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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组织者

卡尔·拉狄克

(1923年8月24日)



  红军五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此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成千上万篇纪念红军建立的文章。但是我以为,所有这些文章都把建立红军这件事过于狭窄地局限在我党发展的范围内。在建军节之际,可以而且应该来弥补这一缺点,谈一谈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作用。

  历史为党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尽管在我们的国家机器中还有许多缺点,尽管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的以往的全部历史在心理上为它从事建立新经济和新国家机器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历史甚至为我们从事外交工作做好了准备。无须赘言,世界政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同孟什维克的无休止的会议上制定出我们的一套外交技术的,而契切林同志在这场旧式的战争中学会了起草外交照会的工作。不过——啊,真奇怪!——,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学习管理。我们的国家机器还吱吱扭扭地在运转。我们这里情况比较好的是红军的工作。它的创始人,它的意志中心是以列·达·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德国军队的创始人老毛奇常常担心外文家的毛笔会损害士兵们的马刀。全世界的军事家,尽管其中有些是出类拔萃的著作家,往往把剑同笔对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可以把笔锻成剑。托洛茨基是世界社会主义优秀著作家之一,而他的著述才能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领袖,第一个组织者。革命把自己的优秀政论家的笔锻成了剑。

  为要解决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危险而使党和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任务,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给托洛茨基提供的东西并不多。如果翻阅一下战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文献,那么除了恩格斯的几篇并不出名的文章和梅林论莱辛这部卓越著作中谈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的几章以外,在社会主义世界文库中只有四部军事题材的作品:奥古斯特·倍倍尔论民警的小册子、加斯顿·莫赫上尉论民警的书、舒尔采的两卷本战争史、饶勒斯关于在法国宣传民警思想的书。除了舒尔采和饶勒斯的书还具有巨大价值以外,在恩格斯逝世后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出现的一切军事题材的著述只不过是一些浮皮潦草的作品。甚至舒尔采和饶勒斯的著作也不可能回答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舒尔采的书提供了战略形式和军事组织在几个世纪过程中发展的图式。它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战争,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饶勒斯的书颇具胆识,才华洋溢,谙熟军事组织问题,但它的主要缺点是:这位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指望把资本主义的军队变成为民族保卫的工具,使其摆脱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职能。因此,他不可能理解军国主义发展的倾向,而在战争问题上,在军队问题上将民主思想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我不了解托洛茨基同志在战前对军事理论问题作过多少研究。我想,促使他卓越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动因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在巴尔干战争时期作为记者观察这场世界大战演习时得到的。或许是在法国战争期间,当他为《基辅思想报》撰写杰出的战争述评时,深化了自己对战争机制、军队机制的理解。根据这项工作可以看出,他对军队的灵魂理解得何等出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看到的不仅是军队的外部装备——大炮、器械——,他看到的是掌握战争工具的活动,是战场上活动的队列。托洛茨基是广泛地分析了国际衰落的原因的第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国际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刻,托洛茨基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相反地,他深深相信,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胜利试图在穿着士兵大衣的无产者身上培育出一些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可以很快反过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并且不仅成为革命的基础,而且成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克伦斯基发动七月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就是他对军队的阶级结构、对军队的灵魂有着深切理解的最杰出的文献之一。托洛茨基在这次演说中预言进攻将会破产,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预言不是根据关于前线军事装备状况的情报,而是根据对部队的政治状况的分析。他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要求政府重新审查作战的目的。你们这样说就等于对军队说,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求付出闻所未闻的牺牲而所要达到的旧目的不符合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的利益。但你们没有做到重新审查目的这一点。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取代沙皇和祖国,而你们却要求军队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去投入艰难的战斗,流下自己的鲜血。没有目的是无法进行战斗的。而你们的冒险必将以失败告终。”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全部伟大的奥秘就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上。

  所有伟大的军事著作家都特别强调战争道义因素的巨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克劳塞维茨的不朽著作有一半是讲这个问题的。而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全部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托洛茨基善于把战争道义因素的意义这门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当旧的沙皇军队已经灭亡时,克伦斯基政府的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曾建议释放所有年纪较大的士兵,精减后方机构,招募年轻新兵入伍。我们刚执掌政权时,战壕里空无一人,我们当中许多人也曾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是这些人太富于幻想了。溃散的沙皇军队是不可能招募新生力量的。这两股浪潮是互相割裂、互相冲击的。旧的军队应当死亡;新的军队只能在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恐慌的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极欲争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1918年4月,在波德沃依斯基的办公室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前沙皇军官,他们在我们取得胜利后没有离开部队,为的是跟我们的同志们和一些军事代表们一起共同制定建军的计划,当时托洛茨基(我记得,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场面)好几天一直默默地倾听着他们的计划。这些人是不理解他们眼前发生的事变的。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按老方式来回答如何建立军队的问题。他们不理解军队所赖以建立的人力资源上发生的变化。托洛茨基听了所有意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立志愿军。军事家们都一言不发,他们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想法。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军事著作家之一的鲍利索夫老头子多次地向参加《军事问题》编辑部的我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证明:这种做法将是毫无结果的,军队只能建立在义务制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他不理解,志愿部队乃是打进地下的桩子,在它的四周将垒起砖墙;而只有当人民群众正视死亡的危险时,才有可能在军事的旗帜下召唤工农群众入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志愿军一定能拯救俄国,并把它看作是建立新型军队所必要的机构。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托洛茨基的组织天才和胆略,那么在他大胆地利用军事专家来建军的思想方面,他的组织天才和胆略就显得更加光辉了。每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懂得,要建立新的经济机关,我们毕竟需要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者。1918年4月,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思想。在成熟的党的人士当中,这个思想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但是,依靠旧制度的军官来建立象军队这样的强制工具、保卫共和国的工具,这个思想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同志问道:怎么可以武装刚刚被解除武装的自卫军官呢?我记得在《共产主义者》这个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在关于利用旧军官的问题上几乎发生了分裂。为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求得明确的解决,我不得不提出退出编辑部的问题。要知道,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部包括了许多最有学问的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诸如布哈林、奥新斯基、洛莫夫、沃·雅科夫列夫。而从在粉碎沙皇军队过程中,即在战争期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中出身的广大军事实践家阶层当中,不信任的情绪就更加强烈了。只有托洛茨基对我们社会力量的那种强烈信心,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军事专家那里掌握科学并且不让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革命警惕性一定能够战胜旧军官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只有这种强烈的信心才能克服我们军事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并使他们学会利用军官力量。为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就必须使领导这支军队的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不仅能够取得党的充分信任,而且能够使被迫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敌人服从他的钢铁般意志。托洛茨基同志凭借自己的毅力不仅善于使以往的军官服从自己,他还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还博得了优秀专家们的信任,并使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为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早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就目睹了托洛茨基的这种胜绩之一。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跟我们在一起的军事家们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拘谨的。他们被迫扮演专家的角色,以为他们参与的是一出为了掩饰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早就达成的交易的喜剧。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为了俄国革命的原则展开了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在会议大厅中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位俄国无产阶级的光荣代表在道义上和思想上的胜利,由于这场伟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戏剧的发展进程,军事专家们对我们的不信任情绪日益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已故的上将、旧军队的第一流军官之一阿尔特法帖尔开始不是出于担心,而是出于良心来帮助苏维埃俄国,他走到我房间里来,简短地对我说:“我到这里来是出于不得已。我曾经对你们不信任。现在我要帮助你们并尽我自己的职责,以往我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深信我这是在为祖国服务。”

  托洛茨基的最大的胜绩之一就在于,他善于使那些从敌人营垒中不得已而转到我们这里来的人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为俄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显然,在国内战线上的这一伟大胜利,对敌人的这种道义上的胜利,不仅是托洛茨基的博得大家尊敬的钢铁般毅力的结果,不仅是这位受革命意志的安排而去领导军队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政论家善于为自己得深刻的道义力量、伟大的精神声誉和军事权威的结果;为要取得这一胜利还需要我们军队的成千上万同志们的自我牺牲精神,需要我们队伍的铁的纪律,需要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始终不渝精神;为此还需要群众创造的奇迹,他们昨天从战场上逃跑,今天则在更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重新回到战场上去保卫祖国。这种群众性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全党都在为创造这些因素而工作,但是它在受党委托领导军事工作的托洛茨基身上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表现。在这里,俄国革命是通过自己的这位伟大代表的大脑、神经系统、心脏而进行的。当我们开始经受第一次武装考验——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作战——时,党及其领袖列·达·托洛茨基表明,拉萨尔早就教导的政治运动的原则完全可以运用到武装斗争,运用到以钢铁为论据的斗争中去。我们在战场上集中了自己的一切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全党都理解这种必要性。但是,这种必要性又在托洛茨基的钢铁般的机体上得到了最高表现。1920年3月,在我们打败邓尼金以后,托洛茨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为了打败白卫分子,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短短一句话说明,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意志空前地集中起来了。需要有一个成为召唤人们去斗争的精神化身的人,需要有一个完全使自己服从于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成为召唤人们战斗的警钟,成为要求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伟大的流血的必要性的意志体现者。只有象托洛茨基对士兵们那样讲话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旗手。最好地说明战略家、军事组织者同政治家的这种结合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托洛茨基在整个这项艰苦的工作中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来理解杰米扬·别德内依或者艺术家莫尔关于战争意义的话。我们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对这支农民军队的领导是由以托洛茨基及其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为代表的党来实现的,首先是以下列方式实现的:托洛茨基通过整个党的机构使得这支由于战争而疲惫的农民军队产生深刻的信念,相信它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作战。

  托洛茨基和全党一起为建立红军而工作。没有党,他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没有他,建立红军并取得胜利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说我们的党是以善于建立伟大军队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载入史册,那么俄国革命的这一光辉篇页将永远同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劳动和事业将成为准备为争取全世界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后代所爱戴和学习的对象。


译自《真理报》1923年8月24日
(谷松 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