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拉狄克

广州

κ·拉狄克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来源:《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1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85年1月版,第123页



  中国反帝革命斗争首先是反英斗争的中心,已经从上海转到了广州。无论是广州事态的发展,还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准备进攻广州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中国近代史一开始,广州就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原因在于,外国资本的侵入正是从南方开始的。广州曾处于所谓“鸦片战争”的中心;太平军的革命运动也源自广州,因为这个运动虽然主要是农民运动,但是思想动力却是从广州取得的。中国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面前的软弱无能在广州表现得最为明显,基督教牧师也是最先在广州向进步的中国人士介绍基督教,而这些中国人就把基督教义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成了一种人人平等的学说。外商进入广州在那里造就了一批商人,随之出现了第一批知识分子队伍。同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的革命运动,也是从广州和广州对面的小岛香港开始的。
  以后,上海、南京、汉口和其他中国工业中心在经济上超过了广州。广州、香港、澳门的工人总数不超过十万人,而且只有一部分是产业工人。从英国驻广州领事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广州附近有一个众所周知在1860年[注:应为1842年。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编译者注]就被英国占为殖民地的香港,而且它已经成为广东省工业的中心,所以广州只有几家水泥厂、一个电站、几座大型磨粉厂、十七家火柴厂、三十家碾米厂、数十家丝厂和造纸厂。广州的大部分居民是手工业者和商人。
  那么,又为什么恰恰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而广州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前哨呢?
  华侨商人和广州商人是孙中山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中的社会基础。孙中山于1911年革命胜利后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力图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自由派商界人士支持孙中山。当孙中山被袁世凯驱走,而袁世凯在英国和日本资本主义援助下摧毁了中国革命的成果时,孙中山的声誉在广州居民中并没有消失。正是依赖这种声望,孙中山得以在1920年在广州取得了政权。
  孙中山政府在这个时期还完全不是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虽然孙中山在美国知道了社会主义,并表示同情,但还不能建立任何工人组织,同农民没有丝毫联系,因此,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革纲领只能是纸上谈兵。他的实际兵力是由陈炯明率领的雇佣军。正因为如此,当孙中山同陈炯明之间就同吴佩孚作战的方法问题发生争论时,陈炯明轻而易举地就赶走了孙中山。支持孙中山的将领和追随他的官僚们本来就把孙中山只看作是一块响亮的招牌。实际上这班官僚对于孙中山的纲领毫无兴趣。当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民族革命纲领考虑进行北伐时,陈炯明以及其他军官和官僚们所关心的只是不要丟掉在广州得到的肥缺。直到1923年孙中山再次取得广州,才开始了广州政府发展的第二阶段:着手在广州工人和贫民中寻找社会基础。有两个主要因素对于这个转变起了作用。第一,1922年发生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星朋,得到广州居民的全力支持。广州居民懂得,中国海员反对外国船主首先是英国船主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争取从外国帝国主义桎梏下获得民族解放。这次罢工之后,离广州不远、被葡萄牙侵占的澳门岛上的中国居民也开展了斗争。这一切使广州的人民群众动员了起来。孙中山必然看到了以在外国资本家和中国顾客之间充当经纪人为生的中国商界态度的变化。这些商人既怕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又害怕遭到中国工人的抵制。他们开始离开孙中山,这样一来,工人和贫民的渐趋活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土壤,而商人的向右转也迫使孙中山在底层人民中寻找支持。除了内部发展的这些事件之外,俄国革命的影响也在同时起着作用:原先孙中山只从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获得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模糊概念,现在他同俄国共产党员以及到过俄国的中国工人有了直接的接触,不仅知道了俄国革命的目的,而且得悉俄国革命的方法。那些同上海及香港的英国银行有勾结的富商,鉴于孙中山已确定新的方针,便阴谋推翻孙中山。商团就是为了筹划推翻孙中山而建立的,以致孙中山不得不使用国民党在广州郊外新建立的黄埔军校的兵力同反革命军队开战。在这次作战中,孙中山得到当地无产阶级的全力支持。从这时侯开始,孙中山着手组织工人群众,并试图扩大到广州以外的地区,因为在这之前,孙中山同广州以外的农民联系很少。这样,陈炯明在1923年被赶出广州以后得以组织起农民游击队反对向农民征收赋税的市区。一句话,上述情况使陈炯明扮演了农民“头领”的角色。现在,这支孙中山新组建的、不仅由国民党人指挥而且用国民党的政策精神进行教育的部队,开始向农村开进,同农民建立联系,组织农民,从而奠定了对陈炯明胜利作战的基础。在广州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已经有农民代表参加。清洗广州政府的官僚机关,关怀贫民的利益,规定新的赋税政策——所有这一切使广州政府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
  这使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分裂。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脱离了国民党中主张国民革命的人士。左派分子在工人、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寻求支持,右派则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寻求支持。当国民党左派宣传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时,右派则渴望与之勾结。不过显而易见,这种分化不是迅即发生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某些国民党人只是在斗争过程中才明确向右转或向左转的态度,还有部分国民党右派则有意识地留在政府中,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激烈关头,左派国民党人不得不逮捕部分部长,为什么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人准备暗杀国民党左翼的领袖。


  广州政府为什么成为英国帝国主义一再攻击的目标,这从广州成为中国各种最革命党派的中心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解释。不仅如此,广州还成了太平洋所有岛屿上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太平洋地区海员代表会议,有中国、菲律宾、夏威夷群岛、荷属各殖民地和英属各殖民地的代表参加。此外,广州对于香港的战略地位使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广州政府的存在是一个危险。还在就华盛顿会议问题进行辩论时,许多战略问题专家就指出,香港这个英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堡垒有可能从大陆上加以夺占。香港又是英国同华南进行贸易的中心。如果不能从香港通过广州把货物自由运往中国内地,香港在经济上就会失去价值。据上海出版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报道,广州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使广州不再依赖香港。它准备在黄埔建造能停泊大船的港口,并为此引进美国资本。它还计划从广州修建通往汕头的铁路,以便绕过香港。广州政府已经向德国订购一座大型电台,使自己同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讯联系能摆脱香港当局的控制。一发现这种前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香港英国资本家就开始了反对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行动。著名的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从中国回国不久,就在1924年9月19日的《新领袖》杂志上发表《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文,对于英国资本家的行动写了以下一段话:“中国的督军只不过是一些利欲薰心的匪徒。中国各类政府中唯一的例外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些最杰出的汉学权威人士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香港的英国人对孙中山表现了疯狂的仇恨,一方面大肆进行宣传,一方面策划暴乱。至于香港官方人士的情绪,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最好的说明:一名在香港任职的英国海军军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的妻子反对香港存在的奴隶制度。我们同孙中山的冲突是从如何对待所谓卡塞尔条约开始的。同原先的广州政府签订的这项条约使英国人垄断了广东全省的铁路和矿场。当孙中山取得政权时,条约尚有待批准。但是他拒绝批准这项条约,于是从这时起我们就把孙中山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关于后来英国资本家试图利用商团武装推翻孙中山的阴谋活动,伯特兰·罗素写道:“在英国人眼中,孙中山的主要罪行是他竟想把中国独立主权的剩余部分抓住不放。汇丰银行正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英国人民应当考虑中国事务。汇丰银行想把尽可能多的铁路和矿场掌握在自已手中。但孙中山受到中国所有爱国人士的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把他的事业进行到底,中国有可能抵挡住外国人的进攻。过去这种进攻主要依靠武器,现在则利用行贿收买的办法。要使这些办法奏效,必须把孙中山这样一类正直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排除掉。”
  英国资本家后来确信用收买和腐蚀的办法无法除掉广州政府,就要求本国政府对广州政府使用武力。他们期望广州政府只代表中国社会人士中最左的一翼,因而用武力消灭广州政府不会受到其他中国人士的抵抗。在此之前,日本和美国对于英国想把它们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活动一事进行了抵制。英国人又企图通过大肆渲染广州政府实行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广州军队受俄国人指挥等手法来缓和日本、美国的抵制。为了有利于发动进攻,英国资本家散布消息说,广州政府禁止英国和日本舰船开往广州,这就意味着撕毁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规定英国船只有沿岸航行自由的旧条约。正如中国通讯社所指出的那样,这则消息纯系捏造。但是,围绕着这条挑衅性的报道,英国报刊掀起了一场诽谤的狂热,我们似乎已经面临英国帝国主义对广州的军事进攻了。路透社的这次挑唆行动所以能够得逞,只不过是因为同广州的电讯联系要通过香港,英国人有意把中国电讯压了好几天。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英国政府未必还敢采取这一步骤。看来,英国政府还会遇到其他大国的反对。据东京电讯,《日本时报》就驳斥了英国报刊散布的关于广州政府禁止英国和日本舰船开往广州的消息,并且非常明确地宣称:“如果英国期望在对中国的新政策方面得到日本和美国的支持,那它必将失望……使用武力,就意味着使全中国都翻腾起来。这对全面和平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欢迎《日本时报》的声明,并完全同意这家报纸对英国帝国主义卑劣挑唆行为后果的估计。中国的革命者也一定不会上英国人的圈套,并将记住:作为运动的左翼,至少应当带动这个运动的中间分子,以便能采用更有力的形式对英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

(乌传衮 译)