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БА——ба[1]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和十三日《我们的统一报》第十四和十六号)
我们革命者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应该不应该坚持任何无条件的原则呢？
过去我经常说，并且也经常写道：我们只应当有一个无条件的原则，就是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我不止一次地说明，把这个原则翻译成革命的语言，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最高的法律——这就是革命的成功。
我不记得我是否多少有点详细地论证过这个思想：在我看来，它 的正确性是一目了然的。现在发现，我在这一方面大错特错了。自从波利斯·米尔斯基先生在他不久以前的一篇小品文《晚上的一小时》中对于我在我党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捍卫过上述思想突然表示义愤那个时候以来，某些读者朋友请求我比较详细地谈谈，无条件的原则不适合于我们的政策和策略这个问题。此外，我的一个论敌在这个问题上谴责我，说我鼓吹有害的邪说（维克多·切尔诺夫公民在《人民事业报》上就是这样说的），而另一些论敌虽然认为我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挖苦我不应该在列宁的拥护者现在热心地着手于实际运用这个思想的时候拒绝它。
这一切清楚地说明，我的确应该更详细地谈一谈。不错，疾病妨碍我写作。但是环境要求我做一点小小的自我努力，象狄更斯笔下的非常可敬的唐比小姐所说过的那样。
等待我作解释的读者朋友，对于根据我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上述思想可以得出的那些危险的结论，看起来是有些不安的。不过我要问一问：有没有一种发现不会被人滥用呢？我看没有！
最优美动人和最富有内容的一个希腊神话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了火，并且教会了人类使用火。他作得对不对呢？希腊人认为很对。我也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希腊人的判断。但是，请想一想，自从这个强壮的巨人完成了有益于人类的英勇行为以来发生过多少次纵火事件，有多少不幸的异教徒被人用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为什么你们不哀悼火的发现呢？很简单：你们懂得，这个伟大的发现给人类进步事业带来的利益，无限地超过利用它作恶时所造成的损害。可惜的是人们能够滥用一切。但是从这里绝对不应当得出结论说，为了防止滥用，人类应该原地不动。
这一点无论在技术方面或者在理论方面都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有哪一种本身正确的政治思想，不会被老练的诡辩家利用来证实错误的和有害的结论。但是难道我们就要根据这一点对政治思想进行检查，要求它拿出可靠性的证据吗？求奥林普山上的诸神让我们避免这样吧！我们会象某个谨慎的人那样反驳无神论者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以后我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尉呢？”
我们只把一个标准应用于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即真理的标准。不能问：这个理论有害还是没有害？只能问它是真理还是谬论。我要求大家也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我说过不止一次，而现在突然在报刊上引起纠纷的那个思想。
但是我的论敌们反驳我说，过分谦虚远不是您的罪过。您力求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同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发现的同样水平；您想以普罗米修斯自居。
完全不是这样！我不隐瞒，如果我有权把报纸上那些雄辩家纷纷加以评论的这个思想称为自己的理论发现，我是会觉得十分荣幸的。但是哪怕一分钟设想，似乎我可以有这种权利，那我就预先必须象我的论敌们一样，在这类问题上成为完全无知的人。
这里所说的思想，乃是十九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有成效的结果之一。
它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这位天才的德国唯心主义者在他的“小”逻辑中用十分动人的语言描述了辩证法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说辩证法对一切事物都要进行审判，在它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坚持不动[2]。它用继续运动的名义注定一切过时的东西都要灭亡。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就他仍然坚持他的辨证观点而言），除了辩证发展过程本身，即除了这个不死的死，或者换句同一个意思的话说，除了永恒的复生以外，始终没有任何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
哪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比其他一切制度更符合人性的要求呢？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曾经热情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黑格尔说来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理想的制度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种制度在一些历史条件下是极好的，当这些条件为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条件所代替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完全无用了。从黑格尔的理论哲学中得出的这个必然的社会政治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科学社会主义除了合理的死亡或永恒的复生以外也没有任何绝对的、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它严格地和彻底地发挥了这样的原理：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事情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弗·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的奴隶制，那也就不会有现代的社会主义”[3]。请仔细想想这句话：它等于是对奴隶制的相对的辨护，即在一定历史时代的范围内替它辩护。这不是对理想的要求的可耻的背叛吗？
请放心吧！这里没有背叛。这里只有对于空想主义的理想的否定，这种理想是在抽象概念的濛濛大雾中产生的，它同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没有任何有机联系。所以这种否定的态度不是恩格斯的过错，而是他的功迹。抽象的理想阻碍人类智慧发展已经太久了。难怪我们的维·格·别林斯基处在它的有害影响下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痛苦。
值得信任的旅行者们告诉我们，在非洲的某些地方，奴隶们瞧不起雇佣劳动者。而这些雇佣劳动者却尊重奴隶。换句话说，在非洲的这些地区，奴隶的社会地位比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高。这就向我们证明，在我引用的这些旅行者的记述所属的那个时期，奴隶制在当地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对奴隶制也要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观点加以判断，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对奴隶制也准备在它加速人类的经济发展，因而也加速人类任何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范围内给它以某种程度上的肯定，那么请问，它会怎样对待某些个别的政治策略规则，或者一般的说政治规则呢？当然，它也会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来判断它们；它也会拒绝把它们看成是无条件的东西。它认为，其中最可靠地使我们达到目的的那些规则就是最好的规则；而且它会把不合乎目的的策略规则和政治规则当作毫无用处的破布加以抛弃。不合目的——这就是它在政治和策略问题上的唯一标准。
我国那些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齐声喊道：但是要知道，这是最不道德的作风！我承认，我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和所有的地方一样，没有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当那些从合目的性的观点判断自己的政治手段或策略手段的社会活动家抱着压迫人民的目的时，我当然要承认这些手段是不道德的；但是当掌握合目的性原则的活动家以人民的幸福为指南，把它看成最高的法律时，我就坚决不认为在他坚持这些可以最迅速地达到他的高尚目的的规则的意图中，会有不道德的东西。
在我看来，如果要看中任何别的规则，那么他就必须背叛自己的事业，或者至少必须接受空想主义的思维方法。
耶稣教导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反复地这样说，尽管他们的世界观同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温和的儿子的世界观有根本的分歧。如果您是仁爱的，请告诉我，这儿哪里有最不道德的作风呢？
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安息日是为人而设。请把这个原理翻译成政治语言吧，那它就是说：不是革命服从某些策略规则的胜利，而是策略规则服从革命的胜利。谁很好地懂得这个原理，谁在自己的一切策略考虑中以它为指南，他（而且只有他）就会表明自已是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力量可能小，也可能大。但是无论哪种场合，他都可以最有成效地运用这种力量。
如果他没有逻辑上的勇敢精神，如果他们害怕贯彻没有也不可能有无条件的策略规则这个思想，那么，正是由于自已的不彻底性，而且仿佛是对这种不彻底性的惩罚，他将自己阻碍达到自已目的的道路，尽管他本人不愿意这样，也没有看到这一点。
是不是允许杜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呢？——不允许。——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吗？——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因为世界上的什么缘故都不允许。
在米勒兰第一次接受部长职位的时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我的许多朋友就是这样议论的。
我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社会主义运动》（《 Mouvement socialiste》）编辑部曾经就这个问题向各国社会主义者作过一次调查。我在回答它的征询时说过，我不承认无条件的策略规则，因为在政治上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我继续说，可以设想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但是在法国工人运动的目前形势下，我觉得米勒兰的行为是有害的。
最著名的一位拥护米勒兰的人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曾经对我说，您的主张对我们有利。我至今还不能理解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了这样的推理。但是当时我很好地理解了我那些因为我的答复而感到不安，甚至几乎感到痛心的法国朋友们的想法。
他们以为，仿佛我拒绝承认无条件的策略规则，就削弱了他们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的阵地。
许多年过去了。现时的全世界战火爆发了。不愿意有战争的法园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仅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为了整个国际运动的利益，法国社会主义者本来应该参加民族自卫的内阁。这时，我的某些法国朋友也许会对自己说，当时我否定无条件的策略原则并不是不对的。然而他们中间另一些人仍然坚持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永远是背叛自己和自已的党。他们按照这种信念起来反对自己的领袖盖德，于是他们不知不觉地转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低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者转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以后就会降低自己的水平。他的斗争手段就会变得更加没有成效。这必然地要推迟他达到自已最终目的的时间。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换得，而且正在换得教条主义在政治和策略上的胜利，即换得大家都承认无条件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原则。
试举另一个例子。社会主义者能不能表示赞成战争呢？从无条件的原则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从这些原则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者只有权承认一种战争，即“国内战线”上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今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这里，少数例外只是证明了一般的规则）。反之，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从来就不同意无条件地否定战争。他们象我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也是根据地点和时间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4]。他们懂得，虽然对外战争经常总是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往往有这样的场合：这时它们却加速这种发展。在这些场合下，如果无产阶级拒绝坚决地和自觉地参加战争，它的行动就会不符合自己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和著述生涯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工人阶级指出了它的战争任务。
还有一个比较局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允许社会主义者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呢？许多社会主义政党首领至今都认为，社会主义者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就破坏了自己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旧制度垮台以前，甚至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中间绝大多数人都坚持这种意见：他们确信俄国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攻击它的德国的进犯，因为德国的胜利对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以后的成功会产生很有害的影响。他们说：“应当进行战争”。
同时他们又补充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这里，逻辑很少，而策略教条主义却多得很。
很久以来，这种教条主义就使我想起俄国教会分裂史上著名的大祭司阿瓦昆的形象。[5]
阿瓦昆这个特别坚强和忘我的人，曾经坚定地号召自己的信徒们“为аз[6]而死”，甚至没有提出为了达到基督教向自己提出的目的在何种程度上需要“аз”这个问题。他同“аз”很和睦，他同它很亲密，所以在他看来，取消“аз”也就是整个东正教的垮台。
凡是在革命队伍里混过的，他大概会在那里遇到许多阿瓦昆之类的人物，不过这些显然很少具有阿瓦昆那样的钢铁般的毅力。他们也热烈地捍卫过这种或那种“аз”。当我国的革命运动主要还处在巴枯宁学说的鼓舞下的时候，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巴枯宁主义恐怕是没落时代空想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变种，其中谁也不能破坏的策略“аз”是很丰富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从巴枯宁主义那里继承了极大部分的策略“аз”。一九〇六年，宣扬抵制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一个论据，说杜马的成员都应当宣誓，而宣誓就意味着他们自动承担捍卫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义务。这样进行推论的抵制派没有料想到，他们提出的论据是巴枯宁主义者在反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的斗争时所喜爱的题目之一。西方社会民主党不能不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论据形式上的正确性。但是，它丝毫没有因此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全体成员都懂得，凡是现实生活断然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地方，形式上的考虑就应当收起来。
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里的情况不一样：而这就证明，我们比别人更多地沾染了策略教条主义。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曾经不断地在自已的政论文章里同它作斗争，一有机会我就提醒说，我们策略的主要特性，唯一应当在于它的合目的性。
不言而喻，我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忘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我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叙述自已所喜爱的这个策略思想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当波利斯·米尔斯基先生（看来，他对我的论据什么也不理解）现在在自己的小品文中引用过去这些例子的时候，它们就在一些人的身上产生了虔诚的恐惧，另一些人则用讽刺的口吻对它们表示赞同。现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们问自已说：“难道普列汉诺夫过去能作这样的议论吗？”反之，布尔什维克则说：“请看他是革命者的时候是怎样议论的；现在他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他的议论当然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我现在的议论和过去完全一样。不过，现在对我的观点产生恐惧的那些人，以及用讽刺的口吻对它表示赞同的那些人，都很不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我在一九〇三年的代表大会上所引用的例子中，有一个说到了立宪会议。这就使我的例子变成对今天“有迫切的意义”了。那些对它感到恐惧的人，都是这样理解它的：我过去竟然替解散现在我国召开的立宪会议辩护。
那些曾经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对它表示赞同的人知道我决不会赞成这样的解散就谴责我背叛。
但是对我说来，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上也没有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
我在举一个例子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情况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等等[7]。但是理论上可以设想的情况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情况。理论上的可能性完全不是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要追求的现实性。
各种立宪会议具有不同的性质。卡芬雅克曾使巴黎无产阶级遭受到惨重的失败，这使得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法国立宪会议大为高兴；假使巴黎无产阶级迅速地由这一失败中恢复过来，用暴力结束掉这个反动机关的活动，那末，我不认为我们当中有谁会一定要谴责这种行动。上述年代的法国立宪会议是敌视无产阶级的。而最近被“人民委员们”解散了的会议[8]两只脚都站在俄国劳动居民利益的基础上。“人民委员们”把它解散，这不是同工人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斯莫尔尼制度[9]的专政的敌人作斗争。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谁不理解这一点，他根本就不可能弄清楚工人的种种策略问题。
认为我在一九〇三年我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的影响，仿佛促使布尔什维克在集会于塔夫利达宫的议员们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关闭了塔夫利达官的大门，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我的发言丝亳没有妨碍过他们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热烈地宣扬立宪会议思想。当我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以后向我们党提出“全权杜马”这个公式作为竞选纲领的时候，他们曾经谴责我背叛（他们总是“轻松地”干这种事[10]）。
解散我国的立宪会议，这根本不是脱离无条件原则的策略的内在逻辑促使他们这样做的，而是他们在十月底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促使他们这样做的。
他们在把政权夺到自已手中来的时候，当然不打算将来在立宪会议的多数不是由他们的拥护者所组成的那种场合下放弃政权。他们看到其中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便决定：必须尽快地结束立宪会议。于是他们就以他们所特有的毅力实现了自已的决定。
我已经说过，这是完全合乎在十月底采取的那种行动的逻辑的。不过立宪会议的解散也有其明确的逻辑意义。它是促使俄国劳动居民发生毁灭性内讧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
这个步骤的拥护者会反驳我说：“力量在我们方面”。我准备同意他们的话，武装力量的确在他们方面。但是要知道，早就有人说过，坐在刺刀上是不很舒服的。
有一次人们对克伦威尔说：“全国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护你”。他回答说：“不要紧，这十分之一的人武装起来了，他们将要统治十分之九的人”。历史没有证实克伦威尔的这一信念，而且要知道，他并没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打算。他的欲望愈来愈小，结果成了纯粹的王朝欲望。
就在不久以前，考茨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提醒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专政应当是多数人的专政。现在跟着斯莫尔尼走的并非多数人，这是应当使得它的活动家们三思的。
他们的专政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是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得不愈来愈頻繁地使用恐怖手段。
使用这些手段是局势不稳的标志，而决不是有力量的标志。无论如何，一般说来，这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斯莫尔尼的策略是巴枯宁的策略，而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涅恰也夫的策略。
很有趣的巧合。根据尼·彼·德拉哥马诺夫的证明（他本人经历过涅恰也夫主义时代），涅恰也夫曾经在青年学生们中间散布消息说，西欧有两百万国际主义者准备起义并且支持俄国的社会革命[11]。
读者都知道，在我国工人中间现在也散布着同样没有根据的消息，说西欧无产阶级准备支持俄国的社会革命。这完全是同样的方法，不过运用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罢了。我根本没有意思认为这种方法总是为了达到自觉欺骗的目的而采用的。
远不是这样。我以为，在这里，自我欺骗却更可能得多。而且不止布尔什维克有这种倾向。连伊·格·策烈铁里这位亚洲的光明（不过也相当的昏暗），对西方也充满了过分得天真可笑的希望。而且齐赫泽不是说过一句由于愚蠢而著名的话么，他说：“我们要同德国人谈判！”
维·切尔诺夫公民在《人民事业报》上肯定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
这使我想起了维克多·阿德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列宁是您的儿子”。对于这句话我曾经答复他说：“如果是儿子，那显然是不合法的”。我至今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从我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些策略原理中得出的完全不合法的结论。
有一次已故的米海洛夫斯基说过，不能认为论述生存斗争的达尔文应该对“小达尔文”的行为负责，这个小达尔文根据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就跑到街上，抓住过路人的衣领。切尔诺夫公民怎样想呢，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个见解正确不正确呢？我看正确。既然它正确，那么（如果可以拿小的和大的相比），也不能要我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任何俄国“小马克思”或任何“小马克思”集团的任何荒谬的或犯罪的行为负责。
坦率地说，我以为，如果我们承认现时我国的布尔什维克不是我的儿子，而是切尔诺夫公民的堂兄弟，我们就会更加接近真理得多。
难怪几个星期以前他的机关报对于布尔什维克严重地盗窃切尔诺夫的智慧宝库的行为（主要是在土地问题上）大声喊冤。
[1] 俄文字母“Б”和“А”拼在一起就是“ба”，意指最简单的道理，如一加一等于二。——译者注
[2] 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190页。——译者注
[3] 参看恩格斯：《反社林论》，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186页——译者注
[4] 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上卷第422页注1 。——译者注
[5] 阿瓦昆( Аввакум Петрович约一六二一——一六八二年)，教长，俄国旧正教拥护者，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译者注
[6] 斯拉夫字母表中第一个字母а的古称，有“基本知识”，“最简单的道理”的意思。——译者注
[7] “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反对普选权。”参看《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419页。——译者注
[8] 指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十九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的立宪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499页注3。——译者注
[9] 指苏维埃攻权。斯莫尔尼宫是十月革命时武装起义的总部，苏维埃政权就是在这里宣布成立的。——译者注
[10] 在一九〇七年我党伦敦代表大会上，一位年轻的乌拉尔代表用稍带责备的口气对我说：“噢，普列汉诺夫同志，我们对于您放弃立宪会议思想感到多么痛心啊。”
——“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痛心——我反驳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这个思想”。
——“可是要知道，您提出了全权杜马的主张”。——对于这一点我曾经用问题答复说：“请问，你们乌拉尔工厂的工人群众是怎样看立宪会议的呢？”我的这位年轻的对话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把它看成是能够做自己所想做的一切事情的杜马”（原话就是这样。格[u]·普·）——“但是要知道，这就是全权杜马”。
——“嘿，原来您这祥理解”。我的这位年轻的同志离开的时候表现了非常惊讶的情绪。他是一个决心“为‘аз’而死”而且不能超出“аз”一步的人。
——算起来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而在这里，“立宪会议”一词就起了“аз”的作用。
显然，我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绝对没有使布尔什维克失去捍卫这种会议的决心。——著者注
[11] 参看《历史文集》，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第217页。——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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