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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的答复

(又名《伸冤》[1]

(1933年3月7日)



  《李顿报告书》[2]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的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事实上,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3]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是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处死刑。我们中国的劳工,这样一来,就都变成了“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吗?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所以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和日本打仗,就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不过装做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后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4]。同时,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5]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而悔悟,使得远东永久和平,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它李顿爵士还要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一九三三,三,七。





[1] 本文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伸冤》,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2] 李顿(V.Lytton,l876-1947),英国贵族,“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曾派他组织调查团于一九三二年四月来我国东北“调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发表了所谓《李顿报告书》,竟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是由于中国“紊乱”、“排外”;甚至提出将东北从我国分割出去的荒谬主张。

[3] 日内瓦是当时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这里指当时的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4] “缩短阵线”,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前线部队溃退的用语。一九三三年初开始,日军大举进犯我热河省,三月攻陷省会承德。三月三日《申报》报道:“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源我军缩短阵线。”

[5] 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