嘲笑的同代人都怨恨康捷米尔，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岂止他的同代人而已！甚至客观的历史学者索洛维约夫对康捷米尔评论宗教界时所用语调，也碍难苟同，这位可敬的学者埋怨说，“康捷米尔谈到妒忌一定是妒忌大教堂的教士的，……康捷米尔甚至对于牧师念祈祷文时仓皇失措，不知道该唱什么”，也要责备，他还嘲笑“牧师家庭的食欲”等等^[3]。

　　读者会同意，类似的嘲笑，这种“平静”的讽刺家语调，都能引起对他的严重迫害。然而康捷米尔是不能用其他的、真正“平静”的语调来写作的。他在第四篇讽刺诗《致我的缪斯（诗神）》中谈到自己时说：

　　……我知道，
　　当我写颂词时，
　　缪斯呀，——
　　当我想要败坏你的道德标准时，
　　不论我咬断多少指甲
　　流出多少汗水，
　　也难以写出两句小诗，
　　就令它们不成熟
　　生硬
　　逆耳，
　　就令它们在字面上仿佛是
　　引导到神圣的生活。
　　你的精神懈怠，
　　你的言辞梗塞在齿缝里，
　　无情趣
　　无力量
　　不美丽
　　不新奇。
　　但当我看到对道德的危害时，
　　智慧便自然出现，
　　笔下的诗迅速流动。
　　我感到那时游泳在自己的水中，
　　我不想使自己的读者张口打欠。
　　我像是司令官在敏捷，愉快地赶取胜利，
　　又像是牧师在葬礼后急忙去享受丰富的午餐。

　　别林斯基对于康捷米尔作为诗人，是评价不高的。他说，康捷米尔在所写讽刺作品里，表现为政论家，“热情和机智地”论述了道德问题。这一论断是比加拉霍夫的评语更为公允的。显而易见，凡是热情地批评社会缺点的人，他们离开漠不关心显然是很远的。

　　将康捷米尔的讽刺作品的格调同戈拉茨的讽刺作品的格调等量齐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康捷米尔的作品里洋溢着愤慨，或至少是强烈不满的格调；而在戈拉茨作品里则只有取乐的笑语调子。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是的，康捷米尔是不能用戈拉茨的格调来写作的，因为在“学术侍从”时代的俄国情况，是与奥古斯特时代的罗马情况极不相同的。这个时代的罗马人实际上成为对旧的共和制度的道德标准丧失信心的冷淡人；而“学术侍从”则坚决信奉自己的理想。虽然这种理想完全不是共和制的。其实，康捷米尔与戈拉茨的相似处，仅仅在于他们都倾向于“黄金的中庸之道”。然而这一倾向，即使是在戈拉茨身上，也不值得加拉霍夫——而且不只是加拉霍夫一人——那样无条件地非难；至于康捷米尔的这一倾向更无疑地是一种高得多的道德概念的标志。只要考虑到历史的条件，对此是能深信不疑的。

III

　　由于罗马共和制度的逐渐崩溃，普遍对公共福利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伴之而来的贪图发财，竞求粗野的物质享受：戈拉茨便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明证，他在给米岑纳特^[4]的第一封信里抱怨说，大家同声呼喊：

　　Cives， O Cives！ quaerenda pecunia primum est；
　　Virtus post nummos.

　　公民们，公民们！你们要首先捞钱；
　　德行在其次。

　　在罗马社会的这种情绪之下，“黄金的中庸之道”的宣传，遂作为对漫无节制的金钱欲的反动而产生。当然，这种反动应始终没有力量，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当时造成轻视罗马德行的那些社会关系。的确，这种反动没有提出任何社会变革的目标。由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是完全自然的，——它遂陷入怀疑主义。我们不可能赞美它，但也不能忘记：任何人只要能够进行这种宣传，便证明他不可能在道德上堕落到当时绝大多数罗马人那样的程度。

　　我们已经知道，康捷米尔翻译了给米岑纳特的第一封信里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一段，译文如下：

　　公民们！公民们！
　　你们首先要努力捞钱，
　　德行在其次……

　　康捷米尔很高兴戈拉茨本人经常说，而且努力证明“德行在其次”（“Virtue post nummos”）这个规则是没有根据的^[5]。我们的讽刺家也曾向他的同代人“经常说，而且努力证明”同样的事情。在发财致富和竞求粗野的物质享受的欲望也已发展到无限度的地步的社会里，——虽然这种发展的原因不与罗马相同，——他号召要实行中庸之道。

　　М.谢尔巴托夫公爵在说明安娜女皇时代俄国统治阶级的道德状况时，在其论述俄国道德之败坏一书中说：当时流行的，是对神和人的职责抱着轻视的态度^[6]，“妒忌、虚荣、贪财、奢侈、偏私、谄媚、逢迎，每人都想借此增进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意愿。”

　　虽然这一说明的语调可能使人怀疑其正确性，但不能不承认其很接近真实。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即拥挤在皇帝左右，支配着全国命运的那一批人——事实上对“神和人的职责”是抱着完全蔑视的态度的^[7]。这时在这充满着“妒忌、虚荣、贪财、奢侈、偏私、谄媚、逢迎”的环境里，出现了一个宣传完全不同理想的人，他断言幸福完全不在那些道德和智力都不发达的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地方：

　　在自己的土地上，
　　造一处小小的居室，
　　给我的中庸意志以所需要的东西：
　　中等的娱乐，不匮乏、粮食也不多。
　　在这里——
　　我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
　　邀集朋友，
　　在余暇时祛除苦闷的压迫。
　　在这里——
　　远离喧嚣，
　　用所有其他的时间去阅读古拉丁及希腊文，
　　探求事物的活动和原因，
　　学习他人的典型，
　　了解道德风尚中的利弊和善恶。
　　我的一切愿望尽在于此。

　　这种理想没有任何急进的东西。这真正是“黄金的中庸之道”的理想。但康捷米尔的中庸和莫尔恰林^[8]的中庸及精细，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主张不要卑躬屈膝，而要保持人的尊严，不要逢迎那些可能利用的人，而要从事学习，“研究事物的活动和原因”。在当时的社会里，宣扬这种中庸之道的人，可谓真正的“生活的导师”。诚然，造成我国统治阶级上层的极端堕落的俄国社会关系，并没有因为康捷米尔的宣传而有任何改变。这种宣传的影响所以很弱，其原因之一便是他的读者范围是不大的。他的讽刺作品很久仍是手抄本。只是在1743年，他才准备把它出版。但那时也仍然没有出版。所以直到19年后，在1762年，当法文及德文译本在国外出版后，它才初次与俄国读者见面。然而康捷米尔讽刺作品的直接影响尽管很小，但这种影响却并不违反历史的运动，而是顺应着这个运动的方向的。能够爱好科学和为了科学的利益而轻视低级生活幸福的人，其数目在俄罗斯虽然增加得很慢，但毕竟是增加了的；而且由于这种人数的增加，康捷米尔所致力的那种理想的影响也增加了。可以毫不荒诞地说，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非常中庸的加拉霍夫也认为康捷米尔的理想不够严格，——就是说，既然欧化的俄国人的道德概念已有很大的进步，则这种进步的发生就不是没有康捷米尔的影响的。

IV

　　Habent sua fata Scriptores！^[9]康捷米尔命运多乖。一些观点距离急进主义再远不过的学者，都责备他的中庸之道。这本身就不免有些奇怪。然而也许更奇怪的是责难康捷米尔几乎成为一种习尚，现在有些人甚至不肯费事去重新审查他的“案子”，却纷纷对他进行攻击。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失误。

　　例如，И.Я.波尔菲里耶夫断言，康捷米尔为了逃避斗争，迫害或不愉快的事情，“主张在选择真理和谬误时也要保持中庸；甚至允许作恶，如果不遭迫害便不能为善”。

　　为了证明所言不误，他首先引录了康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诗的一小段，外加第七篇讽刺诗的更小一段：

　　试先研究这最后一段。原诗如下：

　　不能为善吗？
　　那就作恶吧，但不要伤害自己人；
　　最好是避免任何过错，
　　不可以吗？
　　那就克制些，当心子女众目睽睽！

　　波尔菲里耶夫惯于重复当时对康捷米尔的流行攻击，没有看出在他所引录的这几行诗里，所说的不是成年人应有何种理想，而是成年人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康捷米尔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自己是有过错的，那就应当最少不让子女看到你的过错，不让他们模仿坏榜样。他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意思：

　　当你等待客人到来的时候，
　　一个仆人打扫庭院和门廊，
　　另一个擦洗和收拾全部房屋，
　　再一个准备餐具器皿，
　　你自己监督巡查，
　　叫喊、不安、害怕客人，
　　会看出最小的垃圾
　　会察觉最细微的尘垢。
　　但你却不注意子女的目光，
　　这目光绝不怕发现你的可耻行为。
　　子女毕竟比客人更亲，
　　你应该更多地爱护他们。

　　由此看来，老人所劝告的是：不要让天真的子女看到你的可耻行为^[10]，而文学史家却说这位随和的讽刺诗人的理想包括可耻行为！这哪里有公理？然而问题还不只此。

　　我们的严格的学者不知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看到，康捷米尔是“彼得的小学生”之一，这些小学生完全有理由——我几乎要说：“有责任”——担心旧莫斯科罗斯对新的改革后的罗斯的影响，在同一讽刺诗——我再说一次，这首诗所说的不是理想，而是教育。——康捷米尔以敬爱的情感指出彼得大帝：

　　……他跋涉远方，
　　将自身作为榜样，
　　从异地获得莫斯科寻不到的东西，
　　一人兼备道德和艺术的荣光。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last not last）——我们的热情的彼得崇拜者，是一个18世纪的人物，这个世纪一般正确地认为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在教育的过程中，榜样最为重要。在同一讽刺诗里，我们读道：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最大部分
　　都归功于自然，
　　但如果我们愿作深刻的研究，
　　那我们就会发现只有教育才是事情的根本。

　　这乃是洛克的思想。康捷米尔的教育观点差不多完全来自洛克^[11]。榜样在他的眼光里有多大的意义，可从以下诗句中看出：

　　榜样的教导比什么都有力量，
　　就是牲畜也能教它向父母学样。
　　鹰雏很快就会高飞，
　　小狗会在院内捉弄小鸡，
　　山羊头顶头地顶撞，
　　小鸭孵化出来就会游水，
　　它们未受思想的教导，
　　它们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劝告，
　　对它们不能给予这一切，
　　它们只会模拟仿效……

　　模仿作恶的父母，意味着练习行恶。因此，而且只有因此，康捷米尔才希望坏父母至少也要将自己的“耻辱”向子女隐蔽。对于这种愿望能有什么可以非难呢？

　　И.Я.波尔菲里耶夫还谴责康捷米尔在第二篇讽刺作品里所表示的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不必要经常说出真实：

　　谁能经常说出真实，
　　固然是选择了最好的道路；
　　但若将真实闭而不宣，
　　也不能成为罪过。
　　可就是不敢用谎言去掩盖真实：
　　谁能保持这一中庸之道，
　　他便幸福……

　　在波尔菲里耶夫之前，就有人^[12]斥责过这一意见认为它是能够达到严格的道德规范的人所不应有的。但在这一问题上，对康捷米尔的责备也是没有根据的。可以像黑格尔那样严厉地批判康德的伦理学说。但谁也不能说康德在其实际的道德要求上不够严格。然而严格的康德是会完全同意康捷米尔的。他的这句话是人所共知的：“即使你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的，然而凡人也不一定要公开地把任何真实都说出来。”^[13]

　　康德由于什么情况写了这些话，这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一件上谕里，对康德在《纯理性范围的宗教》一书中所发表的关于宗教信仰的观点，表示不满。当然，康德不能放弃这一观点。但他认为他在伦理上往后不应再发表这一观点。他回复皇帝说：他往后“不再将任何涉及宗教的论述公开发表”。直到思想较为自由的新皇帝即位为止，他神圣地履行了这一诺言。

　　我想，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若处在康德的地位，表现会有不同。他们会认为自己有权散播自己的宗教观点，尽管皇帝极端反对这种观点，亦所不顾。试问可否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道德标准要比康尼兹堡哲学家的道德标准更为严格——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更不严格呢？我想不可。我们在这里所能说的只是一点，即在政治方面，康德的情绪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对派情绪，是同他格格不入的。

　　莫利耶罗夫·阿利舍斯特要求人们应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将所想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Je veux que l’on soit homme et qu’en toute rencontre Le fond de notre coeur dans nos discour se montre， que ce soit lui qui parle， et que nos sentiments Ne se masquent jamais sous de vains Compliments.^[14]

　　他的朋友菲轮反对说：

　　Il est bien des endroits ou la pleine franchise，
　　Deviendrait ridicule et serait pen permise；
　　Et parfois， n’en déplaise á votre austère honneur，
　　Il est bon de cacher ce qu’on a dans le coeur.^[15]

　　两人谁对？都对。必须诚实，这是对的。但完全的坦率往往是不许可的，甚至是可笑的，这也是对的。用什么来解决这一矛盾呢？不是用道理，而是用伦理的嗅觉；这种嗅觉会教导我们，何时应说实话，何时可以，而且应该把真话藏在心里。这里，一切取决于条件。而且不仅取决于对话者的个人生活条件，同时也取决于时代的条件。19世纪时，俄国也出现过一些俄国的阿利舍斯特：试一回忆巴扎罗夫及其笨拙的、然而无限度的诚实吧！但当巴扎罗夫式的人物出现时，那些在过去由于康捷米尔主张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所想的一切和盘托出而责备他主张实行道德上的折中主义的人们，有许多人想必要对他们感到愤慨的。

　　无论当时的情况怎样，无可置疑的是在康捷米尔时代，巴扎罗夫之流的诚实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历史发展过程，保证阿利舍斯特能够避免同他的腐朽的同代人发生任何交往^[16]。同样，巴扎罗夫之流也可以像恰茨基在他们之前那样对自己说：“逢迎可恶”，而把自己的精力用到自然科学上去。康捷米尔时代的欧化贵族就连这种有限的自由也没有享受。像他们整个等级一样，他们必须服役。而谁去服役，他便必须——如不服侍人就可以避免，——走康捷米尔的“黄金中庸之道”，比康德更要热衷得多地实行“三缄其口”的艺术。

V

　　别林斯基说：无论苏马罗科夫^[17]的才华怎样，他对“芝麻绿豆官”（指受贿的小官吏）的攻击，却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俄国文学史家的称颂的。

　　对于这一见解，只有一点可以反驳，即苏马罗科夫（1718—1777年）之值得称颂，不只是由于他对“芝麻绿豆官”的攻击。

　　俄国文学史家赞赏他对一般作家，特别是对诗人所提出的那些要求：

　　写诗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
　　不知者仅在音韵上努力。
　　不要让音韵役使我们的意境，
　　音韵应成为我们的奴隶。

　　在同一书简（《论诗作》）的另一地方，他重复地说：

　　诗不是突然从理智中流出，
　　无知者提不出明晰意境。

　　在这一书简的末尾，我们看到一些真正金玉之言：

　　戏剧也罢，牧歌或颂歌也罢，
　　一切都值得赞赏：
　　作家呀，
　　只给头脑以教育，
　　便可性灵所至，
　　挥笔成章……

　　不要以为在他的眼光里，教育是成功的诗作的充分条件。他断言在缺乏热情的条件下，“诗作”仍是冷冰冰的，而无论作者在诗里多么深化了思想。大家知道，他劝那些想写恋歌的人先恋爱^[18]。自然，并非一切好的悲歌都归功于不能不承认是过于英雄的方法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劝告是好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苏马罗科夫是多么重视情感的。

　　苏马罗科夫对俄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所表示的一种坚定信念，认为

　　我国优美的文字能够表达一切。

　　他在全部文学生涯中一贯保持了这一信念，而且像他善于保持俄文的纯洁那样，很关心俄文的纯洁^[19]。

　　有些学者，如Н.布利奇等，认为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比康捷米尔的讽刺作品更有内容，这是很大的错误。相反，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在内容上比康捷米尔的作品更为贫乏。但作者的讽刺诗《对变化无常的世界的合唱》，都包含着不少对官吏的非常有趣，而且真正严厉的攻击。作为一个讽刺文学家，苏马罗科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比同“芝麻绿豆官”作斗争更要广泛得多。早在第一篇讽刺作品里（《彼伊特及其友人》），他就说：

　　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
　　在莫斯科^[20]，在森林或在田野，
　　也无论我是穷还是富，
　　我再也不忍受，
　　对卑鄙的事物不去揭发。
　　…………
　　…………
　　只要我不因衰老或死去而凋落，
　　我将不停地写作以反对罪恶。

　　至于他认为哪些社会和伦理现象属于罪恶，我在上面提到的《对变化无常的世界的合唱》说得最明确。

　　山雀自海外飞来，大家问它外国的“礼节”是怎样的。它答道：那里一切都变化了：军官公正，官吏不受贿赂，商人不欺骗，醉汉不在街上走，在街上不打人，演说家不胡说八道，诗人不写歪诗，然而也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

　　那里不剥农民的皮，
　　不将村庄作赌注，
　　不向海外贩卖人口。

　　由于苏马罗科夫大家都知道是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所以“变化无常的”海外“礼节”的这最后三点特别值得注意。有些学者不无惊奇地问自己：他的这种奴隶主的信念怎能同他对坏地主的凶恶攻击相协调呢？但实在说，这里并不需要什么协调。任何以某一阶级（或阶层）服从另一阶级（或阶层）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真诚思想代表，任何时候对于滥用统治阶级所享有的特殊权利，都是竭力反对的。他们愈是真诚地相信这种特权的存在为其共同利益所必需，便愈是积极地反对滥用这种特权。只有当现存社会制度接近死亡，而这个制度的思想代表又开始怀疑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时，才会产生掩饰这种特权的被滥用以逃避世人耳目的虚伪愿望。苏马罗科夫是完全没有这种怀疑的。因此他才能毫不自相矛盾地既维护农奴制度，又同时严词斥责非人道的地主。他相信地主的利益同他的农奴的利益是一致的。按照他的意见，农村的“幸福”不仅在于地主一人的富有，而且在于全体居民普遍富有。所以他说，地主作为所属国民的“首脑”，应该连小手指也加以保全，“因为人体的首脑和小手指是痛痒相关的”。^[21]贪得无厌的地主不是房屋的建造者，而是房屋的破坏者。而国家所需要的却是房屋建造者，因为这可以增加富裕。房屋破坏者不仅危害被他剥皮的农民，而且危害整个国家。苏马罗科夫的见解便是如此。他的意见对房屋建造者有多么推崇，便对“房屋破坏者”有多么憎恶。凶狠和贪得无厌的地主的行为，是“违反道德及政治准则的”。他是“自然界的恶魔”，而且——苏马罗科夫在这里是代表18世纪的人说话的，——是“一个对自然史或对一切科学都愚昧无知之辈，是一个不通文理的畜生”^[22]。

　　无论以苏马罗科夫为代表，还是以康捷米尔为代表我们是把他们作为俄国贵族的欧化部分的思想家的。这位贵族步兵学校的出身名门的学生，对于贵族等级是要求得很严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贵族也会抛弃贵族的观点。他的第七篇讽刺诗包括整个他深信应为每一诚实人所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要点：

　　遇事要勤恳，
　　诺言要遵守，
　　须慎重以对敌，
　　愿欣然而友好！
　　凡人有过，
　　要宽恕而不报复，
　　对人不谄媚也不吹捧，
　　对任何人不卑躬屈膝也不妄自尊大，
　　不攻击也不怯懦。
　　戒浮夸，
　　戒虚伪，
　　为祖国之子孙，
　　矢志尽忠于国君！

　　不用说，如果苏马罗科夫时代的贵族彻底遵守这些准则，他们在道德的发展上必然前进甚多。讽刺家以为贵族若要在这方面有所前进，是不必反对当时理所当然的事，不必使自己的头脑超出贵族的眼界的。苏马罗科夫的头脑便从来不曾超出这一范围^[23]。

　　不错，有时在他的讽刺诗里，也听到一种仿佛革命的语调。例如，在谈到“贵族门第”时，他质问：

　　我们所以为贵族是否因为
　　人们在工作，
　　而我们却由于是贵族
　　便吞没他们劳动的果实？
　　贵族同庄稼汉有何差异？
　　他们彼此都是土地上的有灵魂的躯体。

　　他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从表面看，仿佛充满了追求社会平等的意图。

　　我是尊贵的。
　　也求得自己的光荣。
　　但我如不适宜于担任任何职务，
　　我的祖先虽是贵族，
　　我也不算高贵。

　　但这不应使我们受到迷惑。苏马罗科夫的语文，在这里比他的思想要前进得多。

　　康捷米尔亦曾以同样急进的精神发表意见。在所写《道德败坏的贵族的妒忌和骄横》这篇讽刺诗中，菲拉列特向叶夫根尼说：

　　亚当不曾生出贵族，
　　他的两个孩子：
　　一个开垦花园，
　　一个放牧咩咩的羊群。
　　诺亚的方舟拯救了所有平等的普通农民，
　　只要他们道德美好。
　　我们都是来自这些人们，
　　一个早些，
　　我们由她得到井、犁，
　　另一个较迟。

　　从这首诗里，似乎应该得出一种结论，认为必须消灭贵族的特权。但是我国当时的讽刺作家，是不愿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菲拉列特赶忙告诉他的对话者说，他知道贵族“非常重要”，“贵族身上有许多好处”。苏马罗科夫尊称贵族为“祖国的第一等成员”。他也许不能想象，如果祖国没有贵族，怎么能够存在。

　　苏马罗科夫的社会政治理想最明确地表现在他的下列诗句里：

　　命运指示女皇胜利，
　　英明地拥有这个帝国；
　　我们只有在她统治的时日，
　　为了社会的福利，
　　求光荣于劳动。

　　这里以为，“我们”求得光荣的物质可能，是由农民的农奴劳动巩固地保证的。在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中碰到的种种外表上急进的冗长词句，只不过表示享受特权的祖国“第一等”成员，不应安于祖先的成就，他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和他们自己的光荣来支持他们的“贵族地位”而已。

　　康捷米尔笔下的菲拉列特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这一思想：

　　如不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劳动，
　　去继承祖先用劳动取得的光荣，
　　空有一个头衔
　　也是完全无用。
　　册封证书已经发霉
　　并被蛀虫咬坏，
　　只有德行才算高贵：
　　我们贵族的儿女就是证人。
　　苏马罗科夫也同样说：
　　贵族这头衔，
　　我们世代相传，
　　试问：
　　为什么给我们以贵族身份？
　　既然我的祖先为社会利益生活在人间，
　　他便给自己取得了报偿，
　　为我付了定金。

　　苏马罗科夫同一讽刺诗（《论贵族》）对贵族所说的一些章句，特别值得注意。他向贵族提出忠告：

　　你的头中如果没有脑筋，
　　那你还是种田或砍树去吧；
　　你同下层人无大差别，
　　祖先的头衔不能使你变得伟大！

　　这里所写的是贵族的整个空想：“下贱”人种田砍树，这不仅在法律上（de jure）如此，而且在事实上（de facts）也是如此；下贱人被剥夺了某些权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阶层出身，而且是因为——这是最主要的——他们的愚蠢。同时，享受崇高社会地位的贵族所以得到“光荣”，不仅是由于他们祖先的功绩（这些功绩只是一种“完全”），而且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才干。换言之，苏马罗科夫希望“贵族”能在这字的词源意义上成为贵族，就是说，希望贵族等级由本国最优秀的人们组成。他觉得这是可能的。这一事实表明他是多么幼稚又多么坚决地保持了他的贵族观点。

　　像在康捷米尔的作品里一样，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对于那些不愿用自己的劳动去争取光荣的贵族的猛烈攻击，部分地是“门阀”和“功绩”之间的斗争在文学上的表现。这个在莫斯科罗斯时期便已开始的斗争，直到彼得改革以后都没有停止，而且我们看到，也不可能停止。但在彼得改革以后，由于新的因素，即由于“彼得的小学生”的西欧启蒙倾向，这个斗争更为复杂化了。

　　启蒙派不能与“门阀人物”的懒惰的蒙昧主义妥协，这些人物把门第抬得比知识高得多。的确，不是所有门第人物都有这种蒙昧主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是极为重视教育的。而我们的讽刺作家的矛头，也不是针对着他们的。在康捷米尔的诗里，菲拉列特作保留的声明说：

　　我知道，
　　每当儿孙们在道德上有所成就的时候，
　　有时会不公道地把祖宗的功绩忘怀，
　　但我们如果只是依靠他们^[24]，
　　我们的头脑将可怜地在迷惘中徘徊。

　　他的恶狠狠的攻击只是对准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而发的，他们逃避劳动、不愿学习，而只爱好西欧时装，熟知：

　　燕尾服的后襟
　　不应软而应硬，
　　长半俄尺……等等。

　　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也是针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名门贵族而写的。对于这类人的攻击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如果军职阶级的思想家不攻击各式各样的“旷废职守”的人们，那才是咄咄怪事。但是同“旷废职守”者的斗争却未能扩大我们的讽刺作家的眼界，也没有发表他们更广泛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思想仍旧是保守的，尽管在表达的形式上是激烈的。

　　词句的激烈本身，是西欧影响的结果。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讽刺作品中对“贵族门第”的观点，很像朱味那尔^[25]和——如就年代顺序更接近的来源而论——波厄洛的观点。

　　法国的讽刺作家在所写第五篇讽刺诗《真正的贵族》中向丹约侯爵说：

　　丹约啊！
　　贵族并不是神话中的喷火兽，
　　他出身自有许多半神的氏族，
　　他像你一样走着他们祖先的道路。
　　然而我却不耐烦看到这些花花公子，
　　他们娇生惯养就凭着他们是空洞的名门贵族，
　　无耻地利用别人的功劳而自命崇高。

　　波厄洛比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更加措辞严峻。他说，如果有人举止下流，即令他是希腊神话中海尔库力士的苗裔，他也要毫不客气地称他为：

　　下流胚、骗子，
　　叛逆、欺诈者、狡猾的撒谎者，
　　患着狂犬病的疯子，
　　名树的枯枝。

　　波厄洛很高兴地回想起法律对人人平等的幸福时期：

　　生活在平等的法律之下，
　　人人都很满意；
　　只有根据自己的功劳，
　　才可得到贵族和国王的称号。

　　波厄洛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法国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毫无反对旧秩序之意，而且用各种形式歌颂了它的光荣。但在他的时代里，这种秩序尚未衰老。尽管如此，在波厄洛的笔下，关于真正贵族门第问题的议论却与俄国贵族出身的讽刺作家的作品，意义不尽相同。

　　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得到第三等级的支持，战胜了封建贵族。俄国这个制度依靠军职阶级，粉碎了大贵族反对派。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法国第三等级需要完全消灭任何特权。而俄国的军职阶级虽然反对大贵族的特权地位，但他们又力图把自己变为特权等级。

　　正是在18世纪，当我国讽刺作品产生的时候，军职阶级的这一意图已在颇为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了。因此，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人物怎样也不能使其对门阀的攻击达到法国第三等级思想家所告诉他们的那种广泛范围。当然，波厄洛本人并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是怀念那个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黄金时代。但在他以后大约五六十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却宣布必须恢复那个曾经存在于社会平等的黄金时代的公正社会制度。在法国的土壤上，关于过去的惋惜感叹颇为迅速地转变为关于未来的实际纲领。我国作家要能领会这一纲领，便必须先抛弃贵族等级的观点。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都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对教育万能的幼稚信仰，阻碍我国18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家去设想社会政治改革。苏马罗科夫说：“无知是谎言的来源；游手好闲为无知的神殿奠定基础；精神错乱建造了这神殿；没有受过教育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与偏见混杂不分，使它趋于巩固。”只要推广教育，甚至连法庭中的不公正亦可根除。但教育是要由中央政权来推广的。

　　像塔季谢夫一样，苏马罗科夫也希望妇女能受教育。在《向变化无常的世界的合唱》中，山雀说：

　　在海外无人胡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只要她脸儿红润、
　　裙儿雪白。

VI

　　苏马罗科夫是一个接触了西欧教育的18世纪的典型俄国贵族。他对最高政权的历史意义和当时任务的看法，是同塔季谢夫完全相同的。他在寓言《松明一束》中写道：

　　无可惊讶：
　　俄国在压迫下光荣已衰落，
　　长期不再昌盛强大。
　　当时在欧洲，
　　还没有建成这样伟大的国家，
　　那里一国之内，
　　诸侯众多，
　　仇恨永结^[26]。

　　现时，鞑靼人决心归服俄国了，而以前他们却给“罗斯各方”带来了威胁。直到约安（显然是指约安三世）为止，情况都是如此。

　　没有可靠的森林、牧场和耕地，
　　直到俄罗斯出现了约安，
　　他在克里姆林，
　　建造了华美的宫殿^[27]。

　　苏马罗科夫谈到他的时代时，总是把最高政权描绘为俄国文明和真理的源泉。如果说他勇敢地奋起同罪恶作斗争，那么支持他这种勇气的则是希望得到女皇的支持。

　　当我向人民宣扬真理，
　　用讽刺教育了一些人们的时候，
　　诚实的人们看到我对世界的贡献，
　　反对游手好闲增加了对我的友谊。
　　无知怎样也不能把我搅乱，
　　俄国的智慧女神将保卫我，
　　她为了净化她的人民的道德，
　　作出了不少光荣不朽的贡献。

　　在同一讽刺诗的另一地方，他叹道：

　　让骗子去践踏真实和法律吧！
　　我会找到真理给我保卫，
　　纵令我将死于致命的罗网，
　　女皇也将庇护我的子孙后代。

　　他既对最高政权抱着这样的态度，则他乐于用颇为庄严的颂歌来颂扬这个政权，便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们现在不能太多地引用这类“诗”作了。不说这种作品的文字拙劣，它们的无穷逢迎阿谀的内容也使我们不愿多作接触。使我们很怀疑的是这种“古怪的诗风”似乎控制了颂歌作家。当我们读到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说安娜是“女皇之极峰”时，我们不禁轻蔑地耸起肩膀。他为同一安娜登极而作的奉承诗，也同样给我们以不快之感：

　　天空都在闪耀着无比高贵的面容，
　　太阳的万丈光芒照耀着我们；
　　大地上果实累累；
　　我们呼吸着健康的空气，
　　正义的精神花开遍地；
　　恩泽施于我辈，
　　我们个个欢乐，像河流的闪光
　　一切罪恶都在地狱中灭亡！

　　如此等等，谄媚到令人窒息！读到这种文学作品，使人感到这是对文学的莫大侮辱。

　　如果以为这种颂歌之作是多灾多难的瓦西里·基里洛维奇·苏马罗科夫一人所独有的过错，那是很不公平的。我在关于罗蒙诺索夫的一章里，就已指出，这位天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稼汉”也有同样的错误。自然，苏马罗科夫也未能免于这一错误，他在伊丽莎白女皇生辰献给她的颂歌，极尽谄媚奉承之能事：

　　你使我们的时代充分享受快乐，
　　俄罗斯因你而万代繁荣，
　　你使我们生出新的力量，
　　世界因有你而灿烂华光，
　　这时的冰冻毫不足畏，
　　我们认为大地上盛开着玫瑰，
　　我们认为果实将压满枝头，
　　河水与河岸交击成欢，
　　那冰结的水流呀，
　　忘却在我们的脚下……

　　现时任何人都会说：不体面！然而史学家应该记住，有许多条件足以减轻这些不体面的文学作品的过错。我们的颂歌作者漫无限制地阿谀逢迎。这很遗憾，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第一，在颂歌中的阿谀词，乃是当时习惯所要求。这是一种可恶的习惯。但当时的读者和听众都知道，在颂词中的过分吹捧应该打个折扣去听（cum grano salis）。而且重要的是，——这一点我特请读者注意，——颂歌作者之崇拜君主政权，“不仅是由于恐惧，而且是出自良心”。他们希望君主政权，而且只是希望君主政权倡导俄国的进步运动。他们怎能不在自己的颂歌里赞扬和歌颂它呢？

　　最后，还须说明一点。我国在19世纪长期保持一种颂扬当局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赞扬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毋宁说是为了表达按照颂扬者的意见对他们所能作和应作的事情的愿望。在我国18世纪的颂歌作者中，似乎只有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一人不允许自己在赞扬当局的仿佛无限明智的借口下，向当局提出忠告。我们已经知道，罗蒙诺索夫的颂歌便包含了关于俄国教育的一系列方案。在苏马罗科夫的充满逢迎之词的颂歌里也充满了大量良好的实际建议。

　　在1763年1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名日，他“歌唱”道：

　　我看到俄罗斯的巍峨城市，
　　又看到赏心悦目的果树园。
　　好像是伊甸园或彼得的花园：
　　人们开阔了新的河流，
　　全俄的道路焕然一新。
　　山岳涌出黄金，
　　海洋翻腾着金色的浪花，
　　草原的村庄
　　也覆盖着许多地区的荒地。

　　这实际上是一篇关于国民经济领域的训示。再看关于国内政策方面的训示吧：

　　苏马罗科夫在1771年6月29日皇太子保罗命名日写的颂歌里，一方面向全世界颂扬崇高的命名者的德行，同时告诉后者，像他这样的君主应该：

　　不把虚构与法律搅混，
　　理智用真实来装饰，
　　不要听信妻室的闲言，
　　不要宽纵伪善者的无礼，
　　不要服从迷信，
　　迷信但能软弱心意。
　　不仅如此，在这篇极尽阿谀的颂歌里还说：
　　当君主实行暴力的时候，
　　他便是人民的敌人而不是皇帝。
　　狮虎能噬人，
　　但那最微末的动物——蛇，
　　并不因被轻视而变小。
　　当它爬着咬了谁的时候，
　　才知道它便是那条蛇……
　　…………
　　昏君是一个卑鄙偶像，
　　又是一个海上的无能舵手，
　　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毒物。
　　他的国家将灭亡，
　　他的光荣要完结。
　　不再见颂扬，
　　灵魂归地狱。
　　英明皇帝垂千古，
　　不因盖棺便休止；
　　光辉日月皇帝号，
　　此号便是民父母。

　　我不知道，这样的训示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读者发生怎样的影响，因为训示本是写给他们看的。我想，差不多什么影响也没有。但这些训示应有助于阐明普通人（尽管他出身于贵族）的社会政治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充满阿谀之词的颂歌是很难使当时比较开明的读者受到迷惑的，因为他们理解，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18世纪后半期的讽刺文学已开始尖刻地嘲笑这种颂歌作者的阿谀辞藻^[28]。另一回事是同一些颂歌作者对当局所作的忠谏。这些谏言表达了当时先进俄国人士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些谏言，想必谁也不曾嘲笑。相反，像讽刺作家一样，颂歌作者在提出这些谏言的时候，在公众读者面前，是表现为启蒙思想家的。

VII

　　但我国的戏剧文学却比祝词、颂歌、赞词对读者有更大得多的教育作用。Н.布利奇说得对，舞台表演是一种高尚的娱乐，这种娱乐是莫斯科罗斯的那种粗野娱乐所望尘莫及的。同一布利奇又说：“不仅在宫廷，……而且在有思想的同代人中，都把剧院看为一种教育手段”，^[29]这是完全自然的。

　　关于喜剧怎样能够教育观众，这是毋须多谈的。不言自明；完全同讽刺一样，通过嘲笑。至于悲剧的教育作用，则是较难于理解的。

　　我国18世纪的悲剧是不很出色的。例如，我们在本章里将要专门研究的，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我刚才引录过的这位学者称之为“粉饰过当，但取材颇有价值的稀少的石印本^[30]”。不禁要问，这种稀少的石印本哪里来的教育作用呢？它的演出怎能成为高尚的娱乐呢？

　　苏马罗科夫的悲剧用以教育观众的不是它的美学价值。这种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悲剧的教育意义在于演员道白中所表达的道德和政治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则自然时常是由一些角色说出的，而我们如果从心理可能的观点去判断，那是怎样也预料不到他们会有这种观点的。然而Н.布利奇却断言，“一般说来，这些悲剧中的道德观点都好似被歪曲的，因为它们都远远不像是我国的观点”等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31]。实际上，有许多这种观点直到现在还很同我们的观点相似，而且毫无歪曲之处。

　　试举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关于一般责任，特别是对祖国的责任的观点为例。这是我们常常在苏马罗科夫悲剧角色的独白里听到的。且看其在那里的色调如何。

　　舒斯基公爵的女儿克谢尼娅受到僭王季米特里的死的威胁，公爵对女儿说：^[32]

　　为了祖国的城市，
　　女公爵呀，死吧！

　　同样，诺夫戈罗德市行政长官戈斯托梅斯尔教训他的女儿伊利梅娜说：^[33]

　　在责任说话，
　　或应表达对人民的爱的地方，
　　那里没有情人，
　　那里便没有父亲，
　　那里也没有亲族。
　　谁能负起自己的责任，
　　纵受灾祸，
　　亦所安心。

　　哈姆雷特表示过一种信念，认为：

　　无论是被俘，
　　无论是自由，
　　……高贵的心，
　　都应是正大光明^[34]。
　　我们在温柔的奥费利娅那里也听到：
　　我不愿拿耻辱
　　去寻求光荣。

　　私情和责任的斗争是苏马罗科夫的悲剧《霍列夫》的第一个（在时间上）“情感的高潮”。

　　俄国公爵基伊的兄弟——霍列夫，爱上了被基伊推翻的前公爵扎夫洛赫的女儿奥斯涅利达。她以俘虏的身份住在基辅，也对霍列夫表示相爱。但他是她的父亲的死敌，所以她认为不应该顺从自己的感情。她在第1章第3场里承认爱他，但否定任何同他结婚的想法，因为这是道德所不允许的。

　　我的公爵呀，
　　不要再抱着这种希望吧！
　　命运要我受这苦难，
　　命运已把我你永远分开，
　　爱情空自将我们连在一起。
　　斯涅利达怎能同这样一个人结婚：
　　他的哥哥推翻了我父亲的王位，
　　无耻地把我同胞的尸骨堆积成堆，
　　扎夫洛霍夫野兽般坐上王位，
　　同胞们遭受无情的屠戮和摧毁，
　　我们的碧血染红了整个城市，
　　奥斯涅利达也被俘成为奴隶。
　　皮龙啊！
　　你为什么免我于一死？
　　你留给我生命，
　　可你怎能使我感到光荣？
　　或者你是为了使我更艰难地忍受压迫？
　　我与其存活在这沉重的不自由中，
　　眼看强盗坐在我父亲的王位上，
　　倒不如就此死去！

　　在奥斯涅利达的心中，爱情与责任感斗争着，这同在柯尔涅尔那里，希曼娜心中的爱情与责任感斗争着一样。而无论在这里或者那里，斗争的心理过程是没有任何被歪曲之处的。无论在希曼娜或奥斯涅利达那里，责任感都战胜了爱情。这丝毫并不证明歪曲。

　　霍列夫的心情也丝毫没有被歪曲。在他那里也进行着同样的情感的斗争：“责任感驱使他去同逼近基辅的敌人作战。但这敌人是他所钟爱的女孩的父亲。因此，霍列夫不仅动摇，而且感到剧痛。这时，道德上的折磨使他发生深沉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我们的时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基伊对他说：

　　拿起武器吧，
　　你的责任在召唤，
　　战场上的光荣，
　　期待你以胜利。

　　霍列夫回答说，他早就学会了不害怕敌人并忍受疆场上的痛苦，但他不能不想到战争的牺牲：

　　但贪婪的死神吞噬了多少战士啊！
　　寡妇怎能赞美她的丈夫
　　倒在敌人的血泊里
　　勇敢地手握刀剑长眠？
　　唉！多少死于刀剑的父亲、丈夫和子弟成为禽兽的食料，
　　多少灵魂被抓进了地狱！

　　怎么办呢？难道这一战士会想到任何时候都不应用暴力去对抗罪恶？否。他只是要确定自卫和对别人进行侵略之间的区别。他不认为对扎夫洛赫作战是正义的，因为扎夫洛赫只是想把他的女儿从俘虏中解放出来。霍列夫说：

　　当责任要我们作凶死的牺牲的时候，
　　我们就去死，
　　但现在并没有这一要求。
　　当非死不能拯救人民的时候，
　　我们将一齐跳下深渊，
　　我将首先跳下。
　　但现在人民和王位都未受到威胁啊，
　　而给我们剑又只是为了自卫。

　　他不只是举出了这一卓越的差别，他痛苦地认识到扎夫洛赫的合理要求可能导致可怕的流血，因而想起人们一般在军事冲突中带来大量不必要的残忍：

　　当我们出于责任而与敌人作战
　　并且不区分自卫与报复的时候，
　　我们彼此本来都在流血，
　　我们貌似勇敢，
　　却比恶兽还要凶狠；
　　低贱的阿谀给恶行以什么名义？
　　杀人抢劫被称为英雄，
　　我们结束了战争，
　　报复已获胜，
　　眼看贫苦人痛哭悲啼，
　　却不怜悯。

　　结果，在霍列夫那里，责任对爱情也占了上风。当刚刚要实行自杀的奥斯涅利达要求他给她以逃到父亲那里的可能时，——必须指出，她的父亲也是反对她同霍列夫结婚的，而且已在进攻基辅，——他拒绝了。按照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行为将是叛变，而叛变的行为是奥斯涅利达本人也不会赞同的。

　　……你想想，考虑一下，
　　我能这样恢复你的自由吗？
　　那时全城将对我有什么议论？
　　你自己也将说些什么？
　　…………
　　奥斯涅利达能够爱一个叛逆吗？

　　不，应该公正！应该给我国18世纪文学以应有的地位。是时候了，应该否定那种在我国流行的以为这时期的文学无内容的意见。它是有内容的，当然，是它自己特有的调子。

　　旧莫斯科罗斯的居民，如果不能逃往“美丽的荒原”，必须负担这样那样的赋税，如果不能借口“不知下落”而躲避，便必须为皇帝服务。但他们是很少想起他们对祖国的“责任”的，也极少想到一旦与别国居民发生敌对冲突，应如何自处的。他们完全心安理得地从事烧毁、掠夺，甚至对与他们同血统、同宗教的立陶宛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也用各种方法夷为废墟。彼得改革后产生的文学很快就看出了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概念的贫乏，并想方设法予以补充。一切文学部门，就是人所共见的颂歌也不排除在外，都曾致力于此^[35]。讽刺作品的影响完全可能比所有其他各类文学的影响更大。然而一般悲剧，特别是苏马罗科夫的悲剧还是作了不少贡献^[36]。这就是文学在罗斯欧化的伟大事业中的伟大功绩。

VIII

　　在国家的利益要求死的时候，一般的死者应该忘记他本身的利益、悲剧就是这样教导的。至于登上王位的人物，悲剧则要求他们首先尊重法律。我们已经知道的俄国公爵基伊的兄弟霍列夫就说：

　　那些创造了法律的人，
　　对于自己的法律自己也要服从。
　　他又详细举出了一个统治者应有的品质：
　　君主应多深谋远虑，
　　如果他想戴上王冠不受诋毁；
　　如果他想光荣不朽，
　　他应是公正而慈悲^[37]。
　　上面提到的女公爵克谢尼娅祷告上帝：
　　让我们看看一个在位君主，
　　服从真理
　　弃绝非法的意志吧！
　　暴君只以他的意愿为法律，
　　真理已经泯灭了！
　　但公正的沙皇
　　为了他们的光荣不朽，
　　应在臣民幸福的基础上
　　建立各式法律规章^[38]。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对政治表示了深切兴趣的少女，竟要求信仰自由，要求统治当局对臣民采取宽容的态度。

　　世界上只有这样有皇帝身份的男子是幸福的：

　　他不使我们的灵魂受到束缚，
　　他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自己，
　　他由于宽容而美化了沙皇的高位，
　　他给臣民以平安的时日，
　　只是对恶行奋战不息^[39]。

　　严厉，但公正的公爵基伊在解释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担心他的臣民会叛变时，指出了他对臣民的态度。他向大贵族斯塔尔韦尔赫说：

　　试想，叛徒能搞出什么名堂？
　　在无数人民中许多人真心矢忠于我，
　　难道他能引起他们的愤恨？
　　我的统治建立在仁爱之上，
　　人民自然地对我崇敬。
　　他们视我为慈父，
　　由衷地对我忠诚^[40]。

　　戈斯托梅斯尔的女儿伊利梅娜劝告西纳夫公爵说：

　　你已开始慷慨无私地统治这个国家，
　　人民显得平安幸福；
　　自然所以产生了你，
　　就是要使你的智慧臻于真理，
　　要你揩去哭泣着的奴隶们的眼泪^[41]。

　　这措辞是多么值得注意啊！臣民是统治者的子女。但同时他们又是他的奴隶。不仅伊尔梅娜一人这样说。在同一幕的第1场里，西纳夫从他的兄弟特鲁沃尔那里也听到这样的劝告：

　　啊，公爵呀！
　　对于你的奴隶，你的亲爱的子女，
　　不要用别的方式去统治啊！

　　在《哈姆雷特》一剧里，波洛尼所宣扬的是毫无掩饰的独裁制度。

　　谁来宽恕皇帝？
　　人民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皇帝是上帝，不是从属国家的人，
　　谁穿上了王袍、戴上了王冠，
　　他便是全部真理、权力，
　　对他说来，
　　没有法律。

　　但赫尔特鲁达完全以伊尔梅娜——即苏马罗科夫本人的精神反对他的这种意见：

　　聪明公正的皇帝不应这样，
　　英明的皇帝应在各方面成为榜样，
　　他比所有臣民更遵守真理，
　　在真理的基础上建立所有的法律。
　　应永远铭记：
　　人的一生都是短暂的，
　　皇帝也是这样的人。
　　殷勤的奴隶都是他的子女，
　　从他的节杖里流出无穷的欢乐。

　　皇帝遵守真理，从他的节杖里流出快乐，然而他的子女——臣民，却仍是他的奴隶！这是当时（先进的！）俄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许，可以说像18世纪的所有先进作家一样，苏马罗科夫是开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他的悲剧所说的，实质上就是开明的专制制度的一种，除称之为开明的君主独裁制外，便无其他名称。

　　俄国的悲剧是模仿法国悲剧的。然而我们往后便可看到，法国悲剧里没有把独裁制（哪怕是开明的独裁制）理想化。而且就是无限制君权制的以前坚决拥护者波修埃，也认为必须声明臣民对君主的奴隶式服从，是同法国道德相抵触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一问题上，思想的秩序也是同事物的秩序相符合的。罗蒙诺索夫说：“因为我国的诗创作是刚刚才开始的，所以不适宜的东西不应吸取，好的东西不应抛弃。应该注意仿效什么，仿效谁。”比他更早一些时候，Ф.沙尔特科夫在英国研究欧洲各国的“规章制度”时，也只是挑选了“适合于君主专制的东西，而不是选择了适合于共和制或议会制的东西”，以备本国之用。我国18世纪的文艺作品也是这样。它也是力求不吸收不适用的东西的。它从西欧社会政治思想的丰富宝库中，仅仅选择了“适合君主制度，而不曾选择适合共和制或议会制的东西”。而且对于“君主专制”这一概念，它也赋予本国的色调。思想的秩序取决于事物的秩序。

　　尊重法律，对自己的子女——奴隶应该“宽容”，保护被欺凌的人，……这些要求同上“十字架请愿书”的人们对莫斯科君主提出的要求有何区别？任何区别也没有。这一点应该记住。

　　彼得改革没有变更了臣民对俄国君主所提要求的范围，而臣民因种种缘故是和“俄国现实”不妥协的。彼得改革不能改变它，因为改革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使社会力量的变动无损而有利于中央政权。唯一的差别是，“十字架请愿书”的要求是由一个业已衰朽的社会阶层——大贵族提出的，而对开明的独裁制发出的关于尊重法律和对臣民采取“宽容”态度的谏言，则是来自俄国拥护西方启蒙运动的阶层。这个阶层命定要成长和巩固起来，尽管这种成长和巩固的过程是迟缓的，有时还要使其中的贵族门第的代表失望。

　　苏马罗科夫在所写《哈姆雷特》一剧中，通过赫尔特鲁达之口提醒君主要注意人生是短暂的，也就是要注意死后对恶行的责任，但赫尔特鲁达只是顺便提到这一问题。而僭王季米特里——也是完全意外地！——却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他梦见他在地狱中受折磨的可怕情景：

　　莫斯科周围的美好地方消失了，
　　地狱从深渊中向我张开大口，
　　在地狱里我看到阴森的台阶，
　　在地狱里我看到悲惨的情景。
　　在地狱里我也在火焰中燃烧……

　　针对这种可怕的情景，还是这一残酷的暴君把仁慈的皇帝享受天堂幸福的极为美好情景与之对立：

　　我再仰望天空，
　　看见了天堂的村落，
　　在那里——
　　自然界的仁慈皇帝无限优美，
　　天使向他们飞洒天堂的玫瑰……

　　这种对比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使统治者知所警惕，向他们提出警告，让他们知道他们本身的利益——并且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利益！——要求他们尊重法律，表现“宽容”或（完全一样）“仁慈”。我们试一回忆库尔布斯基曾用阴间的审判来恐吓伊凡，那我们便可相信，彼得改革在这一最后论据（ultima ratio）的意义上，也没有在神圣罗斯引起任何直接的改变，因为罗斯居民在他们的君主表现得过于不“宽容”时，就曾诉之于这一论据。

　　我还想指出苏马罗科夫悲剧的另一特点。像18世纪的法国悲剧一样，他的悲剧也攻击天主教。有些地方，这种攻击还是很激烈的。对于僭王季米特里关于俄国不愿服从罗马教皇的神圣性的意见，他的心腹之臣帕尔缅反驳说：

　　我认为人与我有如兄弟，
　　伪教士为了向愚民宣扬他们的伪神圣，
　　为了谋取私利而使他们的神话受到崇敬，
　　却散布了堕落荒淫。
　　…………
　　英国、荷兰和德国半壁，
　　都已卸除这一重负；
　　整个欧洲完全排除以往恐惧的时期，
　　很快就要到来，
　　这过分傲慢的僧侣
　　把自己看得与凡人完全不同，
　　愚民对他像上帝般崇敬，
　　也将从宝座上推翻下来。

　　僭王季米特里认为这种言论是“大胆”的。但这种“大胆”却由于一种情况而趋于缓和，即苏马罗科夫剧中的主角虽激烈地攻击西方的教会，但对东方的教会却是极为尊敬的。在同一悲剧（《僭王季米特里》）里，格奥尔吉·加里茨公爵祷告上帝，请不要让天主教战胜东正教：

　　啊，上帝！
　　请为罗斯排除这一灾难吧！

　　妙极了，无论在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或“寓言”里，都看不到对俄国宗教界的攻击，而这在康捷米尔那里却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因康捷米尔的情绪同彼得大帝的情绪要接近得多，而彼得一世是很看不起“大胡子”的。在苏马罗科夫的时代，当局对这种大胡子的态度要“宽容”得多。而大胡子方面就连过去对彼得改造活动的那种消极反对态度，也完全放弃了。像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那样的反对派行动只是例外，不能算数，它只能证明常规的正确。

　　无论苏马罗科夫的政治思想的界限由于时代的条件，是多么狭隘，但其发表在诗，特别是在悲剧中者，都完全没有曲解当时俄国人的概念，而只是澄清了这些概念，因为它毕竟向统治当局提出了若干同莫斯科独裁制的规则相违反的要求，这个规则就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屠杀或赏赐我的奴隶。谁也不会说，像苏马罗科夫剧中一位主角（姆斯季斯拉夫公爵）关于高贵的那种见解，对于苏马罗科夫的同代人的政治发展，是毫无补益的：

　　啊！高贵是我们光荣的唯一来源，
　　法规便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
　　你是英勇行为和公共福利之母，
　　唯有你才有力量把沙皇的高位支撑。
　　沙皇没有你便对人民大为怨怒，
　　你的节杖便成为反对自由的利剑。……

^[1]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3页。关于普希金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的是亚济科夫、科兹洛夫等。

^[2] 同上书，第12页。注第1条。

^[3] С.М.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1496—1497页。

^[4] 古罗马政治家兼作家，奥古斯特皇帝亲密顾问之一。他曾庇护诗人维琪尔、戈拉茨等的诗人团体，利用其有利于帝国的创作并给以物质援助。其名遂成为维护科学文艺之代表。——译者

^[5] 《康捷米尔全集》第1卷，第400页，第76首诗的注解。

^[6] 当时义务我们称为职责。

^[7] 在安娜的继位者——彼得二世及叶卡捷琳娜一世的朝代里，这批人也很少记得这种职责，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缓和些。

^[8] 莫尔恰林为格利鲍耶陀夫喜剧《聪明误》中的讽刺作家，他体现着伪善、卑躬、阿谀谄媚和趋炎附势，其形象已成为普通名词。——校者

^[9] 拉丁文，书有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是由读者对它的看法而决定的）。——校者

^[10] 在以“不能为善吗？”这句开头的那首诗的附注里写道：“如果你难于控制你的欲念，弃绝恶行，至少，你也应该使自己的恶行不为子女所看见；如果你要作恶，那也不要危害自己的子女呀！”这里所说的是坏榜样的道德危害，是再明白也没有了。

^[11] 参阅洛克：《关于教育的若干思考》（《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洛克文集》第4卷，第32节，伦敦1767年版，第15页。

^[12] 特别是加拉霍夫。

^[13] 请参阅库诺·费舍尔：《新哲学史》第4卷：《伊曼努尔·康德》。（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97页。）

^[14] 应该做一个大丈夫，经常说出心底的话。愿人们说由衷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用空洞的恭维来遮盖我们的意见。

^[15] 完全的坦率时常是可笑和不允许的；无论你们的严肃的诚实品德对此多么不满，有时却仍以藏起你心底的话为好。有趣的是，阿利舍斯特本人也没有立即决定对奥龙特的十四行诗表示其否定态度。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如皇帝命令他说这诗为好诗，他就说这是好诗。由此看来，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他比康德还要走得远些，康德只不过同意缄默而已。

^[16] 参阅他在第6幕第1场中的独白。

^[17] 俄罗斯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悲剧《霍烈夫》等作品中，提出公民与天职、服务社会、为国家利益作自我牺牲的意见。——校者

^[18] 既然你想写，
　　那首先你应恋爱。

^[19] 我国的文字甜蜜、纯洁、丰富和华美，
　　但我们对它的美好宝库所贡献的却很贫乏。
　　为求我们不因对它的无知而受辱，
　　我们应将整个的宝库略事修理。
　　我们不应大家都竞竞于韵律，
　　而善于写得正确却为人人所必须。

　　（参阅《小寓言》《文字的损坏》）。

^[20] 苏马罗科夫在其讽刺诗中，把莫斯科这一专有名词用了小写字母。

^[21] 见《论房屋建造》一文。

^[22] 传说，苏马罗科夫不能漠不关心地听到“有人当他的面把人叫做下流坯子。他非常懊丧地离座而起，拿起帽子走了，有时不再回到这个屋里。”见布利奇：《苏马罗科夫和他那个时代的评论》，第92页。

^[23] 他在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奏章中写道：“我是祖国的子孙和成员，根据理性我所愿望的不是要推翻古代的法律而确定新的法律，而是要在有可能时修改它们。在没有法律，或法律不详细或不明确的地方，则制定、修改或解释它们。”按照现时一些国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的主张。

^[24] 指祖宗。

^[25] 朱味那尔，捷齐姆·尤尼（纪元60年代至127年），罗马大讽刺诗人，诗中反映了图拉真和亚德里安统治时期罗马奴隶社会没落情形，揭露了帝制暴政和贵族恶习。——校者

^[26] 寓言《松明一束》。

^[27] 指《大贵族会议》。

^[28] Н.С.吉洪拉沃夫在论述Е.И.科斯托罗夫一文中指出，颂歌诗人们1769年《合著》（смесь）怎样成功地表现“普通人有道德么？其次，我不知道诗人用抒情音调歌颂德行，而我从来没有读到对他写的农民以及弱者有称赞的颂歌”。（《吉洪拉沃夫文集》第3卷，第1分册，第188页。）

^[29] 《苏马罗科夫》，第26页。

^[30] 同上书，第152页。

^[31] 同上书，第146页。

^[32] 《僭王季米特里》，第5幕最后一场。

^[33] 《西纳夫和特鲁沃尔》，第3幕第1场。

^[34] 《哈姆雷特》，第1幕第2场。（这里指的是苏马罗科夫所写的《哈姆雷特》一剧，而不是莎士比亚所写的。——译者）

^[35] 只有我所引录过的那类故事才是例外。但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文学。

^[36] 苏马罗科夫的学生克尼亚日宁所写悲剧，应认为差不多是我国18世纪上半期的最有思想的悲剧。

^[37] 苏马罗科夫：《哈姆雷特》，第5幕第1场。

^[38] 《僭王季米特里》，第2幕第1场。

^[39] 《霍列夫》，第2幕第1场。

^[40] 《西纳夫和特鲁沃尔》，第2幕第6场。

^[41] 同上，第2幕第5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