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一九一七年七月
一家聪明报纸的惊慌恐惧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统一报》第七十八号）
《工人报》（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九十八号）登了一篇题为《不能延搁》的社论。如果注意到它出现在俄国革命军队终于对苏丹、保加利亚君主和德奥两国皇帝的联军发起了强大攻势这样的时候，自然可以设想，社论的作者是向居民解释他们的神圣义务在于用一切力量反对“后方的紊乱”。同这种紊乱状态作斗争的确是刻不容缓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延搁都会是对我国那些身着军装、为祖国的独立而流血的农民和工人的背叛。但是逻辑规律不是为《工人报》而写的。进攻只是使它产生一种思想，即俄国革命民主派应该立即开始强大行动，以便（象这家报纸所认为的那样）加速缔结和约，然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只会消灭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我国军队奋不顾身的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工人报》对进攻的胜利感到不安。它说，已经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战略效果。最后四个字被它加上引号。为什么？为了挖苦吗？但是如果这样，那么第一，在这里挖苦就显得是十分软弱无力和幼稚无知；第二，在这种场合下，《工人报》到底有什么可挖苦的呢？难道挖苦绝大多数俄国居民对于在红旗下坚决战斗的我国军人没有无谓地战死沙场这件事所表示的愉快心情吗？
总之，《工人报》是在惊慌不安地问自己说：“今后怎么办？”
在回答这个名副其实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以前，它认为必须（大概是为了找灵感）向我们提出一个连它自己也非常清楚是毫无根据的责备。它硬说我们想要摧毁德国。
我们已经多次反复地说过，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当然，《工人报》不应该完全相信我们的话。它有权利假定我们这些反对它的人说的是一回事，而想的又是一回事。但是为了使这种假定不致弄得毫无根据，为了使这种假定不致成为谢德林嘲笑过的爱“猜测心思”的警察嗜好的简单结果，就必须通过多少严肃地批评我们对战争问题的态度来证明它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批评，而且在以完全无能力作彻底思维为主要特点的这家机关报的版面上，当然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批评。读者还没有忘记：《工人报》曾经有个时期宣传过联欢；它高尚地庇护过曾被我采取（用它的话说）所谓与社会党人身分不相称的“陷害”措施来反对过的帝国主义分子谢德曼；还有，就在最近，这家聪明的机关报提出了在全线休战的要求，而后来它自己又慌慌张张地用一个十足可笑的借口放弃了这个要求。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是帝国主义最坚决的敌人。因为俄国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着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的牺牲品的危险，所以我们说：它应该用它拥有的全部力量进行自卫。我们是用民族自决权的名义说这种话的，《工人报》当然也承认这种权利，不过看来它是按照这样一种独特的意义解释自决权的，即：虽然俄国必须同情世界上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不过它自己不应该作为一个摆脱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桎梏的自由国家而实行自决。
我们所希望的，不是俄国摧毁德国，而是德国不摧毀俄国。好吧，《工人报》就直率地对我们说吧：“如果德国人的挽轭套在俄国人的颈上，那并不是不幸”。从国际的观点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除开格里姆和克拉狄克之流的第三国际），这种思想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不过这个思想（也只有这样一个思想）给我们提供一条逻辑线索来弄清《不能延搁》一文作者的议论，它（而且只有它）告诉我们这位作者担的是什么心。当他不肯说出这个思想的时候，或者最正确地说，当这个思想还没有被他认识的时候，当他没有理解到这个思想就是他的全部议论和担心的真正基础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分析这位高傲地自诩为工人阶级思想家而在任何一个不是毫无天赋的十二岁少年就可以轻易对付的那些矛盾中碰得焦头烂额的政论家的极端不高明的表演。
《工人报》希望和平。但是谁不希望和平呢？大家都知道，甚至最极端的德国帝国主义者都在热情地谋求和平。连俾斯麦也一贯冒充是极端爱好和平的人。问题不在于某个国家、某个政党、或者某个世界政治活动家希望不希望和平，而在于和平的条件应该是怎样的。德国帝国主义者想强迫我们接受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道路上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的那些和平条件。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俄国公民（只要他不属于永远不能忘记的斯提尤尔美尔[1]的党）在想到这些条件时都不能不感到震惊。因此我们应该斗争。而谁要斗争，他就必然会力求取得胜利，而且同样必然会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所以，如果《工人报》要对我们所取得的战略效果煽动性地挖苦一番，那他只不过是暴露他的不可救药的（虽然也许是不自觉的）失败主义情绪。
《不能延搁》一文的作者一本正经地宜布说：“它（即俄国革命。——格·普·）对世界的主要希望不在加利奇城下的战场上，而在于英国和德国、法国和奥国的人民群众同本国帝国主义的会战。所以即使加利奇城下取得了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民主派在后面这些会战中的失败仍将是俄国革命的失败，因为我们不会进行摧毁德国的战争。”
正如我上面已经说过的，现在的问题完全不是摧毁德国。问题在于俄国以及所有受到德国侵犯的国家进行自卫。要相信这一点，看一看德皇陛下的宰相如此经常和如此洋洋得意地引证过的军事行动地图就够了。“加利奇城下的战斗”和我国目前所有一般的进攻行动不过是完全合法的自卫行动。不关心那些自卫的国家应有的命运，而对进攻者即德国可能的遭遇却感到不安，这是十分奇怪的。不过我们且不谈这一点。
我们的作者一连串的论据中最薄弱的环节是这样一个论点：他硬说，俄国革命对世界的主要希望不在加利奇城下的战场上，而在全世界（包括奥国和德国在内）民主派的胜利。我们衷心希望德奥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但是希望德奥民主派成功是一回事，希望奥国和德国皇帝成功则是另一回事。在进行“加利奇城下的战斗”的同时使我们的后方陷于混乱（象《工人报》通过它的宣传所做的那样），正是意味着替全世界民主派应当与之作斗争的那种人服务。
当我们听到哈阿兹—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党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我们将非常高兴。但是这个党本身却极其审慎地对我们说，现时绝对不能指望这种事情。
对我们说来这个意思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表达：太阳还没有升起，露水就伤坏了眼珠。现在德国的命运落在或多或少残酷的帝国主义者粗野的双手里。帝国主义者们厚颜无耻地嘲笑我们大家所承认的民族自决权。他们不问自己，能不能允许割地和赔款；而唯一只问自己，他们侵占别人的那些土地有多么辽阔以及他们从被他们征服的民族那里榨取的那些赔款有多么巨大。
根据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解决。他们信服的只有一个道理：即暴力。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列·托尔斯泰的学说，如果用暴力反抗罪恶不受到我们的谴责，那我们就应当高兴地欢迎加利奇进攻的胜利。只有不愿意或者不善于为俄国革命事业服务，同时也为全世界民主派的事业服务的人，才会对这个胜利令人厌倦地老是抱怨，才会惊慌失措地问自己：“今后怎么办？”
让我国的军人去代替在加里西亚阵亡的战士的时候，不会因为这种令人厌倦的、可怜的怨言而感到不安。让他们知道，我国自由事业只有在它能够取得相当大的胜利的场合下才会巩固起来。让他们在马赛曲的乐声中急速投入战斗的时候回想起这首不朽的国歌的豪言壮语：
神圣的祖国号召我们，
向敌人复仇雪恨！
为了争取珍贵的自由，
我们要誓死战斗！……
[2]
[1] 斯提尤尔美尔（Штюрмер,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848—一九一七）——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和外交大臣，一九一六年任首相，有人提出控告，说他亲德和准备单独缔结和约，于是他被迫辞职。——译者注
[2] 参看《外国名歌二百首续编》音乐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7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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