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大”党纲（一九二七年二月）

关于“三大”党纲

（一九二七年二月）

* 这是瞿秋白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二章写的附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三次大会^[1]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2]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
　　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一，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二，另有一派同志，是现在彭述之派^[3]的祖，自认为“正统的专政派”，反对一切民权，所以党纲草案上虽然写着“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而实际上大多数同志听都不愿意听“民权”两字，他们正在“准备着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呢。关于“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更是不肯承认，所以“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煞，变成废纸；三，我自己的严重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所以党纲草案原文上虽有“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语，然而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当时谭平山^[4]同志与国民党谢英伯^[5]有“耕地农”之争，已经过去。我在争论时虽然很赞成 “耕地农有”，或广东文法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起草党纲时，我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平山同志也没有提起。这可见当时大家都在无意之中恐怕认清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会使农民的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我不过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曾经特别指明农村自治的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然而我这种“民权主义的倾向”，始终受大家的腹诽，也就无足重轻了。
　　总之，第三次大会时的党纲草案，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值一笑，很幼稚的；但是，大家应当知道（不但我起草人自己）；这党纲草案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我直到五卅之后的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6]，才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了。

注　释

^[1] 第三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2] 独秀，即陈独秀，见本书第110页注⑥。

^[3] 彭述之，见本书第329页注⑤。

^[4] 谭平山，见本书第200页注[18]。

^[5] 谢英伯（一八八二——一九三九），广东梅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6] 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局、京区、粤区、湘区和山东、湖北党组织的报告，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发表了《告农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